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街头巷尾的社会生活
这是一个极好的假说。我一直很好奇，两个人在人流中邂逅时，他们会在离开人流多远的地方，开始他们的谈话？那时，我的假说是，他们会沿着建筑物的墙根，找到一处没有什么人或具有某种缓冲功能的地方驻足，然后开始他们的交谈。我过去认为，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
后来，我们在纽约的若干条大街的拐角处安装了延时摄影机，观察了两个星期。我们在这些拐角处的照片上标记出每一个谈话的地点和谈话的时间长度，并剔除掉那些等待红绿灯过街的人，以及不超过1分钟的那些谈话。
结果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我们惊讶地发现，驻足交谈的人并没有离开主行人流；而且，如果他们不在主行人流里的话，他们也会挪进主行人流里。大量的谈话都发生在人流中间，借用一句房地产术语，人流中间恰恰是货真价实的商业要地。在随后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边走边谈的人同样被推进了主行人流里，边走边谈会持续一段路程，但两人一起不会走得太远。如果绘制他们行走的轨迹，我们会发现，谈话的两个人始终没有离开货真价实的商业要地，换句话说，谈话的两个人始终没有离开人流中间。
其他国家的观察者也注意到了这种自拥挤的倾向。盖尔研究了哥本哈根的行人，他绘制的图形几乎与我们的观察一致。乔韦克对澳大利亚的购物中心展开了研究，其结果也与我们的观察相似。乔韦克指出：“与我们的‘常识’相反，我们发现大部分人选择非常靠近这个购物广场人流的地方或能够换乘到这个广场的线路作为他们展开社会交往的场所。相对而言，很少的人会避开人流去聚会。”
我始终都不懂，为什么人的行为是这样的。可以理解的是，交谈应该起始于主行人流。在人最多的地方，人们相会的可能性或告别的可能性都是最大的。不太好解释的是，边走边谈的人为什么倾向于留在人流里，那样做既妨碍交通，也被人流挤来挤去的。留在人流里边走边谈似乎并非惯性而是人们的选择，也许是他们潜意识的选择，不过，这种直觉并不意味着就是不合理的。在人群中，我们有了最大的选择，我们可以终止谈话，转换话题，继续谈话。留在人流里边走边谈很像身处鸡尾酒会，鸡尾酒会本身提供的就是一种移动谈话形式，人们会越来越密集地簇拥在一起，最后有可能以所有人都挤到同一个角落里而告终。留在人流里边走边谈是一种遭到普遍谴责的行为，然而，留在人流里边走边谈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行为。
简单讲，最吸引人的还是人。我之所以重提这个观点是因为，许多设计出来的城市空间似乎把这个相反的判断当成了事实，他们认为人们最喜欢的地方实际却是他们避而远之的。人们常常这样谈论，所以，他们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可能会造成误导。有几个人会说他愿意呆在人群里呢？相反，他们会说，他会躲开人群，他们使用诸如“沙漠绿洲”“僻静的角落”“逃避”之类的术语。我很高兴，事实证明我的假说是不正确的。它迫使我去观察人们究竟在做什么。
观察人的行为的最好场所莫过于街头巷尾了。作为一个一般规则，纯粹闲聊式的交谈出现最多的地方常常是在最繁忙的交叉路口。纽约第五大道和第五十街的交会处可谓一个纯粹闲聊式的交谈的位置。百货公司入口处和大街拐角处也是人流最集中的地方。最大数目的谈话发生在百货公司入口处和大街拐角处，实际上，这两个地方的空间都是相对狭小的。几天之内，我们标记了133个谈话，57%的谈话集中在人流最多的地方。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重大差异，男人的谈话时间一般比女人的谈话时间长：50%的男性人群谈话5分钟或超过5分钟，而45%的女性人群谈话5分钟或超过5分钟。
列克星敦大道第五十七街和第五十八街之间那一段也是最拥挤的地方。招牌、植物花卉、街头小摊等，把原本就只有12.5英尺宽的人行道变得更加狭窄了，让人行道的有效宽度仅剩5英尺—6英尺。中午时分，行人只能排队通过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谈，很可能会进一步堵塞人行道。
