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行军在死亡线上》：参军进藏

在第18军以及西北独立支队进藏的几万大军中，有一千多名女兵，她们意气风发，都是以文艺兵、医院卫生员、机关机要、通信兵等身份入伍的。

千名女兵分散在进军西藏的队伍中，和男人们一样背负着沉重的行囊，在缺氧、断粮、无路等恶劣的高原条件下，经过半年、一年，甚至四年（修建川藏公路）艰苦卓绝的行军，征服了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徒步走进了拉萨及其他边防重地。而作为女性，当行军中特殊的生理现象出现时，她们将面临更为残酷的考验。

这一批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女，在川藏线、青藏线上创造了人类行军史上未有的奇迹。

1950年10月，中国的大街小巷回荡着嘹亮的军歌，昂扬的革命乐曲激荡着无数青年的心。

参加抗美援朝是当时城市青年美好的愿望，但批准入朝的名额有限。于是，那些被革命的号角鼓舞得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把目光投向另一片神秘的土地——西藏。

解放西藏，和解放内地任何地方不一样。部队进去后要留下来长期建设，这就需要一批从事医疗、文艺、通信、后勤等工作的女兵，征召女兵成为当务之急。在成都、重庆、西安、北京等地，“我要进藏”替代了“我要入朝”。征兵点上，青年女学生人潮涌动，姑娘们迫切参军的愿望，演绎了五花八门的入伍形式。

北京女孩

1949年，她十三岁，从北京郊外的上庄，来到城里帮哥哥看孩子。

哥哥家在西四北大街74号，如今的北京城中心地段。那年春天，这个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的小女孩，亲眼看见了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入北平城，军人威武的雄姿让她心驰神往。

西四的红楼电影院，离哥哥家仅有几百米。那是她生平第一次看电影，年少的她记不得电影的名字，却清楚地记得坐在她前面的十多名解放军女战士。那天晚上，她的目光停留在女兵身上的时间远超过银幕。从电影院走出来，女孩一直跟在那些女战士后面，直到她们上了一辆军车。

1949年春天的北京，涌动着参军潮。在哥哥家当“小保姆”的女孩，虽然不到十四岁，心却早已飞出了哥哥家的小院。但因为年龄、身高及小学五年级的学历，她不在招兵范围内。

西四胡同内有个叫英子的姑娘，长女孩两岁，是她平时要好的伙伴。英子上过初中，被驻在景山公园的炮兵部队征招入伍。领了军装的英子回家后，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去。性格温和的英子不敢抗拒，就把军装给了女孩。女孩又惊又喜，穿上了英子的军装，跑到景山那边报到。

征兵的军官很快发现了破绽，核对后发现女孩是个“冒牌”的，狠狠地批评了女孩一通。当她不得不脱下军装时，女孩当场大哭起来，并央求军官让她参军。

看着女孩伤心的样子，军官动了恻隐之心。

“你想到医疗队去还是文艺队？”军官的问话让女孩破涕为笑。

“我要去文艺队！”女孩子回答干脆。

就这样她当上了兵。

然而，女孩在四野的某炮兵团只待了一个多月，该团就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撤销团文工队。一批新招的北京兵就地解散了。

两个月后，女孩在前门饭店前，看到旁边围着一群人，有几个姑娘从人堆里挤出来后满面春风。她意识到了什么，赶紧挤了进去，发现是部队在招兵，而且是招文工团员。她挤进去报了名，考官上下打量着她，觉得她个头太小，歌舞都不突出，就让她念了段报纸上的文字。只有小学毕业的女孩，十分紧张，磕磕巴巴地念了下来。几名考官交换了下意见，当场把她刷了下来。

小女孩这回没有哭，只是呆呆地站在一边。考官示意她走开，她跟没听见一样一动不动。一批批应考的人经过考试陆续地离开了，她依然站在一边。

到了中午，考场快要撤掉时，她依然站在考场边。考官发现女孩没有走，仔细打量着她，觉得她一双大眼睛里透着灵气与倔强。他们商量后决定录取她。原来，这次来招考的是贺龙部队著名的战斗剧社。她进入了文工团少儿班。

