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关于李清照直接而可信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李格非）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元脱脱等《宋史·李格非传》）这其中连她的原籍何在、生于何时等等最基础的生平资料，均属阙如。所幸，对其原籍，新时期以来渐成共识，即北宋齐州章丘绣江（今属山东济南）。而对其生年的考论和争辩，从胡适、陆冯（陆侃如、冯沅君）算起，将近一个世纪迄无定说。笔者在已经出版的关于李清照及其《漱玉集》的数种论著中，均信从黄盛璋之说，认定李清照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亦取此说）。但是，在六、七年前，由赞同胡适等“公元1081年之说”的学者问难，形成了新一轮的争议。驳难者则赞同一向被忽视和冷落的浦江清和王璠的“公元1083年之说”。笔者认为，公元1083和1084，虽然只有一年之差，但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虚”、“实”岁之别，而是推导依据迥然不同之故。所以，现在认定“公元1083年之说”亟可信从。这样，对李清照的生卒年重新厘定为公元1083—1155？年。

近些年，随着史学界和古典文学界对宋史和有关李清照研究的深入，以及地下文物的频繁发掘和有关珍藏文物的面世，对李清照的身世，特别是其父李格非的婚姻状况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辩证思考。比如有关李格非妻室的记载，由原先《宋史·李格非传》和庄绰《鸡肋编》两种，现在又将《王珪神道碑》和“王拱辰夫人薛氏墓志铭”等，从史学和文物考古方面引入李清照的研究之中。尽管对上述一系列资料的科学分析和进而全面准确地征引和借取尚未形成共识，但这些资料均堪称李清照研究中的“硬件”。

对于李清照的生母是何许人，迄今未发现直接记载，也就无任何“硬件”可言。有鉴于此，不妨从对有关“软件”的“发明”中加以弥补，从而作出相应的判断。

李清照往往给人一种“目中无人”、处处“拔份儿”之感，眼界、口气无不居高临下，比如她把官至礼部员外郎的父亲和两度居相位的翁舅，说成“赵、李族寒”；实际上，就是在晚年，李清照本人也属于那种“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式的富贵之家，然而却自称“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云云，这一切仿佛说明她以一个朝廷资深政要之家作为“参照系”，也就是说，执政十六年之久的宋神宗元丰宰相王珪是她的外祖父的可能性极大。还有一条未被深究的现成材料，即李清照在《上枢密韩公诗》并序中，自称“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这也很有可能是暗指王珪是她的外祖父。“韩公”，是指高宗绍兴初年的高官韩肖胄的曾祖韩琦（他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相）和祖父韩忠彦。李序中所谓“父祖”，父，指李格非，宋徽宗建中靖国时韩忠彦为相，是时作为礼部员外郎的李格非，或受到韩相的赏识及荐拔，自然是其“门下”。“父祖”中的“祖”，以往仅被理解为李清照的祖父，其实至少应该包括她的外祖父（王珪）。因为在韩琦知扬州时，王珪任通判，而李清照的祖父（“族寒”），至今无人知其大名。但是，关于韩琦和王珪的亲密关系，却有一段佳话：韩所在的扬州官衙花园里，一年，有四朵芍药花格外鲜艳、硕大，此系十年难遇之事。韩琦把四朵花中的三朵分赠通判王珪、签判王安石等三人（事见《舆地纪胜·扬州》）。“通判”位略次于州府长官，且含共同处理政务之意，说王珪出于“韩公门下”，顺理成章。

关于李格非的妻室，在上述四“硬件”之外，还有一种不应被忽略的“软件”，即根据有关记载分析，李格非当卒于公元1112年或在此前后约一、二年，享年六十一。那么，在他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时，已经二十大几。李格非娶王珪长女时任郓州教授，是在其中举之后，约在公元1080年，抑或在此稍前或稍后，所以李格非在与王珪之女成亲时，已年近或年届“而立”。在我国古代，年近“而立”的男子尚未初婚的概率极小。因此，在娶王珪之女之前，李格非在原籍，当已初婚。那么，连同在他日后晋升为校对黄本书籍时（在绍圣元年之前、秦观卸此职之后）所娶王拱辰孙女在内，李格非前后可能有三房妻室。而作为长女李清照的生母只能是前二房中的一位。李格非既有在原籍娶妻的可能，也有生女的可能；任郓州教授时，又娶王珪之长女为妻，李清照也有出生于此时的可能；王珪长女早卒后，再娶王拱辰孙女为妻时，李清照约在十岁以上。而宋高宗建炎年间任敕局删定官的李迒，被李清照在《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中称为“弱弟”，即幼弟。那么李迒当是李格非第三房妻子（至少是第二房）所生的、李清照的异母小弟（王昊先生在《词学》第15辑上曾发表《李清照“继母说”补证》一文，支持笔者此说）。

