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吴良镛
吴良镛，男，1922年生，江苏南京人。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1946年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曾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以及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世界人居学会主席等职。现任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论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与创造的历史任务
新时期的建筑文化危机——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中地域文化的失落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的“市场”欣欣向荣，非常热闹。大小竞赛不断，并且似乎非国际招标不足以显示其“规格”，影响所及，国际上一些建筑事务所纷纷来中国的主要城市争一席之地，进行一场“混战”。由于目前中国建筑师新生力量在茁长，设计机构在重组，在大型竞赛的诱惑下只能被动地参战，中国建筑师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
繁荣的建筑市场中的设计竞赛，表面上看，是技术与经济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竞争。一般说来，技术与经济竞争的目标和要求较为明显，“指标”具体，而建筑文化的竞争、设计艺术匠心的酝酿则较难捉摸但非常重要。目前，一般商品市场的竞争战略观念已经从产品竞争转变到智能竞争，要求掌握“核心专长”，即要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智能。有人说21世纪竞争将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府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建筑也莫能例外，中国建筑师理应熟悉本土文化，能够赢得这方面的竞争，但事实上未必如此，以首都博物馆为例。应该说首都博物馆设计不是一般的建筑设计，它本身是文化建筑，又建在中国文化中心、首位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主要大街上，建筑构思理应追求更多一些文化内涵和地方文化特色，事实很令人失望，从参赛的一些方案包括中标的方案中，我们并不能得到这种印象。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中，由于操办者的偏颇以及中国某些同行们的哄抬，那位建筑师扬言“对待传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逼到危险的境地”，今天试看到处“欧陆风”建筑的兴起，到处不顾条件地企图靠外国建筑师来本地创名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永远要认真地虔诚地向确实学有专长的一切外国专家学习，并欢迎他们参与中国建设，但上述一些现象却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的自信。
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
目前，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建设性破坏”时有发生，如浙江绍兴原是一个规模并不大、河网纵横、保存得相当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与苏州分庭抗礼，分别是越文化与吴文化的代表，对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请人类文化遗产，可是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在名城中心开花，大拆大改，建大高楼、大广场、大草地，并安放两组体量庞大的建筑。这种遭遇何止一地？在“三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大明湖，现在因为湖边高楼四起，在湖中只能看到残山剩水，已失去昔日烟波浩渺的诗情画意。
上述之点绝非孤立现象，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其共同点则可以归结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与糟蹋，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而实质上是“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是所谓全球化与地域文化激烈的碰撞的反映。
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
全球化是一个尚在争议的话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传媒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其经济方面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给地域文化发展以新的内容、新的启示、新的机遇；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贡献。但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与所在地的文化和经济日益脱节，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没有自觉的保护与发展，就会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湮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当然不能算是弱势文化，但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建筑科学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处于没落之中。然而，就在这种困难条件下，20世纪20—30年代涌现出近代建筑的先驱者，以积极的精神努力不懈地介绍西方现代建筑，整理中国遗产；改革开放后，现代形形色色的流派劈天盖地而来，建筑市场上光怪陆离，使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国建筑师难免眼花缭乱，同时，由于对本土文化又往往缺乏深厚的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确的偏见，因此尽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全球强势文化，我们一时仍然显得“头重脚轻”，无所适从，因此在新的建设中，特别是有人文内涵的建筑中，特别需要有民族的文化精神。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成功的建筑师从来就不是拘泥于国际式的现代建筑的樊笼，美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上海金茂大厦就是一个证明。我并不认为中国建筑师无此才能，而是失之于方向的不明确。
“城市黄金时代”与城市振兴的机遇——一本书的启示
城市文明与文化一直为学者们所倡导。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评论家、历史、人文、社会、建筑等多领域的学者芒福德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现象，曾撰写《城市文化》一书，后意犹未尽，又进一步发展为《历史中的城市》，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在20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霍尔在写《明日之城市》之后，又撰写《城市文明》，进一步选择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个城市，细评其发展源流、文化与城市建设特点，指出城市在市政创新中具有四个方面的独特表现：城市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创造，技术的进步，文化与技术的结合，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寻找答案。他指出，在城市发展史中有十分难得的“城市黄金时代”现象，这特别的窗口同时照亮了世界内外，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伦敦，18、19世纪的维也纳，以及19世纪末的巴黎等，清晰可见。为什么它形成在特定的城市，并在特定的时期内，突然地显现其创造力？为什么这种精神之花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暂即逝，一般在十几年、二十年左右，匆匆而来又悄然逝去？为什么少数城市能有不止一个黄金时代？为什么又难以捕捉并创造这智慧的火花？在此我们无法对这本巨著所涉及的城市作摘要叙述，对书中的观点未必全然同意，且作者声明，这本书并不试图说明一切，对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等尚未涉及，这就从另一角度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史、城市史，中国黄金的城市时代是什么？对唐长安和洛阳、北宋汴梁、南宋杭州、元大都以至明清北京等一般的情况学者们大体有所了解，我们可以从中再发现什么？我们不一定像霍尔那样得出同样的结论，但这些城市确有极盛一时的辉煌及其发展规律，从中我们能发掘或阐释什么？
中国的城市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今天的中国城市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处在大规模的建设高潮之中，可以说已经进入城市的黄金时代。依笔者所见，如果乐观一点说，中国可以有若干城市同时塑造它们的黄金时代。在此情形下，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在国家或主管部门总的建设纲领的指导下，审时度势，及时根据当地条件，针对自己的特有问题，利用技术进步，创造性地加以解决。每个城市如果真正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总结其历史经验，捕捉当前发展的有利条件，创造性地制定发展战略，不失时机地集中调动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包括文化优势），城市发展必将大有可为。苏州召开“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研讨会就颇有创意，首次向社会公开招标，征集研究课题，把研讨会当作过程来办，促成了营造社会氛围和抓好研究成果的互动；它给我们的启发不仅在对吴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为何蔚为大观，还在于通过对吴文化价值的新认识，将吴文化研究的主题从历史推向了现代。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租界，“海派文化”的兴起，至少使我国江南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过来又影响江南文化的发展，至今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仍具有巨大的活力。美国百人会常务理事，百人会文化协会主席杨雪兰女士在上海召开的“中华学人与21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指出，“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上海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历史，并且已经开辟了特定的文化基础的通道，上海目前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性的计划去推动和促进其充满活力和独创的文化，从而来显示上海在中国和世界的独特位置”。
在《城市文明》一书中，霍尔批判了斯宾格勒所说的“西方文化的衰落”，在斯宾格勒预言的80年后，芒福德预言的60年后，霍尔以本人的著述为证持有异议，在世界大城市中都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创造力与持续的再创造，而整个过程似无尽头，无论西方文化还是西方城市都无衰微的迹象。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城市生命能自我更新，更确切的要问，点燃城市之火的创造的火花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思考霍氏所提的问题，但更要反躬自问，难道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真的成为“弱势文化”？被人掷于“危险的边缘”？就如此一蹶不振？面对中国如此蓬勃的建设形势，除了吸取西方所长外，就如此碌碌无所作为？我们不能不反躬自省。
