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本色
“鲁迅”的含义
鲁迅最早使用的笔名取自1898年所作的《戛剑生杂记》，“戛剑生”即击剑之人，体现了少年鲁迅的壮志情怀。1903年鲁迅在日本发表译文时使用过“庚辰”“自树”“索子”“索士”等笔名。1907年最初发表论文《人之历史》等篇章时使用过“令飞”的笔名。鲁迅长孙的名字正是得之这个笔名。1908年，在发表《文化偏至论》时使用了“迅行”的笔名，“鲁迅”的名字延续了这一笔名，“迅”即快速行动之意，鲁迅以此自勉。
1918年4月2日，鲁迅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一笔名。《狂人日记》是鲁迅的代表作，鲁迅的小说创作从此也一发而不可收。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曾说：“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曾向鲁迅问过这一笔名的含义，鲁迅说：“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行之意。”后来鲁迅用“鲁迅”这一笔名发表的小说、散文、杂文共五百多篇，成为使用最多也是影响最大的笔名。民国时期，言论无自由，为避文祸，许多作家采用了这种笔名艺术。鲁迅是新文化战线上的一员猛士，当然他采用的战术更是多种多样，因而使用的笔名也最多。
笔名作家
鲁迅本名周樟寿，这是家谱上的名字。自到南京读书时，他的本家叔祖认为水师学堂是军校，进这个学堂相当于当兵，不宜用家谱上的本名，因此为他取名周树人，以后鲁迅到日本留学，到杭州、绍兴、北京、厦门、广州等地工作或领工资都以这个名字行事，就像现在的户籍或身份证上的名字。他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新出土吕超墓志铭考证》等几篇文章，也使用过这个名字。鲁迅笔名多达一百四十多个，大概是古今作家中笔名最多的一位。自从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第一次使用“鲁迅”的笔名后，就较多使用“鲁迅”的笔名，甚至在写信中或生活中也常用“鲁迅”。鲁迅以“鲁迅”名世。爱用笔名可以说是鲁迅的一个习惯，他说过：“一个作者自取的笔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另外的原因，是为了冲破文化围剿，能更多地发表战斗文章，是一种“韧”的战斗方式。他的文章常常被检查官删除，鲁迅把用笔名发表文章称为“带着锁链在跳舞”。鲁迅的笔名常常有很多含义，表达出很多爱恨情仇，包含着许多故事。举几个例子：
戛剑生——首见于1898年《戛剑生杂记》。戛：击也，意即击剑之人，表达了鲁迅的少年壮志和性格。
唐俟——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梦》时首次使用。“俟”有等待之意，这一笔名充满着对中国前途的期待。
神飞——首见于1919年8月《国民公报》新文艺专栏上发表的散文诗《自言自语》。“神飞”也有快速行动之意。
庚言——首见于1918年12月《每周评论》第二号发表的《〈美术杂志〉第一期》。鲁迅幼年时曾有法名“长庚”，“庚言”即长庚之言的意思。
风声——1921年5月6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杂文《“生降死不降”》时首次使用。“风声”寓意迅捷且扫荡一切。
尊古——仅在1921年11月3日于《晨报副刊》上发表杂文《“则皆然”》时使用过。唐弢先生曾解释过这个笔名的含义：“‘尊古’这一笔名……一则与本文内容有关，二则可以解释为针对钱玄同的‘疑古’而发，颇像一时兴会所至时起用的笔名。”
巴人——仅用于小说《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
小孩子——仅用于杂文《儿歌的“反动”》，1922年10月9日发表在《晨报副刊》。鲁迅以“小孩子”作笔名是讽刺胡怀琛的一首既无聊又无趣的儿歌。
雪之——仅用于杂文《“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1923年9月14日发表在《晨报副刊》。“雪之”即洗清之意，此文是讽刺章士钊曲解了“二桃杀三士”这个典故，而加以洗清还之以本来意义。
宴之敖者——1924年9月首次用于《〈俟堂专文杂集〉题记》。“宴之敖者”鲁迅曾解释：“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笔名记述了兄弟失和的事件。
俟堂——见于鲁迅手辑的《六朝造象目录》稿本及《俟堂专文杂集》的书名，鲁迅生前未出版。“俟堂”之名的由来是因当时陈师曾送鲁迅一方石章料，并问刻何字，鲁迅说，你叫槐堂，我就叫俟堂吧。“俟”有等待之意，当时教育部内有长官想挤掉鲁迅，“俟堂”这笔名的意思是说，我就等在这办公的大堂上，颇有轻蔑之意。
“……即鲁迅”——1924年11月26日鲁迅致钱玄同信的署名。五四运动后鲁迅与钱玄同关系日渐疏远，钱曾主张废掉姓氏，于是鲁迅以“……”表示废掉姓氏，又以“即鲁迅”来注明，幽默地表达了鲁迅反对他废掉姓氏的主张。
L·S——1925年1月12日在《语丝》周刊第九期发表的鲁迅翻译文《Petofi Sandor的诗》时使用。此后又在一篇译文和两篇杂文中用过这个笔名。“L·S”即“鲁迅”二字英文的首字母。
冥昭——仅用于杂文《春末闲谈》，1925年4月24日发表在《莽原》周刊第一期。屈原《天问》中有“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句，“冥昭”可引申为黑夜与白天之意，鲁迅在文中讽刺统治者“日施手段，夜费心机”。
卂——1925年7月12日鲁迅致钱玄同信的署名。“卂”是一个生僻字，即疾飞。钱玄同是文字学家，鲁迅使用这个字作签名其中一个原因是钱玄同能懂这个字义。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曾解释过，“迅即卂，卂实即隼之简笔”。
杜斐——1925年12月在《国民新报副刊》连载的鲁迅译文《从浅草来》时使用这一笔名。当时现代评论派陈西滢骂鲁迅是“土匪”“学匪”“学棍”，鲁迅的笔名是在“土”字旁边加一“木”，即“杜”；在“非”字下加一“文”，即“斐”。这一笔名可以显见鲁迅在反击现代评论派时仍是一种悠然自得的姿态。
