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之宝
2009年9月，国家图书馆将迎来百年华诞。100年前，1909年清政府建立的京师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其后，经历了北洋政府、袁世凯复辟、民国政府、日伪占领等几个历史时期，直到1949年才获得新生，更名北京图书馆。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14万平方米新馆馆舍落成，1998年更名国家图书馆，2008年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完工，并正式接待读者，使国家图书馆馆舍面积增至25万平方米，位居世界第三。国家图书馆馆藏宏富，高达2000余万册，古今中外书籍，无所不包，尤以四大镇馆之宝、四大专藏享誉中外，为人们所称道，它们入藏国家图书馆都有一段艰难曲折的传奇经历，堪称岁月沧桑、时代变迁的历史见证。
《永乐大典》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即有类书修纂之议。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新科进士解缙倡议修纂一部新的类书，深合“圣意”，但因故未能果行。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嫡长孙朱允炆继位，不久，因削藩引发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夺得其侄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为标榜正统，笼络人心，消弭朝野私议，朱棣想利用纂修类书的方式，炫耀文治，遂下令命解缙等人编纂一部大型类书，不厌浩繁，要把天下古今各类典籍混融其中。解缙等140余人奉命后，仅一年时间，即告编竣上呈，被赐名《文献大成》。之后经朱棣检阅，因未兼收百家诸子之学，不合“圣意”，内容尚多阙略未备，遂命重修，敕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等人负责，召集朝臣文士、四方宿学硕彦2100余人，分任其事，于文渊阁开馆修书，历时三年，于永乐五年（1407年）告竣。朱棣阅览后，甚为满意，并亲撰序言，称这部亘古未有的巨帙“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奥典”“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赐名《永乐大典》。次年开始抄清。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11095册，总计37000万字。书中辑录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书籍七八千种，包罗了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技艺诸项内容，在当时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
《永乐大典》作为明初以前珍品秘籍集大成的旷世大典，比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和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要早300余年，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声名显赫，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地位。
《永乐大典》修成后，初贮南京文渊阁东阁，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后，移贮紫禁城大内之文楼（文渊阁）。原有刊行此书之念，因工费浩繁而未果。嘉靖年间于正本之外，抄录一部副本，历时五六年，至隆庆元年（1567年）完成，贮于皇史宬。然而，《永乐大典》修纂后的600多年来命运多舛，屡经兵燹劫掠之灾，正、副两部均未能完整保存下来。正本神秘离奇地不知所踪，或说深埋于嘉靖帝永陵，或说被李自成焚毁，或说不知所终，成为不解之谜，历史悬案。副本也因收藏不善，官员挟带偷盗和屡遭兵火浩劫而几近损毁殆尽，至今星散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仅存800余卷，400册左右，其中223册藏于国内，国家图书馆馆藏221册。2009年3月，又一册《永乐大典》惊现于世，经专家先后四次鉴定，确系真品，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这是继1983年山东掖县偶然发现一册《永乐大典》时隔26年后又一册《永乐大典》回归公藏，入库国家图书馆。
2002年，国家图书馆组织十余名能工巧匠，对馆藏《永乐大典》进行全面修复，“整旧如旧”，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永乐大典》的原貌，历经九个月修复完毕后，2003年7月九件原件首次公开展览，令观众大饱眼福。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诏征集遗书，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历时十年，第一部《四库全书》修成抄竣。这部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动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先后集中了4000余人参与这项中国文化史上空前浩大的工程，开馆纂修，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躬与其事。全书8万卷，8亿字，按古代传统图书分类，分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先秦至清乾隆朝各类典籍3503种，36000余册。可谓千册万帙，汇为一体。全书编成后，依经、史、子、集四部，每册封面分别用绿、红、蓝、灰四色绢，以包背装式样装潢，以便检阅。《四库全书》内容浩瀚，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各种典籍进行全面整理与抄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总汇，中华宝籍赖以不坠。这部皇皇巨著，举世无两，被称为“东方文化的金字塔”，与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一样，成为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珍贵文化遗产，为全世界所瞩目。
《四库全书》编纂定稿后，先后恭楷缮抄七部，均仿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楼规制，建阁庋藏，最先建成北京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故宫文溯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四阁均建于宫禁之中，史称内廷四阁或北四阁。后又在江南人文渊薮之地兴建了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对外开放，文人士子可入内看书，史称“江南三阁”。
乾隆以后，清王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日亟，七阁全书饱经劫难，存毁不一。宣统元年（1909年），清学部奏请将保存最为完好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移拨筹建中的京师图书馆，被允准，但未执行。1914年，文津阁《四库全书》自承德运抵北京，被内务部存于故宫文华殿古物陈列所。北洋政府教育部委派教育部佥事鲁迅先生办理接收阁书事宜，经据理力争，1915年，阁书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1931年，北海西侧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开馆，文津阁《四库全书》全部迁入。馆前街道无名，国立北平图书馆致函北平市公安局，拟将馆前街道定名为“文津街”，经公安局复函照准。