在此，我想再次重申：“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
开拓性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建筑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并向全国学人及全社会广为介绍，这是时代的任务。中国史家对建筑文化的研究不遗余力，20世纪40年代，梁思成先生首著《中国建筑史》；20世纪60年代，经刘敦桢、梁思成、刘秀峰等人倡导，曾组织当时全国的建筑研究力量，编纂《中国建筑史》，八易其稿；20世纪80年代，“十年动乱”刚结束即着手编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华夏意匠》也问世；嗣后，《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分卷中，中国建筑部分以其严谨的内容，光彩照人；近年来，一系列大型中国建筑图书编辑出版，亦为盛事。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编纂是第一代、第二代建筑史家结合的盛举，“文革”后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是第二代的成果，那么近几年来除了第二代的建筑史家力著相继问世外，一系列中国建筑新图书的出版，如《中国民族建筑》《中国建筑艺术史》以及《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等，青年史家脱颖而出。应该说中国古建筑研究经过三代人之努力已蔚为大观，功绩卓著，形势喜人。
但从现实要求看，已有的工作还远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一般讨论建筑文化，每每就建筑论建筑，从形式、技法等论建筑，或仅整理、记录历史，应该说这方面的努力有成功、成熟与开拓之作，这是一个方面。今天，建筑与城市面临新的发展形势，我们宜乎以更为宽阔的视野，看待建筑与城市文化问题。现仅对经济与城市化大发展，以及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对建筑与城市文化发展作一些新探索。
着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研究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中国城市生长于特定的地域中，或者说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愈来愈多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多种聚落的镶嵌，如就全中华而言，亦可称亚文化的镶嵌，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巴渝文化等，地域文化发掘连绵不断，信息源源而来。地域文化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世代耕耘经营、创造、演变的结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哺育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组合出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空间的万花筒式图景。
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相应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甚至有经缺纬。多年来，本人提倡地区建筑学，其理论与实践不能没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地域文化有待我们发掘、学习、光大，当然这里指的地域建筑文化内涵较为广泛，从建筑到城市，从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从文态到生态的综合内容。例如，中国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蕴藏，中国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审美精神，并与传统的诗画中的意境美相结合，别有天地，在我们对西方园林、地景领域中有所领略之后，再对中国园林山水下番功夫，当更能领略天地之大美。
必须说明的是，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学者谓全球文化为“杂合”文化，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杂合”性质，不能简单理解为纯之又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文化也要发展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本土文化的积淀，它又在新形式的创造与构成中发挥一定的影响。
从史实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向来重史实，这是前贤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但理论建树必须要跟上。对建筑文化遗产研究要发掘其“义理”，即对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环境伦理思想，“惜物”等有益的节约资源的观念。从经典建筑群中，我们可以总结建筑规划茁长的艺术规律，例如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中，顺治初年的三座殿堂，后来又经过不同时代断断续续的添建，从中可以领悟建筑群递增的规律与自组织现象。
在理论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对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国近代本身就是中与西、新与旧、成功与失败、革新与保守交融的时期，从历史经典的作品，建筑师本人的身上，也可以找出时代发展的轨迹。仍以“海派文化”为例（建筑部分），这里充满传统与革新、碰撞与融合、理论的困惑与矛盾，又有中西合璧“石库门”建筑的实践，其探索对今天仍不无启发。因此，可以说抛却近代历史，建筑与城市理论研究也就不完整。
就理论研究来说，我们有必要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当前中国建筑师在国际竞赛中处于弱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学”与“中学”根基都不够宽厚。相比之下，“中学”的根基尤为薄弱。就素质来说，我们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我不愁他们对当前国际建筑成就吸收的能力，当然需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向，辨别精华糟粕，但同时更希望善为引导他们在“中学”上要打好基础，在科学上要有整体性理解，在艺术修养上要达到高境界，在思想感情上要对吾土吾民有发自内心的挚爱。当然，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像先贤那样融会贯通，但我们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论上，也应该向这个方面努力，把历史和现实中纷繁的、似乎“孤立”的现象连缀为线索，渐成系统，并作东西方比较研究，这是提高文化修养，激发对新事物的敏感，促进创作意匠的关键之点。
追溯原型，探讨范式
为了较为自觉地把研究推向更高的境界，要注意追溯原型，探讨范式。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一般常总结过去，找出原型，并理出发展源流，例如中国各地民居的基本类型、中国各种类型建筑的发展源流、聚居形式的发展以及城市演变，等等。找出原型及发展变化就易于理出其发展规律，但作为建筑与规划研究不仅要追溯过去，还要面向未来，特别要从纷繁的当代社会现象中尝试予以理论诠释，并预测未来，因为我们研究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对建筑文化探讨的基本任务亦在于此。历史和现实留存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当前全球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并未弄清楚，作为研究工作者，总要有一种看法与见解，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可以不断修正、充实、完善，也有可能否定。如果继续深入研究，就不仅是一种看法，甚至可以提高到尝试对某种范式的建构，可以促使我们较为自觉地把理论与实践推向更高的境界。这是我们观察事物的着眼点、立足点，这样可以促使我们开阔视野，激发思考，我们的历史研究就必然逐渐从专史到史论，从单纯的历史、文化研究到关注现实，关注未来，并以多学科的视野寻找焦点、生长点，探索“可能的未来”。其实，有创见、有贡献的中西方学者多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现实也要求、迫使我们非如此不可，时代在前进，我们要随时代改进我们的学习。
以审美求新的意识来发掘遗产，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
科学和艺术在建筑上应是统一的，21世纪建筑需要科学的拓展，也需要寄托于艺术的创造。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功力之深浅等一经比较就立即显现。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把传统文化僵化成固定的形式而依样画葫芦，照搬照抄，如果我们在研究中能结合建筑与城市设计创作实践，以审美的意识来发掘其有用的题材，借题发挥，立异标新，当能另辟蹊径，用以丰富其文化内涵。
例如，我们在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设计创作中，对这样建立在特殊地点（孔子家乡）的特殊功能的建筑物（以研究和发展儒学文化为内容）的建筑，它必须是一座现代建筑屹立在这文化之乡，同时自当具备特有的文化内涵，在对孔子同时代——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及对中国书院建筑的发展沿革、形制，进行一番探讨之后，从建筑构图、总体布局、室内外造型上，包括装饰纹样等都做了一定的探索，既选择其内在的“含义”，又予以现代形象表达，创造一种既带有传统书画院的文化气息，又具有“欢乐的圣地感”的公共空间，因此整个设计能独树一帜。
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除列入保护名册的历史名城与历史地段外，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几乎所在皆是，就看你如何去因借创造。有了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就好像顿生慧眼，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一旦你发掘出李、杜题韵，东坡游记，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无穷的想象力，沟通了时间的湍流，促使建筑师、规划师以生花之笔勾画出情理兼容的大块文章。
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
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如梁思成等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做了大量工作，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改革开放后，文保工作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建设规模变大，内容变多，时间紧急，保护规划工作跟不上，并且由于投资者各种方式幕前幕后的介入、法制的不完善，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与日俱增，破坏文物的行为此起彼伏，文物保护工作异常艰苦。当前的客观情况要求必须积极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包括扩大保护工作的内容，研究符合实际的可供操作的保护措施，争取更多的专业工作者合作，吸取社会各阶层热心人士参与，唤起全社会的认识与关注，以至争取决策者的秉公支持，力挽当前混乱局面。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出于专业职责和对历史与后人负责的考虑，文物学术界有识之士在发掘史实，参考国际成功经验与理论，密切与规划工作者结合，投身实际，提出切实措施等方面，更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