令人惊讶的是，行人容忍了这类塞路的交谈者。我们做了一个实验，两个研究者在这个路段中间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谈话。一位研究者这样写道：“为了避免干扰我们的交谈，几乎所有的行人都得靠展示货架那边走，或从停在马路牙子旁边的小汽车那边绕着走。有一位妇女故意挤了我一下。有些人嘴里虽然嘟囔着，不过还是侧身过去了。其他人即使心里在抱怨，表面上并没有流露出来。当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时，他们如此彬彬有礼，当他们不得不打断我们的谈话时，他们还会喃喃地道歉。”
观察等人的行人很有意思，尤其是那些等了近1小时的人更有意思。但是，最有趣的当属碰到了不期而遇的人。邂逅是一种发生率很高的事情，所以，在我开始观察人们在街巷里的行为时，邂逅很快就引起了我的关注。但你仔细思考下会发现邂逅其实根本就不是纯粹偶然的。在1小时的时间里，有3000人会通过一个场所，所以，在那个场所遇到个把你能想出来的朋友、熟人或熟悉的面孔不足为怪，它出现的精算概率的确存在，当然不是完全确定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变化因素，这个概率可能还要高。
大约在下午1点钟左右，用完午餐的人群开始折返，那些青年人和中年人看上去像管理人员。我们可以看到少数上了年纪的人。上了年纪的人衣着得体，走起路来慢条斯理。
就我们跟踪的街头交谈看，大约30%交谈者是不期而遇的。有些人只是寒暄几句，点点头，挥挥手，没有把寒暄发展成为谈话，有些人则有些犹豫不定，不能确定自己是寒暄一下匆匆走过呢，还是停下来展开一次交谈。但是，许多人的确把寒暄变成了3分钟以上的谈话。如果这些人中的一个是与一群人在一起的话，邂逅者有时会卷入一圈的介绍和握手之中。
很难判定邂逅的价值。一对老朋友会如所约定的那样，在午餐时会面吗？商业八卦可以变成真的吗？也许。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我们正是在十字路口才有了最大的邂逅机会。大公司从城市中心迁了出去，它们损失的其实就是邂逅的机会。
大部分告别都很简单：“回见”“保重”，挥挥手，就算告别了。但是，当告别没有成功时，人们以后究竟会再说几次“回见”，就不好说了。一些人站在办公室门口，一直都保持着要走的姿态，实际上却一直都没有离开门槛，告别不成的情况与此相似。如果一个人说声“回见”不过是走过场，而不真正地采取告别行动的话，这个人实际上等于建立了一种契机，这个契机可以导致他用更有力的语气说“再见”，直至最后他以坚定的态度说“回见”为止。看看那些说了三四次“回见”的情景，而且努力把真正的告别与装模作样的“回见”区别开来，那一定很神奇。别想用看手表的姿态结束一次谈话。
看手表只是告别的前兆。我有一段很好的录像，记录了两个人在告别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情景，地点是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门前。他们反复说“再见”和看手表，可是怎么也没能让他们分开，最后是因为第三人掺和进来，才打破了这个僵局。
最有意思的是观察公司老总午餐后的告别。有时的确存在走还是不走的犹豫不决的情景，仿佛本来设想在午餐时讨论的正事还没有讨论似的。最后，有一个人把这个正事提了出来。交易？合同？对，当然是交易、合同之类的正事。老总们怎么会把这种正事抛在他们的脑后呢？他们现在开始进行他们的正事，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手和脚的动作彼此呼应。这是一种标识，人们进入了互助状态，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
最值得注意的社会习俗之一就是神侃。在第七大道上的纽约服装区，我们会看到成群结队的人面朝里地站在马路牙子上。那一段人行道上人太多了，如果我们真想走过去，我们必须推推搡搡，或绕到马路上，才过得去。有时，因为神侃的人太多，机动车辆行驶到那里时，也不得不把速度降至最低。
