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第六卷:筑梦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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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时代”

“时代”是一个时间概念,通常是指历史上以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某个时期。

在英国作家狄更斯笔下,“时代”充满着矛盾和对立。他写道: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

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马克思对“时代”的认识则更加理性和深刻。他把人类历史按照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了多种不同的划分,比如:

两阶段论,即前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

三阶段论,即自然经济时期、商品经济时期和产品经济时期;

四阶段论,即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大工业时代;

五阶段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为起点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历了91年。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共完成了3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带领中国人民历经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件大事,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第三件大事,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向前发展。这件大事现在仍在继续。

如果把这3件大事用一条线串起来的话,这条线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党的十九大在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论断的前面加了一个状语——“经过长期努力”。

这里的“长期”,既是指改革开放后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又可以往前追溯到建党以来的全部历程。

“经过长期努力”是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果。

有些青少年读者可能会问:凭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有哪些基本依据?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认识和找到答案。

一是所处发展阶段的转变。

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决定什么样的时代。之所以把党的十八大作为新时代的起点,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能感受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各方面发生的变化。比如: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不少领域的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综合国力大幅增强;我国经济在保持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开始进入新常态,将保持中高速增长,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人民的获得感不断增强,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二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长期以来,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在改革开放前,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社会产品严重匮乏,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吃不饱、穿不暖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在一些艰苦地区,有的家庭穷得全家人只能合盖一床被子,家里没有一件电器。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得到了根本性改变。市场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物质丰富,基本满足了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落后的社会生产”已不符合实际。

人饿了的时候想吃饱,饱了的时候想吃得好、吃得安全,人们的需求在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这时,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凸显。比如: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总量、程度不充分,在很多方面经济发展与老百姓的需要还有差距,等等。

可见,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是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依据。

三是面临国际环境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同外部世界的交融性、关联性、互动性不断增强。与之前相比,中国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国家。目前,我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第一,产品大量出口,“中国制造”享誉世界……事实证明,中国已经越来越强大了。

2018年3月,《厉害了,我的国》在全国上映。影片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引发强烈反响。这是影片的一张宣传海报。

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旁观者,也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引领者,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树大”容易“招风”。正因为这样,西方霸权国家对我国不断进行打压、阻遏,领土主权、经济贸易争端不断显现。我国面对的国际和周边环境起了新变化,这是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维度。

总的来看,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所处新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针对国际国内形势,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党慎重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判断,具有充分的理论和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