时代在前进，我们追求的目标必须不断随之向高处发展，难点在于这移动中的目标本身就需要不断寻觅，不能故步自封，学术思想总在原地踏步。文明是与时并进的，积极关注中国建筑文化的提高必然要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中国建筑与文化研究的高潮必然到来，我们要及早从多方面入手。中国建筑研究需要放眼世界，总当以东方的思想情操、美学境界启发新的创造，倡建中国学派，并汇入世界建筑文化洪流中，未来不可限量，难于管窥，要有“大海波涛现代人”的胸怀去开拓进取，当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道路漫长，跬步千里，我们必须艰苦努力。
（此文发表在2004年1月1日《中国建设报》）
科技、人文与建筑
一、我对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的认识经历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很多学者呼吁科技与人文，或理工与人文的结合。我对这方面的认识主要来自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经历。
第一，学习环境。1940—1944年，我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这是一个综合性大学，经常有很多综合性的讲演，对于大部分讲演一有时间我就去听。1946年后我到清华大学工作，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当时清华也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可以在任何地方跟任何一位老师交流，甚至是跨学科的交流、跨理工和人文的交流。
第二，较早得益于梁思成先生。1948年初，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同方部作了一个题为“理工与人文”的演讲，提出“二战”后很多人去追索战争的原因，部分科学家包括一些大学校长认为由于过分地重视技术，不理解人文，以至于做了一些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事，梁思成先生称之为“半个人的世界”，意思是不懂得人文科学的人只能称为“半个人”，这个讲演对我的影响很深。
第三，我所从事的专业建筑与城市规划学本身就蕴含科技、人文、艺术特有的综合的内涵，较为自觉地对待这一特点，使我从科研上得益。这集中体现在“广义建筑学”的初步建立和“人居环境科学”的探索上，只是初步的收获，但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探索过程，这里主要讲的就是这个过程。
二、在科研上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的一些受益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建筑观念都停留在“房子”（building）的阶段，认为建筑就是盖房子，“茅茨土阶”，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遮风雨，蔽寒暑”；后来踵事增华，追求房子的外观美，增加社会功能等，如萧何造未央宫，“非壮丽无以重威”，在理论上为古代建筑艺术建立根据。这是一个从房子到建筑艺术（architecture）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文化大革命”，建筑界有很多批判，对建筑理论、建筑方向、建筑思想、民族形式、大屋顶等的批判，当时我也被卷入批判之中，所以我总在想，建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社会有很大的发展，建筑怎样适应社会的要求？相当长一段时期我感到困惑与茫然。改革开放后重整专业，我回到专业上来，逐渐获得新的认识：
第一，必须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建筑，建立在较为完整的科学体系上。如果尽讲艺术、讲形式、讲列宁的反映论以及建筑的二重性等，就会使人越来越糊涂。
第二，必须整体地认识建筑。建筑不仅仅是房子，有关居住的社会现象都应该是建筑所覆盖的范围。
建筑的基本单位不应该是房子，而是“聚落”（settlement）。从三家村到小镇到城市，都是聚落，对于一个聚落来说，房子只不过是个零件。拿清华园来说，清华园不是各个系馆而是个整体的校园，校园应有多方面的功能，这就是建筑。我的建筑观怎么从“房子”到了“聚落”？1984年我到日本参观大阪人类学博物馆，发现人类早期的房子不仅是一幢房子，还有菜地、牲畜、水塘等，形成了一个整体，缺哪一部分人都不能生活，这就是最基本的；1988年我参观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发现也是这样；在中国，差不多同时期的西安姜寨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遗址，五组大房子对着中间广场，外面有壕沟，这也是人的基本居住单位。从这里面，从考古的遗迹中，我得到了“群居”的观念，即必须大家共同住在一起。我刚来清华时，在图书馆里看到孙本文先生的《社会学》里面提出“人有好群居性”；我听了费孝通先生的“城市社会学”和“乡村社会学”课，把社会学引入到建筑学，发表了“完整社会单位”的理论。回顾1939 —1944年四川、云南农村住宅成群结合，3—5幢房子外加竹林、水塘、猪圈，作为一个基本的居住生活单位，这里蕴有真正的、广泛的建筑学，这种最朴素、最自然的社会生活现象才是建筑学的真谛。对照理论上的探求，国外有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从聚居角度研究城市；国内有《文献通考·职役考》云：“昔日皇帝经土设井，以塞争端……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之更守，七则出入相同，八则嫁聚相谋，九则有无相贷，十则疾病相救。”也就是说，水井是邻里的中心，聚井而居，可以同风俗、通财货，有利于安全保卫、互相协助等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可以得到“聚居效应”，可以说这是早期“聚落”思想的萌芽。
从房屋到聚落，应该是我对建筑学认识的一个飞跃。有了聚落问题，就有地区问题、社会文化问题、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等等。1989年我在《广义建筑学》一书中，首先讲“聚居论”，不是就房子论房子，而是把房子看成聚居社区，有社会内容、政治内容、工程技术等各个方面。如果仅仅是工程技术、建筑艺术等，这些就房子论房子的观念就会受到局限，必须扩大其范围，这样建筑学跟城市规划学、园林学都成了一个概念。在此基础上，1993年进一步发展到“人居环境”（human settlement）领域，人居环境的核心就是要以人为本，科技与人文相结合。
三、从科技的原创性谈科技与人文相结合
我是从建筑学开始认识聚落的，后来看到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也走向了聚落形态研究，认为“聚落不是一个逻辑抽象出来的概念，也不是用一连串的器物为特征来代表它。相反聚落由一系列以特定的方式被遗弃的特定空间的文化遗物所构成，是一个考古学可以处理的经验性的实体”。张光直先生把聚落作为考古学的基本单位；我把它作为建筑学的基本单位。这些方面还是有接近、借鉴的地方。
无论是认识建筑还是其他，都从比较广泛地、模糊地认识事物，发展为各个学科，如建筑学、城市规划学、道路工程学、市政工程学都分离出来。这是社会的进步、认识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当然是对的。但是，每个学科只是学习过程中的一块敲门砖、一个起点、一个基本境界、一个专业的基础，专业要发展，要有些创造性，仅仅局限于专业基础是不够的（借以谋生可以），不能浅尝辄止，而要继续深入地探索。社会实践和社会问题是错综复杂的，解决实际问题必然是多学科的，这就需要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方面的基础。在进行有创造性的工作，特别是原创性工作的时候，这个基础特别有用。学术的原创性来自许多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求解的心情，追求探索，触类旁通的契机（灵感）。这就要求每一个专家、每一个科学家都必须发挥别人所没有发挥的东西，解决尚未解决的难题，能够应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来进行探讨，要从多学科有目的地、有意识地推进，将中学和西学融会贯通，形成融贯的科学研究。对工程师、科学家来说，特别要有人文的素养。有了人文的素养，才能对有些现象顺手拈来，能够抓得住，特别是在最尖锐的矛盾中，最棘手的难题就蕴有潜在的创新机遇，创造与难题的突破是孪生兄弟。我常说，中国1/5的居住与人口问题的难题有所突破，就是国际先进水平。
四、以融贯的观念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
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是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城市化是一个社会形态与发展过程。过去我们不重视城市化。城市从工业革命后逐渐兴起，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只有3%，现在发达国家大多在60%—80%；中国在20世纪60—70年代只有10%，近几年发展较快，城市化水平达到33%。现在正处在加速时期，面临的城市问题也非常多，有技术问题、环境问题、人文问题、社会问题等。这些问题不是用一般的传统概念所能解决的，也不是将有关学科叠加起来就能得到答案。目前的城市科学普遍跟不上时代的需要。对于国外的经验、理论，如果不能了解它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也难以直接搬用。错综复杂的城市问题需要科技与人文相结合，多学科融贯，创造性地加以研究，找出独特的道路。果真如此，我们的城市规划建设理论与方法就有可能处于科学的前沿，其成果也将成为世界城市史的光辉一页。
张謇经营南通的例子，对我甚有启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少有识之士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末代状元张謇在家乡南通兴办大生纱厂、发展交通、推广植棉，在提高生产力的基础上，从事当地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与城市建设，兴办公园、博物院等。这是中国人以自己的资金，经过自己的规划建设，发展新城区，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与同时期西方被称为近代城市规划先驱者的霍华德等，在英国所为，虽历史地理条件各异，应同属创举。过去学术界一般重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成就，南通等发现深有启发。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除南通外，当可发现仍有不少杰出人物对振兴实业，建设城市均有不同的贡献。例如，无锡的现代化建设，以至稍后四川重庆附近北碚附近的试验等，都有不同的贡献。从思想修养和人生境界来说，他们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务实家，是带有理想色彩的笃行家（如张謇首先作为人文学者，继又从事实业），其思想渊源、理论基础、杰出创造等，颇值得我们在新时期作进一步研究，并对新条件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创造有所启发。
五、科学工作者的文化哲学修养
这个问题我在《广义建筑学》的哲学思考中曾这样写道：
半个世纪以来，我在治学过程中一直注意涉猎一些与建筑有关的人文书籍，这对于我认识事物特别是建筑学的方法论大有裨益。举个例子来说，季羡林先生指出，东方哲学思想重“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这是很紧要的话，城市规划要涉及方方面面要求，从全局上考虑问题，自然离不开整体思维和相互联系；建筑学讲究“构图”（composition），所谓“巧者，合异类共成一体也”（《释名》），即将不同的内容组合在一起，其中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仍然是整体思维和互相联系，然而，西方某些新兴理论恰恰就忽视了这一点，将视野局限在某一方面，求新、求异，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也难免抓住二点，不及其余。可以说，能高瞻远瞩、集大成者，都离不开整体思维。