“神侃”没有确切定义。不过，它的基本涵义无非是“什么也没说”，无聊闲扯、政治观念、体育话题，无所不及，可是，就是不谈正事。当然，这种人群一般会按照职业划分，例如，买卖人一般会与其他买卖人神侃。服装设计师乐于与服装设计师神侃。一些神侃的人是退休的人，他们喜欢中午来到人头攒动的地方与人保持接触，避免孤独。服装区几乎所有神侃的人都是男人。
纽约服装区的建筑环境很糟糕。没有树，市容不整，满是噪声和烟尘，机动车行驶状况很差，甚至自行车手也试图在那里得到一席之地。当我们询问那些“侃爷”是否乐于往北走找一个广场和开放空间神侃时，他们会盯着我们，仿佛我们是疯子。其他地方？人们并不在那里工作。极其简单。第七大道的这个地方是人们聚集的中心。
最确定的一点是，我们找不到几个地方会如此清晰地证明，中心位置和口头交流词汇之间的关系。神侃群体不是静态的，它在不断变动中。有些人的神侃可能延续10分钟，然后散开，新的群体取代他们。其他群体会不断更新他们自己，旧人走了，新人来了，这些群体会把新人融合进来。那里有一些闲逛的人，常常是年资较深的人，我们可以通过周围人对他们的尊重来确定这点。他们在那个地方工作，喊住朋友，瞎聊几句，大概了解当时那里的人们在谈什么，然后瞎扯几句。我们当时跟踪过一个人，他与8个不同的小组交谈。他与他们搭讪，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他们带着兴趣听他说什么。无论他说的是什么，他与人交流的内容几乎是几何增长的。——而且也并不是“什么也没说”。
另外一个神侃的地方是纽约的钻石区，第四十七街在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间那一街段。那里的主角是哈西德派犹太人。那里的神侃基本上都是在侃生意经，那条街上有许多重要商务机构。当然，那里也有很多社交神侃，冬季的几个月里，那里的神侃也不间断。
这里的确有民族因素需要考虑。我们发现了植根于正统派犹太教文化中的丰富的手势语汇。埃弗龙（David Efron）把纽约东部犹太人与南部意大利人进行了比较。埃弗龙发现，意大利人的手势具有非常具体的意义，而且，这些手势已经流传了很多代人。埃弗龙阅读了有关手势的古书（如约里奥1832年写的《那不勒斯人的手势》），他发现，手势与100年以前相同，实际上，那不勒斯人的手势沿袭了古罗马和古希腊人的手势。现在，手势被描绘成具有特定意义的东西，一个人可以用它们讲故事，其他人可以遵循和理解。
然而，欧洲犹太人并非这样。埃弗龙把欧洲犹太人的手势与他们正在说的内容进行了比较，他发现，欧洲犹太人的手势强调和凸显了他们正在说的内容，但是，手势本身并没有象征意义。埃弗龙写道：“做一个类比，犹太人很少把他的手臂当成一支铅笔来描绘他所说的事情，但是，犹太人使用他的手臂作为一个指针，把一个命题与另一个命题联系起来，或者追踪一个逻辑的线索；要不然，把他的手臂作为一个指挥棒，拍打出他的内心活动的节奏来。”犹太人惯于论证和演绎推理，埃弗龙发现，用手势强调自己说的内容尤其是犹太人的一个典型特征。
这一点在第四十七街很容易看到。如果你观察正在谈话中的两个人，你不会知道他们正在说什么，但是，你会非常清楚他们的交谈到了哪一阶段了。这是有理智的、无偏见的人对逻辑的运用。手势有时显示出对另一方论证之弱的挫败感，当然，这种交流一般以一种明显友好的氛围结束，或者说，至少解决了。
无论是上曼哈顿，还是下曼哈顿，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神侃现象，基本模式相似，但是，其他地方的神侃的密集程度都不及服装区。银行和大公司都有许多办公人员，所以，一般会有许多神侃的人。这些地方提供室内餐饮、休闲娱乐设施、电视厅、爱好俱乐部等诸如此类的空间。但是，神侃的人依旧要到外边去。他们到了外边，也并不会神侃多少；他们一般会站成一排。这是看人流来往最实用的办法。神侃的人会时不时与路人交流，有时当然也就是瞅瞅而已，环绕着一种和睦寂静的氛围。
神侃的人在挑地方上相当一致。他们显示出他们喜好界限分明的地方，例如，马路牙子上或路边。他们总是想要找个柱子，希望背后有什么东西，这是他们的本能。他们很少会待在大型空间的中间部位上。
神侃的人在神侃一个主题的时间长短上也是相当一致，或相当简短，或相当长——15分钟甚至更长。有些群体，如第七大道的那些群体，具有半永久性，而许多群体也就是存在于整个午餐时间而已。留下来的人主导那个群体。如果把1个小时里每个神侃的人所占用的时间累积起来的话，我们会发现，绝大部分神侃时间是由长期的神侃的人占用的。
