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译本序

—八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生于法国西北部鲁昂的市立医院。他的父亲是市立医院外科主任兼院长。他的童年在浪漫主义风靡法国社会的时期度过，使他受到极深的影响。他一生致力于摈斥这种影响。他本来攻读法科，由于害了一种奇怪的脑系病，回到家里休养。这反而称了他的心愿，得以安心写作。他的父亲在一八四六年去世，他陪着母亲住到鲁昂远郊克瓦塞。他在国内游历，又去中东一带游历，但是他不爱活动，一直在克瓦塞待到他一八八〇年五月八日去世。父亲给他留下一些地产，他过着安适的生活，晚年外甥女的丈夫的船公司破产，为了挽救，他卖掉自己名下的地产，生活有些紧张。他严格要求自己，豪爽，正直，热诚，埋头写作，教育莫泊桑，忠于朋友，过独身生活，憎恨资产阶级的伪善作风。

一八五一年九月，他开始写《包法利夫人》，直到一八五六年四月，才有定稿。原稿分卷不分章，直到付印前夕，为了便利读者起见，他才分章。所以上下章并不断气，分章也并不妨害一气呵成的感觉。脱稿之后，他送了一份稿本给他的朋友杜刚，预备在他和劳朗-皮沙主编的《巴黎杂志》上发表[1]。经过三个月的搁置，他们决定从十月起，开始分期刊登，同时他们写信给初出茅庐的小说作者（福楼拜当时三十五岁），要他把删削的全权交给杂志，因为他们认为极有删削的必要：“你把你的小说埋在一堆写得好然而没有用的东西底下；人看不大清楚；需要解脱开来；这是一种容易的工作。”福楼拜没有写回信，仅仅在背面写了这么一个大字，译成中文就是：“荒谬绝伦！”[2]他最后得到同意，在小说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议：“若干我不赞同的考虑，促使《巴黎杂志》在十二月一日那一期加以删削；现在这一期，杂志方面又有了顾虑，以为应当再取消几节。为此，我宣布否认下文的责任。读者看到的仅是片段，不是整体。”这份经过宰割的发表本，他留作纪念，在末一页注道：“依照杜刚，必须取消全部婚礼；依照皮沙，必须删削或者至少大事节缩，从头到尾重写‘农业展览会’！杂志方面一般意见，‘跛脚’未免太长，没有用。”

对帝国政府说来，《巴黎杂志》已经就是一个不太顺眼的刊物，现在刊物上又发表了一部连主编人也认为是很有问题，应当大加删节的小说，这部小说怎样要不得，也就可想而知了。拿破仑第三的官吏不等小说出书，就注意到了它的内容倾向。福楼拜很快就收到传票，罪名是败坏道德、诽谤宗教。公诉状要求法官减轻发行人和印刷者的处分，“至于主犯福楼拜，你们必须从严惩办！”

今天看来，官方控告《包法利夫人》的作者，实在不足为奇。统治者本身岌岌不安，处处小心提防，且不说它。我们只从小说方面来说，例如，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女主人公怎样走到服毒自杀的道路的？随便一个读者（官方当然也不就那样嗅觉不灵！）都会看出：统治阶级和它的社会制度要在这里负重大责任。为了说明作者的态度，我们顺便举几个例看。包法利夫人是一个农村姑娘，在修道院受到贵族教育，一心向往贵族生活，养成游手好闲的习惯作风。她在渥毕萨尔的舞会上见到了贵族。作者这样冷峭地形容一群老、少贵人的肤色：“肤色是阔人肤色，白白的，其所以能这样白而又白，显然是饮食讲究、善于摄生的结果。”英国舰队在特拉发耳卡打败了法国舰队。可是这些法国贵族半夜用点心，就用“特拉发耳卡的布丁”！点心名称有的是，作者何苦选择这种丢国家体面的点心名称？福楼拜不主张作者在自己的小说里面表示意见，可是我们不得不说，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意见。中卷第八章的农业展览会是一篇文字上的交响乐，作者在这里狠狠地挖苦了一顿资产阶级和它的上层人物。他对教会人物同样不客气。谁读了中卷第六章包法利夫人和布尔尼贤教士的谈话，也会为她感到啼笑皆非。这只是一些片段的例证。整个小说的内在倾向性是异常鲜明的。

