第6章 颜伯焘言行不一

清朝，广东连平的颜伯焘颜氏家族在当地名气很大。因为有清一朝，一个家族祖孙三代都曾官居督抚者，整个广东也仅有颜氏一家。

颜家的“祖孙三代皆督抚”，指的是：

颜伯焘的祖父颜希深在乾隆朝先后担任湖南巡抚、贵州巡抚和云南巡抚；

颜伯焘的父亲颜检曾在嘉庆年间担任直隶总督、漕运总督；

至于颜伯焘本人，则在道光年间担任过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及闽浙总督。

据载，颜伯焘祖孙三代官声甚好。据其祖传的官箴名言，曰：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这三十六字箴言，对仗工整，一字一金，句句在理。据说，颜家祖孙三代去外地做官都要把这三十六字拓本带在身边，时刻警觉。

颜伯焘是颜家第三代，其在科考上一帆风顺，22岁即中进士，并进入翰林院深造，加上其祖、父辈的庇荫，前途可谓十分远大。

道光二年（1822），年仅30岁的颜伯焘外放为陕西延榆绥道。之后，他一路升迁，并先后历任陕西督粮道、陕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直隶布政使、陕西巡抚。

道光十七年（1837），颜伯焘调任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道光二十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颜伯焘升为闽浙总督。

《清史稿·颜伯焘传》中记载：“伯焘累世膺（受）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大意是说颜伯焘家数代为官，娴于吏治，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好名声。

那么，如果正史的记载是准确、客观、公正的，是不是就可以说颜家祖传的官箴名言起了作用呢？这个却不好说。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颜伯焘因战事失利而被革职，其由福建回广东原籍时，一路上前呼后拥，排场甚大。

时任福建汀漳龙道道台的张集馨在其笔记《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写道：

颜伯焘路过漳州时，“二月梢（1842年4月末）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

“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帅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是以酒席数多。”

“余至书院谒见（颜伯焘），则称夫人乳患，断不能行……蒋令（龙溪知县蒋某）密求余曰：‘帅无走意，县中供应实不能支，必求设法促之起行，方使县中息肩。’”

“余问蒋令曰：‘自初一至初十日，无日不过行李，安得许多辎重？’”

“蒋令曰：‘帅仆及营弁，包揽客商银标及各样货物，得资运送，皆借驿站夫马，既无运费，亦无盗劫，商贾何乐不为，不过驿站受累耳！如此滋扰，帅并不知。’”

事后，省内奉文裁汰乡勇，龙溪县所谓有勇一千二百名者，其实并无其事。张集馨即督饬府县裁撤。

漳州赵知府接文后，即率龙溪县令赴道署面恳稍缓数日。张集馨问何故？赵曰：“前帅过境，蒋令实用去一万余金，非籍此勇粮不能弥补。”

对于此事，张集馨当然心知肚明，其大发感叹道：“国家粮饷，乃如是之滥费耶！后余去官，不知裁撤与否？”

一名被革职返乡的官员，居然如此浩浩荡荡，一路上滋扰地方，滥费公帑，仅漳州一地就用去了一万多两银子。试问漳州如此，其所经的其他州县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根据张集馨的记述，跟随颜伯焘的兵役随从人等数以千计。这显然不是为颜伯焘一家运送行李的。因为颜伯焘行李再多，也不可能要如此多的人，更不至于陆陆续续地走了十天吧？

如蒋县令所言，颜伯焘的仆人及营弁利用其回乡便利包揽客商银标及各样货物，而其运送“皆借驿站夫马”，“既无运费，亦无盗劫”，但最终的结果不过是地方及驿站买单罢了！

尽管蒋县令说“如此滋扰，帅并不知”，但做过多年地方官的颜伯焘会真的不知吗？他又从中包揽并得了多少好处呢？

这些假公济私，多出来的成本，最终还不是老百姓买单吗？

如张集馨所言，地方上不敢得罪颜伯焘（谁又知道他何时会起复？），也只能动用所谓“勇饷”去填补这个缺口。而这笔钱，其实是挪用防夷的海防经费。

如此之作为，又何来的祖训箴言，何来的“公廉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