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传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按：申公为荀卿再传弟子，高祖至鲁，已能从师而见。辕固生至景帝时罢归，年九十余，当秦时，年已二十余矣。韩生为文帝博士，必为当时耆儒。三家盖皆读秦焚前书者。齐、鲁诸儒生千百，而三家所传，其归一也，其为孔子之传确矣。三家之外，史公无一字。此为孔子《诗》学存案，而后有舍三家而言《诗》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兒宽。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兒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及时时间行佣赁，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补廷尉史。是时，张汤方乡学，以为奏谳掾，以古法议决疑大狱，而爱幸宽。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于文，口不能发明也。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兒宽为掾，荐之天子。天子见问，说之。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
按：伏生当孝文时，年九十余，计当焚书时，年已六七十矣。从始皇三十四年焚书之时上推，鲁灭于楚，当庄襄王元年，仅三十七年，正值春申君为相之时。荀卿自齐归春申君，伏生当其时已二三十岁矣，上距孟子亦不过数十年。齐、鲁诸儒生千百，而治《尚书》者唯伏生为首，藏书之禁仅数年，藏书之刑仅城旦，不能害也。然则伏生之《书》为孔子之正传确矣。此为孔子《书》学存案。而后有舍伏生而言《书》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常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按：《礼》以高堂生为最本，而高堂生传《礼》凡十七篇。《孔子世家》所言诸儒习《乡饮》《大射》在其中，《王制》所言冠、昏、丧、祭、乡、相见在其中，《礼运》《昏义》所言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在其中。孔子传十余世不绝，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其为孔子之传确矣。此为孔子《礼》学存案。而后有舍高堂生之《礼》而言《礼》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易》不经焚，为完书，上自商瞿为嫡派，下至田何、杨何。太史迁为杨何再传弟子，其为孔子之传尤确矣。此为孔子《易》学存案。而后有舍田何、杨何而言《易》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春秋》但有公、穀二家。胡毋生，孝景时为博士，且以老归矣，其传《春秋》必在秦前。上述《春秋》云“学者多录焉”，则齐、鲁诸生传《春秋》之盛可知。其为孔子之传确矣。此为孔子《春秋》学存案。而后有舍《公》《穀》，而言《春秋》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或疑诸经古文不列学官，以《儒林传》从功令、依博士叙之，其不列学官者，自不能及。释之曰：若古文为真，《古文逸书》亦不列学官，而《儒林传》已言之。同为不列学官，于《古文逸书》则详之，于《毛诗》《逸礼》《周官》《左传》则略之，岂情理乎？此可一言断也。
按：史迁述“六艺”之序，曰：《诗》《书》《礼》《乐》《易》《春秋》。凡西汉以前之说皆然。《论语》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王制》：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经解》：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庄子·天运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徐无鬼篇》：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板》《六弢》。《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列子·仲尼篇》：曩吾修《诗》《书》，正《礼》《乐》。又曰：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荀子·儒效篇》：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商君书·农战篇》:《诗》《书》《礼》《乐》。《春秋繁露·玉杯篇》:《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诸所言“六艺”之序如是，皆以《诗》《书》为称首，无以《易》为先者，更无以《书》先《诗》者。《王制》：冬、夏教以《诗》《书》。《秦本纪》：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举《诗》《书》者至繁，诚不胜数，聊举数条例之，从无异说。此为孔门“六经”之序存案，可为铁证。其有舍史迁《儒林传》，而颠倒其序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又按：《史记·外戚世家》:《易》基《乾》《坤》, 《诗》始《关雎》, 《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自序》：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又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又曰：伏牺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法。史公于此数条，皆有颠倒，此则行文无定之笔，于传经体式次叙无关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