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　大遗址与依托环境（地景空间）的共生关系

1. 早期（商周以前）文化遗址的分布及其与地景空间的依存关系

西安地区早期文化遗址（主要是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们，由于缺乏对大自然的认识和了解，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他们一方面畏惧洪水、山火、猛兽带给他们的危害，另一方面又离不开赖以生存的水源和渔猎资源，他们聚族而居，刀耕火种，形成了一个个原始聚落。鉴于此，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主要分布在大河支流（如灞河、浐河、沣河、泾河、石川河等）的二级阶地上。

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一般文化层埋藏较浅（多在耕土层下），且分布广，单体遗址面积往往多达数万平方米甚至近百万平方米（如泾河北岸的杨官寨遗址），但发掘面积有时仅占遗址的1/100～1/5，勘探、发掘和研究还很不充分。

由于该类遗址出土的文物多是石器、陶器（主要是红陶）、骨器、螺壳、房屋及窖穴遗址等，观赏性不强，且遗址区易受流水冲蚀及边沟崩塌的影响，虽然其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很高，但其开发利用（如旅游等）价值则受到严重的制约，遗址的整体保护也面临诸多困难和巨大压力。

西安地区石器文化（含旧石器、新石器仰韶文化、新石器龙山文化）时代重要遗址分布情况如表3-2所示（其中主要为国家级、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及近年重大考古发现）。表中所列遗址的核心保护区及展示区由文物部门管理和保护，其他大面积的文化层暴露地段现多为农林及生态用地。

2. 陵寝墓葬类文化遗址的分布及其与地景空间的依存关系

陵寝墓葬类文化遗址由于其时代不同，墓葬的规格及级别不同，其对选址、布局及营建方式的要求也各不相同，从与地景空间依存关系而言，该类遗址具有以下特点：

为保证陵寝墓葬区不受流水冲蚀、浸渍及地面崩塌、滑陷的影响，该类遗址多选择在地下水位埋藏较深、地质地貌相对稳定、植被生长茂盛且有较大开阔空间的平旷地域，即“凡葬必于高陵之上”。

不少帝王陵寝拥有巨大的由其亲族勋贵组成的陪葬墓群，规模宏大，气宇轩昂，而且其中不少属于名人墓葬，如萧何、曹参（陪葬汉长陵）；卫青、霍光、霍去病（陪葬汉茂陵）；周勃、周亚夫（陪葬汉阳陵）；张安世、丙吉（陪葬汉杜陵）等。（唐陵也有庞大的陪葬墓群。）由于陵区墓冢重重叠叠，远望若山峦起伏，蔚为壮观。

时代不同，丧葬礼制不同，经济实力不同，其布局、规模、结构也各不相同。据《汉书·楚元王传》：“文、武、周公葬于毕，……，皆无丘陇之处”。即西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周公旦等皆葬于毕原之上（今五陵原地区，或称位于长安西南毕原处）。据《周易》载：“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故周代陵寝均无聚土建冢的制度，只须做到“下不乱泉，上不泄臭”即可。今五陵原上的西周诸陵（疑为秦公陵、永陵等）及长安区的周穆王陵（疑似汉墓）、户县的王季陵则多系假讬。兴建坟丘，是春秋后期形成的制度，秦人遵循“事死如事生”的礼俗，并以高大为美，实行厚葬的殡葬制度，秦始皇更把自己的陵墓称作“山陵”“骊山园”，以山陵之高大显示自己的威权。汉承秦制，秦汉陵寝除“事死如事生”的厚葬特点外，其帝陵轴线均为坐西望东方向，且取前“庙”后寝的陵阙布局；汉时以方形为尊，故汉代陵寝均以长方形（如长陵）及方形覆斗式为墓冢形式；汉代帝后采取同陵分葬的办法，陪葬墓多位于陵寝的东部和北部；汉人重视守冢习俗，同时为了屏障京师，在帝王陵区广置陵邑（如汉长、霸、阳、杜、平、茂诸陵均设有陵邑），大批迁徙关东豪族，使陵邑成为帝王陵寝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传统的葬俗，陵址应“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旁近祖考”，故汉代帝陵均位于京城近郊地区，甚至西汉早期的陵寝，如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等与长安城仅一水（渭河）之隔，保持着宫、陵的通视关系；《葬经》的作者认为：相帝王之阴宅要讲究龙势，即“平地之势，其稍高，地坦夷广阔，相牵相连”即为龙势。五陵原、少陵原、白鹿原均相对高于关中平原，原面平坦开阔，土厚水深，道路辐辏，阡陌纵横，均为理想的“龙势”之地。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过：“风水之始，避风及水而已”。《葬经》曰：“高垅之地，天阴自上而降，生气浮露，最怕风寒易为荡散”。但“气乘风散，界水则止”。五陵原界于渭河、泾河之间，少陵原界于浐河、潏河之间，白鹿原界于灞河、浐河之间，均具备了良好的“藏风聚气”条件，是当时的堪舆家心目中的上佳风水宝地。汉代陵寝形状千差万别，有的似庐山（卫青墓），有的似祁连山（霍去病墓），有的雄立平畴，有的高踞山巅（如汉霸陵位于凤凰嘴），这些虽都表现了陵主的不同命运，但也构成了地景空间的不同组成部分。被誉为“三百里唐代石刻艺术露天博物馆”的唐十八陵分布在长安以北、渭河北岸的北山山系（包括九嵕山、仲山、嵯峨山等）。唐陵的特点除了规模宏大、陵园布局完整、沿南北轴线（神道）两侧及陵园四门布置有大量的石刻翁仲、瑞兽、碑碣外，均采取“以山为陵”的丧葬制度[除少数特殊情况（指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所谓“以山为陵”，就是将山岳点化为“陵”，以山的雄伟高大突显“君权神授”和至尊至荣的皇权思想。从上述可以看出，陵寝类大型文化遗址与地景空间有着更为密切、更为直接的依存关系。

