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行军1950:千名女兵徒步进藏纪实(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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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雪域

连绵的高山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

那些很少有机会见到雪的南方女战士置身于雪国世界,个个欢呼雀跃。一个从没见过雪的南方女兵,轻轻地捧起一团雪放在手心,送到嘴边舔了下,尝尝是否甜,尔后边走边看它慢慢融化。

随着行军的深入,女兵们连续在雪地里行走、宿营,视线里总是一片白色,分不清地平线在哪儿,所有的生命被冻结着,世界异常寂静。她们渐渐感觉这雪不再那么美好,那种诗情画意日渐淡去。

从甘孜出发,一路经过近二十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雪山,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在了雪岭中,安详、静默、纯洁……雪曾带给她们的这些美好感受荡然无存。她们感受到了高原雪的残酷,它无时无刻不在威胁她们的生命。

雪盲 雪窝

见到李宁是在成都南郊的一座山上。她的牙齿脱落了许多,眼神不好,但头脑清楚,思维活跃。

她当时坐在疗养院的床上,正看着一张报纸,几乎把脸贴到了报纸上。她既不是深度近视,又没患白内障,也不是因为老眼昏花。原来,她的眼疾正是当年进藏路上两次得雪盲症落下的病根。

和许多女兵不一样的是,李宁当初从上海进藏前面临另一个选择。她的姨父郭影秋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郭影秋想到了在上海的聪明好学的外甥女,想让她来人民大学读书。李宁当时犹豫过,在校学习一直拔尖的她很想去读书,家人也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但李宁经过一番思考,选择了进藏,她认为,进藏今生可能就这一次,读书的机会还会有。重要的是,她和千千万万年轻人一样,向往加入革命队伍,愿意到西藏那块神秘的土地上接受洗礼。

雪盲是什么?李宁说,没有在雪域高原长途跋涉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人长期在雪地上行走,目光一直在雪面上,眼睛一直被雪光照射,走着走着眼睛开始流泪,有刺痛的感觉,先是眼前一片红光,接着便模糊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了,这就是患上了“雪盲症”。部队进藏前给每人都配发了防风镜,但一路风餐露宿,摸爬滚打,许多人的风镜有的摔坏了,有的丢了。起初,一些女兵患上雪盲症后不知怎么回事,在雪地上闭着眼睛不知所措,急得团团转。出现雪盲,只能闭着眼、流着泪、忍着痛跟着队伍走。尝到了雪盲的厉害,大家便开始小心起来,有的觉得风镜不太管用,就在上面涂上墨汁;有的风镜坏了,就用帽子盖住自己的眼睛;有的干脆就用头发挡在眼前。李宁说,爬那些海拔5000多米终年积雪的高山时,稍不注意就会得雪盲。当时患上雪盲是常事,也并不可怕,轻的休息几个小时能好,重的一两个星期也能好,但要是连续患病就会落下病根。当时年轻,得了病好起来也快,自己根本就不当回事。

在积雪很深的山腰上,得加倍小心,除了预防雪盲症,还得防止掉进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雪窝里。雪窝,说白了就是路边一个大坑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下面就成了雪窝,也就成了雪陷阱。

在重庆的杨家坪,我找到了当年从西北进藏的冯克运。和李宁一样,冯克运因为当年患雪盲症眼睛受到了损伤,读书看报都得用放大镜。除此之外,冯克运当年还因为捡一块牛粪不慎掉进了雪窝中,由于雪窝太深,她无法爬上来,差点在下面被闷死或冻死。后来队长赶到,用一根绳子将她拉了上来。

冯克运说那时的牛粪可比黄金值钱,一路上没柴火,牛粪可管大用了。她当时见到一块大牛粪兴奋得什么都忘了,朝它直奔过去,在抓到牛粪的瞬间,人突然掉进雪窝。她在雪窝里使劲地呼喊,但嘴和鼻子都埋在了雪里,声音很微弱,要是来人再晚些就完了。那根绳子抓到手里时,冯克运的身子已经冻得麻木了。当战友们把她从雪窝里拉上来那一瞬间,她感觉就像是从地狱中爬了上来。当冯克运像个雪人似的“回到人间”,战友们发现她的另一只手里居然还攥着那块牛粪。

老人说现在眼睛到冷天时就流泪,见风也流泪,阴雨天两条腿的关节会疼得发木,平时稍坐久点也会不听使唤。

我采访过的所有当年进藏的女兵,几乎没有一个关节好的,这就是所谓的高原病。在北京,我见到了后来成为女作家的刘延,老人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吐优雅,可惜她的两条腿已经不能弯曲了,上下楼只能直直地挪着走。医生说不做大手术只能这样拖着。老人说她不敢轻易做,一旦做不好就瘫在床上了,等有一天实在拖不动了再说。

一个叫张世琏的女兵,我一直没见过她。老兵们讲,她在进藏路上翻越瓦合山时,因山上的积雪太深,她的一只鞋子掉进了雪窝里,为了不掉队,她只穿着袜子跟着部队走。同伴战友王蓉翰要从背包里拿出鞋子给她,她坚决不同意,生怕自己掉队又影响战友掉队。就那样一直走着。不幸的是后来她因脚冻僵了又掉进一个雪窝里,她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

张世琏,您在哪里?