对李清照生母的确认，目前虽然只有“软件”作依据，但是在“硬件”“发明”之前，认定“以文学进身”的王珪，是文学天分出众的李清照的外祖父，这说不定在基因遗传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这样一来，在李清照的生母“早卒”时，她有可能刚刚“落草”，最大也不会超过三四岁。此时李格非在郓州教授的任期将满或刚满。又据晁补之《鸡肋集·有竹堂记》，直到李清照七岁那年，其父才在汴京租赁房舍。李格非在由地方低级学官晋升为太学录时，其在汴京一无家室二无房舍的情况下，不大可能携带幼女进京。而可能性较大的是小清照暂时被留在原籍，由住在今天山东济南章丘明水的家人抚养。大约在她十五六岁时，才离开原籍来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待字”择婿。

建中靖国元年（1101），李清照与二十一岁的太学生赵明诚（字德甫，又作德父）结为伉俪，一度生活很美满。未久，她的父亲李格非被列为“元祐奸党”，而她势必会受到株连，很可能一度被迫回到原籍。在她重返汴京不久，赵明诚之父崇宁宰相之一赵挺之被罢官病卒。李清照便随赵家屏居青州（今属山东），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这期间，她与赵明诚在“归来堂”中猜书、斗茶，花前月下夫妇相从赋诗，共治金石之学，又撰《词论》之文。因祸得福，人称赵、李“夫妇擅朋友之胜”，所指主要是这段光景，其伉俪之谐，几胜新婚。所以此时在李清照的笔下一无悲苦之作。此后，赵明诚连任莱、淄（今均属山东）等地知州。正在作为金石学家的赵明诚事业鼎盛，又转官晋升之时，汴京告急，其母卒于江宁（今属南京），赵明诚遂奔母丧南下。不久“靖康之变”，北宋灭亡。李清照由淄州返青州，筛选整理“归来堂”的巨额文物。其中十五车轻便贵重者准备立即南运，另有十馀间房屋所贮书册什物，准备明年再运往江宁。不料青州发生兵变，知州曾孝序父子遇害，上述十馀屋收藏便化为灰烬。看来，是李清照押运十五车贵重文物，并将蔡襄所书《赵氏神妙帖》，藏之于身，水陆兼程，中途遇“盗贼”“负之不释”，于建炎元年冬或翌年春抵达江宁，将书帖完璧归“赵”，赵明诚为之感动不已。在南渡江宁期间，李清照曾有雪天顶笠披蓑，循城远览寻诗之雅兴。由此可见，李清照命运的分野，主要不是“靖康之变”，因为在此后的一年多赵明诚膺任南宋军事重地江宁（后改为建康）知府，她作为江宁重镇最高军政长官的夫人，其心态之忧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夫妻感情之亲疏。此时的赵明诚或有“章台”之游，加之“缒城宵遁”，失职被罢，使得李清照的处境和心情，不仅与青州后期、莱州前期一样，时有“婕妤之叹”，对一个极有思想的知识女性来说，丈夫的不争气，给她造成的心灵创伤更是难以名状的。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二月，赵明诚被罢知江宁府，李清照陪伴他辗转于今天的苏、皖、赣等地择居安家，刚到池阳（今安徽池州），他便奉旨知湖州（今属浙江）。在他前往行在应召时，李清照乘舟相送，直送到舍舟登岸的六月十三日。赵明诚由于冒暑骑马奔驰，途中感疾。当李清照得知他卧病的消息时，急忙乘船一日夜行三百里前去探望服侍。赵明诚于建炎三年八月病卒，李清照悲恸不已，葬毕，她便大病一场，仅存喘息。金兵加紧进逼，时局十分危急。当时还有从青州故居运出的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及其他长物。李清照便托旧日部属将上述文物押运到洪州（今江西南昌），投奔时任兵部侍郎的赵明诚的妹婿。不料，洪州失陷，李清照所托运的大批文物化为云烟。正在此时，又发生了所谓“玉壶颁金”之诬，即传言赵明诚生前以玉壶投献金人，贿赂通敌，被人秘密弹劾。这使得李清照非常惊慌，就想把家中所有的铜器等物进献朝廷。当时宋高宗被金兵追赶得四处逃窜。李清照赶到越州时，皇帝已转到四明。这些铜器等不敢留在家中，就与手抄本一起寄存在剡（与前后文的越州、四明、杭州、金华等地，今均属浙江），后来都落入官军李将军之手。然而，觊觎李清照手中文物者，远不止“李将军”一人。赵明诚病卒仅一个月，高宗御医、奸佞王继先，想以黄金三百两的贱价购买赵明诚家的古器物，幸被兵部尚书谢克家奏请止之。时局日益紧张，大陆几无赵构逃匿之处，不得不在浙东上船入海奏事。建炎四年初春，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吓退了不习海战的金兵，宋高宗便由南逃泉州之想转而驻跸越州州治，李清照也随之来到了会稽（今绍兴）。