福楼拜仰仗辩护律师塞纳[3]的声望和辞令，免却处分，但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包法利夫人》的划时代的历史地位却因而更加确定下来。

Ⅱ

但是《包法利夫人》的绝高造诣，却是作者自己给自己争到的。正如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她的英译本[4]的“导言”里讲起的：“完整无缺的《包法利夫人》出书以后，在文坛上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这种异常完美的风格——福楼拜像考勒律治[5]一样，认为散文应当像诗一样有自己的节奏——还有这种观察与分析的奇异的力量、这种结合科学论文的有诗意的形式、这种作者人格完全隐匿的情况以及全部人物的现实性（最小的人物也是一个有血肉的、有嘘息的生命）：这一切在帝国当时是新颖的。”《包法利夫人》出现在时代迫切需要它的时际。圣勃夫轻易不推许同代作家，读到《包法利夫人》，立刻明确它的历史意义道：“作品处处打着它出现的时间的戳记。……我相信看出一些新的文学的符志：科学、观察的精神、成熟、力量、一点点严酷。这似乎正是感染新一代领袖的特征。”[6]福楼拜去世，布吕季耶尔在作全面估价的时候，强调这种千载难逢的际遇，也说：“在法兰西小说史里，《包法利夫人》是一个日期。它点出某些东西结束和某些东西开始。”[7]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在《包法利夫人》问世的时候，巴尔扎克去世已经六年多了。个个小说作者希望自己成为他的事业的继承人。但是读者望眼欲穿，发现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能在这方面满足他们的热望。于是一个僻居乡间的无名作者，鄙视杜刚的社交生活，信奉波瓦洛那句写作的格言：“流畅的诗，艰苦地写”[8]，同时接受布封的指导：“写好，就是同时想好、感受好、表达好”[9]。同时斯宾诺莎的哲学，永远活在他的灵魂深处，作成他的世界观的基本部分——我们只要读到《圣安东的诱惑》末尾，就会从安东关于物质的颂词听出了自然界是自身原因的无神论者斯宾诺莎来。[10]于是僻居乡间的福楼拜，出乎人人意料之外，以他的《包法利夫人》继续了《人间喜剧》的小说传统。继续在这里不止于是字面上的意义，而是就小说艺术说来，也包括着发展。巴尔扎克去世的时候，福楼拜二十九岁，正在土耳其旅行，写信给朋友，表示沉重的哀痛：“巴尔扎克死了，我为什么极其难过？死了一个我们仰慕的人，我们总是伤心的。我们原想以后认识他，为他所爱。是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曾经透彻了解他的时代。他曾经对妇女有过深刻的研究，不料才一结婚，就故世了。而他所熟悉的社会，也开始在瓦解。路易-菲力浦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而不复返。如今该唱唱别的歌了。”[11]他对巴尔扎克唯一的指责，就是不注意文字：“巴尔扎克要多伟大，如果他懂得写的话！而他短的也只是这个。话说回来，一位艺术家不见得会写那样多，会有这种广阔。”[12]我们不妨指出，巴尔扎克在最好的时候，行文如有天助，只有比福楼拜更其有声有色、更其具有艺术的深度。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福楼拜希望自己能像巴尔扎克那样发掘现实，忠于现实，而又在他的每一部小说里，能在艺术上达到应有的完美。《包法利夫人》作为小说的历史意义正在这里。左拉评论福楼拜，开门见山，肯定了这一点道：“《包法利夫人》一出现，就形成了整个一种文学进展。近代小说的公式，散乱在巴尔扎克的巨著中，似乎经过收缩，清清楚楚表达在一本四百页的书里。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包法利夫人》的清澈与完美，让这部小说变成同类的标准、确而无疑的典范。”[13]