雪梯 雪被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一点,在高原行军的女兵们体会更深。费尽所有力气爬上那些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山,下山是又一道难关。如果下山的路没有人走过就只能自己摸索着前进,深一脚浅一脚没个准。趟一条下山的路,人马很容易摔跤,跌入很深的雪窝、雪谷,险情难测,这种情况下人和马都可能出现伤亡。如果前面的路有人走过,尤其是大队人马过去后,同样十分危险,整个山坡的积雪被踏成一道冰道,又光又滑,像雀儿山、丹达山、冷拉山等这样陡峭的高山,从山顶向下看,深谷不见底,人、马下山时稍不注意便会滑倒,轻则摔得鼻青脸肿、肌肉拉伤,重则断胳膊折腿,有的甚至当场牺牲。但没有别的办法,女兵和男兵一样,下山时常常在雪坡上连人带马一起下滑。坚硬的滑道容不得你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只能摆好姿势,将背包光滑的一面贴着雪面,“呼啦”一下像坐滑梯一样下去,这就是雪梯。

睡的是冰床,盖的是雪被!这是对女兵们雪域生活的形象描述。

要越过海拔6000米的雪山,其艰难程度更是无法想象,所有由川藏路进藏的将士们都领教过它的厉害。从山脚下抬头望去都让人直打寒噤,但再高的山总得要过去。

她们早听说有过两名警卫战士牺牲在山顶上。曾昭琼、郑家玲几个女兵跟着部队爬上一座雪山的山顶时,天色已晚。由于下山时又遇暴风雪,无法冒险乘雪梯滑下去,加上队伍疲惫不堪,每个人的体能都已消耗到极限,只能在西边山腰宿营。姑娘们撑起帐篷一头钻进去,呼呼大睡。几个女兵的帐篷半夜被大雪压塌了,居然全然不知。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她们一个个从雪堆里钻了出来,看看对方,伸出舌头,居然大笑起来,说这一夜睡在雪被里还挺香。

在李俊琛家中,她向我讲了两次在雪地上宿营的故事。那一次爬冷拉山,她和几个小战士累得都快瘫了,天快黑时要宿营休整,她们几个小女兵搭的帐篷不够结实,刚躺下不久山上就刮起了大风,呼啦啦的,眼看帐篷就要被卷走了,几个瘦小的女兵拼命拽住绳子,好不容易才把帐篷拉了回来。快天亮时帐篷再次被大风刮跑,但因为太累,她和另一名小女兵睡得太沉,还不知道别人在忙着追帐篷。还有一次,睡到半夜时突然觉得身上被什么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她稀里糊涂地以为自己在做噩梦,醒来才发现帐篷被大雪压塌了。当她们从帐篷里钻出来时,暴风雪正劲。旁边许多帐篷都被雪压塌了,还有的帐篷被风刮跑了,几个战友正忙着追……几十年过去了,她们早已远离了那些令人生畏的高原暴风雪,但暴风雪却常常进入她们的梦里。李俊琛说,现在有时睡觉被子盖厚了点,就会梦到帐篷塌下来;睡觉前听到外面刮风,会梦到睡在高原雪地上,听着外面吼吼的风声……

每一个当年进藏的老兵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江一告诉我,当年进藏路上,她是分队长,总是起得早,文工团的同志们常常宿营在山坡上,白天都累得快瘫了,夜里钻进帐篷就睡。天亮起来一看,战友们的睡相都不老实,有人的脚伸在外面雪地上,有的大半个身子蹿到了外面,看了又好笑又心疼。

雪歌 雪舞

在位于北京公主坟的海军干休所见到她时,我无法将眼前的老人和当年红遍西藏的女文艺兵联系起来。她当年的英姿与活力透过相片跃然眼前,然而谁也逃不过岁月的风霜雨雪。她就是歌舞、戏曲、曲艺、歌剧、话剧样样精通的黄崇德。

她安静地坐在我面前,声音永远是平静的,叙述永远是舒缓的,时不时地咳嗽几声。

提起黄崇德,第18军文工团的老兵无不为之感慨。从内地出发,一直到拉萨再到喜马拉雅山脚下,听过她歌声的人都会由衷赞赏:太美了!