公元1131年，南宋改元绍兴，不久升越州为绍兴府，以年号为地名。朝廷如此看重“绍兴”二字，当取中兴发达之意。此时不仅朝廷大有转机，赵、李两家亦因缘而进。在此前后，高宗数次下诏褒录旧党忠贤，李清照的小弟在皇帝身边备受重视，是年由宣义郎再升一官。来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会稽，李清照此时的心情是赵明诚去世以来不曾有过的宽舒。不料邻人钟复皓涉嫌穴壁盗去卧榻之下的贵重文物五竹箱。失窃后，李清照痛不欲生，不久又病倒了。更加不择手段的是张汝舟，早在安徽池阳时，他就觊觎赵、李带来的大批贵重文物。在李清照于重病之中从绍兴来到杭州时，他看到有不少空隙可钻——李清照此时病情十分危重，她的小弟单纯不谙世情；眼下除了他池阳张汝舟，还有一位誉满朝野的姓名雷同者，自己大可鱼目混珠。他为了攫取李清照的文物，就在她身患重病，牛蚁不分，已准备了后事之时，巧舌如簧地欺骗了李清照的小弟，与处在昏迷状态的李清照缔结了婚约。婚后一时未能将残存的文物弄到手，他就对她拳脚相加。由于此人是靠谎报举数取得官职，李清照便就此告发了他，他受到了编管柳州的惩处，而她由于告发亲人又必须依法服刑二至三年。为此她求助于赵明诚的表兄弟、德高望重的綦崇礼，九天后得以出狱。事后，李清照以《投内翰綦公崇礼启》谢之。

绍兴三年（1133）六月，朝廷派尚书礼部侍郎韩肖胄等官员使金。临行，韩肖胄母子以社稷为重，言行慷慨，感人至深。李清照缘此事而作《上枢密韩公诗》古、律各一首，古诗中有“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之句，足见其一片忠荩爱国的赤子之心。在经历了再嫁、离异、系狱风波后，李清照已年逾五十，住在杭州，日子稍有安定，她就着手整理赵明诚的未竟之著《金石录》，并撰成《〈金石录〉后序》。此序墨迹未干，她就听到了金、齐合兵分道犯杭州的消息，便于绍兴四年十月逃往金华避难。乍到此地，李清照心情很好，对生活颇有兴致。约半年后的绍兴五年（1135）春夏间，她又写了一首十分伤感的《武陵春》词。从字面上看，此词抒发的仿佛是一种嫠纬之忧；从情理上说，赵明诚逝世已经六七年，最痛苦的时刻早已过去，再嫁离异的风波也已平息。自己老之将至，不再为单纯的儿女私情所左右。此时她之所以又陷于了极端悲苦之中，想必与当时朝廷正在追究的一件事情有关。大约在绍兴四年，有一大臣向高宗进谏道：“王安石自任己见，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天下之乱，实兆于此。”帝曰：“极是。朕最爱元祐。”原来，赵构以为《哲宗实录》系奸臣所修，其中尽说王安石的好话，对废辍新党的高、向两位皇后不利，而高宗又认为：“本朝母后皆贤，前朝莫及。”被皇帝认为“皆是奸党私意”的《哲宗实录》不能扩散出去。而赵挺之当年在参与编撰此录时所收藏的一部，如今恰由李清照保管。眼下《哲宗实录》被视为犯禁之书，窃窥、私藏都是违法的。（参见《续资治通鉴》卷一一四）命运就是这样无情地捉弄李清照，她像保护自己的头、目一样保护下来的书籍，又被朝廷下诏点了赵明诚的名，严令其家缴进此书。本来已趋愈合的有丧偶之痛的伤口，像是被撒上了一把盐，又加深了其难以摆脱的嫠纬之忧。这使她原先打算好的双溪泛舟，再也无心前往，便流着眼泪写下了《武陵春》及其说愁名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大约于绍兴五年夏秋间，李清照便从金华返回杭州并定居于此。