现实主义小说作家重视观察，把这作为创作方法的一面，从巴尔扎克起，就肯定下来。精确的观察和科学的发展有关。一八六二年，福楼拜读完《悲惨世界》，感到莫大的苦恼，尤其因为小说作者是他衷心尊崇的当代巨人，不过他依然指出雨果反科学的精神道：“观察在文学上是一种二等品质，不过当我们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同代人的时候，就不许可这样错误地描绘社会。题材虽然很美，可是多需要心平气和、多需要科学胸襟！雨果老爹看不起科学也是真的，而且他也证明了。”[14]福楼拜求学的时候，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在浪漫主义的风浪中打过滚，而他之所以能平安到达海岸，科学对他起了不小的作用。他认为小说是生活的科学形式。[15]而《包法利夫人》的出现和成就，在它的社会意义之外，也正说明科学进展，在小说方面，对观察现实和处理材料所起的影响。而郝麦这个完美的半吊子科学家形象，作为历史人物，最先在《包法利夫人》里出现，也正说明科学在当时开始普遍发展这一事实。郝麦完全属于十九世纪。郝麦是一个放在任何不朽的想象人物一旁而无愧色的典型。[16]我们不打算在这方面多占读者的时间，但是作为时代精神，我们必须在指出继承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同时，也把这第二个主要意义交代一下。

而第三个主要意义，紧接着也必然就是，作为艺术实践，《包法利夫人》的造诣稳定了现实主义运动在当时文坛上的摇摆局势。现实主义在《包法利夫人》问世的时候不是一个什么好听的名词。[17]法官宣判福楼拜无罪，就一连两次使用现实主义这个名词，认为属于它的范畴的作品，一定“不堪入目”“否定美与善”。我们知道，浪漫主义运动打开形式主义的枷锁，给感情生活找到一个出口，然而很快就连首当其冲的战士，也觉得基地不够坚实。雨果提出文学必须有用。[18]和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是早年帮他打定浪漫主义天下的戈蒂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就在资产阶级艺术趋于分裂的时候，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实强迫艺术家予以注意：新兴的无产阶级，以浩大的声势，参加一八四八年的政变，作为基本队伍，推翻旧王室幼支奥尔良系的统治。工人们斗争来的共和国，不几个月，又在资产阶级的阴谋操纵之下变了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流血的酬谢就是六月的大屠杀。最后，卑鄙的资产阶级又把共和国送给拿破仑三世改成第二帝国。可是这并不妨害无产者的存在逐渐在艺术家的创造意识中取得明显的位置。包法利夫人的女儿，我们从小说结尾知道，就“为了谋生”，被送进“一家纱厂”。作者没有宣扬无产阶级，但是处处表现了他对本阶级的憎恨。他歌颂的人物永远只是一辈子都在无声无息地劳动着的奴仆。形象世界扩展了，现实有了坚实的基地，这些人物开始成为艺术家有好感的对象。资产阶级品鉴家大起反感，把这种新倾向叫作“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作为运动，和福楼拜初不相干。它和另外一位来自内地的艺术家发生直接关系。他是一位画家，名字叫作古尔拜[19]。他在工人阶级此仆彼起的一八四九年画了三幅闻名遐迩的油画：《砸石子的》《葬仪在奥尔囊》和《饭后在奥尔囊》。工人、农民和一般百姓在画里出现了。他们是活生生观察来的人物。资产阶级的展览会拒绝展览他的作品。正统思想的批评家骂他：“想做一个现实主义者，真实还算不了一回事：要紧的是丑！”[20]他拾起这个骂他的名词，充作战斗的旗帜，设了一个“现实主义画馆”，展览他的不合资产阶级口味的作品。他的军师是小说家尚夫勒里[21]。后者从一八五五年以后，又把现实主义这个旗帜用在文学运动上。福楼拜僻居乡野，埋头写作，和运动毫无往来。然而在没有作品足能说明现实主义的正确内容的时候，《包法利夫人》的出现正好满足了这种要求。也正是这样，圣勃夫才把它们拉在一起，认为“作品处处打着它出现的时间的戳记”。而我们今天简直忘掉了这段曲折的经历。