1949年10月1日前，女孩随着战斗剧社离开了北京城。

女孩叫李俊琛，是后来中国舞蹈界著名的编导。几十年前红遍大江南北的歌舞《洗衣歌》正是她的成名作。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十四岁的李俊琛正跟随着战斗剧社一批新入伍的少儿队员，在去往西安的闷罐车上。

后来，李俊琛模糊记得在西安一个宽敞的房子里，一位留着小胡子的首长给部队开大会，宣布部队要向大西南开进。胡子首长说了很多风趣的话，逗得大家直乐。其中有几句话让她终生难忘：

大西南四季如春，天气暖和，不用穿棉袄。橘子多，会往你嘴里掉。

再后来，李俊琛得知，那胡子首长正是第三野战军的司令贺龙。

听说那边四季如春，不用穿棉衣，天真的李俊琛做了件傻事儿，她把自己的棉衣棉被送给了别人，直接穿着单衣去了大西南。当夜间火车开进秦岭时，她冻得直打哆嗦。幸好与她一起的小战友刘爱兰对她很友好，让她钻进自己的被窝。

刘爱兰是山西人，是著名的英雄刘胡兰的妹妹。在西安的那些日子，她们八九个少儿班的小女孩，一直好奇着一件事，就是刘爱兰睡觉时枕头总是捂得严严实实的，而且不让任何人动她的枕头。小孩子顽皮，她们趁其不在打开枕头，发现枕头里有一块发黑的手帕，一只空空的清凉油小盒子。原来，那都是姐姐刘胡兰的遗物，手帕上的黑斑是姐姐的血迹。

在成都一个叫玉带桥的地方，李俊琛和一帮战友每天接受文化课及专业课的训练学习。一个多月后，她随队转到了重庆的山上。她清楚地记得，她们住在山上，下山时走了几百级台阶。山下驻扎着三野的指挥部，她们一帮孩子常在山下看到最高首长的身影。

1950年春，李俊琛和战友们一起被划归到第18军，执行进藏任务。后又被分到了后政文工团，与筑路的战友一起，修筑川藏公路。

2006年7月，我在北京朝阳安贞医院生活区的一幢楼里，采访了一个叫徐奎的进藏老兵。

按了徐奎家的门铃后，眼前的一幕让我有些意外。小小的客厅里，一个老太太坐在轮椅上，目光散淡地看着我，表情静如平湖。

从里屋出来一位老大爷，他朝我笑了笑，指了指沙发，示意我坐下。我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进门后忘记和老人打招呼了，心里觉得有一丝不安。看了一下时间：上午10点16分。从北京的城西赶来，一路堵车，迟到了四十六分钟。

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就是徐奎。她是我半年来采访的第六十二名进藏女兵。老大爷叫郭季宣，是徐奎的丈夫，也是当年与她一起进军西藏的老战士。他将轮椅上的徐奎转过来正面朝我，自己坐在她身边的一张凳子上。徐奎盯着我缓缓地说：“他是我的老伴，当年我们一起进藏的，我得病后脑子有些不好使了，过去的事好多记不得了，我们俩一起说吧。”

1951年春天的北京城，大街小巷到处响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在那激情澎湃的岁月里，北京大多数青年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报名参军，抗美援朝。

当时将要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徐奎和郭季宣，都报名申请了参加抗美援朝手术队。当时，要求上前线的人很多。十八岁的徐奎热切期盼着党组织的通知。两个月后，她终于等到了消息。但上面没有批准她去朝鲜战场，而是让她去参加解放西藏的任务。

“没能去成朝鲜，但能进军西藏，真是一件意外之喜。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脑子里被‘革命’两个字占得满满的，对人民解放军充满了崇敬和向往。我们常常为没能亲自扛枪打仗而感到遗憾。我们是学医的，上前线肯定能派上用场，接到参军进藏的通知，激动得一夜睡不着觉。西藏是祖国大陆最后一块没解放的土地，能赶上这一趟末班车，算是我们的幸运。”徐奎老人说。