早在建炎三年（1129）七月，将杭州升为临安府，当是赵构有意设下的一招苟安投降之棋，及至绍兴八年（1138），尽管在辞令上对临安仍称“行在”，而实际上已定都于此。抗战派人物如殿中侍御史常同等曾多次剀论定都临安之弊，更是不顾身家性命地激烈反对此一苟安之举。在一定的时代政治背景下，反对还是拥护定都临安，洵可作为抗战派和投降派的分水岭。李清照尽管毫无机会和资格参与朝廷旷日持久的定都之议，但是她深情怀念京洛旧事的《永遇乐·元宵》词，正是一种以“忧愁风雨”出之的、再真诚不过的家国之念。

从李清照的寿限考察，在她年届甚至年逾古稀时，仍有某种行迹线索可寻，而从现存作品来看，在她六十岁前后仿佛已经搁笔。可以断言的是，李清照的过早搁笔，绝不是因为“江郎才尽”，相反，在其晚年，不但“神明未衰落”，而且依然精神健旺，欲以其学传授后人。她的搁笔，如同其谢绝“香车宝马”达官贵人的召邀，甘愿躲到“帘儿底下听人笑语”，也就是用孤独和沉默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抵触，亦可见其“涅而不缁”的品格！她最终是抱着如同宗泽大呼“过河者三”的复国心愿和倾听着“伤心枕上三更雨”的“北人”思乡情怀，约于七十三四岁时，在杭州离开人世……

李清照的创作活动大约开始于十六七岁在汴京待嫁之时。其诗文多系缘大事而作，基本可以准确编年。她的词主要是曲折表达内心隐衷和儿女情长，原先只有一首寄情“姊妹”的《蝶恋花》标明确切的写作年月；本来《武陵春》也有明显的编年线索，但是由于人们对其中“双溪”所在地理解不同，系年也就不同。直到黄盛璋以其历史地理学的确切考证，指出胡适的“双溪在今绍兴”之误，从而论定双溪在今浙江金华，此词才被公认写于绍兴五年春夏间，其他都没有编年。在《漱玉词》的诸多辑本中，影响最大、最可信从的两种分别是唐圭璋《全宋词》中的李清照词和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前者所收47首中只有《怨王孙》（帝里春晓）和《浣溪沙》（绣面芙蓉）二者之真伪可议；后者宁缺毋滥只收43首（14首存疑）。二者的共同点是都未对《漱玉词》进行编年和分期。

笔者谨记陆侃如老师的教诲，并将老师对“中古”文学系年的某些“诀窍”移植于对《漱玉词》的编年。与此同时，有学者建议我细读了发表在《中国科学》（七十年代）上竺可桢的关于历史物候方面的科学论文。在此文的许多精辟见解的启发下，我搜集了自然和社会科学有关编年的诸多资料，结合对《漱玉词》文本的反复解读和体悟，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将自己对《渔家傲·记梦》、《临江仙》、《诉衷情》、《清平乐》，特别是《声声慢》等词作的较有根据的编年公诸于世。

编年（分期）、辨伪是深入研究作家作品几不可缺的两大前提，在这种前提下，笔者厘定出现存可靠和较可靠的李清照词47首，本书所选39首均为名作和主要篇目，在这方面是谨遵本丛书之要求，但在总字数上却难以与苏、辛等多产名家大致平衡。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与其多收一些等下之词作，倒不如把被作家词名所掩的诗文名篇提供给读者。这便是编撰本书附录之初衷，这方面想必能够得到本丛书编者和读者的支持和理解。