Ⅲ

《包法利夫人》有一个副题是“外省风俗”。我们的确在这里看到大量关于风俗的描绘，真实的程度，只有绘画上现实主义大师古尔拜勾勒故乡的出色写照，可以相提并论。但是绘画上难以具体做到，只要作者有意，而文字上就可以组织进来的，却是风俗因时而异的变化痕迹。这正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人物活动，从来不会遗忘时代与环境所起的重要影响。作家的希图不仅是写出支配情节的几个主要人物，而是连他们周围和背景的男、女、老、少，以至于可能结合的当代事件，都在不超越规定下来的典型环境之内，栩栩如生，一一提供出来。《红与黑》的副题是“一八三〇年纪事”。巴尔扎克的成就，像他说的那样，是“完成一部描写十九世纪法兰西的作品”。[22]福楼拜的《情感教育》的局面远比《包法利夫人》的局面复杂、宏大，但是《包法利夫人》却也并不由于故事局限在一个乡村的狭小地面上，就忽略重大思潮的渗入。正相反，读这部关于一个医生太太自杀的艺术记录，我们的深刻印象完全和时代与环境分离不开。故事的完整和结构的严密，把传奇成分从小说里一干二净地洗刷出去。它的概括力和现实性跃然入目，就在作者最后严厉惩罚他的女主人公的时候，他时时刻刻写出了罪不在她一个人，而陷她于罪的，反倒置身局外。作者具体追溯成长的原因，十足说明他的用心。维护“世道人心”的所谓“正人君子”也不会看不出来的。福楼拜听说本区神甫从妇女手里抢掉他的小说，欣喜欲狂：“对我说来，这下子就十全十美了：政府攻击、报纸谩骂、教士仇恨！”[23]而这一向待在象牙塔里不出来的隐士，居然在说：“就目前而言，任何写照是讽刺，历史是控诉。”[24]

小说的历史背景正好吻合波旁王室幼支的十八年统治。这也正是《人间喜剧》大部分现实小说的背景。包法利夫人本人的故事从上卷第二章并始，到下卷第十章结束，前后整整占了九年，从一八三七年一月六日起，到一八四六年三月止。一年用在求婚和订婚上，八年用在婚姻生活上，四年半过着沉闷的妇道生活（一八三八年四月到一八四二年九月），十一个月和罗道耳弗过着偷情生活（一八四二年十月到一八四三年九月），随后养了几个月的病，最后又和赖昂·迪皮伊过了将近两年的偷情生活（一八四四年夏季到一八四六年三月）。如果按分卷来说，上卷从一八三七年一月六日到一八四〇年三月，正好三年多一点点；中卷占了四年；下卷从一八四四年夏季起，约莫两年[25]。准确的年月增加真实感觉，是季节变换、景物描写与心理交流的界碑。但是作用仅止于此，年月的框架并不反映时代和环境对人物的重大关系，也就不能说它完成了它的主要任务。

爱玛·卢欧是一个富裕的佃农的独养女儿。佃农在这里是“以官册为凭的土地持有者”[26]，实际属于地主阶级。由于卢欧老爹并不离开土地，所以笼统说来，他是一个农民或者农民中间的头面人物，然而不是庄园贵人。旧贵族和大革命制造出来的这种“土地持有者”之间，还有着不小的距离。这拦不住这种特殊佃农（尽管生活日趋下降）企图改变阶级成分的野心。他们是在复辟时代。大革命前的贵族又回来过着耀武扬威的日子，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人物，于是不能希望于自身的，他们希望于子女。修道院附设的寄宿学校是一个准备子女进入贵族生活的现成机会。巴尔扎克曾经说破这种爬向社会上层的方式道：“大革命前，有些贵族家庭，送女儿入修道院。许多人跟着学，心想里头有大贵人的小姐，女儿送去，就会学到她们的谈吐、仪态。”[27]爱玛受的正是这种陶铸贵族思想、感情的不切实际的修道院教育。一个女红老姑娘、“大革命摧毁的一个世家的后裔”，常来修道院对女学生讲前一世纪的故事，低声唱一些情歌。这个必须在农村过一辈子的农家姑娘，没有任何希望进入贵族社会，甚至于连在城市住家的机会也没有，却一脑门子贵族思想、感情与习惯，在家里“帮不了他什么忙”，嫁给一个乡村医生，过着小资产阶级的不如娘家殷实的索居生涯。而这个乡村医生，“谈吐就像人行道一样平板，见解庸俗，如同来往行人一般，衣着寻常，激不起情绪，也激不起笑或者梦想。”