1951年4月3日晚上，对于徐奎和郭季宣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两个人和其他被批准进藏的十七名青年男女学生，来到灯火辉煌的北京饭店，参加中央统战部的宴会。这些从事医务工作的热血青年，将以中央医疗队的名义加入进藏队伍。他们不仅要承担进藏部队的医疗工作，还要肩负保护返藏的班禅额尔德尼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工作人员的医疗保健任务。

当晚，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大家发表了讲话。

郭季宣讲述往事的时候，轮椅上的徐奎凝神听着，她不时插话，提醒或纠正老伴说错的时间和人名。

“我家在山东，他家在吉林，我们俩当时来不及回家与父母告别，就跟着队伍出发了，后来看到那些在路上牺牲的同志，想到我们要是和他们一样，真有些对不起生养我们的父母。”徐奎说。

现如今，郭大爷已经不在人世，徐奎阿姨仍然住在安贞医院里，仍然每天坐在轮椅上。郭大爷走后，她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很少与人说话。她的目光总是专注在一个地方，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或许沉浸于当年奉献过青春的青藏高原吧。

告别西北

这是中国西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同年，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部长范明，被任命为西北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

我寻找她们，从南到北，由东向西。发现从西北进藏的女兵，年龄太小的较少，且大多是在校学生。而她们入伍进藏，必须要经过那漫长的“世界屋脊”。

千余名徒步进藏的女兵中，后来官至部级的为数不多，她算一个。

她叫吴景春，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人口和妇女儿童卫生工作。2006年春天，我第一次在民旺胡同见到她时，感觉七十三岁的吴景春不像退休老干部。她神采奕奕，思维敏捷。她很少有休息时间，甚至节假日也少闲暇——每天忙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和国人的健康事业。

当兵进藏的那段往事，她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1951年5月23日，在古城西安，当广播里传来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后，大街上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西北特色的锣鼓声响彻云霄，威风八面。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刚从陕西省助产学校毕业的学生，在大街上看到那些英气十足的女战士，一个个昂首挺胸，走着整齐的队列，唱着嘹亮的军歌。她们的样子，真是让我们这些青年女学生们羡慕极了。”

“我要当兵，我要进藏！”

这是从一个青年女学生心底发出的声音。那天傍晚，吴景春找到亲密的同学高生玉，说出了这个想法。高生玉当时就激动得跳起来，她搂住吴景春的肩膀兴奋地说：“呀！我们想到一块了，我正想找你商量呢！”

她俩经过酝酿，又找了孙汉云、冯克运、王改兰三位女同学，五个人在吴景春的牵头下，首先向学校提出了申请。没想到校领导对她们的行为很支持，痛快地答应了。几个人高兴得一路蹦跳着往家走，大声唱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然而，没过多久，女孩们进藏的梦想却被省卫生厅打碎了——他们不同意五名助产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入伍进藏。

当时，一直是学生干部的吴景春，已经被分配到省卫生厅的妇幼处，其他四名同学也被省卫生厅分到了西安的一些卫生单位。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各行各业百废待举，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学生，怎能轻易放走？吴景春得知这个消息后，浑身像被浇了一盆凉水，其他几人也都傻眼了，一时没了主张。

“走，咱们到省厅去！”

吴景春大胆地领着四位同学来到省卫生厅，向上级恳求并陈述理由，但领导就是不同意，反而给她们做了一通思想工作。吴景春再三争辩，省卫生厅接待她们的那位同志冷着面孔转身去做别的事了，不再理会她们。

参军入伍进藏，就像一股不可抗拒的魔力召唤着吴景春，她已经铁了心。从省卫生厅出来时，两个年纪稍小的姑娘已经垂头丧气，孙汉云说：“不行就算了吧，看来咱们当不成兵了，去不了西藏了。咱们回家吧。”