多年来，我的工作从建筑、城市设计、园林设计、城市规划，乃至于区域研究等，都以“整体设计论”（Holistic Design Thinking）为出发点，学习从哲学高度来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自己从事的专业活动中，力求较为自觉地探索专业间的点滴联系的链条，推进我的专业活动。最后，引用曾经启发我的两段讲话作为结束：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必将交叉、结合，因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纯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德国著名科学家M.普朗克语，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此文发表在2004年第1期《中国大学教学》）
通古今之变·识事理之常·谋创新之道
自1950年从美国回来参加规划建设工作，至今已经近55个年头。其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从建筑学会中的城镇规划组到今天的一级学会，也有50年的历程。回顾所见、所闻、所思、所行，可总结之处很多，现就本人经历，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提出三点，即总结历史、发展理论、实践创新，与同行共勉，并庆祝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50周年。
一、温故知新，认真认识和总结历史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来，城市规划建设事业可歌可泣。从领导到技术人员到全国人民，为此投入多少人力、财力和物力，流下多少辛苦的汗水，牵动多少的期望和遐想，难以计数，从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很多棘手的问题和不可回避的缺点，包括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力、城市特色缺乏，等等。凡此都应该及时总结。
（一）需要对伟大的实践进行总结
由于我国学界缺少良好的评论制度，规划建设评论不像西方那样活跃，我们的成就得失很难及时地、正确地得到反映，对一些违背当时领导意图的规划见解常常语焉不详，甚至难以找到档案。例如，对1949年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一直持否定态度，本人在《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一书中对该方案作了正面的申述，不久就有否定的文章发表，直到近年来《城记》一书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挖掘出来，社会上对此才有所认识。同时，由于本学科的特殊性，一些事后证明是不正确的决策往往由于出自高层管理机构，或者一些行政部门领导的主观臆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很多遗留的问题不愿触及（事实上问题可能是多届领导积习相沿下来的，甚至是一连串的错误决策造成的）。在某些方面来说，这也影响和束缚了城市规划工作的总结以及学术性的探讨。所以，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树立风范，认真地做好历史总结工作，论事不论人，把在过去无经验、不自觉中所造成的错误与失败，点石成金，总结科学的规律，成为我们的财富，更好地寻找前进的方向。
当然，过去我们也有当代建筑、城市历史的编写，近来又喜见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频频出现，但是从学术发展和深化的要求以及从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伟大成就来说，当前的研究还较为分散，需要有更高的要求。并且，这样一项重大的工程还有时间的紧迫性，随着老一代的老成凋谢，当事人的离去，过去的历史都将淡化甚至遗忘，将来也难以查考，甚为可惜，所以我认为要抢时间，社会上和学术界应该增强讨论，进一步科学地解读历史，总结经验。例如广州积极编纂城市规划的历史和历次规划，其他一些城市也有类似的做法，都是很值得的，也是应该赞扬的，这既是历史任务，又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我希望有关方面拨出专款，支持这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程，尤其应该调动规划专业的研究生，在积极学习国外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同时，加强对本国历史的关心和研究，借鉴历史发展理论，否则我们还会重复过去50年的错误，以及西方已经走过的弯路。
（二）需要一部完整的历史
要更为全面地理解50多年的规划建设史，过去的每一项成就与不足，都是有血有肉的，应该是“完整的历史”。举例来说，为迎接国庆十周年从1958年开始的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和国庆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史上的光辉篇章和不朽的凯歌，非常值得认真地梳理和研究。当时建设热情高涨，天安门广场的改建与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从中央做出决定到完成只有10个月的时间，堪称“战天斗地”的10个月。这项工程设计发动面之广，工作效率之高，几乎难以想象，当时号称“六亿人民作设计”。在方案阶段，几天一次评比，设计人员休息时，图纸作业不停；平面还未完全确定，就开始动工了。周总理亲自把关，记得有一次深夜12点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还来学校与设计者讨论建设问题，征询意见。在设计建设过程中，总理非常关心，记得直到完成后，总理还与梁思成先生谈起一直是有些担心的，直到建设后才放心了。如此万众一心，是一般工程和其他建设无法相比的。10个月的建设周期，也是一个奇迹，记得当时一位在北京从事波兰大使馆建设的总建筑师说，“如果我不是在北京亲眼所见，简直不可想象”。这当然都是事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不可避免地淡化了，目前往往停留在一般的理解层面上。
建设虽然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但是未忽略科学的一面。这一项建设的成功并非突如其来，事前对工程的任务有很长时间的酝酿和讨论过程。1953年在华北行政委员会举办的城市建设展览会中，即有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方案，正是由于充分的酝酿，主题思想和建设内容才逐步明确，否则在短短的10个月内，是不会出现如此具体化了的全局部署的。在工程进行中周总理对设计质量并不放心，特意指定以茅以升先生为结构组长的一批优秀的结构专家审定工程设计，以梁思成为首的建筑专家审查建筑设计，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提了不少宝贵意见，并进行了修改。记得当时关于宴会厅结构设计在理念上争议很大，后来对原设计结构方案作了原则性的改进（如宴会厅中四个柱子，原定为刚性基础后改设计为弹性基础）。经历唐山地震，这样的大跨度仍能岿然不动。
不过，在快速成功的工程背后确有后遗症。结束之后，人民大会堂内部改造不断，有些是装修性的，也有的是设计、施工造成的。北京火车站东站也是如此，记得1974年我为了修改长沙火车站设计时去调查，当时的总工程师领我到各处参观，并告知从完工后到20世纪70年代十多年来一直有200多名工人维修不歇，原设计的地下自动行李运输设置，因工程紧急未完成，废弃的设备一直还躺在那儿。
人民大会堂奇迹般的成功，也往往成为后来有些重大工程不按基本建设程序和科学规律办事、“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以致造成巨大人力、物力浪费的借口。工程事前无任务研究（而如前所述人民大会堂对任务的决策是有较长时间考虑的）匆匆上马，一锤子定音，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等等。足见成功的工程背后也有并不为一般所关注的消极方面。
另一方面，即使被证明是失败的规划建设，也未必没有良好的思想与内涵。例如“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被历史所否定，当时“快速规划”理念下未始没有提供值得我们再思考的理论闪念，例如“区域整体观念”“大地园林化”的提出，其意义是深邃的，北京“分散集团式”的规划结构思想也由此诞生；“人民公社”虽然是失败了，但从当时参与规划者思想中以及会议中所形成的有些思想，如“十网”“五化”“五环”，和今天提倡的城乡一体化，有共通之处[1]。20世纪90年代我曾希望一位博士生把“大地园林化”作为论文再探讨，他表示迟疑，就说明这被掀掉的一页缺乏具体分析，给人影响之深。多少富有激情的思想火花，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上述两方面的例子，都说明了完整地总结历史是多么的重要。
（三）需要一部批判的历史
早在1953年，万里同志在第一次城市规划座谈会开幕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城市规划面临着局部与整体的矛盾、目前与长远的矛盾、生产与生活的矛盾等基本矛盾；1956年“反四过”的提出，批判了当时规划工作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即“标准过高、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这说明即使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城市规划并无经验的情况下，也是力求辩证地、批判地看待和认识问题的。
可惜，规划工作每每不免随各时期政策的波动而左右，例如随着“大跃进”的到来，“反四过”也就一风吹过，而且变本加厉，如果不究其本质，难以解决问题（联想当前的新“四过”，有着新的社会背景，但爱惜资源，尊重国家与各地的国情与乡情，根据物力、财力合理规划，按科学规律办事，则是必须要遵循的，丢掉了这些才是最大的过错）。当时的批判也有过于简单化、不够学术性的倾向。例如对“复古主义”的批判虽然及时制止，但也带来了很多消极的影响。相当时期来，在建筑方针上不再提民族性问题，有人并以此作为推销“畸形建筑”的借口，直到最近温总理提出“城市规模要合理控制，城市风貌要突出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2]，这一建筑、规划的重要原则才得以从政治上“平反昭雪”。
所以，通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既要善于充分肯定成绩也要不忘批判缺点，如大跃进建设中的热情过高而理性不足，以及学苏过程中的成绩与偏差，都要适宜地总结。
二、与时俱进，发展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理论
目前国内规划学界，理论研究的热情很高，相关专业杂志涌现，发表论文的数量在逐年上升，培育的学生也在不断地增多，中青年学者高质量论文陆续出现，颇感欣慰。但是，能不能就此认为学术已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呢？严格来说或就我们规划者庄严的使命来说，只能是总体上有所推进。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规划工作者总埋怨国内不重视、不尊重规划，现在全国上至国务院领导下到社会各界都相当重视规划工作了，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规划是不是就能够切实地解决问题呢？这是值得深思的。建设在推进，水涨船高，规划理论方法还需要与时俱进，其间原因也非常复杂，并且已经不仅是学术理论的问题了，作为科学工作者，以下还是从学术理论来谈论问题。
（一）从丰富的历史中总结理论
如前所述，我们要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亲身参与的城市建设的历史进行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从实践中的成功与不足总结出理论，进一步讲，还要和中国的历史结合起来，至少要和中国的现代化衔接起来，了解地方性、民族性，并加以修正提高。例如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以及张謇对南通和其后卢作孚对重庆的经营等，还是有很多地方经验与创造的，非常值得深入的研究（这一点后文还将述及）。历史是在探索中前进的，成绩和缺点都是财富。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研究中国的历史理论要与世界城市建设史，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近二三百年的城市建设史联系起来。就国际环境来说，当今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全球化与本土化、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中国的文化定位等问题更需要整体的认识。中国的发展无论如何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古今中外的成就与得失，都足以启发我们。而相当时期，我们对东西方成就、学术源流、比较差异、综合探索，虽不是全然阙如，但也明显不足。因此学贯古今，兼通中外，应是规划学人应有的治学修养，我每引司马迁的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鉴中外之长，成一家之言”（第三句是我加写的），以此激励，正视理论的包容性，当然真正要做到是很难的，但至少要心向往之，力求朝这一方向前进。