最一般的街头交谈形式是配角和主角的形式。在一个时间段里，一个人主导，其他人通过安静聆听的方式配合。然后，会有一个变更，旁观者可以感觉到变更的时间到了，主讲人变成了听讲人。
有时，人们会违反潜规则，超出他们的时间，不停地讲，不停地打手势。反过来，这个配角可能在轮到主角的时候没有暂停，而是提前越过主角的时段。当这类调节失败时，他们的举止就会出现对称缺失。我在第五十七街录制了一段很长的冲突版的谈话。一个抽着雪茄烟的人不断延长他的时段。听者的手势开始有所反映。于是，这个抽着雪茄烟的人开始东张西望，仿佛可以得到帮助似的，同时他拉扯自己的衣领。他晃动晃动自己的脚跟，然后，他戛然而止。他准备转身离开。另一个人还在讲话，那个讲话的人抓住了他的衣袖，最后还是放开了他。
街头演说家们展示了升级版的合作性对抗。大约下午1点，他们在百老汇街和华尔街集合。他们大部分都是常规的街头演说家；有些是亨利·乔治的单一税论者，有些在国际事务方面见长，许多人集中在宗教上，尤其是解释《圣经》。他们的诉求会是十分对立的，这就是为什么街头演说家都在反对和被反对。有些人组织好了他们的论辩以应对诘问，如果他们不做准备，会被打败的。
他们相遇的典型形式是用言语攻击和反击。一个人用手势强调每一个观点，向他的对手进攻，他的对手随之撤退。在他的戏剧性的手势高潮过后，他停了下来，他的手也放松下来。还有什么可能要说的呢？另一个人竖起他的手指。这话怎么能与《创世记》达成一致呢？他向第一个人发起进攻，第一个人随之撤退。现在整个过程逆转过来。另外一些街头演说家们可能怂恿他们。一个脸上长着络腮胡子，而且还头戴一顶不相称的花格鸭舌帽，被认为是逻辑学家的人，可能结束这次较量。两个人都丢了分。
街头演说家来来回回地走动，伴随着他们的演讲。暂停是关键因素。伦敦大学学院的戈德曼-艾斯勒教授发现，在即兴演讲中，40%—50%的时间是无声的，语速几乎是与暂停的频率相关的。暂停有意义：频繁的暂停表示新思想，没有几个暂停表示平铺直叙。当两个人正在谈话时，他们有配合彼此暂停节奏的倾向。
贾菲（Joseph Jaffe）和费尔德斯坦（Stanley Feldstein）在他们的著作《对话节奏》一书中提出了相同的现象。讲话者倾向于配合彼此暂停的时间间隔，而且在相同的时间间隔里发表演讲。佐治亚州立大学的小达布斯（James M.Dabbs Jr.）在研究交谈问题时提出，每一个“转折”都包含着许多暂停。这些暂停是连续变化的，而不是为了休止。包含一个转折的暂停是一个“开关”，而且是给另一个人的明显信号——他可以接过话茬了。区分不同的暂停是艺术，如果一个人在一个连续暂停上逗留超过半秒钟或者更长，另一个人可能会打破这个沉默，继续这场交谈。
手势强化演讲和暂停。一个人可能用暂停来产生效果，用“啊”或者“嗯”之类的声音发出信号，他打算继续说下去。他可能做个手势来传达相同的信息。手势特别重要，如果一个讲话人不是拿演讲当游戏的话，例如，跳过暂停或延长谈话时间。在这种时候，手势很容易触碰手势，例如，把一只手放到另一个人的衣袖上，仿佛在说：“我还没讲完呢。”
大部分接触性手势都是友善的；比较一般的手势之一就是把手搭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但是，在谈话中这样做的目的常常是为了实施一种控制。这样做的那个人是主角，在一个特定时刻，至少他试图成为这次谈话的主角。当正在讲话的那个人伸出手，接触另一个人的手臂时，他等于在说：现在不要开始讲，我还没有讲完呢。一个更赤裸裸的强制是按住另一个人的胳膊，让他不要开口。
谁肢体接触谁呢？男人想当然地认为，女人的肢体接触比男人多。我过去也认为是这样，我还有相当好的例证，我录了一段录像，一个妇女在大街上拽每一个人的大衣，这是另一种接触的习惯。但是，我们的一个女研究人员提出了与我不一致的看法，她认为，这样想是典型的男人思维，我们可能需要全面观察。她的确是对的。在随后的街头调查中，我们发现，男人比女人更多地用肢体接触他人。最常见的还是男人用肢体接触男人。