封余——首见于通信《关于粗人》，发表于1928年11月15日《大江月刊》。创造社、太阳社等对鲁迅进行文化围剿，说鲁迅是“封建余孽”，鲁迅便有针对性地将这词变化一下用于反击。
许霞——仅见于译文《访革命后的托尔斯泰故乡记》，1928年12月30日发表于《奔流》。“许霞”是许广平的小名，鲁迅借来一用。
它音——仅用于杂文《沉滓的泛起》，发表于1931年《十字街头》第一期。许广平曾说：“它，《玉篇》，古文佗字。佗，蛇也。先生肖蛇，故名。”
绰号
绰号又称为诨名。鲁迅从小好给人起绰号，小时候有一次兄弟三人合出一百五十文，背着父亲买了一本日本人画的图画书《海仙画谱》，三弟周建人却把背着家长买书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就叫把书拿来看，鲁迅很害怕挨批，但父亲看后也没说什么，把书还给了他们。事后鲁迅觉得三弟是在“进谗言”，就给三弟起了个“谗人”的绰号，又因为周建人眼睛下面生有一颗黑痣，就给他起了个“眼下痣”的绰号。因是兄弟，这绰号里有亲切的含义。鲁迅小时候因冬天吃冰，房客沈四太太告诫吃冰会肚子疼，结果鲁迅挨了母亲的骂，于是就给沈四太太起了“肚子疼”的绰号。在日本读书时，钱玄同总爱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因而鲁迅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爬翁”。同学邵明之脸很大而且胡须很多，他的绰号便是“熊”，并且当面称他为熊兄。同学顾琅在学堂时名叫芮体乾，鲁迅和他关系不是很好，送他绰号“芮体干”。鲁迅和朋友们爱吃火腿，在日本留学时常吃不到，有一次一个朋友吴一斋从南京带来一块火腿，叫公寓的下女替他蒸一下，可没想到她们把火腿切块煮了一锅汤，给他气得够呛，逢人便说这火腿的事，鲁迅于是送他一个绰号就叫“火腿”。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好朋友章廷谦留着一个学生头，鲁迅便送他一个绰号“一撮毛”，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时，鲁迅赠给刚刚结婚的章廷谦，并在扉页上写道：“请你从‘情人的拥抱里’暂时汇出一只手来接收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其中的“中国小说史略”几个字是借用书的题名嵌在句中，非常巧妙。鲁迅还给蒋抑卮起过绰号叫“拨伊铜钿”（给他钱），给顾颉刚起过“鼻公”，给刘承干起过“傻公子”，等等。可见鲁迅起绰号真是一种癖好，但大都是善意的，有着恰如其分的形象感和幽默感。
匕首
鲁迅房里有两把匕首，一把放在书架上，一把放在床褥下，有一天被许广平搜出，认为鲁迅有自杀的倾向，鲁迅对她说：“刀是防外来不测的，哪里是要自杀。你真是个傻孩子。”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回忆，鲁迅的书架上的确常放着一把匕首，主要作裁纸刀用，刀壳是褐色木质的，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皮纸，像指环一般。鲁迅曾向他的学生们解说，刀壳原为两片木头，只靠这两道皮纸的力量，才封成整个的刀壳，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封两道皮纸，仇人相见时，不及拔刀，只要带着刀壳刺过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这刀是鲁迅住在日本东京“佐藤屋”时的主人佐藤喜东治赠给鲁迅的，他曾是日本的一位老武士。鲁迅回绍兴时把刀送给了三弟周建人，鲁迅到北京时，周建人又把刀还给了鲁迅，鲁迅就把它放在身边当裁纸刀用。
种花
鲁迅不但爱花，还喜欢采集植物标本，住砖塔胡同时桌上有个大笔筒，里面插着两根大雀，据说是从国外带来的，笔筒里还插有一枝罂粟花的标本。搬到西三条21号院时院子宽了许多，开始大种花木。鲁迅的母亲也喜欢花木，院子的泥地上种满了太阳花，开花的时候五颜六色，十分好看。这是一种南方的花，比较娇贵，秋风一起就枯萎了。于是鲁迅向云松阁订购了紫、白丁香各两株，碧桃一株、榆叶梅两株。后院的花园更宽敞，但土质不如前面，都是用煤渣垫起来的，所以种下了两株花椒、两株刺梅，还有三株白杨。鲁迅很喜欢白杨树，在后院的西墙种了三株，说白杨生长力强，风吹树叶沙沙响，别有风味。后院东南角，即“老虎尾巴”东侧，还有一棵杏树，当时果实累累。俞家姐妹曾到鲁迅家去玩，鲁迅说：“等杏熟了，请你们来吃。”俞家姐妹开玩笑说：“吃不完我们用袋子带回去。”鲁迅说：“记得绍兴出杨梅、出瓜的地方，都只管吃饱，不许带走，我们这杏树也按这规定办。”今天的西三条鲁迅旧居已辟为开放参观的场所，花木还有些原来的样子，比如紫丁香、黄刺梅等还保留着，但白杨树已被伐掉了。院落整洁干净，春天花开的时候仍然是繁荣茂盛的景象，但却缺少了生活气息。
西三条的花木
北京西三条鲁迅故居内，一进门就能看见两株巨大的白丁香，春天时满院飘香。树上的说明牌写道：“鲁迅手植白丁香”。其实这说明牌有点问题。鲁迅日记中常见一个名字：李庆裕，又记作李竹齐、李竹泉。他是北京琉璃厂云松阁店主之子。云松阁是一家古玩店，鲁迅常去云松阁购买古钱。门口横匾上写着李竹庵之名，当时的店主是李竹庵的儿子李尧臣，李庆裕在店中协助做生意。李庆裕懂得种树，1925年4月3日鲁迅日记记载：“云松阁李庆裕来，议种花树。”4月5日又记载：“云松阁来种树，计：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三。”由此可见，这树苗是鲁迅亲订，应为李庆裕所种，鲁迅是否动手帮忙，在史料上并无记载。
吸鸦片
1924年7月，鲁迅应邀到西安讲学。那时北京到西安要走上七天，先坐火车到河南陕州，然后乘船逆流而上到潼关，再换汽车到临潼。讲学之余，鲁迅考察了西安的名胜，想为他计划写的剧本《杨贵妃》找到实地的线索，然而西安的残破、人事的颓唐把他原本的想象破坏了。西安之行似乎很平淡。那时西安的鸦片不但没禁，还相当流行。鲁迅忽然想尝尝鸦片的味道，有许多诗人如波德莱尔曾用麻醉剂来获得灵感，鲁迅幼时曾见过尊长的烟具，但从未尝试过烟味。他对医药本是有研究的，常说鸦片原是有价值的药品，不济的人却拿来当饭吃，自有死路一条。这次他要亲自尝试一下了。于是在孙伏园和张辛南的安排下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鲁迅吸的时候还算顺利，吸完后就静静地等候灵感的来临，但那天灵感却没有降临。事后孙伏园问鲁迅吸鸦片的感觉怎么样，鲁迅失望地说：“有些苦味！”如果那天的鸦片能给鲁迅带来灵感，也许《杨贵妃》就写成了。