西安地区重要陵寝类文化遗址分布概况如表3-3所示。

唐十八陵因距西安城市发展建设地带较远且属低山区域，故表3-3中未列入。其他陵寝，如位于五陵原的北周孝陵、敬陵；位于荆山原的汉太上皇陵；位于灞河东岸阶地上的华胥陵；位于少陵原的汉少陵及唐敬陵（武惠妃墓）和位于铜人原的汉成帝废陵——昌陵等，均由于规模、级别、价值、遗存现状等情况，未列入表3-3中。

3. 都城、宫殿类遗址与地景空间的依存关系

作为千年帝都，西安地区拥有众多的都城、宫殿、苑囿遗址，除离宫别馆（如华清宫、翠微宫、鼎湖万寿宫、仙游宫等）分散在山麓或浅山地区外，它们绝大部分坐落在渭河、沣河冲积平原和河流一级、二级阶地上。经过数千年的风雨盘剥和历史沧桑，至今在蒹葭苍苍、流水潺潺、草木漫漫、川原巍巍的阡陌村落间，还保留着不少布局规整、规模宏伟、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址和遗迹。正如唐卢纶诗中“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的写照和荆叔诗中“汉国山河在，秦陵草树深，暮云千里色，无处不伤心”的慨叹都为人们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从与地景空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而言，该类遗址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该类遗址区有的是一代王朝的都城（或王城），有的是“千门万户”的大型宫殿，所以不仅地势平坦，水陆两利，而且占地面积都非常巨大。如西周丰京遗址占地8～10 km2；镐京遗址占地也在5 km2以上；秦都栎阳占地约为4 km2；汉建章宫占地约5 km2；由汉惠帝修建完成的汉长安城规模达到了36 km2；唐长安城（隋大兴城）的占地面积更达到了84 km2。

该类遗址在选址、布局方面，深受当时宗法、礼制及传统观念（含堪舆及风水观念）的影响，进一步凸显“受命于天”的皇权思想。例如：周丰京北依眉户岭岗地，南晀终南，界于沣水、灵沼之间，总结出了《周礼·考工记》的都城规划理念；秦代欲彰显“包举宇内”的雄图大业，将整个关中中部点化为都，并提出了“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发展理念，在阿房宫的建设上，甚至要“表南山以为阙”，同时在兰池宫刻制巨鲸并叠造蓬莱等神山以标示帝都圣境的气势；据《三秦记》载：有一黑龙自南山出，循浐河西岸北行，后又折向西北，头入渭河。沿黑龙行迹隆起之岗就是古龙首原。从相地学的角度看，龙首原是古长安风水格局中的“初九之地”，也是龙脉之所系（《博山篇·辨势》中的“回势”），故在该原北侧，出现了以未央、长乐、明光等宫殿为核心的汉长安城；而在龙首原南侧，则安排了大明宫及以长安六岗（“六爻”）为标志的隋唐长安城。西汉惠帝时期，依据地形、水系（泬水、泬水枝津、昆明渠）的变化，布局建成的汉长安城，其西北方向（雍门与洛城门间）和东南方向（覆盎门）都呈现出近台式的转折，因其转折形似天上的北斗七星（西北方向）和南斗六星（东南方向），故汉长安城又被人们称为“斗城”。

该类遗址既是历史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地区（如商鞅变法的栎阳遗址、横扫六合的咸阳宫遗址、一池三山的建章宫遗址、汉武盛世和贞观之治的汉唐长安城遗址等），又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遭受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许多遗址的地面部分已荡然无存，尤其受城市扩张和建设的影响，一些遗址甚至是踪迹难寻，包括兰池宫遗址、建章宫遗址、汉九庙及辟雍遗址、唐长安外廓城及禁苑遗址等。但是，史书的记载和历代文人的咏诵，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这块土地残缺美、神秘美的沧桑遐想。例如：

“武皇精魄久仙升，帐殿凄凉烟雾凝。”——唐·李商隐

“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唐·李白

“丘坟与城阙，草树共尘埃。”——唐·马戴

“败垣惊变相，残碣绣苔痕。”——明·赵崡

其他还有：“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长安宫阙半蓬蒿，尘暗红梁羯鼓绦。惟有水天明月夜，一条空碧见秋毫。”“画卦台荒留鸟迹，纪功碑断续蜗涎。行人驻马风光里，老树寒烟咽暮蝉。”“万国来朝汉阙，五陵共猎秦祠。”“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等。

