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一

元稹（779—831），字微之，别字威明，行九。祖籍洛阳，六世祖时迁居长安。其先属鲜卑族拓跋部，稹系后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孙（岑仲勉以为十四代孙，详《唐集质疑》之《元稹世系条》）。代宗大历十四年生。八岁丧父，母郑夫人贤慧知文，亲授诗书。九岁即工属文，十五岁明经擢第，二十四岁中书判拔萃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

元和元年（806），将应制举，与白居易退居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对策第一，授左拾遗。宪宗召对，论及时政。年少英锐，疾恶绳愆，不避权势，屡触忌讳。数月间，上封事六、七件，权倖惮忌，出为河南尉。四年拜监察御史，三月，奉使按狱东川，一按任敬仲狱，详察得情，再劾节度使严砺违诏过赋数百万事，又奏平涂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一时，名动三川。五年，河南尹房式有违法事，元稹弹劾甚急，并援例将其拘至御史台。于是激怒了朝中房式私党，宰相借口“专擅”之过，罚稹官俸，急召回京。行至华阴敷水驿，宿于上厅。内侍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后至，欲强占上厅，元稹不让，刘以马鞭击伤其面。在宪宗偏袒下，宰相以稹失宪臣体为由，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处置不当，一时朝论哗然。翰林学士李绛、崔群当帝面申论元稹无罪，白居易连上三状据理申冤，均未获采纳。诚如白居易在《第三状》中所说：“今中官有罪，未见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远近闻知，实损圣德。”江陵一贬四年，时江陵尹严绶能以礼相待，监军崔潭峻也爱其诗，不以掾吏相陵迫。九年秋，淮西吴元济叛，严绶拜山南东道节度使加淮西招讨使，进军唐州，稹为从事，随至前线，反对藩镇，立场鲜明。十年正月，奉诏回京，与白居易诗酒相酬，激扬文字，以为起用有望。旋转徙通州司马，患疟几死。

十三年底移虢州长史。十四年冬召还拜为膳部员外郎。时相令狐楚爱赏其诗，以为“今代之鲍谢”。十五年，穆宗即位，因段文昌之荐，授稹祠部郎中、知制诰。本来穆宗在东宫时即好稹诗，故此特别器重，数召与语，知有辅弼之才，擢授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充翰林承旨学士。专司制诰，文格高古，纯厚明切，一变俗体，所谓“制从长庆辞高古”（白居易《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在翰林院与李德裕、李绅号称“三俊”，并以才学驰名。穆宗前后索诗数百首，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而与白居易等喜为千字律诗或杯酒光景间小碎诗章，一时天下传讽，江湖效仿，间播于乐府，时号“元和体”，唐诗遂有“诗到元和体变新”之局面。

两《唐书》本传谓元稹因崔潭峻进诗而得擢升，实与元稹《进诗状》及白居易《元公墓志铭》不合。考元稹进诗乃其面奉圣旨自进，而非崔所进；进诗亦在稹入翰林之后，而非在擢祠部郎中之前。是时有所谓牛李党争，因元稹向与李德裕、李绅相善，故颇为牛党李宗闵及李逢吉辈所不喜而致摈排。长庆元年（821）冬，裴度或因某种误会，上章论元稹交结宦官魏弘简，因罢学士，官工部侍郎。次年入相，欲法姚崇，革除弊政，不意李逢吉构恶于后，利用元、裴矛盾，诬告元稹谋刺裴度，遂罢相出为同州刺史。关于罢相之故，稹《同州刺史谢上表》说得很明白：“不料奸人疑臣杀害裴度，妄有告论，尘黩圣聪，愧羞天地。臣本待辨明亦了，便拟杀身谢责，岂料圣慈尚在，薄贬同州。”《唐才子传》所谓“举动浮薄，无检望轻”而致罢相之说，实未符合史实，而此谬说严重损害了元稹形象。长庆三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浙东六年，颇著政声。所辟幕职，皆一时文士，讽咏诗什，动盈卷帙；副使窦巩，与唱尤多，时人艳称曰“兰亭绝唱”。大和三年（829），入朝为尚书省左丞，振举纪纲，整顿吏治。而李宗闵再度当权，复受排挤，于次年出为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七月卒于任所，终年五十三岁。