吴景春和高生玉商量了一下，决定去找西北局的民委（民族事务委员会）。没想到，真的出现了山重水复后的柳暗花明。吴景春领着几个人来到西北民委，直接找到时任民委主任的汪锋。汪主任听了眼前这个大眼睛姑娘的陈述后，又看了看几个眼神中充满渴望的姑娘，哈哈一笑，大手一挥：“好嘛，好嘛，年轻人要求去西藏是好事，应当支持！”

几个姑娘兴奋地冲出了西北民委大院，她们的愿望实现了。

在古城西安，参军进藏的梦想点燃了无数少女的心。然而，她们的父母大多不希望女儿去那么遥远的地方，一路的艰险是这些未谙世事的女孩意想不到的。有些家长甚至坚决反对。

十八岁的贾瑞梅，当时从西安女中考上了团校。父母得知女儿要参军进藏，坚决不同意。贾瑞梅瞒着自己的家人，和女中的八名同学一起报了名。办完手续后，她被正式批准入伍。父母虽然极力反对，但女儿去意已决，他们只好同意。

十多年前的秋天，我在西安见过贾瑞梅后，又来到了西藏驻西安干休所，见到了贾湘云。这个当年的西北军才女，退休后在老年大学研修中国古典文学，填得一手精美的词，在西安的老年文学圈中，有着较大影响。提起当年，老人淡然一笑，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情。她说她当时正在兰州女中读高中二年级，得知西北部队进军西藏要在学校招女兵，她想都没想就报了名。后来得知兰州女中有十多名同学、校友应征入伍。这主要得益于范明的夫人梁枫，她当时是女中的教务主任。梁枫后来被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为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随军进藏。

1951年8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独立支队，在香日德隆重举行了进军誓师大会后，带着一万多头骡马、牦牛、骆驼，以及其他装备、粮秣，还有大量的文化教育用品、医药器材等物资，浩浩荡荡出征了。

在这支队伍中，有我在北京、重庆、西安寻访到的吴景春、高生玉、冯克运、贾瑞梅、贾湘云。

逃出家门

十二年前，在总政北极寺干休所，我见到一对当年的进藏夫妇——徐永亮和周鼎桐。

那天，进入徐永亮夫妇家门时，眼前的情景让我动容。

七十六岁的徐永亮，当年第18军文工团副团长，正在过道里扶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慢慢地向卧室挪着。徐永亮说这是他的老母亲，已经一百岁。而他的老伴周鼎桐，正躺在病榻上。

徐永亮对我直言：“我明白你的意思，可老伴病得不轻，都是当年在高原落下的病根，没办法，她不便说话。当年我们都是文工团的，女兵们的情况我都了解，她是我老婆，你想了解什么你就问吧。”

徐永亮直接、干脆。谈起当年周鼎桐是如何参军的，他亮开了嗓门儿，讲述了妻子的一段故事：

那年我们18军文工团路过贵州的毕节，我老伴周鼎桐正在读师范，和许多女孩一样，她很想当兵，可她父母不同意。原因是父亲已经年迈，母亲身体不太好，她的大哥到延安参加革命了，姐姐跑到重庆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家里还有一弟一妹要她照顾。我这老伴呢，在家待不住，一心想跑出去投身革命。部队决定要她时，当天晚上她都没敢回家，只是从家中悄悄地将牙刷拿出来，跑到同学家睡了一宿。第二天就要离家跟队伍走了，天还没亮，她跑到家门口，对着房子深深地鞠了一躬，说：“爸呀，妈呀，女儿对不起你们，女儿走了！”嘴里说着，眼泪止不住地流。后来，我那老岳父岳母看女儿没回来，知道她跟部队走了，十分着急，自己又跑不动，就让一个叔叔去追，她那叔叔追了半天没追上，只好回去了。

徐永亮认为，那年头，真正知道西藏高原气候和环境的人不多，西藏对他们来说遥远又神秘，因此，大多数家长是不容许自己的子女当兵进藏的。但年轻人总是有一股子冲劲和闯劲，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进藏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去考虑那么多后果。总之，看到解放军队伍就激动，就想加入。当然，文工团和作战部队还不一样，它对青年学生，尤其是那些天性活泼的女学生，更有吸引力。她们对部队文艺兵充满了向往。