随着馆舍的易址改名，文津阁《四库全书》曾先后五次搬迁。2008年，国家图书馆二期馆舍落成，文津阁《四库全书》被移入善本部阅览室精心设计改装成的一间251平方米的专用书库，得到妥善保存，原架、原函、原书，是保存得最完整的唯一一部《四库全书》。
2005年，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由商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合作影印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出版，使这部旷绝古今的文化鸿篇巨制，借助现代数字出版技术，化身百千，盛世再现。
敦煌遗书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沉睡千年的大量珍贵文物重见天日，成为震惊中外文化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敦煌遗书与甲骨文、汉晋简牍、明清大内档案被称为20世纪史学界的四大发现。
敦煌地处甘肃省最西端，古代曾是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上的繁华国际都会，东西文化在此交汇，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古代西方文化等世界四大文化和儒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祅教、景教等古代世界六种宗教在此汇合交融。随着5万余件敦煌遗书沉珠重光，再现人间，为研究中古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学思想、宗教哲学、军事政治、民俗风情、民族语言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些遗书，除汉文外，还有古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西夏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多种语言文字，丰富多彩，堪称文化宝库，由此世界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这是一门以地名命名的全新交叉性的学科，并发展成闻名遐迩的国际显学。
然而，敦煌遗书被发现后，招致了英、法、俄、日、美等国的探险者和文化间谍的劫掠，他们以哄骗盗买等手段，攫获了大批精品。当国内有识之士得知大批敦煌遗书流散域外之后，上奏朝廷，请求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清政府才电令敦煌地方当局封存藏经洞内剩余古物，严禁外运。1910年，清政府下令甘肃学台将洞中残卷悉数运抵北京，移存京师图书馆。解运期间，又被监守自盗，遭各地大小官吏层层窃劫，移藏京师图书馆时，仅有卷数8697号。后又陆续收回一部分流散的卷子，至1929年，移交北平图书馆时，总卷数增至9871号。如今，从不同渠道入藏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16000余号（件），约占世界敦煌遗书总量的1/3，总长度占世界第一，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百余年来，我国敦煌学研究取得了斐然可观的学术成果，有关敦煌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刊布的专著和论文联翩而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敦煌遗书的保存、利用多次拨出巨资，付出了巨大努力。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来，定期进行学术讲座与交流，襄进敦煌学研究，使我国敦煌学的面貌有了日新月异的改观。国家图书馆秉承“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传统，早在敦煌遗书入藏之初，即派专人负责，整理编目，并派员远涉重洋，赴英法德等国调查敦煌吐鲁番文献，使国家图书馆成为敦煌学研究的重镇之一。在妥善珍藏的基础上，长期整理、修复、编目，努力公开资料，提供资源共享，摄制缩微胶卷，从2006年开始，《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开始正式出版，预计全套150册，这不仅是海内外的一件盛事，对海内外敦煌学研究也有非同寻常的贡献。
《赵城金藏》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后，其经典经过历代翻译、流通，数量日增，先后被汇编、纂辑成卷帙浩繁的《大藏经》。大，比喻佛典包罗万象，智慧如海，穷天地之极致；藏，梵文意译，原指储物的箱笼，佛教用以概括佛典；经，梵文意译，含贯穿之意。《大藏经》，意即佛教经典总集，从宋代始刻《开宝藏》雕印第一部官刻木刻本《大藏经》起，其经版格式成为后世雕版《大藏经》遵循不变的范式。时光流逝，历经劫磨，《开宝藏》散佚，传世残本极其珍贵。今存于国家图书馆的《赵城金藏》就是《开宝藏》复刻本中的孤本，堪称稀世珍宝。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集资刻成的一种版本。金熙宗皇统年间，山西潞州崔进之女崔法珍13岁时断臂出家，发愿雕造藏经。她在晋南和秦西地区进行劝募，佛教信众受其感动，纷纷捐资应募，往返奔波十余载，终于筹足善款，延请名师高手书匠，在当时的刻版中心解州天宁寺设“开雕大藏经版会”，从皇统九年（1149年）至大定十八年（1178年），历时20余年印成，由她亲自护送经版至燕京（今北京），受到金世宗褒奖，封其为“弘教大师”。
《赵城金藏》收有佛经1570部，6900余卷，6000余万字，分作682帙，精工细雕，制作精美。金、元易代之际，《赵城金藏》部分毁于兵火。入元后曾多次补刻，后入藏于赵城广胜寺，不轻易示人。由于《赵城金藏》为民间募资雕刻，不为人所重视，史书未予记载，一直深藏于较为僻远之地，世人难详其藏于何处。数百年来，乏人问津。直至1933年，佛教高僧范成法师受“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之托，查访藏经旧本，为即将付梓印行的宋代《碛砂藏》补全残卷，他意外地在广胜寺弥勒殿12个大经柜中发现了《赵城金藏》尚存4957卷，包括许多元、明以前丧失的佛教经论原文，价值连城，消息传出后，轰动了国内外，也引起文化强盗的觊觎之心。1942年春，日本侵略军入侵山西后，驻军广胜寺附近，伺机劫取《赵城金藏》。广胜寺力空法师为保护《赵城金藏》，事先将经藏移入寺内飞虹塔封存。危急时刻，向赵城附近的八路军求援。经寺僧与八路军紧密配合，《赵城金藏》被分装40余箱安全转移，在这场劫宝与护宝的行动中，八名八路军战士英勇牺牲，经卷安全转移到抗日根据地。此后六七年间，《赵城金藏》六次转移，一度秘藏于棉上县废弃的煤窑中，致使部分经卷发霉受潮。1949年4月30日，《赵城金藏》终于被运抵北京，由华北人民政府转交北京图书馆收藏。1952年后，又陆续发现一些零散经册，洪洞县堤村乡好义村村民张筱衡将家藏152卷《赵城金藏》捐献给国家。1982年洪洞县冯玉璋、冯玉玺兄弟也将其父当年在八路军抢运经卷路上遗失的两卷经卷捡拾保管在家多年后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现存《赵城金藏》达5100余卷。历经十余年的艰难努力，1965年，受损的《赵城金藏》被装裱一新，恢复了昔日古朴典雅的风貌。1984年，《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赵城金藏》为底本，整理出版，使这部国之瑰宝得以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