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文学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交，法国发生了空前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动乱。大革命的伟大思想和种种事件播下的种子开初在文学中基本上没有成长起来。它们无法破土而出，因为两个破坏性的暴政，即国民公会和帝国的专政，几乎接踵而来，横扫法国，使一切个人自由都被消灭了。前一个恐怖专政使所有政治色彩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公众舆论不完全一致的人，不是被吓倒、被流放，就是被送上了断头台。贵族、王室、教士和吉伦德派全都向它屈服，人们逃往安静的瑞士或是北美荒凉的草原，来逃避消灭了他们的亲人并威胁着他们自己的命运。后一个恐怖专政则迫害、囚禁、枪杀或是流放了所有不甘沉默的人（这种沉默只允许对皇帝的欢呼声打破）。正统党、共和派、立宪派、自由分子、哲学家和诗人都被这无所不轧的碾子所轧碎，除非他们愿意逃往四面八方，到帝国的边界以外去寻找藏身之处。这在那个时候是不容易的，因为帝国正在迅速扩大，一口吞并了德国和意大利，它的大军紧紧跟在他们身后，似乎没有地方安全，连逃到莫斯科都会被撵上。

在这两大暴政期间，一个法国文人，只有远离巴黎，在寂寥的乡间过死一般寂静的生活，或是逃出国去到瑞士、德国、英国或是北美，才能从事他的创作活动。只有在这些地方，独立思考的法国人才能存在，也只有独立思考的人才能创造文艺、发展文艺。这个世纪的第一批法国文学家来自四面八方，其特点就是有反抗的倾向。我不是说这些人在某些根本原则上是一致的，相反，他们常常是极不一致的，但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憎恨恐怖统治和拿破仑的专制。不管他们过去情况如何，不管他们在王政复辟之后会怎样转变，也不管他们是文艺上的革新派、反动的正统派或是自由主义反对派，他们在世纪初都一致反对当时的社会秩序。他们的另一共同之点是，作为十八世纪的继承者，他们处境都很困难，因为这个世纪留给他们的遗产正是他们所反对的那个帝国。他们中间有些人愿意放弃这个遗产和有关的义务，另一些人则准备接受这个遗产，条件是能拒不承担义务，大家都感到在新的世纪里思想发展必须以新的设想为依据，不能再按旧世纪的设想行事。十九世纪的大门打开了，他们在门前凝神窥望，预感到会看到什么情况，甚至相信已经看到，各自都根据自己的禀赋和愿望，想象新事物是什么样子，并作出自己的解释。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带有一些先驱的味道：他们身上体现着新时代的精神。

在法国，文艺复兴的天地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广阔，因为法国文学在十八世纪发展了形式主义。上层社会及学院的影响把文学束缚在所谓“高雅”的铁紧身衣里，成了僵固、贫乏、专讲形式的东西。长期以来法国都表现出这样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对外界的一切安排都有强烈的变革愿望，一旦决心要满足这一愿望时，就无法停留在适度的范围之内，而与此同时，在有关文学的各方面都相当保守——承认权威，维持一个学院，把条条框框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法国人已建立了一个共和国，推翻了基督教的统治，却还没有想到对布瓦洛^[1]的权威提出疑义。伏尔泰把传统打翻在地，用悲剧作武器向以传统为主要支柱的势力专制制度和教会发起进攻，却从来没有打破旧例，让剧情的发展持续二十四小时以上，或是让一个剧发生在两个地方。^[2]他对天上地下什么都不尊重，却严守诗歌的韵律。

在法国人推翻政治制度、打破旧的习俗时，不是法国人而是另一个民族改造了文学，重新创造了诗歌。法国对这时候的德国人很少了解，只知道他们喝啤酒，抽烟斗，在炉旁的角落里吃泡菜，对他们的小王公们像对族长一样地谦恭遵从，伏尔泰轻蔑地希望他们多几分口才，少几个辅音。正是他们在思想领域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法国人在地域上取得的成就。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只有德国人在十八世纪有他们的文艺繁荣时期。就在十八世纪的下半叶莱辛和歌德使诗歌取得重大发展，康德和谢林使玄学有了突出的进步。这是因为在德国尽管什么都不自由，思想却有自由。

世纪初的法国文学自然受到德国的影响，这尤其是因为各国间这时开始进行持续的思想交流。大动荡、共和国和帝国引起的战事，把欧洲各民族推到一起，使他们相互熟悉起来。而受外国环境影响最深的，是那些由于这些事件遭到流放甚至终生流亡的人。对于出国征战的人来说，外国精神的影响只是浮光掠影，而对这些流亡者来说，却是深刻持久的。流亡在外的法国人被迫要对外国语言有较深的了解，如果不是出于别的原因，至少是为了用它在所在国教人学法语。正是这些流亡的知识分子对整个法国传播了有关别国特点和文化的知识。如果要给这时期的文学活动一个总的名称，恐怕没有什么比“流亡文学”更合适的了，因此我采用了它。

