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1991年，奥黛特早已放弃了医院的工作，到美国和平工作队驻基加利特派团做了一名医生。两年后，华盛顿方面暂停了在卢旺达的项目，奥黛特把她的孩子们送到内罗毕（Nairobi），然后参与派驻在加蓬、肯尼亚和布隆迪的和平工作队的一系列短期工作。她喜欢待在布隆迪，因为这里很方便她回去看望家人，而且布隆迪似乎终于成了一个致力于让胡图族与图西族和平分享权力的国家。1993年8月，在图西族严酷统治了近30年之后，一个胡图族宣誓成为布隆迪首位普选总统。权力交接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布隆迪人阖家欢庆，国外舆论也视其为非洲的希望灯塔。然而在11月，也就是新总统就任的四个月后，一群图西族军人暗杀了他。总统的死引发了胡图族起义以及图西族军队的暴力镇压，最终造成至少5万人死亡。布隆迪的血腥暴力给卢旺达胡图力量这样的恐怖食品制造商的磨坊里提供了大量的谷物，他们鼓吹这一消息就是图西族叛乱的证据，同时奥黛特也因此失去了工作。

她并不想回基加利。随着哈比亚利马纳阻挠《阿鲁沙协定》的实施，对图西族和胡图族反对派的攻击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奥黛特只需把收音机调到千丘广播电台，她就可以感觉到自己在那儿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但和平工作队希望恢复在卢旺达的行动，在这个人均月收入不到25美元的国家里，奥黛特拿到了25美元的时薪来帮助筹备这个项目。她也厌倦了让孩子们东奔西跑，以及和丈夫让—巴蒂斯特的分离。更重要的是，在《阿鲁沙协定》签订之后，一支由600名“卢旺达爱国阵线”士兵组成的先遣队抵达了基加利，同时那里还有联卢援助团。

“真的，”奥黛特说，“是联卢援助团把我们骗回来的。我们看到了这些蓝盔兵，还和达莱尔谈了话。”——罗密欧·达莱尔（Roméo Dallaire）少将是加拿大人，负责指挥联合国部队。“我们觉得就算胡图族袭击我们，联卢援助团的3000人也足够抵挡了。达莱尔把他的电话号码和电台波段给了我们，还说：‘如果发生任何事，马上给我打电话。’所以我们就相信他们了。”

1994年1月的一个晚上，奥黛特刚从布隆迪返回基加利，她开车带着两个来看她的表亲回酒店，突然一群大喊大叫的联攻派民兵把他们的车包围了。她猛踩油门，联攻派民兵朝他们扔了两颗手雷，把所有车窗都炸碎了，奥黛特和其他两名乘客都被碎玻璃溅落满身，他们花了好几分钟才确认自己没有受伤。她说：“我给达莱尔打了电话，但联卢援助团没有派人来，我马上意识到这些人永远都不会保护我们。”

胡图力量和他们想要置于死地的人都不信任联卢援助团，这种不信任和他们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一样深，而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阿鲁沙协定》签订之后的几个月里，卢旺达人已经看到联合国维和部队在波斯尼亚和索马里因无能和失败而遭到羞辱。1993年10月3日，在联卢援助团到达基加利之前的五个星期，参与联合国驻索马里部队联合行动的18名美国游骑兵被杀害了，他们的尸体在摩加迪沙（Mogadishu）的街上被人拖走的电视画面传遍了整个世界。联卢援助团的权限比索马里维和部队还要有限：除非出于自卫，否则禁止使用武力，即便如此，他们的装备也差得可怜。

1994年1月11日，当《坎古拉》警告联卢援助团“要考虑其自身的安危”的消息刚刚刊印时，达莱尔少将向纽约联合国总部的维和行动部发出了一份题为“请求保护线人”的紧急传真，传真解释说，达莱尔在联攻派民兵的最高层中发展了一名非同一般的情报线人，他需要帮助，以确保该男子的安全。达莱尔写道，这名线人是前总统的安保人员，每月由陆军参谋长和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主席支付将近1000美元让他担任联攻派民兵的“顶级”训练师。几天前，达莱尔的线人曾负责协调48名便衣突击队员、1名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部长和几名当地政府官员密谋在一次议会典礼期间杀害反对派领袖和比利时士兵。“他们想要激怒‘卢旺达爱国阵线’……并挑起一场内战。”传真写道。“议员们将会在进入或退出议会时遭到暗杀。而比利时的部队”——这支联卢援助团的主力军——“将被激怒，如果比利时士兵诉诸武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会被杀，从而保证比利时人从卢旺达撤军。”这个计划暂时中止了，但达莱尔的线人告诉他，有40多个联攻派民兵的小组（每组40人）经过卢旺达军队在“纪律、武器、爆破、近战和战术”方面的训练后，已经“散布”于基加利。传真还说道：