“周鲁迅”
鲁迅去西安时，接待鲁迅的张辛南与他商议为西安的下级军官士兵演讲时讲个有趣的题目，鲁迅的回答是：“我向士兵讲说是可以的，但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张辛南描述那时的鲁迅牙齿是深黄色，牙根是深黑色，其黑如漆，身穿黑布裤，白小褂，上街时再穿一件白小纺大褂，头发不剪，面色黑黄。讲演几次后，许多人认为鲁迅吸鸦片。有人悄悄地问：“周先生恐怕有几口瘾吧？”他说：“周先生吃香烟。”还有一个军人问：“学者也吸鸦片么？”张辛南问：“哪个学者？”军人说：“周鲁迅满带烟容，牙齿都是黑的，还能说不吃烟吗？”那军人只知鲁迅姓周，并认为鲁迅是他的名字，所以称他“周鲁迅”。
老板
鲁迅曾经做过书店的老板。1927年春，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他看到广州进步青年都渴求知识，但广州的进步书籍又非常少，于是教学之余，在旧番禺学宫的芳草街创办了一家小书店。鲁迅与上海北新书局的李小峰取得业务联系，组织图书运到广州，租用芳草街的一个小楼，开办了名为“北新书屋”的书店。3月25日，书店开张。书店由许广平的妹妹许月平进行日常经营，鲁迅也经常到书屋与青年聊天，谈文学。很多青年除了买书外，等在这里与鲁迅交谈，请教问题。由于鲁迅的热情投入，小书屋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广州文化沙漠中一块小小的绿洲。“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爱国青年遭到拘捕，鲁迅愤然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北新书屋随之停业，剩下的存书，鲁迅廉价卖给了永汉路的共和书局。9月底，鲁迅离开广州到上海。以后鲁迅再也没开书店，而“老板”的称呼，送给了在上海开书店的日本人内山完造。文人与书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大作家更是如此。
假鲁迅
1928年初，杭州的青年们盛传鲁迅先生到了杭州，而且有人亲眼看见他在孤山脚下的苏曼殊坟前题了诗。在上海的叶圣陶也对鲁迅提起这件事，开明书店也给鲁迅转来一位马湘影女士的信函，信中说：“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别后，多久没有见面了。前蒙允时常通讯及指导……”鲁迅赶紧回信说明：我已十年没去过杭州，你见的鲁迅是另外一个人。鲁迅又写信给在杭州的许钦文和章川岛，让他们调查一下。二人来到孤山脚下苏曼殊墓前，没有发现题诗，据传闻说，这里确实曾题过四句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他年随公去。”二人后来在青年中打听出，题诗的人是西湖附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们二人便去拜访了他。此人确姓周，名鼎（或是鼎夏），脸瘦长，上唇留短须，三十多岁，长得一点不像鲁迅，一身白裤褂，脚上一双草鞋，其时正在执教鞭上课。他自称“鲁迅”，说因对世风不满，又怀才不遇，隐姓埋名到乡下教书，曾写过一本《彷徨》的小说，虽畅销八万多册，但并不满意，还要另写一本。鲁迅得知此事经过后，遂在刊物上写了一篇《在上海的鲁迅启事》，文中说：“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胡须
鲁迅挺爱照相，从存世的一百多张照片看，最初一张留胡子的照片摄于1909年的日本东京，那时他二十八岁。大约从这时起，鲁迅的胡子越来越浓密了，直到逝世的那一天，仍然留下一张有浓密胡子的遗像，以至于鲁迅遗容的面膜上还粘上了几根鲁迅的胡须，又黑又粗的。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所赐的东西不能丢，这是孝顺的表现，这种习俗从西周就有了。古人的留胡须，大约与留辫子有相似的意义。但胡子要修整，否则吃饭、说话都不便。男人留胡须，也是一种成熟的标志，民国文化人士中留胡须的真是不少，蔡元培、李大钊、周作人等的标准像中胡须都是各有特色的。文章中形容一个人，常常要形容一下他的胡须。周作人说章太炎“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一尊庙里哈喇菩萨”，鲁迅说李大钊“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对胡须最有研究的当属鲁迅。鲁迅有篇杂文《说胡须》，讲述了他自己的胡须的故事：
鲁迅从日本回家乡，在船上与船夫聊天。那时他的胡子两端是向上翘起的样式，那船夫以为他是外国人，夸他中国话讲得好。鲁迅解释说：“我是中国人，而且和你是同乡，怎么会……”船夫却哈哈大笑，说鲁迅真会讲笑话，搞得鲁迅挺无奈。后来又有一位“国粹家兼爱国者”骂他：“你怎么学日本人的样子，身体既矮小，胡子又这样，……”鲁迅说：“可惜我那时还是一个不识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愤愤地争辩。第一，我的身体是本来只有这样高，并非故意设法用什么洋鬼子的机器压缩，使他变成矮小，希图冒充。第二，我的胡子，诚然和许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虽然没有研究过他们的胡须样式变迁史，但曾经见过几幅古人的画像，都不向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们的国粹差不多。维新以后，可是翘起来了，那大约是学了德国式。你看威廉皇帝的胡须，不是上指眼梢，和鼻梁正作平行么？”总有人指责，于是总要辩解，鲁迅索性就听其自然生长了，“听其自然之后，胡子的两端就显出毗心现象来，于是也就和地面成为九十度的直角。国粹家果然也不再说话，或者中国已经得救了罢”。胡子向下该没问题了吧，可是改革家们又出来指责了。有一天，鲁迅终于研究出胡须备受指责的原因，“知道那祸根全在两边的尖端上。于是取出镜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翘，也难拖下，如一个隶书的一字”。