“我是一名‘老运动员’了!”黄崇德幽默了一句。我看见她的脸上掠过一丝苦涩的笑。

由于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注定了她一生命运坎坷。“运动”频发的年代,她一次次受到冲击。

因能歌善舞,黄崇德在文工团中被大家称为“半台戏”。她向我讲起了行军中一些关于雪的故事。

一次,部队翻越海拔6000米的大雪山,快到山顶时,由于积雪太深,风又大,大家的体能透支到极限。领导让文工团队员给大伙鼓鼓劲,黄崇德的嘴唇已发紫,呼吸很困难,但她坚持要为快要登顶的战友演唱。一名体力好的男队员打完一段快板,黄崇德便接着唱歌。大风卷起雪,一团雪在黄崇德张口唱时进入她的嘴里,她在换气时将雪咽了下去,喉咙受刺激,呛得直流泪。但她必须将一首歌唱完,战友们以为她哭了,被她的精神深深地感动。她含着“泪水”在风雪中唱着,她的歌声,给精疲力竭的战友们注入了力量,他们顺利登上山顶。

女兵们说,在行军中文工团演员们总是露天演出,她们就把雪山当舞台,蓝天作大幕。一次演唱《白毛女》时,天突然下起了大雪,她们的头上落满雪花,不用化妆;又一次在演唱歌剧《刘胡兰》选段时,唱到“数九寒天下大雪”,飞舞的雪花成了天然布景。

一位参加筑路的女工兵回忆说,在天寒地冻的工地上,成年累月看不上电影,听不到音乐,文化生活基本与她们无缘。一有剧团来慰问演出,大家都喜出望外,奔走相告。记得有一次放电影,电影名字叫《攻克柏林》。那天晚上下着大雪,放映员用雨布盖着放映机放电影。地上全是积雪,不能坐,大家就披着雨衣在一个山坡上站着看,雪越下越大,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有位首长担心大家受不了,问大家雪下得这么大还看不看,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要继续看。看完电影时,女兵们的两腿都站僵了,这才算真正过了一把瘾。

当年被周总理称为“工程艰险,意义重大”的川藏公路,战士们修到矮拉山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矮拉山并不矮,海拔接近5000米,山高坡陡,风大缺氧,气候多变,人罕鸟绝。

1952年9月,进藏路上的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文工队奉命上山慰问演出,队长徐容一声令下,游青淑、谢正芳、黎秀实等一帮女兵欢呼雀跃,恨不得一下飞上山去,为筑路部队唱歌跳舞。而在山上施工的战士们听到晚上文工队要来演出的消息,一个个兴奋得像过新年时的孩子,可见常年在雪山里筑路的战士们文化生活的贫瘠。女兵们经过紧张准备后,背着沉重的行李和演出道具奋力向山上攀登。上山后看到野人似的战士们,女兵们一扫疲惫,迅速搭起简易舞台。

天还没黑,部队提前收工。战士们坐在各自的背包上伸着脖子等待演出开始。女报幕员上台还没张口,台下就是一片热烈的掌声。他们表演了男女声合唱《开山炮》,扬琴独奏《将军令》,舞蹈《小车舞》等节目,台下掌声经久不息。在表演《骑兵舞》时,台下突然一阵喧然大笑,队长徐容从侧幕一看,原来是一个男演员因用力过猛,裤腰带绷断了,不得不一手提着裤子,一手做着动作。那演员继续认真地跳,他越是认真样子就越滑稽,战士们笑得前仰后合。队长徐容开始有些着急,后来自己也被这特殊的场面所感染了,没想到演出“意外出丑”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后来,几个女演员正跳《采茶扑蝶》舞时,突然刮起大风,掀起了幕布,吹灭了汽油灯。大家拉住了幕布,点上了备用的酥油灯,继续演出。这时,天下起大雪,一会儿雪花夹着冰雹一起袭来,越下越大,台上开始湿滑,怎么办?是继续演出还是撤下来?看到战士们一个个坐在那儿岿然不动,所有演员都被感染了。队长徐容大声说:“我们继续演,一定要演好!”最终,全部节目在风雪中演完。

雪山 雪山

什么是横断山脉?《辞海》中有这样一句解释:“川滇两省西部及西藏东部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因横隔东西间交通,故名。”而川藏线上对“横断”有更好的注解。横在面前的一座座大山,经过怒江、金沙江、澜沧江等水系无数年的冲刷,沟壑越来越深,山越来越高,就像伸出的手张开一样,指头像山脉,指缝是看不见底的深谷。