·从联卢援助团到任以来，“线人”已受命在基加利登记所有的图西族。他怀疑这是为消灭他们做准备。他给出的例子是，在20分钟内他的人就可以杀死上千名图西族人。

·线人说他不同意反图西族的灭绝行动，他支持反对“卢旺达爱国阵线”，但不支持杀害无辜者。他还声明，他相信总统并没有完全掌控他原有的政党和派系成员。

·线人准备提供主要的武器藏匿点，其中至少藏有135件武器……如果我们做出如下保证，他今晚就准备去武器藏匿点。他要求他和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得到我们的保护。

这不是达莱尔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得知基加利这个被《阿鲁沙协定》指定为“无武器区”的地方实际是胡图力量的武器市场。这基本算不上是秘密：手雷和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在城市中心的市场公开陈列，并且价格不高；运载着法国人或法国资助的武器物资的飞机不断抵达；政府从中国进口的砍刀数量远超农业使用的需要；在卢旺达三年来首次迎来真正的和平曙光之时，这些武器中的许多都免费赠送给了那些身着可笑的联攻派民兵装束的、没有军事职能的年轻人、家庭主妇、办公室职员。但是达莱尔的传真为接下来将会发生的状况提供了一个更加精确的蓝图，比“过去”已经出现的任何其他文件都更加精确。他的线人告知他的所有事情都在三个月后成了现实，达莱尔当时的判断显然是要高度重视这一消息来源。他声称他的打算是在36小时内突袭军备库，并写道：“建议批准保护线人并将其撤离卢旺达。”

达莱尔把他的传真贴上“特急”标签，并用法语签了字：“Peux ce que veux.Allons'y”（“有志者，事竟成。行动吧”），纽约总部的回应是：不要行动。当时联合国维和事务的负责人是加纳人科菲·安南（Kofi Annan），他后来成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副手伊克巴尔·里扎（Iqbal Riza）在同一天回复了达莱尔，拒绝了他在传真中所说的“深思熟虑的行动”，而对“线人”的额外保护“也超出了联卢援助团的授权范围”。非但如此，达莱尔还收到命令，要他把自己的消息分享给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并告诉总统，联攻派民兵的活动“对和平进程表现出了明显的威胁”，而对基加利的“武器安全区”也是“明显的妨碍”。丝毫不顾及达莱尔的线人所描述的消灭图西族和暗杀比利时人的计划是从哈比亚利马纳的宫廷发出的：命令指出违反和平条约的行为要向总统报告，纽约总部建议达莱尔：“你应该假定他（哈比亚利马纳）对这些活动并不知情，但同时又要坚持让他必须立即调查这一情况。”

达莱尔还被告知要与来自比利时、法国和美国的驻卢旺达大使分享他的信息，但在维和总部提醒联合国秘书处和安理会警惕报告中提及的卢旺达在策划一场令人震惊的“灭绝行动”后，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努力。然而，1994年5月，在对卢旺达图西族的灭绝行动达到顶峰时，科菲·安南在华盛顿特区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联合国维和人员“有权自卫，而且我们所定义的自卫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以去除那些阻碍你们工作的武装人员。然而我们在战场上的指挥官，无论是在索马里还是波斯尼亚，都对使用武力持保留态度”。鉴于达莱尔已发来传真，安南却没有提到卢旺达，这让人不可思议。

“我有责任，”回复达莱尔的伊克巴尔·里扎后来跟我说，同时又补充道，“这并不是说安南先生没有注意到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他说信件在安南的桌上搁了48个小时，而复印件也已转到当时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的办公室。但根据一名布特罗斯—加利最亲近的助手的说法，联合国秘书处在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份文件。当我在电话里给他念了达莱尔的传真时，这名助手说：“这真是惊人的——一份让人吃惊的文件。在联合国工作的最后五年里，除了一两次例外，我都不记得自己经历过这么戏剧性的事件。收到那样的传真却无人在意，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事实上布特罗斯—加利最终察觉到这份传真，但他轻视了它，在种族灭绝发生后他评论道：“虽然联合国官员们认为这种局面和来自现场的告急报告是极其严重的，但在维和行动的环境中并不罕见。”

里扎持相似观点，他跟我说：“如果从事后来看，你可以把所有这些情况都看得非常清晰——当你坐在你的稿纸前，把音乐打开，或无论怎样吧，你可以说‘啊，看呐，那是这么回事’。但当你处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把达莱尔的传真形容为仅仅是一份与联卢援助团之间的日常通信。“我们收到的很多报告都有夸张的成分。”他说。然后，他自己又用事后诸葛亮的口吻说道：“如果我们在索马里行动后的三个月又去找安理会，我可以保证没有哪国政府会说：‘好的，让我们的小伙子们去参与卢旺达的进攻行动吧。’”