进藏女兵中像周鼎桐这样逃出家门的还有很多。

第18军在泸县招兵时，当地的匪徒到处散播谣言，说什么解放军招的不是女兵，而是去西藏当“慰劳队”的。这些恶毒的流言使招兵工作变得被动。青年学生王坤维，当时是一名地下党员，她和几名同学在党组织的鼓动下报名参了军，加入了第18军随营学校文艺工作队。1950年2月中旬，部队要向川西地区进发，已穿上军装的王坤维请了半天假回家向父母告别，本来对女儿当兵很支持的父亲，突然改变了主意，坚决不同意女儿入伍。

原来，父亲听信了谣言，任凭女儿如何解释，就是听不进去。晚饭过后，他把王坤维反锁在房里，坚决不让她出门。王坤维又气又急，她大声喊叫着，拼命地砸门。弟妹们都不知为什么，吓得跑到了一边。这时，有人来找父亲有事，他出去了一会。王坤维看到天色渐晚，急着归队——再不走就没机会了，她砸开了窗户，跳出来追赶部队。她在暮色中跑到了河边，一条渡船上人快坐满了，她急匆匆跳上船后，船马上就开了，她这才回头看，好在父亲没追过来。

第二天，王坤维和逃出家门的姐妹们，提前离开了泸县。

穿着旗袍追军车

四川的叙永，东接贵州，西连云南，一个青山绿水中的小县城。

1950年春天，第18军文工团开进这里，在叙永县中与学生们进行了一次联欢演出。一个叫宋惠玲的十六岁高中女生能唱会跳，代表学校表演了节目。那天夜里，宋惠玲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学校操场搭起的舞台上，和部队文工团员们一起演出，演着演着，自己也穿上了军装。她发现自己的干娘也在台下，专注地看她演唱，她看到干娘用衣袖擦着眼泪……

宋惠玲醒来后，发现自己在做梦，被角湿了一大片。

宋惠玲五岁那年，父亲被日本人的炸弹夺去了生命。第二年母亲又得了急病撒手而去，留下她和一弟一妹。宋惠玲被母亲的闺密抚养着，宋惠玲一直叫她干娘。干娘供她读书，教她自立，待她如亲生女儿，而幼小的弟妹分别被寄养在大伯家和另一户人家。

文工团在叙永招兵时，单纯的宋惠玲一直以为招的都是男兵，做梦都想当兵的她，有些失望。招兵期间正好赶上干娘病了，她急匆匆回家照顾干娘。后来弟弟参军入伍了，她为弟弟高兴。那天，她从学校跑来送弟弟，含着眼泪向弟弟挥手告别。就在这时，一辆军用卡车从她身边驶过，她看到卡车上有自己熟悉的同学的身影：“那不是18军文工团的人吗？”有个穿着军装的女兵还向她挥手笑了笑。她一下子愣住了，这才明白过来，有同学当上了女兵，自己真是傻，怎么没报名呢？

就在这个时候，文工团出发队伍中响起歌声，她鬼使神差跟着汽车小跑起来。

“不行，我要参军，干娘，我不能向你告别了，我一定要跟她们走！”她心里默念着。她穿着红色的旗袍，不顾汽车加速后扬起的尘土，拼命地追，她想喊停卡车，不知怎的，嗓子就是发不出声来。文工团的演员们以为这个小姑娘因为好奇才追着汽车跑，她长得胖乎乎的，却穿着有些紧身的旗袍，跑动的姿势逗得车上的演员们哈哈大笑。车已经开出县城很远了，那小姑娘还在跑，她似乎没什么力气了，她的身影越来越远。这时，朱子铮团长命令司机停车。

当筋疲力尽的宋惠玲看到汽车停下时，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她用尽浑身的气力冲到汽车边。一双双温暖的大手将她拉上了车，泪水、汗水混合着尘土在脸上流淌着，她身边的一位女演员揽过她的肩，她无限幸福地依偎在那位女演员的怀中。