福楼拜随时在小说里点醒贵族教育对她的祸害。上卷第六章说起的修道院教育，对爱玛一生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第八章又肯定了她走进贵族社会的可能性。侯爵的舞会是她实现愿望的开端（不料也竟是末一次！）：“渥毕萨尔之行，在她的生活上，凿了一个洞眼，如同山上那些大裂缝，一阵狂风暴雨，只一夜工夫，就成了这般模样。她无可奈何，只得看开些，不过她的漂亮衣着，甚至她的缎鞋——拼花地板滑溜的蜡磨黄了鞋底，她都虔心虔意放入五斗柜。她的心也像它们一样，和财富有过接触之后，添了一些磨蹭不掉的东西。”陪她跳舞的子爵成了她理想中可能再现的美男子。罗道耳弗勾引她的时候，她“不由想起在渥毕萨尔陪她跳华尔兹的子爵。”罗道耳弗之所以能勾引成功，老实说，子爵的憧憬在暗中帮了他相当的忙。她给情人写信，“见到的恍惚是另一个男子、一个她最热烈的回忆、最美好的读物和最殷切的愿望所形成的幻影。”福楼拜的笔墨是残酷的。他要子爵这个有诱惑性的幻影一直跟她跟到她死。她到鲁昂没有借到一文钱，眼看身败名裂的悬崖就在眼前，心身交疲，走过礼拜堂，“眼泪在面网底下直淌，头昏脑涨，眼看就要软瘫下来。一辆马车的车门正好开开，里头有人喊道：

“‘当心！’

“她收住脚步，让过一辆提耳玻里，当辕一匹黑马，一位穿貂皮的绅士赶车。这人是谁？她认识他……马车向前驰去，转眼不见了。

“这人就是他，子爵！她转回身子；街空空的。她又难过，又伤心，靠住一堵墙，免得跌倒。”

她的头一个情人不是贵人，然而至少也有庄园贵族的身份。每况愈下，她的第二个情人是一个练习生。婚后她第一次跳舞，是在侯爵的庄园，而第二次、也是末一次，却在四旬斋狂欢节，和一个练习生、两个医学生和一个商店伙计在一起，妇女“十有八九属于末流社会”。教育离她的实际生活十万八千里远！而更糟的是，修道院把她教育成了一个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闺秀。身体是农民的结实底子，里头来了一副歇斯底里的气质。婆婆老于世故，对儿子一语道破她的病根：“你知道你女人需要什么？就是逼她操劳，手不闲着！只要她多少像别人一样，非自食其力不可，她就不会犯神经了。”

复辟社会又给爱玛带来第二个后天性格的根源。那就是一八三〇年前后风靡人心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在这里不是作为文学运动出现的。也不是作为要求个性解放出现的。而是我们谈起它来，经常忘记的一种属于反动性质的浪漫主义。它紧密配合天主教卷土重来的社会活动。宗教被虚伪的感情美化了，然而神秘色彩无时不在透露庸俗的、甚至于病毒的气息。福楼拜在这方面同样绝不吝惜他的鞭挞的笔墨。正如贵族心性的养成来自修道院的寄宿学校，这种不健康而又同样使人脱离实际的浪漫心性，也来自修道院的寄宿学校。“布道中间说起的那些比喻，诸如未婚夫、丈夫、天上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等，总在她灵魂深处唤起意想不到的喜悦。”爱玛的稚弱心灵，整个浸沉在夏多布里昂的忧郁之海和“拉马丁的蜿蜒细流”。作者没有因为拉马丁还活着，人望高，就避而不用。她的最好的读物要算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了，然而也只使她向往中世纪和它的女庄主与骑士的虚伪社会。她从田野来，浪漫主义的风景对她没有吸引力，然而她喜好感情的渲染，把满足感情看成生活里的真实东西。于是“热狂而又实际，爱教堂为了教堂的花卉，爱音乐为了歌的词句，爱文学为了文学的热情刺激，反抗信仰的神秘，好像院规同她的性情格格不入，她也越来越愤恨院规。”这就是修道院教育的悲剧，培养了她的贵族与浪漫缅想，实质上她却变成了宗教叛徒！