元稹一生交游极其广泛，其中不乏在当时政坛、文坛知名的人物，如白居易、李绅、韩愈、柳宗元、吕温、刘禹锡、李德裕、令狐楚、白行简、蒋防、王建、刘猛、李馀等，或因政治人事关系、或文酒高会、或诗筒唱酬，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互相影响的态势。或在乐府诗、或在传奇小说、或在长篇排律方面，俱能同声相求，切磋琢磨，互相影响和促进，俨然成为一个松散的文学集团式的群体，而备受历来文学史家瞩目。

二

中唐之世，内忧外患，唐王朝正由盛转衰，而对于容易幻想的文人来说又似乎有着“中兴”的希望，元稹和许多著名文学家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就是在这样的时势下从事文学活动的，文学史上所说的也是元稹领导、首倡或参与的“新乐府运动”、“元和体”、“古文运动”等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在诗歌方面，元稹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论唐诗者辄曰“前有李杜，后有元白”，后先辉映。

元和体是元稹诗歌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也是他非常看重的部分，包括杯酒光景间小碎诗章和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两方面（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其审美趣味在于“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致宛然”（《上令狐相公诗启》）。对于诗歌的“风致”的有意识的追求，可谓元诗一大特色。元稹是一个性情中人，或浅斟低唱，小碎诗章；或长篇排律，激扬文字，以性情为诗，感于哀乐，直抒胸臆，发而为景辞情语，这才是“元才子”的本义。白居易称赞说：“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酬微之》），则形象地反映了元诗的美学特质。元稹擅长风致宕逸的艳丽小诗，虽然历来被指为轻靡，但确是最富于艺术色彩的。而其中悼亡诗则出于真情实感，深至真切，不应以艳情目之。情感细腻，意象明丽，哀感顽艳，诚所谓“情致曲尽，入人肝脾”（王若虚《滹南诗话》）。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感情，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刻画写景之诗，如“夜合带烟笼晓月，牡丹经雨泣残阳”（《莺莺诗》）；“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还向万竿深竹里，一枝浑卧碧流中”（《亚枝红》）；“桐花暗淡柳惺憁，池带轻波柳带风”（《送孙胜》）；“莺涩馀声絮堕风，牡丹花尽叶成丛。可怜颜色经年别，收取朱栏一片红”（《赠李十二牡丹花片因以饯行》）；“岳阳楼上日衔窗，影到深潭赤玉幢。怅望残春万般意，满棂湖水入西江”（《岳阳楼》）；“日暮嘉陵江水东，梨花万片逐江风。江花何处最肠断，半落江流半在空”（《江花落》）……举不胜举，皆即景即情，语句鲜活而情思灵动，直是丽曲妍辞，韵高而词胜。《以州宅夸于乐天》、《重夸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更是脍炙人口的写景名篇。极重色泽，敷腴鲜亮，诚所谓“杂徐庾之流丽”，难怪宰相令狐楚“以为今代之鲍谢”（《旧唐书》本传）。

元、白等元和诗人喜作长篇排律，《元氏长庆集》中五言排律共有三十多首，百韵以上的如《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一百韵》等是其代表。这些长篇排律多是元白次韵相酬的产物，并且成为“元和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皆韵剧辞殚，瓌奇怪谲”，“大凡依次用韵，韵同而意殊；约体为文，文成而理胜”（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在美学趣味上大抵追模老杜“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杜君墓系铭》）之风尚，赵翼肯定了元白次韵之作，他说：“皆研炼精切，语工而词赡，气劲而神完，虽千百言，亦沛然有馀，无一懈笔。当时元白唱和，雄视百代者正在此。”（《瓯北诗话》）因此不能完全抹掉其诗学的意义。