颜值
民国以来，跨时最长、流传最广泛的肉身的影像恐怕就是鲁迅了。鲁迅研究的著作可以说浩如烟海，鲁迅之后的美术家，特别是版画家、油画家、雕塑家，几乎都创作过鲁迅的形象。但不同时期的鲁迅形象又各有不同，染着时代的痕迹。艺术创作要体现艺术家眼中的形象，不同人笔下的鲁迅形象也就大有不同。比如雕塑，鲁迅最早的雕塑应该是鲁迅去世时日本雕塑家奥田杏花从鲁迅遗容上直接翻制的。面膜上的鲁迅遗容，瘦削，苍老，然而虽然是躺着，仍是一副高昂着的模样，似乎在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中国许多著名的雕塑家刘开渠、张松鹤等，乃至现在的雕塑家吴为山都雕塑过各种形态的鲁迅像。版画中的鲁迅形象就更多了，因为鲁迅是中国现代版画的倡导者、先驱者。横眉的，立目的，拿笔的，拿枪的，微笑的，思考的，千姿百态。一万个人心中就会有一万种鲁迅的形象，这都源于鲁迅一生留下的写真照片，美术家们塑造的美术形象以及人们阅读鲁迅时产生的审美反应，这就是鲁迅颜值的魅力所在。影视、网络的发达，引发着“粉丝”们对明星偶像颜值的关注，美的，丑的，都可以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鲁迅时代没有电视、互联网，鲁迅的照片很多，这些照片记录了鲁迅真实的面容。鲁迅的面容，真的长得很特别，用现在的话来说，的确是可以靠脸吃饭的那一种，是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中华帅老头。陈丹青说：“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关于颜值，鲁迅也给一些外国名家做过评估：“托尔斯泰，伊孛生，罗丹都老了，尼采一脸凶相，勖本华尔一脸苦相，淮尔特穿上他那审美的衣装的时候，已经有点呆相了，而罗曼罗兰似乎带点怪气，戈尔基又简直像一个流氓。”但鲁迅一向不喜欢扮成葬花黛玉那样的“小鲜肉”，这大约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强壮的民族吧。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展厅中有一件鲁迅穿过的长袍，结合鲁迅全身照来丈量，他的身高大约不足一米六，然而肉身的小个子鲁迅并不妨碍他精神的高大。由鲁迅的颜值来评判、刻画鲁迅的形象，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国民，但他又是那么地不普通。
长相
鲁迅的日本老师藤野严九郎曾回忆鲁迅在日本读书时的情形：“周君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这是有照片为证的。
女作家吴曙天有一天与孙伏园同去看鲁迅，她描述：“在一个很僻静的胡同里，我们到了鲁迅先生之居所。房门开了，出来一个比孙老头更老的老年人，然而大约也不过五十岁左右吧，黄瘦脸庞，短胡子，然而举止很有神，我知道这就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并不笑。启明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也笑，这是他们哥儿俩说笑话的分别。”
鲁迅老友林语堂说鲁迅：“他机警的短评，一针见血，谁也写不过他。平常身穿白短衫、布鞋，头发剪平，浓厚的黑胡子，粗硬盖满了上唇。一口牙齿，给香烟熏得暗黄。衣冠是不整的，永远没有看过他穿西装。颧高，脸瘦，一头黑发黑胡子，看来就像望平街一位平常烟客。许广平女士爱他，是爱他的思想文字，绝不会爱他那副骨相。”
鲁迅夫人许广平第一次听鲁迅讲课，得到的第一印象是：“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直地竖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丁，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丁。人又鹘落，常从讲坛上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丁，也遮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丁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眼耀人。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也许有人这么想。讲授功课，在迅速地进行。当那笑声还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
1926年作家白薇在日本读了鲁迅的《呐喊》，她说：“我读了才惊知中国有一位文才鲁迅，在我的幻想中，以为他是矫健及俏皮的青年。不久我回到广州，郁达夫先生对我说：‘鲁迅是中国唯一的美少年。’”
1932年11月，鲁迅赴北平探母，北方“左联”成员王志之曾邀请鲁迅去北平师范大学演讲，他回忆起初见鲁迅的情形：“我被高度震慑住了，当前的一切都很模糊，我只恍惚感到当前坐着那位老头子灰黑色的头发是那样凌乱，好像刚从牢里放出来，浓密的眉毛和胡须好像在很活跃地耸动，显得有深厚的涵蓄，我想到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生的经验和富贵的智慧潜藏在里面。”
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阿累曾在内山书店遇见鲁迅：“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上海时见到鲁迅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幽默地答道：“我老了会更漂亮。”看来，鲁迅对自己的颜值信心满满。