李清照一生著作甚丰，生前即有刊刻行世，其诗文集见于著录和记载的名称卷帙不一，如《郡斋读书志》卷四下和《世善堂藏书目录》均谓《李易安集》十二卷，而《宋史·艺文志》则谓《易安居士文集》七卷；她的词在古代被称为《漱玉集》、《易安词》并有一、三、五、六卷不等。以上诗文及词集约在明末清初时散佚，现存李作均为辑本。

尽管李清照的诗文出手不凡，但她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是靠“压倒须眉”的《漱玉词》确立的。对她的词，人们历来倍加关注，品评多不胜数，这里仅举褒贬有所不同的二例：一是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所云“（易安居士）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二是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所云“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王灼对李词的贬抑，语意明白，无须诠释，而李调元之说意谓：李清照的词自成一家，不在秦观、黄庭坚之下，它的凝炼超出吴文英，它的清丽可与周邦彦的《片玉词》媲美。她不仅在女子中首屈一指，甚至能够超过堂堂的男子汉。对比以上二说，显然李调元持论中肯，更为可取，而王灼对李清照其人其词的看法含有某种封建卫道成分，观点极为偏颇。

李清照的诗只存十多首，文仅有六、七篇。在创作特色方面，诗文迥异于词而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和特定历史人物或事件，风格豪迈，语言犀利，锋芒毕露。李清照诗的影响虽然不及其词，但对《漱玉词》极尽攻击之能事的王灼，对她的诗却称赏不已：“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碧鸡漫志》卷二）

关于李清照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如何，人们通过本书对其有代表性的诗词文赋的具体解读，自有心裁，这里着重介绍的是她对前人的嗣响和对后人的沾溉。

以往多把李清照的文学才华归结为受其“善属文”母亲影响，现既已判断其母最晚在她一周岁左右去世，后天谈不上对她有多少影响，至多是文学基因的某种作用。这或许还可追溯到她的外祖父王珪。王珪自执政至宰相，历时十六年。他自幼奇警，出语惊人，以文学进身，“其文闳侈瑰丽，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词林称之”（《宋史》卷三一二）。但更重要的是后天受其博学多才、正直清廉的父亲及其著作的影响和教育。从她现存作品所用故实看，她读过的书难计其数，文史哲无所不包，所受影响是多方面的。她不仅是文艺多面手，还是学养深厚的思想家。单就文史典籍而言，对她影响较多的计有下列诸种：

李清照之于《诗经》不是一般化地阅读和记忆，而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稔悉程度，有着若干深邃而新颖的见解。比如其《感怀》诗中“公路可怜合至此”的“公路”，既有某种可能取自《三国志·袁术传》裴注引《吴书》中袁术（字公路）的一段经历“说事儿”，或拿来自比；而可能性更大的是作者对《诗·魏风·汾沮洳》的隐括。因为《汾沮洳》中称呼廉洁的贵族官吏为“公路”。李清照用“公路”来比喻与天子同姓又身为知府的赵明诚，该是多么恰切和善解“良人”之意！又如《声声慢》中的“晓来风急”，当是化用《终风》的“终风且暴”的深层训释之义，而《诉衷情》的“夜来沉醉卸妆迟”和“人悄悄，月依依”，则是分别隐括了《柏舟》的“微我无酒，以敖以游”和“忧心悄悄”之句意，只不过这种化用和隐括就像盐溶于水无影无踪。对她这类词作的解读，需调动研究者本人的灵感。

有一首生动地反映待字少女心态的秋千词《点绛唇》，曾被不少论者怀疑，甚至屏于《漱玉词》之外，原因是：一把“倚门回首”解作“倚门卖笑”。其实“倚门”语出《史记·货殖列传》的“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司马迁是以此说明“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道理，而“倚门卖笑”是后人的演义，以之形容妓女生涯系晚至元代或清代。况且此词中的“倚门”句，只是靠着门回头看的意思，不必有何出典。二是认为名门闺秀的李清照不可能演韩诗（指李词中的“见客入来”诸句系演韩《偶见》诗）。这是对李清照所受韩偓《香奁集》的影响未加深究所致。《漱玉词》与韩诗有关之处颇多，较明显的尚有咏海棠的《如梦令》系演韩偓《懒起》诗的“昨夜”以下三句而来。