乐府诗向被视为元诗之积极部分，《唐音审体》卷一五云：“要之，元白绝唱，乐府歌行第一；长韵律诗次之；七言四韵又其次也。”这些乐府诗篇，为现实政治服务，“惟歌生民病”是其内容，“愿达天子知”是其目的，其中既有对时弊民瘼的针砭和吁呼，也有对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对国家政治的忧患。以其切实的内容、丰富的激情和健康的文字在文学史特别是乐府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类诗歌往往理念在先，是政治教化的“寓意”，“词直气粗”（《上令狐相公诗启》），“意太切而理太周”，“辞繁”而“言激”（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序》），语涉议论而乏形象，情辞激切而乏意趣，胡应麟指出元白乐府“患在易晓易尽，失风人微婉义耳”（《唐音癸签》卷七）。从诗歌美学来看，偏于“善”而不在“美”。当然，元稹也有一些艺术性较好的乐府作品。乐府古题如《梦上天》，写其“下视五岳”、“仰天踏云”、“天悠地远”、“茫茫漫漫”，语言古质而流动，颇有太白歌行的浪漫主义特征。或评之曰：“元相之委婉曲折，变化不测，亦是千古一人，实出白傅之上。”（《唐音审体》卷三钱良择评）它如《当来日大难行》、《人道短》、《苦乐相倚曲》等，所写也不尽是政治图解，多有仕宦之途难言之深衷在。

元、白堪称元和、长庆诗坛的旗手，同为“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在《乐府古题序》中，元稹条述了诗史的源流正变，既肯定了“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也赞美了杜甫新乐府创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精神。他认为，乐府创作或古题新义，或古义新词，只要有助于“美刺”，均值得提倡。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里，元稹肯定了李绅《乐府新题》“雅有所谓，不虚为文”，这与白居易在《新乐府序》里所倡导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的精神完全一致，对于新乐府的创作实践具有纲领性意义。而他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则在文学史上首次全面概括和高度评价了杜诗，确立了杜诗的历史地位，影响非常深远。

元、白并称，却有异同。陈绎曾云：“白意古词俗，元词古意俗。”（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引）陆时雍云：“微之多深着色，乐天多浅着趣。”（《诗镜总论》）叶燮云：“元稹作意胜于白，不及白舂容暇豫。”（《原诗》外篇）贺裳云：“诗至元白，实又一大变。两人虽并称，亦各有不同。选语之工，白不如元；波澜之阔，元不如白。白苍茫中间存古调，元精工处亦杂新声。既由风气转移，亦自才质有限。”（《载酒园诗话又编》）王闿运云：“元白歌行，全是弹词，微之颇能开合，乐天不如也。”即以白居易《长恨歌》与元稹《连昌宫词》而言，也各有千秋。洪迈说：两者“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宫词》有监戒规讽之意。……其末章及官军讨淮西、乞庙谋、休用兵之语，盖元和十一二年间所作，殊得风人之旨，非《长恨》比云。”（《容斋随笔》卷一五）王世贞说：“《连昌宫辞》似胜《长恨》，非谓议论也，《连昌》有风骨耳。”（《艺苑卮言》卷四）由此观之，两人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至于所谓“元轻白俗”之说，实肇自唐人，本非东坡创论，如李肇《唐国史补》说：“元和以后，诗章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因为诗体轻俗，元白在当时也曾招致非议。李戡说：“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人雅士，多为其所破坏。”（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引）其实，所谓“轻俗”之诮实时人自名教立场而发，要不足以深病之。正如赵翼所说：“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瓯北诗话》）今人苏仲翔先生则径以为“轻”指浪漫色彩、清新流转的一面，“俗”指大众化、俚俗风趣的一面，此两点“要不足为二人病，毋宁说这是他们迥出时流的地方”（《元白诗选注·导言》），此论良有以也。

三

元稹描述“元和诗”的流布写道：“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余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予寄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街市，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于平水市中（镜湖旁草市名。）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之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白氏长庆集序》）由此可见：中唐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过全民参与历时二十年之久的学习、传诵元白诗歌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为世人所珍重的是那些杯酒光景间小碎诗章，和次韵相酬的长篇律诗，而非被白居易视为压卷的《贺雨》和“有正声”的《秦中吟》；诗篇可以衒卖于市，甚至用抵酒茗，充作货币，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景观；还值得注意的是“作书模勒”，既然要衒卖于市，就需批量生产，巨大的市场需求自然引发缮写模勒，在雕板印刷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元和、长庆年间，当代诗人的新作以印刷品的形式发表、流布，“元白诗”肇开端绪；至于村校教习，外国求购，也自有文化史上的意义。已往的文学史家往往摘录“二十年间”以下数语，用以论述白居易，于是给读者的印象似乎只有白诗流传得这么广，无形中产生了误解。