鲁迅好友曹聚仁在他写的《鲁迅传》中说：“鲁迅的样儿，看起来并不伟大，有几件小事，可以证明。有一回，鲁迅碰到一个人，贸贸然问道：‘那种特货是哪儿买的？’他的脸庞很瘦削，看起来好似烟鬼，所以会有这样有趣的误会的。又有一回，他到上海的南京路外滩惠中旅馆去看一位外国朋友（好像是史沫特莱）；他走进电梯去，那开电梯的简直不理他，要他走出去，从后面的扶梯走上去。看样子，他是跟苦工差不多的。”
马幼渔的女儿马珏，写她初次见鲁迅的印象：“鲁迅这人，我是没有看见过的，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在我想来，大概和小孩子差不多，一定很爱和小孩子在一起的。不过我又听说他是老头儿，很大年纪的。爱漂亮吗？大概爱穿漂亮西服吧；分头吧，却不一定，但是要穿西服，当然是分头了。我想他一定是这么一个人，不会错误。”后来鲁迅到她家去了，她从玻璃窗外一看，只见一个瘦瘦的人，脸也不漂亮，不是分头，也不是平头。她父亲叫她去见见鲁迅，她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她觉得很奇怪，就说：“鲁迅先生，我倒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爱收拾的人；他手里总是拿着一个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在那儿想什么似的。我心里不住地想，总不以为他是鲁迅，因为脑子里已经存在了鲁迅是一个小孩似的老头儿，现在看了他竟是一个老头儿似的老头儿，所以很不相信。这时，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只看着他吃东西，看来牙也不受使唤的，嚼起来是很费力的。”那时，鲁迅还不到五十岁，却已显得十分衰老了。
看电影
鲁迅是绍兴人，爱看家乡的目连戏，再就是爱看当时还是新生事物的话剧和电影。北京最早放映电影是在1902年。1907年北京有了由外商经营的第一家电影院——平安电影公司，放映一些侦探片和滑稽片。之后，电影场所迅速增加。鲁迅很早就开始看电影了，鲁迅日记中1916年就开始有了看电影的记录，曾在平安电影公司即后来的儿童影院看过《萨罗美》，在珠市口的开明戏园看过“非洲探险影片”，1924年4月20日《晨报》对影片有广告介绍：“开明影院非洲百兽大会演期三天空前未有猛兽生活非洲实景以血肉枪炮摄影机器之代价换来费资百五十万元费时二年有半美国政府特别奖励赞许日本文部省特别通令各学校分别租演……”鲁迅还在真光影院、中天影院看过许多部电影。鲁迅还曾带着小朋友们去看电影：1925年元旦，“午伏园邀午餐于华英饭店，有俞小姐姊妹、许小姐及钦文，共七人。下午往中天看电影，至晚归”。这次看电影，俞芳在《杂忆鲁迅先生与少年儿童》一文中回忆：“饭后，孙先生邀请鲁迅先生和我们大家去看电影。到哪家电影院去呢？孙先生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鲁迅先生想了一想说：还是到‘中天电影院’去好，因为那里放映的片子，是适合中、小学生看的，适合小客人们看。孙先生点头称是。那天放映的是美国片子，内容是体操表演，柔软操、高低杠等技巧表演，运动员们的动作灵活轻巧，姿势优美。在电影休息时间，鲁迅先生对我们说：这样纯熟的技巧，全是从小锻炼出来的。电影看完，鲁迅先生对这部电影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以后有这样的好片子，再来看。走出影院，天已傍晚，我们依依不舍地和鲁迅先生告别。”
电影迷
鲁迅曾对萧红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看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一些对于动物的知识。”他嘴上是这么说，可他也经常介绍《夏伯阳》《复仇艳遇》《人猿泰山》等电影给别人去看。由于有声电影是1931年以后才在上海首次放映，所以鲁迅在北京所看的电影都是黑白默片。鲁迅离京到上海以后，电影发展很快，在上海十年，鲁迅看过一百四十多场电影，有人统计过，从1933年4月迁居上海虹口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直到病危之前的三年内，鲁迅看电影的次数达到九十五场次。这说明鲁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电影迷。
鲁迅看电影常常带上许广平和海婴，有时与三弟一家一起去看，有时还和友人一起去看，茅盾、郑振铎、柔石、黎烈文、黄源、萧军、萧红等都随鲁迅去看过电影。鲁迅的日记有：“夜同柔石、真吾、方仁及广平往百星大戏院看卓别林之演《嘉尔曼》电影，在北冰洋冰店饮刨冰而归。”这是多么潇洒的时光啊。看电影对于鲁迅其一是娱乐休闲，其二也是一种对孩子的教育方法。比如，《米老鼠》《神猫艳语》《暹罗野史》《兽国春秋》《南极探险》《禽兽世界》等基本都是童话题材，孩子喜欢，鲁迅也很喜欢。海婴一到礼拜天就要去看电影，他对友人说：“海婴的顽皮颇有进步，最近看了电影，就想上非洲去，旅费已经积蓄了两角来钱。”看过电影，他还经常和友人交流，看了《克来阿派忒拉》后他说：“这部电影并不如广告上说的那么好。”看了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后说：“大吃一惊，与原著迥然不同。今后对于名著改编的电影再不敢领教了。”看过《诗人挖目记》后评道：“浅妄极矣。”鲁迅还翻译过关于电影的外国论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写过许多关于电影的杂文，如《略论中国人的脸》《电影的教训》《朋友》，等等，甚至对于连环画都用电影来启发，他谈到麦绥莱勒的连环画时说：“我想，这和电影有极大的因缘，因为一面是用图画来替文字的故事，同时也是用连续来代活动的电影。”
吸烟