另一项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心理学家亨利（Nancy Henley）发现，肢体接触与权力和身份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在一次随机观察中，男人做出来的肢体接触最多；男人用肢体接触女人比女人用肢体接触男人要更频繁一些，老人用肢体接触年轻人比年轻人用肢体接触老人要频繁得多。我们的那位女研究人员对喜剧和电视剧中的肢体接触做过分析，结果显示男人在肢体接触上多于女人。如同在生活中一样，在虚构的故事里也是上位者发起肢体接触。
显而易见，手势帮助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交流。但是，手势还有第二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可能更重要。当一个人正在对另一个人说某件事情，他可能用手势强调他的观点。然而，第二个人会盯着说话人的脸，而不是说话人的手。所以，说话人的手势更多地是对说话人自己的，其次才是对另一个人。
另一方并没有看见一些最有意思的手势。正在做手势的那个人常常用放在他自己背后的双手做手势，而那些手势本来所针对的对象却根本看不到。当我们尾随两个边走边谈的人，我们会看到，其中一个人的一双手常常会勾在一起背在后头，可以看到手指在动弹，有时与那个人展示给对方的平和的外表并不一致。（出于职业习惯，我观察过许多这样藏着的手势；在录制街头边走边谈情景时，我发现在他们背后录制比在他们前面录制更容易一些，背后录制的结果，我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到这些背后的手势。）
无论手势和动作的功能是什么，街头巷尾总是一个适合用手势和动作来表达思想的地方。手势和动作一般在街头巷尾比在室内空间里更直截了当一些。我们可能在建筑物的大厅里看到人们环绕起来交谈的情景，但是，走出建筑，在大街上，这些交谈会覆盖更大的空间。街头巷尾真有更大的空间吗？事实并非如此；恰恰是在街头巷尾最拥挤的地方，那里的邂逅发生率最高。
街头巷尾是一个舞台，观众正在观看表演者的手势和动作。例如，“女孩观察家们”真的在瞧女孩们吗？他们是在装疯，不过是拿瞧女孩子作秀罢了。建筑工人一马当先，他们背靠建筑物，坐在马路边。他们的感情十分外露，他们吹口哨，直接与“女孩们”打招呼。如果“女孩观察家们”中有几个年长男士，其他人可能会戏弄那些男士，好像那些男士不在竞争之列。“女孩观察家们”是很无情的：当一个流浪妇女经过那里，他们会呵斥她。“女孩观察家们”中的白领人士或站或坐在路边上，他们要沉默些。“女孩观察家们”打趣取乐很在行，其中不无讥笑的成分。他们针对路过那里的人交换看法，他们窃笑，他们傻笑。但是，这种游戏是大男子主义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女孩观察家”直接冲向任何一个女孩。正如我们的录像所记录下来的那样，当一个真正漂亮的女人从他们面前走过时，他们会觉得自惭形秽，耳垂情不自禁地抽动，不由自主地摸摸脑袋，这些举动恰恰泄露了他们内心世界里那个天机。
有魅力的妇女会吓着这些“女孩观察家们”。佐治亚州立大学的小达布斯和斯托克斯（Neil Stokes）记录了经过的路人，研究陌生人会相互给出多大空间让对方通过。他们有不少发现，其中之一是，单个行人让给正在走过来的一对人的道路比让给单个人的道路空间更宽，
让给正在走过来的男人的道路比让给女人的道路空间更宽。但是，最有趣的莫过于美的影响。人们会比较靠近一个有魅力的妇女，还是一个平常的妇女呢？对了，假定同一个妇女来扮演二者。一次，她身穿紧身衣，浓妆；下一次，她穿着邋遢，素颜。当她有吸引力时，行人对她避而远之。无论行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此并无差别。反之，当她毫不起眼时，行人明显靠近她，在若干个场合，男行人抢先几步超过了她。而当她浓妆艳抹衣着时尚时，没有任何人超过她。小达布斯和斯托克斯认为，这种行为可以用社会权力理论来理解，那些社会等级高的人会获得尊敬。
街头巷尾还有许多其他的表演者。街头有“三个快乐的家伙”，以致我们几乎认为它们是街头娱乐者的安排。另一个例子是，在交通最为繁忙的街头，相爱的人热烈地相拥在一起，如入无人之境。可是，他们是真没有觉察街头的繁忙吗？我不信。他们展示的爱情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这是一种炫耀。他们对这种炫耀情有独钟。