从川西入藏,第一座标志性的山就是二郎山。这座所谓的“高呀么高万丈”的山,开始确实让女兵敬畏了一阵,但到了高原地区,翻越了真正的高山,海拔不足4000米的二郎山实在算不上什么了。“如果都像二郎山那样,进藏就成了我们来找旅游的感觉了。”有的女兵开玩笑说。

那么从甘孜徒步出发至拉萨,这一路上4000米至6000米的雪山到底有多少座?女兵们不知道,也没有人准确地统计过。我曾就此问题采访过当年的侦察科参谋王贵,王贵也只能说出中路的数字。他说这要看从哪个方向走了,从昌都向拉萨进发有三条路,分别是北路、中路、南路。

当时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军前指走的是北路,这条路相对平些,翻越的4000米以上的雪山少些,但过了丁青一带便进入了“无人区”,行走十来天看不到人烟。由于草场多些,放牧较为方便,许多骡马帮和商人愿意走这条道。

第52师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率领部队和军文工团六队走中路。这条路大雪山就多了,它是过去西藏地方政府的官道。全程直穿横断山脉西半部和念青唐古拉山脉的崇山峻岭,几乎每天都要翻山越岭。当年二十来岁的王贵,曾随那支奇兵小分队,在队伍进藏前就把整个中北南线的路探了个遍。中路连他们想起来也很可怕。这条线上,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雪山就有十多座。其中丹达山是山中之最,资料上几乎都记录其海拔为6300米,但王贵认为稍有夸张,他认为确切地说是接近6000米。

丹达山,藏名又称“夏贡拉”,也叫“东贡拉”。这是进藏途中的第一大雪山。

在清朝乾隆年间,就有关于丹达山的许多记载。

在丹达山脚下,有个叫丹达塘(藏名为乌金丹达)的小村子,只有十余户人家,但这个小小的村子里,有一座庙。庙虽然小,却是个汉人庙。里面供奉着一个死于清朝乾隆年间的汉人。汉人姓彭,是个粮饷官,当年从四川往拉萨押运驻藏大臣衙门官吏员薪俸银饷时,过丹达山掉进雪窝冻死。为了纪念他,乾隆帝下诏在此修了这座小庙,封他为“丹达王爷”。

当时的进藏清军都受到奖赏,丹达塘藏族人民因为福康安军队反击廓尔喀军时支援清军,受到了乾隆帝恩典,免去了当地近六十年拖延未交的税银。

丹达山对于女兵黄崇德来说,也是一次生死考验。

早在昌都之前翻越雀儿山后她就得了胃病,后来在翻越另两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达马拉山和甲皮拉山时,她又感到心脏有些受不了了。每到休息时她总是躬着腰大喘气,战友们开着玩笑说她是“喷气式”。在昌都度粮荒的日子里,能歌善舞的黄崇德饿着肚子为部队和藏胞演出。一次演出后她感到胃一阵剧痛,嗓子里有一股咸咸的东西往上蹿,接着,她吐出了一大口鲜血来。接下来,她感到稍吃点东西胃就疼痛难忍。粮荒结束后,战友们盼来了一顿米饭。那米饭刚吃两口,她就吐了出来,未消化的米饭还和着鲜血。经医生检查,她得了较重的胃溃疡,要住院治疗。

那天,年仅十七岁的黄崇德捂着胃来到医院(几个帐篷临时搭建的医院)。但看到躺在“医院”里呻吟的同志,听说他们将不再随部队前进了,休养一段时间后就会转移到后方去,黄崇德转身便回到了文工团。

她告诉我,当时自己年轻,虽然得了胃病和轻度心脏病,但还是能扛得住,那年头谁都想进步,不愿意掉队,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

第52师在丹达塘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为了使部队顺利翻越丹达山,小分队头天上山后在垭口一个玛尼堆处设了个鼓动棚,文工团要提早到达,在那儿为上山部队做宣传鼓动。

1951年10月25日拂晓,黄崇德跟着先遣队向丹达山进发。大概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她觉得胃似乎有些好转,上山前感到精神不错。丹达山有三道垭口,均有玛尼堆,黄崇德在第二个玛尼堆前一阵大喘气后,吐出了两口血。她看到最后一个玛尼堆早已有战士们在鼓动棚边,便悄悄地擦了嘴边的血迹,向上面爬去。她爬上了鼓动棚,面色发紫,战友们对她这种状态习以为常了,没当回事儿。她稍事休息,便开始了为后续上来的部队演唱。

黄崇德说:“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么在鼓动棚唱的了,头一回感觉唱完后,整个人很轻飘,脑子里一片空白,似乎灵魂已经出了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