鲁迅有诗云：“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看鲁迅的照片，手持烟卷的有许多张。吸烟确是鲁迅的一大嗜好。他在日本东京留学时住在中越馆，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伏在枕头上吸一两支烟，牌子是“敷岛”，晚上回来后在洋灯下看书，他是睡得最晚的一个，第二天房东来拿洋灯，整理炭盆，那炭盆上插满了烟蒂，像一个大马蜂窝。他在北京绍兴会馆居住时，早上醒来就在蚊帐里吸烟，白色的蚊帐被熏成了黄黑色。鲁迅的小说有许多篇都描写过吸烟者，《风波》中的七斤手中的“象牙嘴白铜斗六尺多长的湘妃竹烟管”，《阿Q正传》中阿Q手中的旱烟都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也是鲁迅对家乡中吸烟风俗的描述。《孤独者》《在酒楼上》对魏连殳、吕纬甫这些知识分子烟不离手的描写，亦是因为鲁迅自己有吸烟的体验才写得那样生动。鲁迅知道吸烟对他的气喘病很不利，曾想戒烟，但最后一直也没戒掉，为此鲁迅曾对许广平检讨“我于这一点不知何以自制力竟这么薄弱，总是戒不掉。但愿明年有人管束，得渐渐矫正，并且也甘心被管，不至于再闹脾气的了”。然而鲁迅直到去世前一天，手里还拿着香烟。他的吸烟量巨大，每天都要三四十支，几乎是烟不离口。鲁迅吸烟一般吸的都是廉价烟，在北京时吸的是“红锡包”“哈德门”牌。郁达夫回忆：“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十支装包。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袄的袋里去摸出一支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支，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北师大事件中，鲁迅被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职，学生尚钺去看望他，鲁迅顺手点燃一支烟并递给尚钺一支，尚钺一看是很贵的“海军”牌，就问：“丢了官为什么还买这么贵的烟？”鲁迅笑着答道：“正是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这贵烟。官总是要丢的，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也是集中精力战斗的好方法。”鲁迅在广州时吸的是起码一两角一包的十支装，那时香烟里面赠画片，有《三国演义》《西游记》《二十四孝》《百美图》，等等；在上海时吸的是“金”牌、“品海”牌一类的卷烟，还吸过“黑猫”“强盗”牌等。萧红到鲁迅家，看到他备有两种烟，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一种是绿听子的很便宜的，五十支才四五角钱，通常放在桌上自己随时吸的。高长虹回忆说：“烟、酒、茶三种习惯，鲁迅都有，而且很深。到鲁迅那里的朋友，一去就会碰见一只盖碗茶的。我同培良，那时也正是喜欢喝酒的时候，所以在他那里喝酒，是很寻常的事。有时候也土耳其牌，埃及牌地买起很阔的金嘴香烟来。劝他买便宜的国产香烟，他说：‘还不差乎这一点！’”
饮酒
饮酒也是鲁迅生活中的一大嗜好。他的酒量不是很大，但却常喝。抽烟与喝酒，鲁迅继承的是父亲的习惯。父亲周伯宜有吸鸦片的瘾，年轻时喝黄酒有不过一斤的量，白酒也喝不过四两，平时不和家人吃饭，因为他总要先喝酒，酒后常给孩子们讲些诸如《聊斋》一类的故事。绍兴产黄酒，可以说鲁迅生在酒乡，因而颇懂得饮酒的情趣，他的杂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以看出他对酒真的是颇有研究。鲁迅小说《在酒楼上》《孔乙己》都描写到在绍兴饮酒的细节。鲁迅到北京后，住在绍兴会馆，有过七年多孤独的生活历程，与朋友聚会餐饮自然是他生活的重要部分。也许在餐桌上，他就构思了文章的题目和内容，生发出许多思考。在与朋友的聚会中，他们曾谈论中国的社会，谈论刊物的编辑，讨论文学与革命的问题，也谈论朋友之间的友情，同乡之间的亲情，等等。鲁迅的日记中留下许多“微醉”“小醉”“颇醉”“大醉”的记录。酒的品种他不太讲究，白干酒、五加皮、汾酒等烈性酒他都喝过，白玫瑰、白兰地、啤酒他也喝，而喝得最多的，还是家乡绍兴的黄酒。许广平不懂酒，只知五加皮是烈性酒。有一段鲁迅喝五加皮，因为酒性太烈，许广平就老把瓶塞在平时打开，好教酒气散一点，变得淡些。后来郁达夫笑她太没有对于酒的知识，告诉她这样是降低不了酒精度的。以后，许广平就只让鲁迅喝陈黄酒或度数不高的啤酒了。
鲁迅的酒量究竟有多少，周作人说过，鲁迅的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是有朋友对谈的时候。他在《在酒楼上》写自己叫堂倌来“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这大概就是鲁迅的酒量吧。在家乡他与范爱农对酌时，范爱农可以喝到两斤多。
嗜糖
鲁迅有三大嗜好，除吸烟、饮酒外就是吃糖。鲁迅从小喜爱吃甜食，这大概与浙江人的饮食习惯有关。他年轻时写过一首诗《庚子送灶即事》，就描述过家乡旧时十二月二十三送灶日时吃“胶牙糖”的习俗。鲁迅在杂文《送灶日漫笔》中也描述过“胶牙糖”：“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关于“胶牙糖”的作用，鲁迅说：“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爱吃糖应该是儿童的习惯，而鲁迅一生都保持着这爱好。他吃饭的时候也要找糖或者一些甜的东西吃，衣袋里经常装着糖果，随时嚼吃。来客人时，他也拿出糖果来招待客人。在鲁迅日记中可见他对糖果不可缺少的习惯，出去购买生活用品时，总要买些糖果。那品种也很多，诸如蒙糖、果糖、饴糖、咖啡薄荷糖、玫瑰酥糖、冰糖、巧克力糖，等等。很多朋友知道他的这习惯，也经常给他送糖果。有一次，鲁迅的学生荆有麟从河南带给鲁迅一包方糖，鲁迅打开一看，糖不是“方”的，而是黄棕色圆圆的薄片，品尝后，“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许广平告诉他，这是河南名产，用柿霜制成，性凉，如果嘴上生些小疮之类，一搽便好。可惜她说的时候，鲁迅已经吃了一大半了，于是连忙将所余收起，预备嘴上生疮的时候，好用这来搽。鲁迅自己描述：“夜间，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可见这柿霜糖多么好吃。白糖更是他饮食中不可少的。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白糖就放在桌上，但那里有一种小的红蚂蚁无处不在，爬得到处都是，于是鲁迅想了个办法，把放白糖的碗放在贮水的盘子中间，鲁迅把这方法叫作“四面围水之法”，但偶尔忘记，却又被蚂蚁爬满，桌上放的点心也如是。鲁迅住在四楼，常常把未吃完的点心和白糖连同蚂蚁一同抛到草地上去。鲁迅的牙早早就掉光了，是不是也和吃糖有关呢？但糖毕竟是人类不可或缺的食品。