我住在纽约，所以，我的大部分初步研究是在纽约做的。一些人为此责难我，他们认为，纽约这个城市太特殊、太扭曲、太不正常了。他们的这种看法并不全错。纽约的确是一个很夸张的城市。但是，这并非一定就减少了它能提供给我们有用信息的可能。在其他地方看上去比较忸怩的行为，在纽约则成了大胆的行为。
我们当时的假设是，无论在纽约还是在其他城市，人的行为大同小异。以后的比较研究证明了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关键变量是城市规模。正如我会更详细地讨论的那样，在比较小的城市里，人口密度一般比较低，行人的步伐相对缓慢，交通繁忙地区的社会活动相对少一些。但是，城市是有基本规律可循的。人并非完全不同。大规模人流、人群密集、各类活动混合在一起，假定这些是一个市中心的基本因素，那么，一个城市的人的反应与另一个城市的人的反应是相呼应的。
观察一个地方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找出什么是常规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若干小范围中弄清什么是常规的，这些小范围之一就是列克星敦大道未加整修的那一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步比较好地了解到了反复出现的模式，于是，我们扩大了我们的研究场地。我们对其他美国城市展开了比较研究，尤其是对比较小的城市展开了比较研究。我们还对海外许多重要城市进行了一些观察。对海外城市的观察让我们很欣喜，因为那些海外城市比美国城市更加确定地向我们展示了城市的基本规律。
各个国家大都市市中心的行人比对应国家较小城市的行人更相像。东京和纽约就是例子。日本城市线状发展的特征与美国城市网格式发展的特征很不一样，而且文化差异巨大。但是，当我们观察大街上的人，东京和纽约行人的举止行为非常相似。无论是东京的行人，还是纽约的行人，都行色匆匆，有一种当仁不让的气氛，而且在人行道中间扎堆。新宿站可能是世界上最繁忙的火车站，在那里，我们会体会到多少程度上的拥堵是自拥挤。我有一段珍品录像记录了两个青年经理一本正经地在华尔街的一个转角练习高尔夫球挥杆方式。可是，更好的一段录像是，三个日本青年经理在新宿火车站人群中间做同样的动作。
在伦敦，我们看到了相同的模式。在伦敦城，金融机构的人们使用很窄的人行道，与纽约市的人所使用的人行道相同。他们堵塞了那些人行道，沿着英格兰银行的那段人行道大约只有4英尺宽，人们喜欢在那里交谈。就其他方面而言，伦敦城人的行为与华尔街人的行为非常相像，包括“三个快乐的家伙”。
在米兰的拱廊街里，神侃的人聚在一起的时间一般会在下午靠后而不是中午，这一点与纽约神侃的人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基本节奏是相同的，新人在不断替换着旧人。米兰那些神侃的人的脚步动作与纽约人的脚步动作一样复杂和难以辨认。
不足为怪，大城市人的行为应该是相似的。大城市里的人们都在对高密度状态做出反应，对小城市里遇不到的刺激做出反应。小城市不拥挤既是小城市的优势，也是它们的劣势。小城市里的人们走起路来比较缓慢；因为没有什么要赶的，所以，小城市里的人们更平和一些。人行道上不挤，几乎没有人挡道。
但是，大小城市之间的行为相似性比它们的差异更重要些。回溯历史，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耶路撒冷老城集市街上看到的行人的行为，可能与几个世纪以前行人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这些老地方存在可以汲取的经验。人们在思考新的公共空间规划时，常常让自己在过时的思想面前不知所措。当我们为今天的人做设计时，人们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设计可以持续一代人呢？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事实上，为最初用户所设计的空间如果运转良好的话，那些空间通常对后来的用户也会很不错，而且那些空间有助于限制后来的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