元稹生前即对自己的诗文作过多次整理，最终形成《元氏长庆集》一百卷。此本至北宋失传。宣和年间，建安刘麟父子抄录散佚，得六十卷刊行之，是为存世元集诸本之祖。刘本编次与元稹《叙诗与乐天书》中所言类目大不相同。刘本的原貌今亦不得复睹，录存诗文的数量，也并不等于旧有的十分之六，而是更少些。刘本再传为两支：一是浙刻本《元氏长庆集》；二是蜀刻本《新刊元微之文集》。二者的区别，除书名、版式不同外，有四卷乐府诗，浙刻本编在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六，蜀刻本在卷五至卷八。前者今存八卷；后者今存二十四卷，并有《四部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籍丛刊》本行于世。今存明本皆为浙刻本系统，依时代之先后，分别是：弘治元年（1488）杨循吉据宋本影抄之《元氏长庆集》六十卷（简称杨本），其行款与浙本相同，可能接近刘本面貌；正德间（1506—1522）华坚兰雪堂铜活字本（简称华本），存单三十五卷；嘉靖三十一年（1552）董氏刻本（简称董本）；万历三十二年（1604）马元调据董本覆刻之本（简称马本）。杨本抄录时，遇宋本因年久漫灭之字，仍留作空缺，后经钱谦益据当时尚存世的宋浙本校补（简称钱校、钱校宋本），同时钱氏还增补了杨本抄录时所缺之页，元稹文集遂成完璧。1959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以影印行世。而在华本、马本中，对于宋本空缺之字揣摩填充，往往文义违背。马本有补遗六卷；清人卢文弨亦曾用当时尚存世之宋蜀刻本校勘华本及马本，并撰成校记（简称卢校、卢校宋本）。《四库全书》系据马本著录。二十世纪以来，王国维、张元济、傅增湘等都曾对《元氏长庆集》作过校理，沾溉学林，功莫大焉。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元稹集》（冀勤校点），是建国以来元稹文集首次全面整理，点校者付出劳动至巨，并新增“续补”二卷，附录五卷，成为元集录文最全之本。2002年问世的《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则是元稹诗的第一个注释本。至于对元稹事迹作全面考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首开其端，卞孝萱《元稹年谱》集其大成，此后有吴伟斌之系列论文，以及周相录的最新考订，皆为元稹研究成果之荦荦大者。

元稹作品，今存诗歌570题，共800首，散文230篇，小说1篇，其中有少量疑伪之作。据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诗八百馀首”之语推知，元集旧有之作当比今之存量多得多。本书入选诗歌273首，散文8篇，小说1篇，大致展现了元稹创作的基本风貌。元稹在描述自己的创作经历时说：自己从幼年起即勇于为文，深受陈子昂、杜甫影响，“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朋友切磨，日月迁逝，光景惨舒，山川形胜，风云景色，当花对酒，乐罢哀馀，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躬身，悼怀惜逝，凡所对异于常者，则欲赋诗”，并且是以“全盛之气，注射语言”，从而构成其创作丰富多彩的内容和特质独具的艺术风格。元稹诗在当年曾风靡海内外，今天同样拥有众多读者。元稹生前身后就道德评价言，可谓毁誉参半；其所以招损，除了党争的背景外，也有“木秀于林”的因素。元稹曾不无愤激地说道：“物情良徇俗，时论太诬吾”（《酬乐天东南行一百韵》），那就让我们通过这些作品，聆听诗人的倾诉，一窥其心路历程。

本书录文，主要依据杨本，兼及马本外集之补遗和《元稹集》外集之续补。次序与《元稹集》相一致。校勘则以杨本为底本，校以前述诸本。较为重要的异文，列校记于注释中。我们希望通过审细的校理，能为读者提供元稹作品可靠的文本。注释以有利于读者理解作品为原则，首条有解题的意思，一般辨明该作品写作的时地背景，主要依据卞著《元稹年谱》，也吸收了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时有我们的心得，冀收抛砖引玉之效。正文条目的注解，着重引征典实，诠注词源，间有对大意的串讲。

本书从第一稿交与出版社，至今日定稿，历时三年，前后数易其稿。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宋红、葛云波二位先生为提高书稿质量所付出的巨大辛劳，他们以其出色的工作，使我们从专业知识和敬业精神两方面深受教益。我们达成共识，力求奉献给读者的是一本有较高学术品位的书，是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书。编者自知浅学，本书中疏误容或多有，祈望读者及同行专家不吝赐教。

编者

2004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