2006年6月中旬的一天，在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离休干部宿舍区，我见到了当年第18军文工团团长朱子铮和演员江一，提起宋惠玲，老头扬起了八字眉，哈哈大笑起来，说他一生都忘不了那么个场景：一个穿着旗袍追着汽车跑的小胖姑娘。

“当时部队确实需要人，当兵相对容易些，有的时候没法进行一些体检和政审手续。我当时是文工团团长，看了这孩子的大致情况，我点头就算入伍了。像宋惠玲那样的孩子，你如果不让车停下来，她那样跑下去，不累死在路上才怪呢。她那种精神，正是进藏所需要的。那年头，年轻人什么苦都能吃得了，但像宋惠玲那样拼了命追部队的还不多。”

许多年以后，我向宋惠玲老人询问，是否还记得当时追着汽车奔跑的样子，当时要是汽车不停，会不会一直追下去。她说：“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如果那车不停，我肯定会一直追，因为我一定要当兵，不管去哪儿，我都要去！”

落选之后

徒步进藏的女兵大多集中在四川、重庆。

仅重庆十二军军政大学三分校和西南军大八分校，就招进了两百名在校生，她们都是经过严格的筛选进来的。落选的姑娘，有的难掩失落转头回家，而有的心有不甘想方设法“混”进队伍，陶平就是其中一位。

1950年4月，奉命在邛崃一带完成剿匪任务的二野工兵12团，很快接到了修建康藏公路的任务。工兵12团是入川后新建的部队，团宣传队成立后需要一批宣传队员。4月16日，团部在邛崃的固驿镇上，面向社会进行招兵面试。

陶平是小镇的一名小学老师，兴冲冲地跑来报名参军。一名主考官看她填写的材料上有“教师”字样时，特意关注了一下。陶平从考官的眼神中看到了希望，她甚至觉得自己很快会穿上军装了，心里一阵欢喜。

然而，体检时陶平被刷下来了。理由只有一条，她的身体过于瘦弱。工兵12团宣传队要求的文艺兵，不仅有文化会宣传，还要体力好，能参加修建康藏公路。陶平当场被淘汰了。这个十九岁的姑娘，性格内向，她悄悄擦着眼泪，沮丧地回到家中。因母亲死得早，陶平在家里外一把手，从学校毕业后当上了小学老师，父亲觉得已经很好了，他不想让女儿出去闯世界，更不想让女儿去天边一般远的地方修建公路。他见女儿当不上兵反而高兴，笑着劝慰女儿。

陶平哭了一夜。就在她断了参军进藏的念头时，第二天上午，已被12团录取的同学高竞秋来了，让陶平马上跟她一起走。陶平当时很纳闷，说自己又没被录取，怎么能去呢。高竞秋说：“我们都打听了，部队走得急，不点名也不清点人数，也不对号发军装，你去了没问题，走吧！”听了高竞秋的一番话，陶平喜出望外，但她感到有些紧张，要是被发现怎么办？然而，大大咧咧的高竞秋，三言两语打消了陶平的顾虑。

那是一个有雾的早晨，陶平跟着高竞秋来到了邛崃南街，部队正在整装集合，新入伍的女兵们站在一起，穿着各式各样的便装，一位负责这十几名女兵的干部，在陶平身边走过几趟，陶平感觉心脏快跳出来了。高竞秋在一旁掐了一下她的胳膊，意思让她别慌张，干部根本对不上谁跟谁。出发的哨声响起后，她们大大方方地爬上了军队的卡车，当天便跟随部队来到了雅安。陶平从此和宣传队的同志们一起生活、学习，居然谁也没问起这个混进来的女孩的情况。几天后发军装时，管理员发现少了一套，他数了好几遍，终于发现不对劲，于是将新兵喊过去点名查对，陶平这才露了馅。事情马上惊动了团领导，负责宣传队的张主任知道后很生气，要陶平马上回去。陶平急了，她涨红着脸急切地说：“首长，我要当兵，我要去解放西藏！”