（二）从制度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
芒福德曾说“真正影响城市规划的是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的转变”。从1950年年轻的共和国初创建立新制度到“文革”的破坏，之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重新重视规划，建立新制度，迎接“城市规划的第三个春天”，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些都是深刻的制度变化，然而目前仍旧缺乏对这一变化过程进行明确的研究和分析。正是由于对制度转型以及带来的变化缺乏足够的认识，预见不够，以致在很多问题上显得被动，因此这方面大有可总结的地方。这也说明，我们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事物总有前因后果，如果对内在的制度因素、存在的矛盾以及相应的变化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消化，哪些是现象，哪些有深层次的原因，不甚了了，就容易随大溜，四处观望，随风办事，不仅不易总结经验提出新的创造，甚至盲人骑瞎马，随主管指示办事，决策的正确与否则取决于决策者是不是明白人。
最近，读到《城市规划》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规划理论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对规划工作与社会发展、制度变迁之间的关联做了深入的探讨，文中说“社会变迁是人类社会一切职业变迁的推力，故也是规划职业以及作为规划职业指导的规划理论变迁的真正动力，由于社会变化的多元性，社会发展的多向性，以及社会发展受偶然事件影响而出现的曲折性，应对的制度安排也反映出片面性、多向性和发展过程的非线性”，“研究规划理论应该增加对近现代社会变迁大背景的分析，规划工作是否有用，取决于规划师是否应承了社会的要求”，“中国规划理论的建立，必须要从中国制度创新的高度来理解”[3]。中国城市发展到今天，各种体制问题的存在，也在催生政治文明的制度创新。试以北京市城市发展为例，在1949年作为共和国首都，基于城市发展的需要，规模加大，市区的行政界限经过数次的扩大，这在当时是必要的，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研究的深化，认识到过去作为京师外围的“畿辅”在水利、农业、服务业以及军事上的保卫作用，今天也需要以“新畿辅”的视野来研究北京、天津、河北省的分工与协作关系，需要建立“首都地区”的观念，如果这一观念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而被接受的话，京津冀地区新的城乡规划体系就要有所变化，这可能也是规划理论对制度创新的作用。
（三）弘扬基本原理，提倡复杂性研究
我们现在通行的城市规划知识体系，主要是从西方学来的，而西方是从18、19世纪工业化进程中以解决面临的问题出发，逐步形成的，直到20世纪发展成为近代城市规划的理论。例如说，在30年代颁布的《城市规划大纲》，即《雅典宪章》，解释城市有居住、交通、生产、游憩等四大功能，于是有了“功能分区”，在当时看来是有所发展的。可是“四大功能”难道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城市规划难道就这么简单？于是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等对此有所批评，并否定了功能分区，又提出了综合分区等概念。现在看来，这些理性的分解方式是西方“还原论”哲学思想的特色，包括希腊的道萨迪亚斯，尽管提倡整体性，但他的“人类聚居学”理论也未脱离还原论的窠臼，其他如被我国学术界一度热衷的A.克里斯多夫的“模式语言”，尽管对一向从形体出发的西方建筑理论加强了理性的分析，但仍然是以“还原论”的模式为基础的。
与西方的哲学方法相反，中国的城乡及其建设发展人居环境理论，是建立在先秦以来哲学、社会文化“整体论”基础之上的，如“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观等，并且重视事物的相互联系，这些都是可贵之处，但规划理论疏于局部研究的深化。因此，弘扬基本理论，这两个方面都不能忽略，我们需要的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基本原理的重要性，弘扬和发展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当今城市问题复杂，问题本身起了变化，城市规划工作面临的是一个庞大的、多学科的复杂的体系，已不是一两个专业的发展以及简单的学科交叉所能济事，也不要企图一个规划、一篇文章、一些小成就或某一种新的理论就能解决问题。从整体来说，这是一个大时代、大跨度、多领域、复杂性的前沿学科，很难建立如黑格尔体系的“大一统”的“终极真理”，而是要建立在片断的不断发展之和上，与时俱进，不断深化，永无止境。例如，这几年来北京、天津总体规划修编，河北省的城乡体系规划的开展，就说明过去就城市论城市不能适应发展要求。
当前，仅仅将旧有的概念加以改善还是不够用的，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解决问题的基础都动摇了。怎么办？我认为需要积极借助一些前沿的科学来深入地剖析、思考，比如复杂性科学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可能就会在思想和理论上指导和启发我们。因为，在规划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不能确定的因素很多，很难简单求解。当然，复杂性科学本身也有很多的矛盾和困惑，并不能给予城市规划现成的答案，因此我们还是要依据不同的时空条件、不同的社会情况作多路探索，并在哲学思想、方法论和法制建设的指导下，进行整体的剖析，多层次、多途径地思考，剖析和统筹各类问题，使得规划理论、方法、手段能够与时俱进，根据不同的对象而得到创造性的应用与发展。
三、综合创新，创造性地开展规划建设实践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城市规划与建设是经世致用之学，要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行动。有识之士在批判我们的规划“中空化”“边缘化”，这是事实，也是危机。但是问题在于规划建设工作者虽然没有对现实问题视而不见，但若没有解决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包括土地问题、能源问题、资源问题……即“以问题为导向”，切实地研究解决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作为行业发展的主流，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夸夸其谈，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必然要被推向边缘。时代在发展，不怨其他，而应求诸于己。规划建设实践的创新内容十分丰富，这里提出三点供讨论。
（一）城市与区域间的展拓
城市与区域的关系并不是什么新鲜理论，我们规划界早已熟悉芒福德的名言，“真正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我个人从唐山地震后思考北京问题就是将京津冀结合在一起的，此后从苏南小城镇到长三角的研究也是如此，正是基于这些探索，才形成了“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经过五年来的进一步实践，现在第二报告正在完善和出版中。这样一个为多数专业人士皆知的区域规划理论，胡序威先生呼吁了几十年，我从唐山地震算起也实践了30年，深有体会，其中有非常大的创造空间。其间，我又将人居环境观念融入区域规划领域，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从自己切身体会学科的意义到积极呼吁区域规划由来已久，真正做一点点成绩却也不胜艰苦困难，这样说并非吓唬青年学者，而是要鼓励攻坚。
（二）必须面对体制改革
我们常常看到听到有这样的议论，“我们规划该做的都做了”，对体制问题无可奈何，只能议论议论，发发牢骚。这些议论、牢骚都是事实，现实的体制问题有时令规划工作者一筹莫展。但是，应当看到在包括部委参加的一些规划问题座谈会上，科学工作者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还是应该认识到，改进体制问题的探索，既是规划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也是学术理论建设的当然内容，前节引述的《规划理论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一文对此做了很好的说明。
同时，我们从规划实践中可以看到规划过程的整体性与规划执行的分散性（因为不同部门各行所司，有认识问题，也有代表所在单位的利益问题等等），也是规划建设客观面临也必须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一部新的规划的制定，面对旧问题的解决，往往意味着新的问题的产生”，这是我庆祝北京市新一轮总体规划修编完成时在首规委召开的会议上引用某西方学者的话，尽管北京的规划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并为国务院所嘉许，但事隔两年，对新的问题的产生，我的忧虑更为加重。若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包括人口控制等重大问题，都有落空之虞，因为总体规划所拟定的只是大方向、大的指导准则，还需要在实践中，在“行动”中（西方规划学强调action，意亦在此）不断深化、补充，并根据发展中的要求进一步审定，并推进必要的改革。
对于体制改革与学术发展，我认为可以从具体的城市规划建设问题形成的由来寻找理论对策，探求实践中的点滴创新与体制改革。一切创造者，无论孙中山也好，张謇也好，以至于霍华德与格迪斯的创造，总结起来，大致有三：第一，要敏锐地看到问题，面对问题；第二，要进行科学的思考和立论，尝试解决问题；第三，要投入实践和试验，推动社会进步。我们的努力开始时可能是微小的推进，从点点滴滴、小尺度做起，然而如果创见正确，则必然孕有生命力，逐渐壮大起来。
（三）从功能城市到文化城市
中国是数千年文明的大国，随着考古发掘与史前研究的推进，文明的面貌日益清晰。从聚落到城市，都是文化活动的载体，城市文化渗透、凝聚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与人间，城市规划虽是物质环境的规划，但不能见物不见人，见功能不见文化。当前即使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建筑也得不到积极保护，孤零孑立，岌岌可危，文化名城看不到文化，不亦悲夫！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没有文化的城市充其量是混凝土森林。继中央提出“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以及科学上“自立创新”之后，文化振兴和文化复兴必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今喜见“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公布，敲响了振兴文化的号角。城市规划，功能必不可少，但文化也不是可有可无，人文的复兴既唤起民族文化精神，也是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动力。西欧城市20多年来提倡的城市文艺复兴，是意义宏远之举。
四、再接再厉，迎接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发展的“科学革命”
值此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50周年之际，我思考当前城市规划发展中的三个关键方面：规划历史、规划理论与规划实践，目的在于为中国城市规划的“自主创新”提供基本的平台。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即提出“综合创新”，结合今天城市规划的学术发展，更令人领会思想家的远见卓识。
综合考虑规划历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国城市规划的学术发展要注意处理好三个基本关系：
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立足于中国，坚持走中国的道路。中国的建设量大面广势头猛，需要解决的问题甚多而且非常棘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无论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空间也都很大。这发展的空间就是要面对活生生的规划实践，舍得抛掉过时的理论与思维，如韩愈所说“唯陈言之务去”，所谓“陈言”，在当时是指骈文浮华的辞藻，就是空话、套话，革除了才能“文起八代之衰”（今天可以理解为“文学革命”）；也亦如西方学者库恩所言，每当新问题层出不穷、旧的范式无能为力时，也正是新的理论、新的科学革命涌现（emergence，有主张译为“突变”）之时。为什么中国早期现代化中会出现张謇的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其实质是立足中国文化之根基，借鉴西方之方法，在家乡广袤的城市—区域土地上，对工业、农业、社会、交通、文化、教育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多方面活动“聚焦”、落实在南通及其地区的空间上，这一成果在当时就被誉为“模范”，这些成功的尝试，可谓那个时代的“自主创新”，也渐为世界关注，可惜由于当时中国混乱的政治局面，反而不为本国学术界所认识。我基于具体的工作实践，提出了“广义建筑学”，倡导城市、建筑、园林必须融为一体，整体综合的创造，并在具体实践中身体力行，并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发展，对此深有体会。