花生政策
鲁迅好客，客人中青年居多。萧红说：“鲁迅先生从下午二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完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吃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
鲁迅待客，茶点或糖果是必备的。鲁迅讲过他在北京时招待客人的故事：一天午后，密斯高来访，正好家中没有点心，“只得将宝藏着的搽嘴角生疮有效的柿霜糖装在碟子里拿出去。我时常有点心，有客来便请他吃点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视同仁，但密斯得有时委实利害，往往吃得很彻底，一个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吃，又须出去买来。于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变方针，有万不得已时，则以落花生代之。这一著很有效，总是吃得不多，既然吃不多，我便开始敦劝了，有时竟劝得怕吃落花生如织芳之流，至于因此逡巡逃走。从去年夏天发明了这一种花生政策以后，至今还在继续厉行。但密斯们却不在此限，她们的胃似乎比他们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个点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由此可见，鲁迅待客对“密斯”（小姐）和“密斯得”（先生）是有区别的。
鲁迅到上海后，待客的茶点有所不同了，因为柿霜糖和花生不是南方的特产。徐梵澄说，在上海时访鲁迅，没有了“花生政策”，自始至终都没吃到过花生米。浙江产的榧子、广东产的杨桃等都是作为茶点来待客的。一次吃到秀水产的小菱，那话题就谈到秀水人朱彝尊、王仲瞿；一次吃凉面，话题便谈到唐人的槐叶冷淘。这槐叶冷淘，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凉面，杜甫的诗中提到过。鲁迅真是太渊博了。
茶道
鲁迅之于茶道，本是个行家。浙江本是中国产茶名郡，除杭州外古越绍兴亦为产茶名乡，茶圣陆羽在著名的《茶经》中就有“浙东以越州上”之论。而鲁迅生于家道昌盛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祖父是清代翰林，家族的日常生活包括茶事自然是奢华讲究的。鲁迅自幼便有了喝茶的习惯，周作人曾描述：“在老家里有一种习惯，草囤里加棉花套，中间一把大锡壶，满装开水，另外一只茶缸，泡上浓茶汁，随时可以倒取，掺和了喝，从早到晚没有缺乏。”鲁迅十三岁时，家道变故，就在那时，他养成了抄书的习惯，曾经把陆羽的三卷《茶经》抄录一过。对产茶、制茶、泡茶、品茶的学问都有初步的认识。鲁迅与周作人都曾以“喝茶”为题写过散文，可能是对越城周家的一种怀旧情结吧。
增田涉是鲁迅晚年认识的日本学者，1931年曾向鲁迅请教翻译其所著的《中国小说史略》等有关问题，同时他还研究中国文学史。鲁迅用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每天三个小时对他讲解，后来结集成《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录》一书。鲁迅曾向他推荐八种中国文学著作，其中有一种张天翼的短篇小说《稀松的恋爱故事》，里面提到“打茶围”一词，增田涉问鲁迅：“是一起喝茶之意吗？”鲁迅答：“去妓馆饮茶的意思。”这“打茶围”亦称“打茶会”，在鲁迅的小说《弟兄》中也提到过这个词，原是旧时陋俗，指到妓女所在的青楼喝酒、吃点心、聊天。可见鲁迅对中国茶文化传统之熟稔。
鲁迅爱喝茶而且是懂得品茶之道的。有一次一个茶叶公司打折售茶，他用二角大洋买来二两好茶叶，回家就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就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地品茶时，那茶水颜色很重浊，味道也竟和他一向喝的粗茶差不多。鲁迅立刻感到是自己错了——喝好茶一定要用盖碗的——于是改用盖碗重新泡。“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鲁迅《喝茶》）鲁迅懂茶，但一般情况下喝茶并不十分讲究，周作人在《补树书屋旧事》中写道：“平常喝茶一直不用茶壶，只在一只上大下小的茶杯内放一点茶叶，泡上开水，也没有盖，请客吃的也只是这一种。”北京鲁迅故居内有一张他用过的书桌，现在上面还放着一只他用过的盖碗茶杯，睹物思人，让人能联想到鲁迅在夜间写作时烟与茶的陪伴。
茶习
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也常喝咖啡，但他在《革命咖啡馆》一文中曾说，“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这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不喜欢，还是绿茶好”。他还做过这样的比喻：“我亦非中庸者，时而为极端国粹派，以为印古色古香书，必须用古式纸，以机器制造者斥之，犹之泡中国绿茶之不可用咖啡杯也。”（鲁迅《致曹聚仁》）不错，鲁迅最喜欢喝的茶叶还是浙江的绿茶，这恐怕是他自幼养成的习惯吧。
鲁迅到北京工作后，茶叶一般在前门一带临记洋行、鼎香村茶叶店购买，再就是亲友同乡好友如周建人、宋紫佩、许钦文等从家乡带来。友人所赠还有乌龙茶、红茶、普洱茶、天台山云雾茶、野山茶，等等。新茶上市时，有时他一次买很多，如日记载1930年6月21日，“下午买茶六斤，八元”。1931年5月15日，“买上虞新茶七斤，七元”。五六月份新茶上市，鲁迅这个时候是不会错过的。浙江龙井久负盛名，也是鲁迅较喜欢的茶叶。鲁迅曾与许广平游杭州西湖，将回上海时想起忘记买龙井茶。在要回上海的头一天，鲁迅约好友章廷谦到书店买了一些旧书，晚上一起到清河坊隆盛茶庄专门去买龙井茶。鲁迅说，杭州旧书店的书价比上海的高，茶叶则比上海的好。书和茶都是鲁迅所好，所以他常托章在杭州买好寄到上海。2008年在广东的一次拍卖会上，对一块由鲁迅和许广平共同珍藏了数十年的“清宫普洱茶砖”进行了拍卖，一位买家以一万二千元的价格竞得这块茶砖。据报，此砖共有三十九块，至今保存完整的有二十四块，普洱被称为“可饮可藏的古董”，加上名人效应，这块稀有的茶砖具有了极高的价值。