但这也只是一个名称而已，理解得不能过于拘泥，比如有些作家，尽管不住在巴黎，甚至不住在法国，却并不是流亡者，只要他们的作品属于同一类，硬要不把它们和流亡者的作品归在一起是愚蠢的；反过来，流亡者的某些作品却显然不是这个起丰富和更新作用的文艺运动的产物，而是复辟时期反自由的文艺作品。

不管怎样，这个名称用于世纪初第一批法国作品还是合适的。正像前面已经说过的，流亡者不可避免地属于反对派。但反对什么却因人而异，有的反对恐怖统治，有的反对帝国专制，要看他们是从哪一个暴政下逃出来的。在很多情况下，两者他们都是逃避的，这时他们的反对就具有双重性。有的人可能同情早期的革命，因为它剥夺了君主的权力，他的理想可能是一个温和的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帝国的反感就要比对恐怖统治的反感更强烈一些。不管这种双重性属于哪一种，这双股思潮在流亡文学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种思潮直接反对的是十八世纪的某些思想特征，它那枯燥的理性主义，它对感情和幻想的种种禁忌，它对历史的错误理解，它对合法民族特色的忽视，它对大自然索然寡味的看法和它对宗教的错误概念，认为它是有意识的欺骗。但是，在方向上和十八世纪的主要思潮相一致，也还有一股清晰可见的暗流；其中所有的作家，有些仅限于文艺领域，另一些则在一切思想领域，都向僵化的传统发起了攻击。他们都是一些有胆量、有魄力的人，“自由”这个词对他们仍然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即使是夏多布里昂，尽管他在政治上和宗教上代表了这批人中的极右派，在某些作品中简直是反动的，也把“自由和荣誉”当做自己的座右铭；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最后能参加到反对派中来。这类双重的思潮几乎到处可见，在夏多布里昂身上，在瑟南古身上，在贡斯当身上，在斯塔尔夫人身上，在巴朗特、诺迪埃等人身上都可以看到。对这种反动和进步之间微妙的相互关系，我一开始就要提请大家注意。

在谈到十八世纪的精神时，首先出现在人们嘴边的通常是伏尔泰的名字。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他是这整个时期的体现和代表；在流亡作家们对他表示反感时，他们可以说代表了对前一世纪的反动。他们中间即使那些在思想上与他有密切联系的人，也迫于时代的精神，不得已而参与了对他的反动，例如贡斯当在他的《宗教论》里就是这样的。但在十八世纪的作家中还有一个人，他是伏尔泰的对手，几乎与他地位相等，而且他的作品比伏尔泰的作品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指向一个更进步的时代，这就是卢梭。他在很多方面启发了流亡文学。流亡文学由于渊源于卢梭，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他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前一世纪和大革命的承袭者。在十九世纪初，卢梭对欧洲所有主要国家巨大文艺运动影响程度之深是惊人的。在十八世纪，他精神上的承继人中，在法国有各种互不相同的人物，如圣皮埃、狄德罗和罗伯斯庇尔，在德国有许多天才和有才能的人，如赫尔德、康德、费希特、雅各比、歌德、席勒和让·保尔。在新的时代中受他影响的，在法国有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后来有乔治·桑；在德国有蒂克；在英国有拜伦。伏尔泰对一般人的思想产生影响，而卢梭却对有写作才能的人、对作家影响特别大。这两位伟大人物交替地对后代发生影响，几乎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一代，直到狄德罗取代了他们两人。上世纪末，伏尔泰的统治地位转给了卢梭；五十年之后，他的名字在法国重新受到尊崇。现在在这个国家一些最杰出的作家身上（比如艾奈斯特·勒南），可以看到双重的思想倾向，一些卢梭的精神和一些伏尔泰的精神结合在一起。但在十九世纪初，从其他国家流往法国的精神巨流却都只渊源于卢梭的著作。正是由于卢梭，那些住在偏远的外省和外国的法国人创作的文艺，尽管敌视那产生了并维护着帝国暴政的那些精神，却和十八世纪保持着联系，而且以原来法国的理论作为自己的依据。

[1] 布瓦洛（Nicolas Boileau-Despreaux，1636—1711），法国文学评论家，他的主要著作《诗艺》为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2] 指古希腊戏剧遵循的“三一律”，即剧情要单一，不能发生在两个地方，时间不能超过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