二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总结历史，指导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通古今之变，始能识事理之常；另一方面，我们要面向未来，勇于作改革的促进派。无论中外，有为者必须是革新者。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不是“炸油饼”式的重复制作和营销，也不是随波逐流的“炒作”“浮躁”“奉上瞒下”。规划工作者，特别是我们的年青一代，必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力挽狂澜之抱负，至少也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做“真规划”，这样才能谈得上预见性。
三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规划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要与世界接轨。今天，中国的规划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城市规划建设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的条件下，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自主创新必须立足于中国文明的基础之上，既要脚踏实地，以深厚的情谊，扎根乡土，又要高屋建瓴，具有放眼世界之林的胸怀。1989年我在《广义建筑学》中提出，“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也必然为国际所承认，就必然是国际水平”，中国成语“实至名归”，这已为我们自己的实践所证明，为中国各地涌现的“世界人居奖”所证明，也必将为以后更多的成就所证明。我们要有拿来主义的眼光，可以吸收西方城市、建筑方面的成功的科学文化，同时也要有送出主义的自信，应将自己的科学文化传统与新的创造介绍给世界，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立足于世界，真正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尊、文化自强和文化自新。就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历史总结来说，我们不仅要有纵向比较，分清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发展情况，还应与国外相比较。我们的现代建设起步较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所以要充分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扬长避短；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城市规划建设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不是简单的借鉴所能解决的，而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同样可以丰富世界城市规划建设理论与实践，这一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相当程度上，寄希望于今天的中青年。
历史地看，如今城市规划的发展有非常明确、正确的思想引导，如“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小康社会”“节约型社会”等发展目标与理想，乃至刚刚提出的“文化发展规划”，皆为金玉之声，但是如果没有过去一系列的实践，包括成功与失败，也不会提高至如此的水平。科学工作者应该将这些哲理融合渗透到自己的精神领域与工作实践中去，努力推动使之成为现实。为了做到以上诸点，规划工作者需要气宇宽宏，精诚合作，共建大业。两年多来，我未写过城市规划方面的文章，今天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50年庆典，心潮澎湃，学会邀我题词如下，与同道共勉：
通古今之变，识事理之常，谋创新之道，立世界之林。
（此文发表在2006年第11期《城市规划》）
科学帅才与团队建设
今天，我们正面临一个全球大转型的时代。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气候变化、能源紧缺等，问题重重；亚洲亦是多事之秋，并不安定；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之后，也面临发展转型的问题。时代的发展需要大思想、大战略、大手笔，这是交付到我们手中的一个意义重大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每一个中国学人都应以此为己任，勉力为之。
清华大学在努力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征程中，更应担当起这一社会与历史的使命。目前，据我所知，清华已经在酝酿不少大手笔。如今年上半年与中国工程院联合成立了“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旨在发挥智库作用，支撑国家工程科技领域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其中既要有集中力量的领域，也要允许有所分散，有多种多样的课题，所谓“大集中、小分散”。
基于这样的大背景，全校的教学、科研应当形成一个网络体系。从个人经验来看，需要重视两个方面：首先是科学帅才、将才的培养；其次是学术团队的建设。这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
清华大学招收的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对于人才的要求，学校一直强调要政治、业务相结合，理论、实践相联系，理工、人文相融汇，德艺双馨，等等。科学帅才的培养非常不易。首先，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广博的知识、科学的见解、多学科的视野；其次，要有战略性的思想，关注社会发展与国内外大事，进而从中思考自己专业领域的发展方向：重点是什么—行动纲领是什么—如何突破；最后，还要有长时间实践经验的积累，难于一蹴而就；同时，从开展业务的角度，还需要有组织能力等。
从我多年的观察来看，并不是没有挂帅的岗位，如城市总规划师、学科带头人、首席科学家等，但实际情况是，在其位者并不是都能称之为“帅”，这需要眼光高远，善于组织，并有坚定的思想认识和全力以赴的操守。这样的要求固然很高，往往不能求全，但在实际工作中若能谦虚谨慎地与团队合作，恰当地处理内、外部关系，就能弥补某些方面的缺陷。
除了少数纯粹的人文、自然科学领域的工作，可凭借个人才能、奋力独立工作实现突破外，在大多数领域，尤其是我们从事城乡建设一类的行业，任何一个伟大的任务都必须依赖团队才能完成。
清华的前校长高景德曾经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人人都知道团队好，但要造就一个团队可真不容易啊！”团队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才能逐步成长起来，而不是简单地依靠行政任命。一方面，要有深孚众望的带头人；另一方面，要不断有中青年力量补充进来，它就像一潭活水，是生生不息的。
以清华在住宅规划与设计领域的学术发展而论，20世纪60年代，清华大学建筑系就与土木系合作完成了北京左家庄住宅区试点工程，实现了“双百”方针（即“造价一百元一平方米，工期一百天一栋”）、“先地下后地上”等，在新中国成立十多年来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的科研突破。“文革”之后，又持续开展了一系列的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包括70年代末的什刹海规划、80年代的菊儿胡同四合院项目、90年代的大栅栏地区改造规划等。然而，一直以来，尤其在当前中国住宅建设的严峻任务面前，我深切期待清华建筑学科在住宅领域能形成一个强大的综合性的体系。
科学体系的发展随时代而变化，并非一日之功。如前所述，今天的时代呼唤大思想、大战略、大手笔，在此背景之下讨论人才建设，也要有大视野、大气魄。一般而论，在多元化的时代，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拘一格识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科学帅才、将才和各级学术带头人的产生与学术团队的成长，一方面要有行政的部署，另一方面更要依靠自身的努力。时代已经为我们造就了良好的环境，学校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措施，提供学术的空气，每个教师更要有自觉的主观能动性，奋发有为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是每个人的使命。
（此文发表在2011年11月25日《新清华》）
建筑师应加强艺文修养创一代新风
对生活之美的追求，需要我们在人居环境建设中自觉地创造，这正是建筑师的责任。“三分匠人，七分主人”，主事者应加强艺文的修养，并自觉地在新的领域中开拓，创一代之新风。
人居环境是物质建设也是文化建设
综观历史，秦汉为第一基础，中国人居环境在先秦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和文化准备，秦汉开始铺开，建立了一个大框架。隋唐为第二基础，这一时期实现了中国人居环境在文化艺术上的飞跃，为中国人居环境奠定了艺术与审美的框架。
当前，中国人居环境面临着新的挑战。这是中国人居环境的又一次重大变化，必将在原有两个框架的基础上奠定一个新的大框架。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来文化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第二个基础上提到的问题。
人居环境建设既是物质建设，也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通过发展各项文化事业，繁荣文化生活，增添文化蕴含。建设文化强国不仅是技术措施，更不仅着重于文化产业的兴建，其核心是中华文化精神之提倡，中华智慧之弘扬，民族感情之凝聚。我们在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共同企望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审美文化是以艺术文化为核心的具有一定审美特征、审美价值的文化形态，是人类总体文化的组成部分。最早提出审美文化这一概念的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他们主张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审美文化，重建审美化、艺术化的世界，使人们在对审美文化的关照中实现精神的升华和对现实的超越。中国在20世纪末开始研究和探讨审美文化。
中国人居史上艺文综合集成之典例
人居环境的审美文化有赖于艺文的综合集成。中国古代的人居环境取得过辉煌的艺术成就，从考古发掘、历史遗迹到名家画卷、诗词歌赋，美不胜收。
神州大地、万古江河构成多少壮观的城市、村镇、市井、街衢，人居环境中蕴藏着无限丰富的审美文化。美即是生活，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热爱现实生活，向往并追求生活中的审美品质。
中国历史上的人居环境是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美的欣赏和艺术创造，因此人居环境的美也是各种艺术美的综合集成，它包括书法、文化、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当然也包括建筑。人居环境的审美文化是各种艺术的综合集成，可以中国古人常用之“艺文”一词以概之。
在我国的史书、方志中往往将当时的有关图书典籍汇编起来，称为《艺文志》。最早见于《汉书》的《艺文志》，历代志书中的《艺文志》都是那一时代各个艺术门类的综合呈现。
事实上，在中国人居史上，艺文是一个综合学科，有着丰富的内涵。例如中国书法是一个独特的艺术门类，一座宏大的建筑常有精心书写的书法作品相映衬。例如“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榜书，光芒四射，远近都能欣赏，书法艺术与环境融为一体，塑造了山海关雄浑壮阔的整体气势。
雕刻、题记等也往往会成为人居环境的精神支柱。比如东岳泰山有一座碑刻博物馆，这个碑刻博物馆有一个字，号称“大字鼻祖”“榜书第一”，更加绝妙的是其将岩石、流水、石亭等与书法融为一体，形成别具特色的人居环境。