张主任当时正在气头上，对陶平的行为十分不满，说：“你这个姑娘怎么无政府主义？这是军队，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进来的。你赶紧准备一下，快点离开吧！”说着转身离开。没想到陶平冲了过去，挡住了他的去路，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一名解放军了！我有文化，我能吃苦，我不比任何人差，为什么要让我回去？”张主任被陶平激动的样子惊住了，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但他还是想打发她回去。

谁知这个看上去瘦弱的姑娘却很有主见，给张主任将了一军，她指着驻地附近的青衣江说：“如果领导非要我回去，我就跳到青衣江里去！”

团领导研究后，决定留下这个“混”进队伍里的兵。

后来，陶平在部队到达甘孜时调入了军文工团创作室，不久又重操旧业，当过一段时间拉萨分校的汉语老师。西藏军区图书馆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陶平这个名字，但陶平是创建图书馆的第一人。谈到图书馆，陶平老人对我说，当时什么都没有，她每天东奔西走，收集各类图书，找领导批这批那，想到自己入伍“不光彩”的经历，她就拼命工作，去弥补这一缺憾。

1951年的春天，整个川西平原天空湛蓝，河水清澈，岸边绿树成荫，田野麦浪滚滚，菜花金黄，到处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第18军文工团自1949年2月成立后，随大军从江北出发进军大西南，经过近一年的跋山涉水，于新年时到达泸州。

过完新年后，部队进行了进军大西南的总结，王建英所在的文工团女兵分队被评为“铁腿班”。这个听起来有点风趣的荣誉，传递着一个信息——那些从淮海战线上过来的女兵，徒步行军时表现出色。

团长朱子铮对我说，部队接到进藏任务后，客观地讲，一些常年打仗的老同志，多少有点思想上的顾虑。他们本想全国解放了，在这鸟语花香的天府之国扎下根来，娶妻生子过上安居乐业的和平生活，这回又要进军西藏，有的人脑子一下子转不过弯子来。

文工团的官兵大多是年轻人，他们走到哪儿都是一片欢天喜地。“铁腿班”的姑娘们，听说到甘孜这段路还有汽车坐，个个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一年下来，她们很少坐汽车。那天，王建英和几个兵哼着《解放区的天》一路蹦跳过来，一位老同志见小姑娘整天嘻嘻哈哈的，冷着脸说：“你们乐吧，唱吧，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王建英转头问为什么，老同志说：“甘孜往后没有路了，天天要爬大雪山，看你们到时怎么办！”王建英这才明白过来，冲着老兵说：“大雪山有什么？你们能爬我们就能，我们是‘铁腿班’，到时候咱比一比，哈哈哈！”

开朗乐观的王建英，是团里爱出风头的活跃分子。

进藏出发前，全体人员都检查了身体。文工团有四五个人身体素质不合格，不能进藏，这其中就包括“铁腿班”的王建英。那天，朱子铮团长找王建英谈话，当朱团长告诉她，她有高血压不能一同进藏时，她一下子从凳子上站起来，激动地说：“团长，不行，不可能，我身体好好的，吃得香睡得好，怎么可能呢？我一定要进藏！”

经过几次说服工作，王建英仍然无法接受留在后方的现实，在她眼中，这简直就像宣判她死刑一样。王建英天天找领导，她一再表示自己决不会拖后腿，一定会再次被评为“铁腿”，无论进藏有多大的困难，她都会克服的，哪怕是死也要死在西藏。她在团长政委面前激动得哭了起来，后来经过领导和医生反复做工作，一再讲明有高血压的人在高原上很危险，王建英才带着失望的情绪留在了后方。

部队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上，王建英站在离操场远远的一棵树下，看到女兵战友们昂首挺胸地站在那儿，和大部队一起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她泪流不止。她扭头跑到了宿舍，趴在床上大声痛哭。

2006年初秋，我在北京见到了年过七旬的王建英，谈起当年没能进藏，老人虽然笑谈往事，但从她那眼神中，仍然能看到一份岁月难掩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