在冲积平原和河流阶地地区，还分布有古代苑囿文化遗址，如昆明池、灵沼、灵台、曲江、御苑、上林苑等。这些遗址主要是依据当年历史地貌及河湖走向，沿港汊、岗阜、低隰之地进行布局，并突出原始、自然、雄浑的地景特色。

西安地区重要都城、宫殿遗址的分布状况如表3-4、图3-4所示。

除上述遗址外，离宫（如仙游宫、鼎湖宫）、古道（如子午道、傥骆道、蓝关道、库峪道等）和许多重要宗教文化遗址（如楼观台、净业寺、悟真寺、南五台、至相寺等）多选址在秦岭山地，而秦岭是整个关中地区的生态屏障，受城市发展扩张的影响较小，故对上列遗址与地景空间依存关系的分析，本书不再进行专节论述。

4. 各历史时期水景类遗址与地景空间的依存关系

1）秦代长安水网与宫苑池沼

“秦都咸阳都市水利开发技术较为先进，既有凿井汲水之制，又有引流河川湖沼的修渠建池之法”[60]。除渭北建有兰池外，秦都咸阳于渭水之南城郊应用水体造景和沐浴者共有三类：一是用于沐浴的温泉，在骊山；二是大型宫殿内部或近旁的池沼，多人工凿修，如兴乐宫中的酒池（游赏宴乐之地）；三是利用自然湖沼造景，如上林苑中的牛首池（应是沣水尾闾摆动而形成的水体）、镐池（也作滈池，原是西周镐京的一大池沼，秦代将其辟为上林苑中一处风景区）、滮池（周时已利用）、曲江等[60][图3-5（a）]。

2）汉代长安水网与宫苑池沼

汉长安城是在秦兴乐宫、章台宫等基础上修建起来的，汉初沿用旧时宫苑的输水工程。武帝时期对潏水、滈水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工整理，使它们改道西流入沣河，形成了新的河流——交河，并由交河引水在长安城西南高地上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昆明池（高阳原与细柳原之间），这样的改造既保障了昆明池安全稳定的蓄水，又避免了对下游地段造成危害。它相当于一个库容巨大的蓄水库，利用自身高于汉长安城的海拔，通过纵横交错的渠道将水引至城内各处，同时又可调节漕运水源[60][图3-5（b）]。

3）隋唐长安水网与宫苑池沼

隋唐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水利系统相当完善。隋大兴城于开皇三年（583年）建成并同期开浚了龙首、永安、清明三渠向都城供水，为此后的唐长安城所继承。其中，龙首渠引浐水西流并分为两个支渠，一支于城东北隅外西折注入东内苑龙首池；另一支由通化门入城，长安城内著名的水体如兴庆宫龙池、太极宫东海池、东市放生池皆来自此城内支渠的下级分支。永安渠引交水北流入城，解决长安城西半部的用水。清明渠引潏水入城，亦为长安西部城区生活用水及皇城、宫城的供水渠道，其在含光门街北流入宫城后，在太极宫后廷注为南海池、西海池与北海池。除此之外，唐开元年间又开浚引义峪水入曲江的黄渠，天宝年间时开浚从城南引潏水绕城西入渭的漕渠，奠定了唐长安城完整的引水格局[61][图3-5（c）]。

4）明清长安水网与宫苑池沼

明清时期南引潏水形成通济渠西注入城，同时东引浐水形成龙首渠东注入城，两条河渠供给了长安城内的用水，并注入大、小莲花池形成园林[图3-5（d）]。清之后于近代又先后修建了沣惠、泾惠、潏惠等渠系，调整和完善了长安地区的供水和灌溉系统。

遍布的文物古迹，加之流传千载的诗词歌赋与典故传说，使长安的山、川、原、隰都不仅仅是普通的地理单元，而是被赋予了独特的人文内涵和灵魂，也令这些地景空间本身具备了文化遗产的价值。从上述分析地景空间与遗址分布的关联性可以看出，大到都城、陵寝选址，小到宅院、寺庙、水系布局，无不凝聚着中国传统的人居智慧、风水思想与哲学观念。囿于这种地景文化的长期积淀，大遗址与其依托的宏观环境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关系。这是历史文化名城独有的资源特征，也是最值得保护却往往被忽略的特质。正因这种彼此间的共生关系，保护与营建大遗址外空间环境的问题首先要上升到对各自所处地景空间这一宏观环境保护的议题上，在主城区周边的历史台原、川道两侧等目前正被规划新区覆盖到的地区，不应将紫线外的土地等同于普通的城市用地来开发建设，而应视为遗产对象谨慎分析和审视。从用地布局、开发强度、风貌形象，到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都要更多地考虑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而现实条件下，要实现对上述大尺度历史环境系统全面的保护还存在诸多的困难与无奈，有关背景因素于下节中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