雕塑可以成为人居环境的主角，凌驾于整个空间。如乐山大佛坐像、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大佛坐像、大足宝顶山石窟卧像、敦煌莫高窟大佛、蓟县观音像等，气魄宏伟、蔚为壮观。绘画有时也成为人居环境的主角，现在的佛寺就因其壁画的卓绝艺术而闻名遐迩，如山西繁峙岩壁画。
建筑作品中的若干尝试
文化与建筑密不可分。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昆明大观楼时的心情，当时感受的不仅是建筑本身，更被气势磅礴的环境所折服。我国古典文学与建筑结合紧密，比如诗词与建筑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旅游时可以感受一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还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不可胜数。再比如人民大会堂，那么大的厅，当时搞高棚，总理说，你们可不可以根据“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诗中描绘的意境，把墙面和天花板连在一起搞，后来实现了。这就说明我们领导同志的艺术涵养，尤其是文学涵养非常高。
接到设计曲阜孔子研究院的任务后，我一直思考，在曲阜孔庙的南面建设一个怎样的孔子研究院？后来想到《论语》中，有孔子与四位弟子畅谈人生及社会理想，从而表现儒家思想的一些章节，于是邀请钱绍武先生创作了雕像作品。这个主题定了，所以整个的建筑设计是以古代的书院跟孔子的雕像为中心的。同时，以“高山流水”为题材，做背景衬托浮雕，象征孔子思想源远流长。进而，从建筑师的角度探讨了雕塑的尺寸和可能的形式与场景，精心考虑了雕塑在视觉透视中的最佳位置。
金陵红楼梦文化博物馆，位于南京江宁织造府西园遗址，是曹雪芹的诞生地，其曾祖曹玺及祖父曹寅的文化活动均以此处为中心。设计中运用“核桃模式”与“盆景模式”，体现了中国传统“纳须弥于芥子”的艺术境界。楼阁园林是博物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了立体山水画式的园林，布置的树木、山水、溪水构成了多少有些象征南京石头城之意象的“都市盆景”，更让人联想到《石头记》的书名。
20世纪80年代，我与雕塑家刘开渠、傅天仇等商议在北戴河长寿山，寻找合适地形，创造一系列中国古代神医雕像，并名之为“长寿谷”。当时雕刻了李时珍像等，经过30年不断积累，这一地区已经成为名胜景点。
理论性的启示
艺文的综合集成在当代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更广阔的创新空间。例如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二期都是成功的作品。第二期建筑师与雕塑家合作，将高大的墙面与一系列的雕塑相配合，将当时的人间浩劫展现在拜谒者面前，震撼人心，我称之为雕塑的史诗。
历史上艺术精品往往藏在宫廷或为民间收藏家所有，当代则往往收藏在博物馆中，成为“博物院的宠儿”。事实上，更多的美散见于人们的生活中，人居环境的美即是生活的美，美应当走向日常的生活环境，走向大众。这之中有极为宽阔的艺文中的大千世界等待创造，这也正是建筑师希望做到的境界。用什么方法使得人居环境具有文化内涵，具有美的内涵，这需要建筑师不断求索。
从诸多艺术门类单项的杰作到人居环境中的综合集成，成功的作品可以有更强的艺术震撼力，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易。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建筑师、雕刻家争论不休，雕刻家要在碑顶搞一个房子，建筑师就说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碑，一面是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另一面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浮雕。这样建筑师向建筑师靠拢，雕刻家向雕刻家靠拢，后来怎么办呢？后来北京市副市长很聪明，这个会不开了，另外请一个专家来主持做成现在这样的效果，这个浮雕是相当成功的。今天就是再强调，一个经典的建筑作品不是单项的艺术门类，而是人居环境的综合集成。
在实际工作中，这往往需要联合诸艺术门类的大家，以共有的热爱之情，超强的人格魅力，精湛的艺术智慧与崇高的合作精神，抛弃个人的固执与偏见，能从众说纷纭的迷茫中走出来，从事综合的美学创作。
从艺文净化中提炼中国美学精神，中国传统审美文化是一个宽阔的领域，并独具特色。需要发掘整理中国古代已有的思想和理论，进而探索中国建筑美学的独到形式。
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中论述书法的美学法则，其中很多规律适用于今天人居环境的创造。“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现实中人居环境建设涉及复杂的客观条件，不同门类的事物糅合在一起，但仍要不丧失整体的规律，各领域、各时期的人居环境建设要讲求和谐，但同时又要张扬个性。当然，这需要一个慢慢生成的过程。
（此文发表在2012年第22期《建筑》）
人生理想于诗意栖居
汽车热、高楼热导致环境污染接踵而来，自然与人文的破坏不期而至，众多“城市弊病”加速向我们袭来。于是，我们的城市失去了自己的灵魂，穿梭在充斥混凝土、钢筋味道的世界里，我们真切希冀未来每一个人都能够“诗意般地栖息在大地上”。
建筑，文化魂魄何处寻
对于旧城的保护，各个地方需要探讨本地的历史和实际，创造性提出又新又好的策略，不仅是把“旧”的保护好了，还要积极大力并全方位的修葺维护。2012年，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部分拆除，但北京市文物局并不知晓。经过持续两年多的“拆迁”与“保护”的拉锯战，梁、林故居终究没能逃脱碎为瓦砾的悲惨命运。后来据称，东城区文化委认定此次拆除未经报批，属于“违规拆除”，表示将依法查处到底。但是，经典建筑已经灰飞烟灭，文化历史典故也随之被埋葬，这时的所有挽救与努力都是徒劳。
近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CNN）旗下的生活旅游网站，评选出了全球最丑的十大建筑，当中朝鲜的平壤柳京饭店“荣登”榜首，迪拜的亚特兰蒂斯饭店名列第二位。另外，由中国台湾知名建筑师李祖原设计、位于沈阳的方圆大厦也不幸入围。中国入围建筑的差之精髓在于，该大厦以具传统文化意味的“古钱币”为建筑外形，设计理念虽寓意入驻大厦的业主财源广进、事业发达，但却显得极其粗俗、浅薄，无现代创意与时尚进步美学思路。简而言之，不具备深邃的建筑文化内蕴，是一个没有建筑灵魂的空架子。
改革开放后，现代建筑形形色色的流派铺天盖地袭来，建筑市场上光怪陆离，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国建筑师难免眼花缭乱。短短不足20年，尽管各类建筑数量迅速增加，但却是“千城一面”，原因在于建筑失去了人文精神，这怎能不令人担忧？与此同时，建筑设计人员对本土文化缺乏深厚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确偏见，这导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全球强势文化面前显得头重脚轻，无所适从。因此，未来我们期待赋予新建筑丰富的人文内涵，并渴望设计理念中更多一些民族精神与气息。
断壁残垣，遗失古老文化
中国的城市经营摧枯拉朽，这是事实名词而非形容词。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的大面积用地，令很多文物古迹在劫难逃，甚至一些处于被保护之列的文物古迹，也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倏然化为废墟。建设性的破坏以及破坏性的建设，使文化积淀在城市建设中泯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当属贵为中国建筑学之父、曾为保护北京古城墙而呐喊的梁思成，如今他的故居也难脱被拆除的厄运，让人不禁痛心惋惜。
现在有些城市呈现出大量不健康现象，比如重经济发展、轻人文建设；重建筑规模、轻整体和谐；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等。有些城市存在开发过度的倾向，为了最大限度获取土地收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上绝大部分文物建筑、古树名木，甚至愚昧无知地抹去了无数珍贵的文化史迹。高楼大厦固然代表城市文明的现代气息，但没有历史痕迹的单调繁华，给人的感觉却是失忆。总之，一座城市若丧失文化传承之根本，就难以形成持久的品牌辐射力。在一些古老而现代的欧洲城市，文物没有成为它们发展的障碍，反而增加了城市文化底蕴，文物保护与城市经营，只有在“笨蛋的逻辑”中才会难以调和。
文化缺失，盲目崇拜西方
改革开放以来，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对我国的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舶来品在带给国人新鲜的同时，却因未经消化而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和肌理。这个问题很令人头痛，可以借鉴西方文化理念，也不反对艺术需要的标新立异，但国内建筑若失去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这就是一种误解与迷失。
例如在孔子研究院的设计思路中，先根据它特有的地理位置与所处时代，准确定位为具备中国独特文化内涵的现代学院建筑。在此前提下，设计与建筑工程人员首先对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以及中国书院建筑发展的沿革、形制进行一番深入研究、温习，从建筑构图、总体布局、室内外造型，甚至装饰纹样等都做了一定摸索。最后，运用西方和中国建筑技巧融合的形式，给予该建筑现代形象表达意味，从而创造出一种明净、高尚的圣地感。
城乡联系被人为割裂
从20世纪80年代初，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在中国拉开大幕。但是，城乡收入差异导致大规模人口流动，中国的建筑规划正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挑战，城乡建设亟须适应时代、符合国情的科学创新。
“人居环境科学”是围绕地区开发、城乡发展及其诸多问题进行研究的学科群，它与人类居住环境的形成与发展有关，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科体系。以城乡统筹为例，城市与乡村相辅相成、互为存在，不能人为割裂城乡联系。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县域城镇化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县是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的基本单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平台。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一切事情都要通过“县”这个“针眼”落到实处。在壮大县域经济的基础上，对国土资源、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建设进行综合协调，把积极推进县域城镇化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社会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
改善规划缓解拥堵“心脏病”
现在的城市尺度越来越大，发展内容越来越综合、越来越复杂。现实中，有的城市开发往往按人口计算出需要面积，画一块“大饼”就算是规划。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规划不只是搞一点“美的创造”，更需要从实际问题探讨，罗列出各种可能的模式，否则适得其反。
例如耗时5年建设、耗资100多亿元、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城，继高利贷危机之后，导致楼市全面降价，现在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无人居住。鄂尔多斯的楼市泡沫破灭，引起人们对整个中国楼市，以及房地产合理规划的深度思考。这里还涉及房价合理与否，它与各地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情况相关，房价收入比有国际通用的衡量标准。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居中心认为，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为“合理”；一旦数值超过6，就属“房地产泡沫区”；而超过7时，被公认为“全球房价最难承受地区”。