然而贵族与浪漫缅想，不是穷困所能担负得了的。金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的物质基础。一个人可以为爱情而死，但是对于一般人（爱玛是其中的一个）说来，死在债台高筑上，却更合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发生在穷乡僻壤，但是正如“农业展览会”在永镇这个小地方出现一样，无孔不入的资本家代理人照样要在任何有利可图的角落活动。布尔尼贤教士给爱玛守尸，听见远远有狗叫唤，对一同守尸的药剂师道：“据说，它们闻得到死人的气味。”商人勒乐的鼻子比狗灵多了，一见爱玛，就闻出了她心里的偷情气味。他的名字有“快乐”的含意。他是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有前程的人。而幸福就建筑在逼死邻居的高利贷手段上。他在爱玛面前出现，总在无巧不巧，发现她有私情勾当可能之后。福楼拜写一次爱情生活，就掉转笔锋，写一次高利贷者的钻营行径。爱情和金钱看起来好像各自为政，但是一到两股力量扭成一股的时候，戏剧紧张了，爱玛迅速走到她的生命的终点。爱玛追求精神生活，末了总遇到肉体餍足：“爱玛又在通奸中发现婚姻的平淡无奇了。”福楼拜打击这脱离实际的少妇，不就到此为止。他剥下来她的情人的绅士脸皮，让他们个个露出资产者见死不救的自私自利的吸血灵魂。庞大的债务把她逼到死路，可是使她不得不死的，九九归一，仍是由于爱情的幻灭。他们在本质上和奸刁的商人并无二致。“她已记不起她落到这般田地的原因，也就是说：金钱问题。她感到痛苦的，只是她的爱情。”她想到自尽，也就服毒自尽了。

“什么人也不要怪罪……”爱玛的遗嘱这样说。

作者不给我们机会读全她的遗嘱。也许她接着要说：怪罪只好怪罪她自己。也许她像她庸庸碌碌的丈夫一样，说一句达观的话：“错的是命！”不过作者不肯这样如实写出来，显然是要我们细想想真正使她自杀的原因。他找了一个瞎子抒情地、象征地唱着民歌给她送终。她其实只是一个瞎子。是谁害得她在人生的严肃的道路上双目失明的？这不是个别问题。在她之前，乔治·桑以革命者的毅力，冲出不合理的婚姻的轭制。妇女开始觉醒。然而不是每一个妇女都能这样远走高飞的。正相反，大多数妇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摆脱封建之网，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又像胶一样，把她们粘在上头。还不提修道院教育所给的毒害！这些错综复杂的落后的社会因素，在她盲目要求满足的时候，让她不折不扣，变成一个“正人君子”耻与为伍的“淫妇”。所以爱玛希望自己生一个男孩子，“她过去毫无作为，这种生一个男孩子的想法，就像预先弥补了似的。男人少说也是自由的；他可以尝遍热情，周游天下，克服困难，享受天涯海角的欢乐。可是一个女人，就不断受到阻挠。她没有生气，没有主见，身体脆弱不说，还要处处受到法律拘束。她的意志就像面网一样，一条细绳拴在帽子上头，随风飘荡。总有欲望引诱，却总有礼法限制。”这样我们就知道，她丈夫只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却那样沉重！）落在她的头上罢了。和他一道落在她的头上的，还有那些远不是她本人所能理解的社会因素。

然而作者具体入微地分析了这些因素。爱玛受到资产阶级的谴责，可是作者从来没有放过谴责者本身的丑态与罪行。福楼拜憎恨本阶级是有名的。“农业展览会”是一幅绝妙的图画。爱玛死前哀求公证人和税吏，更锐利地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所以作者在塑造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犯的典型形象的期间，说什么：“我的可怜的包法利夫人，不用说，就在如今，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落受罪、哭泣！”[28]他反对作者在作品中表示意见。但是他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形象，并不因而就少泄露他对时代的看法。不然他也不会又说什么“任何写照是讽刺，历史是控诉”了。一位思想比较开明的主教，说起《包法利夫人》来，就以见证人的口吻道：“对在外省听过忏悔的人说来，这是一部杰作。”[29]这话说明它的真实性，也说明作者的概括力。

李健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