所以达莱尔将军服从了纽约总部给他下达的命令，告知了哈比亚利马纳，在他的安全机构中有一个漏洞，然后这件事（除了种族灭绝之外）就此结束了。不出所料，达莱尔的线人不再提供情报。多年以后，比利时参议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本国士兵为联卢援助团值勤期间遇害的情况，科菲·安南拒绝出庭做证，同时也不允许达莱尔将军出庭做证。安南在给比利时政府的信中解释说，联合国宪章赋予了联合国官员“对其官方行为免除法律程序的豁免权”，而且他也看不出放弃这一豁免权如何能“符合该组织的利益”。

1994年3月底，奥黛特做了一个梦：“我们在逃跑，人们在左右射击，飞机在扫射，一切都在燃烧。”她给一个名叫让（Jean）的朋友描述了这些景象，几天后，让打电话给她：“自从你给我讲了那个梦以后，我就产生心理阴影了，我想让你和我老婆一起去内罗毕，不然我觉得我们这个星期都得死。”

奥黛特同意离开基加利，她答应让准备4月15日就走，那天她与和平工作队的合同就结束了。她还不忘告诉他：“我也是，烦透了这种事。”

整个基加利都在发生类似的对话。跟我谈话的每一个卢旺达人都把3月的最后几周描述成一段弥漫着可怕预兆的时期，但没有人能明确说出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比利时外交部部长维利·克莱斯（Willy Klaes）警告中期选举中的联合国秘书长，对图西族和胡图族反对派领导人的日常杀戮以及对哈比亚利马纳未能兑现和平协议的普遍失望的“政治僵局”，“可能会导致一场无法控制的暴力危机”。但卢旺达人记得的事情更多，一些早期发生的事情。

“我们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整个国家都不对劲，”基加利涉外酒店的主管保罗·路斯沙巴吉纳（Paul Rusesabagina）跟我说，“所有人都能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劲，但我们就是看不清到底是哪儿不对劲。”保罗是胡图族，一名思想独立的哈比亚利马纳政权的批评者，他形容自己是“永远站在对立面”。1994年1月，他在自己的车里遭到袭击后，就搬到酒店去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和妻子以及一岁的儿子去欧洲度假了。当他跟我说到他在3月30日回到基加利时，他笑了，而且脸上还表现出一丝惊讶的表情。“我必须回来工作，”他说，“但你能感觉到这里不对劲。”

博纳旺蒂尔·尼比兹跟我说，他总在想为什么自己在那些天里没有离开卢旺达。“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母亲，”他说，“她老了，我可能觉得在不知道要去哪儿的情况下把她带走还是比较困难。我们都希望情况会变好。自我出生以来，从四五岁到现在，我也看到过很多房子被毁掉，看到过人们被杀害，每隔几年就会发生这种事，1964年、1966年、1967年、1973年。所以，大概我也是想安慰自己情况不会很糟的。唉，但我其实很清楚情况就是越来越糟。”

4月2日，在奥黛特做了那个毁灭性的梦之后将近一周，博纳旺蒂尔开车到吉塔拉马去看他的母亲。在回家途中，他把车停到路边一家酒吧旁，这家酒吧的合伙人就是他那个当上了胡图力量领导者的狱友弗罗杜尔德·卡拉米拉。博纳旺蒂尔点了一瓶啤酒，然后和卡拉米拉的酒保聊了很长时间关于卡拉米拉是如何转变的，以及这个国家将会向何处去之类的话题。这个酒保跟博纳旺蒂尔说，卡拉米拉曾经说过所有人都应该跟随胡图力量和哈比亚利马纳，但不久他们就会摆脱哈比亚利马纳了。“我问他怎么摆脱，”博纳旺蒂尔回忆道，“我说‘你们把这么多权力都集中到哈比亚利马纳身上，还怎么指望能摆脱他？’”博纳旺蒂尔笑着说，“他不愿意告诉我。”

哈桑·恩格泽却把这个说法告诉了所有会买它报纸的人。在3月发行的《坎古拉》上，他刊登了一行通栏大标题：“哈比亚利马纳将会死于3月”。一幅附带的漫画把总统描绘成亲图西族的“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同谋，并且文章还解释说他“不是被图西族杀死”，而是被一个“被‘蟑螂’收买了的胡图族杀死”。《坎古拉》还提出了一个和达莱尔传真中线人所述的计划极其类似的方案——总统会在“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中”或“在与他的领导层会晤的过程中”遇刺。这篇文章是以这样的语句开篇的：“没有什么事是我们预料不到的。”而结尾是：“没有人比哈比亚利马纳自己更热爱他的生命。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他将如何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