近几年，全国许多大城市规划过度，都出现交通拥堵加剧的现象，其中状况堪忧的北京被戏称“首堵”。为什么道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宽，交通反而越来越堵？透过现象看本质，交通拥堵的“病根”不是机动车数量的增长，而在于城市规划不合理与人口日益膨胀现象严重。以北京为例，回龙观、天通苑、望京三个位于郊区且规模巨大的“住宅城”，由于就业功能、成熟城市配套等功能区的布局缺乏合理性，致使大量人口每日如潮水般在城郊之间奔涌，成为制造拥堵的源头。可见，优化城市交通是北京亟须修炼的“内功”，仅仅凭借交通技术来解决城市发展问题行不通。所以，包括交通拥堵在内的大城市诟病，必须通过城市建设的合理创新战略予以根本解决。
自然和谐迈向“山水城市”理想
钱学森给我写信说：“我近年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古典园林和泼墨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创立‘山水城市’概念？这样，人可以离开自然再返回自然。”无独有偶，我毕生追求正是让全社会拥有良好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情画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过去几年，我们经历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环保事件，从日本福岛核泄漏、云南曲靖铬渣污染、渤海湾油田溢油事故、城市阴霾天引发的PM2.5监测等，我们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蓝天白云、碧水清波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而要创造一个宜居城市，必须重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序的建设。不乱建、乱盖，要进行规划与全面安排，项目位于旧城，要首先了解它的历史并考虑如何与现在环境相适合；项目盖在新区，更要懂得有机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道理。
（此文发表在2013年第9期《居业》）
对话吴良镛：地方规划切忌跟风盲从
康培
吴良镛教授是名扬海内外的建筑学和区域规划领域的学者。他于1987年起任国际建协副主席，1988年任人类聚居学会主席，曾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城市规划》卷主编，头衔多得数不胜数；1989年他主持规划设计的北京菊儿胡同实验项目荣获国内多项大奖以及亚洲建筑师协会颁发的“优秀设计金质奖章”，1989年国际文化理事会认为他“杰出的艺术事业及对人类艺术遗产有价值的贡献”，并颁发给他荣誉证书，1993年在联合国总部由应届联大主席授予他“世界人居奖”，等等。
数不胜数的荣誉对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似乎只是过眼云烟。作为一位研究建筑与城市规划60余年的大师，十分谦逊，他笑言自己只是一个建筑师，如今时代发展太快，自己不敢对太多问题妄谈看法，颇显大师风范。
青年时为复兴家园投身建筑
记者：1946年，应该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是时您正协助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创办建筑工程学系。您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
吴良镛：是的。1945年春，我从滇缅边境回到重庆，当时主持“战后保护委员会”的梁思成先生正在重庆，他托人带信给我去帮他画图。直到8月15日日本投降，机构撤了，工作结束，我才离开。又过了两个月，接到梁的信，告诉我清华要办建筑系，让我去看他。当时傅斯年先生也在，看我有点怯生，林徽因先生就请他和梁思成先生到隔壁去谈，当时我们站着，梁先生告诉我，为了战后的复兴，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批准成立清华建筑系，当时，建筑教育太保守，他将去欧美考察，希望我能在新办的系里任助教，共同创业，等等。由于此前与梁先生有过一段愉快的共处，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我做出一个选择，从此定下了我的人生道路。
记者：清华大学工程系从当初成立至今，吴先生是一路见证下来的，现在回头看看，感悟应该不少。
吴良镛：我的青少年时期正值战火纷飞的年代，从家乡南京辗转至重庆，家仇国恨，加之居无定所的生活，这一切促使我学习建筑。我更倾向于研究“广义建筑学”，包括从城市规划到区域规划的研究。在实践上我从最基本的盖房子做起，后来认识到不能孤立地就建筑论建筑，需要研究城市，于是面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从事城市设计，园林景观和城市规划的研究。这使我以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广义建筑学”，后来又提出“人居环境学”，这就包括了从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到区域规划的研究。
知识就像海洋，要学的太多了。有的人基础好一点，或者是认识上、学习态度上好一点，也比较谦虚谨慎，就进步得快一些。搞城市规划，必然要研究区域，要具有整个区域发展战略的整体意识；还要立足于中国，立足于某个地区，某个城市，才有可能对这个地区这个城市产生感情，才会为之设计出优秀的建筑作品，拿出上乘的规划成果。
看问题的整体意识、大局意识，可能使一位建筑师更加系统、全面地考虑自己学科领域的各类难题。从祖国边陲的云南、广西等省（自治区），到东部沿海的江苏、浙江等省份，我都做过区域规划和研究。一个学者，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提出的论断和建议为政府和人民所采纳，再对实践产生指导性、前瞻性的促进作用。如广西的北部湾发展战略，在我20世纪末的一本论文集中就已有过集中的论述，其他各省也有一些，我并不是只关注北京、河北、天津，关注自己的家乡江苏，也是根据形势需要，对我国的各个地区都有过研究。
区域发展应有轻重缓急
记者：您一直关注我国的区域规划战略，现在我国在区域规划方面有许多大的动作，主体功能区即是其中之一，您怎么看待这个重大课题？
吴良镛：设立主体功能区的意识是好的，“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概念，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是根据各个地区经济、社会、现有发展程度等条件做出的规划。原有基础好的，再进一步发展；原有基础不好的，就要考虑到当地承载力的问题，规划好发展的步伐。有些地方有所发展，有些地方适当放慢脚步，包括城乡统筹规划时，也要注意：没有乡村，就没有城市，这都是相对的。
我1950年回国时，初到深圳，那里还是一个小渔村。如今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大都市了。所以基础条件好、地理位置好的城市要优先发展，这些从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轨迹中也可以体现出来。
记者：提到深圳，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等经济特区的确发挥了区域经济领头羊的作用，但沿海仍存在一些欠发达城市和地区，您是一路见证下来的，您认为它们目前是否有突围可能？
吴良镛：沿海各个区域发展不均衡，按照最一般的说法，主要还是受历史、政治、经济的原因，还有自然条件的制约。从历史上来看，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江南一带在南宋时期是非常发达的，从当时“偏安一隅”、海上丝绸之路就可以体现出来，但后来就不再那么发达了。在农业社会中，城市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地理位置优越、平原地带、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发展相对就好一些。从历史角度看，很多城市（地区）的发展过程具有历史的规律性。拿南京这座著名古代都城来说，从古代到现在的发展就是断断续续的，有时候它并不太起眼。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沿海城市（地区）发展相当快。其中有政治因素，另外，地理位置、经济基础、文化传承也很重要。沿海有没有落后地区呢？当然有。比如江苏南部地区就比较发达，江苏北部就相对落后。但江北的文化并不差，为什么不能更好地发展呢？这也是我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个事情，就是振兴江北。苏南地区目前的发展模式已经比较成熟了，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很严重，所以江北地区反而会更具后发优势。
规划设计切忌跟风盲从，而应因地制宜
记者：我们刊物的读者群体主要是党政干部群体，您对他们针对自己所在区域做决策及中长期规划，有什么好的建议？
吴良镛：对地方决策者来讲，都要有较高的水平，包括政策水平、哲学水平、思想水平，对历史知识、世界各国发展知识都要有所了解，能够独立思考，这样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才能跟他轻松地交流。只有深入系统地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才能让自己、让本地区发展避免再走过去的一些弯路。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知识有了解，可以帮助决策者们开阔视野，制定科学合理的长远规划和短期规划，促进本地区又好又快发展。就拿科学发展的问题来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具体到一个省、一个城市又会有所不同，还是建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相应的各种知识解决，因地制宜。
独立思考就是不跟风，不盲从。不能看到其他地方上什么项目，做什么规划富起来了，就跟着做，一定要从本地区、本市，乃至本县的实际情况出发。“跟风”的思想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更会阻碍一个地区的发展，阻碍当地人民走向富裕的进程。
比如建筑设计，我就认为如今的建筑学已经处于贫困之中，难以全然应付所面临的日新月异的错综复杂的形势。我希望建筑学能从沉醉于“手法”“式样”“主义”中醒悟过来，不再用“舶来的二流货”充斥我们的城市。希望建筑师能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寻求设计的答案。再也不能面对建筑风格、流派纷呈，莫衷一是。要首先了解建筑的本质。只有结合一个地区的历史、社会、人文背景，用自己的理解与语言、用现代的材料技术，才能设计出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建筑。
常怀师恩
记者：我看到您对梁思成先生、对启蒙老师的多篇缅怀和纪念文章，吴先生执着自己的事业60余年，也跟恩师和前辈的熏陶有关。
吴良镛：当时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都太优秀了，至今我还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比如我的缅怀启蒙老师谭垣教授，他将思想情感全部放到学生身上，无时不在思考学生的设计，全心全意为了教学。时隔多年，想到这些，更是由衷钦佩。我毕业后也从事教学，也为人师。在清华大学教书60多年了，谭先生给我打下的基础，使我一辈子受益。在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上，他更是我的榜样。
记者：我看到近些年来有很多关于那个年代的故事，尤其是对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报道及所谓的“解密”，符合当时的状况吗？
吴良镛：现在一些东西过于追求文学性或是从商业角度考虑问题，甚至有些不健康的内容。过度的演绎既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也有损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的名誉，如果媒体可以拍摄一部真正反映他们当年生活和工作原貌的纪录片，即使再忙再辛苦，我也要抽出时间参与。
结语：正是这种独立的风骨和执着的精神，催生了一位建筑大师，他在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优秀的实体建筑作品和地区规划的同时，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省的精神财富。在《建筑·城市·人居环境》一书中，他写道：我们研究建筑，要从房间—房屋—邻里—市镇等各种物质构成的大小不一的空间中，看到人群，看到人的需要，觉察人们的思想、活动、喜怒哀乐的心理变化，看到即使是同一个人，各时间的需要不一，有时需要热闹、交往、流动，有时却又要安宁、私密、静态，因此，为他们服务的这一切物质设计都要做到“粲乎隐隐，各得其所”。由物见人，将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人文主义理念的光辉始终萦绕着这位大师，也正是这份悲天悯人的情怀，使得他一直在为建筑事业，为人居环境建设，为自己好学上进的学生们，一如既往地辛勤耕耘着。
（原文刊载于2008年第4期《人民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