清人杨文斌所编《三李词》，收录的是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清照及前此李太白的三家词。鉴于现存李白词尚有异议，李清照所受太白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而她所受李煜词的真挚深情、以血泪书写的影响却是极为明显的，郭沫若称这种影响为“文采有后主遗风”。不仅是“文采”，李清照的漱玉清流和李后主的“一江春水”，当是出自同一“泪泉”。

李清照对前人的借鉴，有时看似手到擒来，一旦“拿来”放在她的作品中，往往比在原作中更有光彩，如《念奴娇》的“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和《小重山》的“春到长门春草青”，是分别出自《世说新语·赏誉》和五代薛昭蕴同调词的成句。比借取成句更妙的是对前人词旨和现成意象的借取和发展，比如她写于江宁的《诉衷情》，所承续的当是《花间集》中毛文锡的两首同调儿女情事词。又如在《诉衷情》和《清平乐》中都曾出现的“梅”意象，便是以冯延巳《谒金门》词所刻画的那个“终日望君君不至”的宫女的“手”之物为典的，李清照把宫女所揉搓的“红杏蕊”改为梅之残蕊，就与她本人的“情结”更为契合。

李清照对后人的影响也是多姿多彩的。且不说历代酷爱和研究其作品的人多不胜数，名列大家之前茅，直接在“易安体”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也大有人在。比如，稍后于她的东武（今山东诸城）籍词人侯寘《眼儿媚》（花信风高），便题作《效易安体》。陆游虽没在作品中标出“效易安体”，但他与这位前辈颇有同病相怜之苦：除了政治上或受株连或被压抑之外，在感情上也都各有隐衷。在陆游的“沈园”、“梅菊”、“姑恶”诗中，不仅时有《漱玉词》的用语和意象，其旨亦多有埒同之处。再一位就是极力效仿“易安体”的辛弃疾，这不仅表现在对她“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等方面的效法，更主要的是思想感情的一致。不难看出，辛弃疾以名句“众里寻他千百度”等等著称的《青玉案》，与李清照的《永遇乐》词完全是一脉相承的。然而更能体现李清照作品巨大影响的事情竟发生在张居正身上。这位明万历年间当国十年的首辅，有一天他听到部吏中有一姓钟的操浙江口音，便问道“你是会稽人吗？”答曰“是的”。张脸色遽变怒气久久不消。这个部吏解释说“我是新近从湖广迁来的。”即使这样张还是把他开除了。这虽然类似于小说家言，但很能说明《〈金石录〉后序》的深远影响，因为其中所记载的钟复皓，就是涉嫌盗窃李清照文物的梁上君子！

在李清照研究中，有许多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比如作品的真伪、系年，生于哪一年、生母是谁等等均有不同说法，其中分歧最大的莫过于再嫁问题。按说南宋洪适《隶释》所云“赵君无嗣，李又更嫁”、南宋赵彦卫编著的人称“赅博可信”之书《云麓漫抄》所著录的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崇礼启》，都是李清照再嫁、诉讼、系狱诸事最雄辩的证据，但是那些把“持再嫁说”看成厚诬李清照的人，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下，硬说《投启》是经人篡改，甚至是伪造的，其说难以服人；在宋人的另外七八种关于李清照再嫁问题的记载中，虽然有的也认为再嫁是失节的，并指责她“无检操”（晁公武语）、“晚岁颇失节”（陈振孙语），但却从反面证实了李清照确有再嫁之事。而明朝以来才出现的，把记载李清照再嫁之事说成是“厚诬”她，则是不顾史实的强词夺理，实际是站在卫道立场的“帮倒忙”。

另一个是近十来年出现的问题，即随着李清照生平资料的新发现和对其词作暗含典事的破译，势必要对其履历有所改写。即改写以“靖康之变”为分野的前后二期说为早中晚三期说。从宋神宗元丰六年到徽宗大观元年屏居青州之年止，共二十五年为前期；从大观二年到高宗建炎三年赵明诚去世之前的二十一年为中期，也可称作青、莱、淄、宁时期；从建炎四年到绍兴二十五年为后期。本书所采用的就是这种三期说，它对李清照的作品系年、解读大有裨益。

陈祖美

2003年5—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