茶友
1912年鲁迅初到北京教育部工作，“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不过每年新年都要有一次部员茶话会，就像现在各单位新年举办的茶话会、联欢会。这样的茶话会，鲁迅多是例行出席一下。鲁迅日记中就有许多关于茶话会的记录，举几例：
1914年1月5日鲁迅在日记中这样记录了茶话会：“始理公事。上午九时部中开茶话会，有茶无话，饼饵坚如石子，略坐而散。”“有茶无话”的茶话会鲁迅的确感到没意思。
1915年1月4日，“赴部办事，十一时茶话会。午后同汪书堂、钱稻孙至益昌饭”。看看，开完会就与好友溜出去吃饭了。
1915年12月16日，“下午本部为黄炎培开茶话会，趣令同坐良久”。显然鲁迅对被“令”表示出了不满。
1916年1月6日，“雨雪。赴部办事，午后茶话会并摄景。夜同人公宴王叔钧于又一村”。雨雪天，到教育部开茶话会，合影留念，晚上又公家掏钱聚餐，很有年味。
1916年2月27日，京师图书分馆开馆，鲁迅也参加了举办的茶话会。
1917年2月4日，“往通俗教育研究会茶话会，观所列字画”。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于1915年9月6日，下设小说、戏剧、讲演三股，鲁迅被派为小说股主任，1916年2月14日辞职。是日出席茶话会属例行公事，意在观画。地点在手帕胡同，展品有自六朝以来的名人书画一百五十余种。
除公办茶话会外，鲁迅还常常以茶会友。鲁迅日记载，1918年12月22日，“刘半农邀饮于东安市场中兴茶楼，晚与二弟同往，同席徐悲鸿、钱秣陵、沈士远、君默、钱玄同，十时归”。1926年好友林语堂南下福建时，鲁迅应邀参加了为他饯别的茶话会。1926年8月30日，鲁迅赴厦门经上海，“上午广平来。午李志云、邢穆卿、孙春台来。午后雪箴来。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与三弟至中洋茶楼饮茗，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及三弟。夜大白、丏尊、望道、雪村来寓谈”。可见鲁迅的朋友圈多么有人气。
鲁迅在北京时与朋友喝茶有时在前门外青云阁、北海公园、中山公园，有时就在小茶馆。在广州时去过的茶楼有陆羽居、陶陶居、南园、妙奇香等，在上海去过新亚茶室、“ABC”吃茶店、“Astoria”茶店等。鲁迅的喝茶，常常连带着一些文化娱乐活动，再举两个鲁迅日记的例子：1928年3月13日，“午后同方仁、广平往司徒乔寓观其所作画讫，又同至新亚茶室饮茗”。1929年4月5日，“午后同贺昌群、柔石、真吾、贤桢、三弟及广平往光陆电影园观《续三剑客》。观毕至一小茶店饮茗。夜雨”。一次是看画家司徒乔绘画，然后去茶馆喝茶聊天；一次是与朋友及家人同看电影，然后又去小茶店喝茶。这就是鲁迅的真实的生活，也工作，也战斗，也休息，也娱乐，也品茶。鲁迅在上海时经常与左翼作家会谈，曹靖华、茅盾、胡风、叶紫、聂绀弩、魏猛克、徐懋庸等都与鲁迅一起喝过茶。1926年，鲁迅与齐寿山一起翻译荷兰作家望·蔼覃的长篇童话《小约翰》，从7月开始至8月中旬译毕。这期间他们约好每天下午在中山公园的一个僻静处开译，鲁迅说，“我们的翻译是每日下午，一定不缺的是身边一壶好茶叶的茶和身上一大片汗。有时进行得很快，有时争执得很凶，有时商量，有时谁也想不出适当的译法。译得头昏眼花时，便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绿荫，心绪渐静，慢慢地听到高树上的蝉鸣，这样地约有一个月”。北京的七八月份，正是酷暑当头，那时也没有空调设备，公园树荫下才是唯一的凉爽之所。可以想象，他们满头大汗地译书有多么艰辛，一壶好茶便将这著名的作家、译者与民国北京的夏天紧密联系起来。
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是鲁迅的好友。他在书店前面放一个施茶桶，供口渴的行人或车夫免费取用，鲁迅很赞赏内山老板的做法，曾经“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表示对他的支持。茶，加深了鲁迅与家人、朋友之间的情谊。
五十寿辰
1930年9月17日，“左联”一些青年作家通过史沫特莱借上海吕班路荷兰菜馆为鲁迅庆祝五十岁寿辰。这些青年包括柔石、冯雪峰、冯乃超等人。那天参加活动的有一百多人，史沫特莱讲：“在鲁迅生日的那天下午，客人陆续来到那小饭店的花园中。他们有单独来的，有成群来的。有许多没有钱，因而不能留到晚上吃晚饭。鲁迅和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抱着一个孩子），在园里一张桌子旁边坐着或是站着，招待着进园来的向他们致敬的客人。那天鲁迅真是神采奕奕，——因为当他快乐的时候，或是对于什么东西发生兴味的时候，他总是神采奕奕的。他的脸老是那么动人，他的眼睛老是带着智慧和兴味闪耀着。他那件长的绸袍增添了他的丰采，增添了成为他的一部分的那种尊严。”鲁迅日记中记：“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这其中有叶圣陶、茅盾、傅东华等。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按现在的算法，他五十岁生日应是1931年9月25日，显然，这个生日是按虚岁的算法。鲁迅9月24日日记又记：“今日为阴历八月初三日，予五十岁生辰，晚广平治面见饷。”生日还是私家过得好，而且是许广平亲自做了长寿面。第二天，“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阳春堂照相”。鲁迅在这张照片上题了字：“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其实那年鲁迅周岁四十九岁，海婴是名副其实的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