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列女传》类叙事在东汉的影响及其局限
班昭和班昭的女儿们可能是听读《列女传》类故事、看《列女传图》长大的，从她们的言语、文章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可见出此点[3]。班昭年幼时接受过母师教育。其《七诫序》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4]其中包括对《列女传》的学习，至少《列女传》类典故已成为她的知识常识。《后汉书·班超传》收班昭《为兄超求代疏》曰：“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远，诚可哀怜。如不蒙救护，超后有一旦之变，冀幸超家得蒙赵母、卫姬先请之贷。”[5]其中“赵母”典出《列女传·仁智·赵将括母》则，“卫姬”典出《列女传·贤明·齐桓卫姬》则。《赵将括母》云赵国与秦国开战，赵孝成王以赵括代廉颇为将，赵括母以为其子不堪此任，因而劝阻赵王，赵王不听，赵母只好预先请求赵王承诺若其子战败，自己不受儿子的牵连。《齐桓卫姬》云齐桓公准备攻打卫国，卫姬追问齐桓卫有何罪，使齐桓不得不承认“卫无故”，因而停止伐卫之谋。班昭以此请求汉帝，如果班超因年老不能有效御边而导致兵败，希望汉帝能赦免班超家人，意在恳请汉帝调回班超。班昭上疏如此用典，不用任何解释，表明此类列女故事也已成为汉和帝等人的知识常识。
班昭的学生邓皇后对《列女传》类故事也很熟悉。《后汉书·皇后纪·和熹邓后传》载，邓后为贵人时，德誉日盛，使阴后深感威胁。一次和帝病危，阴后密言如自己得意，将使邓氏死无遗类。邓贵人流涕言曰：“妇人虽无从死之义，然周公身请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6]“越姬”典见《列女传·节义·楚昭越姬》。楚昭王与越姬等驰逐极乐时，海誓山盟，期待与越姬等同死，然越姬不但不领楚王之情，反斥其不能勤政。后楚昭勤政，将死前，越姬请与之同死，云当年虽口斥楚王，而心已许之同死。
沛郡周郁妻赵阿也是读《列女传》类故事长大的。《后汉书·列女传·沛郡周郁妻传》载赵阿“少习仪训，闲于妇道”，但所适非人，其舅令媳妇匡夫，赵阿感叹“我无樊、卫二姬之行”，乃自杀。“樊、卫二姬”典见《列女传·贤明》《楚庄樊姬》、《齐桓卫姬》。楚庄好狩猎，樊姬屡谏不听，因之不食禽兽之肉；桓公好淫乐，卫姬为之三年不听郑卫之音。樊、卫二姬都因此感动了丈夫并改变了丈夫的失德之行。赵阿舅希望赵阿能效仿樊、卫二姬，但因赵阿丈夫不能尊父命在先，使赵阿“以道匡夫”不管效果如何都面临困境。赵阿说：“我言之不用，君必谓我不奉教令，则罪在我矣。若言而见用，是为子违父而从妇，则罪在彼矣。”[7]从理论上说，妇可“以道匡夫”，但“匡夫”能否成功是另外一回事，赵阿舅云“郁之不改，新妇过也”，将儿子之过完全转嫁于媳妇，似是一种苛责。子、媳都应奉父命，周郁之前未听父命，是周郁之失，如果现在能在妻子督促下改过，从最终目的上讲，应该也算是遵从父命，一般情况下，舅父也不会因此怪罪媳妇（但不排除对儿子情绪偏激时）。赵阿将可能出现的责难想象成必然结果，固然是赵阿个性偏激使然，但亦显示出女性处境的艰难，赵阿以自杀方式解决人生困境与《列女传》中女性处理困境的方式相同。
乐羊子妻的言行和思想方法也使人联想到《列女传》中的女性。《后汉书·列女传·乐羊子妻传》记乐羊子在外求学，久行怀思而归家，其妻断织诫夫，丈夫遂七年不返，学有所成。此与《列女传·母仪·邹孟轲母》断织诫学目的和行为都相同。又乐羊子妻婆母盗杀邻鸡食之，乐羊子妻采取对鸡不餐而泣的方式劝谏婆母，与上引樊姬、卫姬的劝谏方式相同。当婆母问她为何对食而泣时，乐羊子妻不是指责婆母盗鸡，而是感伤自家贫穷，不能使婆婆食而有肉。乐羊子妻采用婉曲的自责责人的劝谏思路，与《列女传》《贤明·周宣姜后》、《齐桓卫姬》、《楚庄樊姬》，《辩通·齐威虞姬》的劝诫思路相同。
太原王霸妻也使人联想到《列女传》中的女性。《后汉书·列女传·王霸妻传》载隐士王霸满足于做一位隐者，一日，高官朋友之子来访，朋友子“车马服从，雍容如也”，更重要的是因为有物质基础，朋友之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礼节周到得体。此时，王霸子正耕于田中，听说有客，急匆匆释耒归家。相形之下，王霸子“蓬发历齿，未知礼则”，面对雍容华贵的同龄人，王霸子自惭形秽，其父也不禁对儿子心生愧疚，因而隐逸之志有所动摇。王霸妻看出丈夫内心的摇摆，提醒丈夫“贵孰与君之高”[8]，坚定了王霸的信念。王霸妻的思想言行、其思想言行对丈夫的影响以及故事的结局等，都与《列女传·贤明》《楚老莱妻》、《楚接舆妻》、《楚於陵妻》诸则同。
由此可见，《列女传》或《列女传》类记事也成为东汉时女教的重要内容。上章已述，《列女传》在女性言辞中见“三从”之说，但记事则以母教、匡夫、参政、谋事、辩通解纷为主，而且“三从”德行原则上又设更高的德行原则——仁、义、礼、智、信。从这一意义上讲，《列女传》已从大的义理方面和诸多生活实践层面为女性树立了典范。至于女性在家庭中，特别是女性适人后，与公婆、丈夫、妯娌、叔妹相处之道，《列女传》谈论较少。《列女传》夫妇相处的例子虽多，但主要在丈夫有过失的情况下，然而夫妻相处的生活，并非总关大是大非，亦非总有是非曲直，因而其日常相处之道尚有待引导。又关于公婆子媳相处之道，《列女传》之《邹孟轲母》、《鲁之母师》主要从婆母角度加以叙写，《陶答子妻》虽从媳妇角度叙写，但“君子”并不认同其为妇的行为方式，因而也有待进一步的规范和建构。关于妯娌相处、与叔姑相处，《列女传》皆付之阙如，故有必要对之作伦理关系学的探讨，这也是《女诫》在女德建构以及指导生活实践方面均十分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