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贫困”（бедность）一词在苏联时期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学教科书中并不存在，这主要是受意识形态的认识局限。当时人们用“低收入居民群体”去描绘那些生活上存在困难需要政府提供特殊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的人们。事实上，贫困作为一种动态的、历史的和地域的概念，它随着时间和空间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而变化，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贫困的性质、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有很大不同。苏联关于“低收入居民群体”的范畴实际上就是对“贫困人群”进行的规定，是对“贫困”概念的模糊化定义。
贫困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和地域的概念，关于贫困的定义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学者也给出了非常丰富的不同定义。如汤森的定义为，“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与社会活动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的”[1]；雷诺兹的定义为，“所谓贫困问题是指美国有许多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2]；江亮演的定义为，“通常所称的贫困是指生活资源缺乏或无法适应所属的社会环境而言，也就是无法或有困难维持其肉体性或精神性生活的现象”[3]；世界银行的定义为，“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微和人力发展不足，它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包括缺少发言权、权利和被社会排斥在外”[4]；等等，不一而足。综合学者或者权威机构的定义，可以得出有关贫困概念的一般共性：①贫困是一个动态过程，它随着外部环境，尤其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变化以及公众对“最低生活”的理解而变化，也就是对是否贫困的界定随时间和环境变化而变化；②从外延上看，贫困表现出复合特征，它总是和“落后”“困难”等概念相关，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甚至“肉体或精神的”各个方面，除了收入，还可以用教育、健康、营养、卫生、饮用水等多种指标来衡量贫困；③从对贫困的认识标准来看，贫困具有客观社会性，即贫困能获得社会公众普遍承认；④从贫困的实质看，它属于“物质的缺乏”“参与机会的缺乏（或称权利的缺乏）”和“能力的缺乏”。
既然贫困具有公众普遍认可的客观社会性，它可以通过对研究客体的收入水平、健康状况、营养、卫生、受教育程度等进行量化分析，那么就涉及另外一个概念，即如何度量贫困，“贫困线”的划分标准实际上就是以何种标准测量贫困的问题。
“贫困线”（черта бедности）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它也是一种制度，是世界各国制定社会救济制度最为重要的依据之一，一般把它作为衡量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某一地区贫困与否的界定标志。在贫困线的测定过程中，由于世界各国对贫困的认识和理解不一样，因而确定贫困标准的范畴、测量的方法、计算贫困的单位等方面也存在明显不同，如在测量方法上主要有标准预算法、恩格尔系数法、马丁法和数学模型法等。但是，一般认为，界定贫困都必须考虑“最小需求量”和“收入”。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贫困问题：标准、信息和政策》对通常用来作为测量贫困的标准设置了七个指标：人均收入、家庭消费、人均消费、人均食品消费、热量、医学数据和基本需求。但是这些指标的设定本身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是难以形成统一、规范、全面反映贫困问题的数学模型。为此，世界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在计算人类生存“最小需求量”基础上转化为货币形式的最低购买力来测定，如果一个人的收入低于“最小需求量”，即形成不了满足“最小需求量”的购买力，那么就可以认定此人陷入了贫困。
但是，对“最小需求量”的界定，世界各国并没有一致意见。这是因为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对“最小需求”认识不同，如发达国家认为必须满足的商品和服务在不发达国家看来可能是一种奢侈消费。为此，国际劳工组织1976年通过的“行动纲领”作出如下规定：第一，为家庭私人消费提供一定的最低必需品，即足够的食物、住宅、衣物以及一定的家具；第二，社会为所有居民提供基础服务设施，如饮水、卫生、公共运输、保健、教育、文化设施等。根据这一定义，各国都可以列出一个“最小需求量”的“标准清单”，并以一定的货币量表现出来。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的贫困标准（贫困线）肯定不处于同一水平，更谈不上有统一的国际标准，正如森所言，“那种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存在着一致性的贫困线的假设是对事实的歪曲”[5]。
正是由于各国测量标准存在差异，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作出基本评价以便采取相应制度和措施帮助减少贫困，联合国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特点制定了测量贫困的国际贫困线，即人均每日收入低于1美元（购买力平价）的人口归入贫困人口，2008年世行对这一贫困标准线略作调高，达到了1.25美元[6]。但是，正如《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监测指标》所言，“全球一级的贫穷情况按每日1美元对贫困量度进行评估和监测，但同其他指标一样，由于各国所下的定义不同，贫困量度并非在所有区域都适用。各国对贫困度计量都是按本国的贫困线进行”[7]。
中亚各国基本都以“最小需求量”方法制定贫困线标准，而且“最小需求量”的货币值随着物价因素和社会普遍收入提高而处于动态变化之中[8]。尽管如此，中亚各国公布的贫困线以及贫困发生率（本书也称贫困率）还是与国际组织公布的数据差别不大。“最低生活保障”“最低消费篮子”“最低消费预算”等都是各国对贫困线的不同称呼。同时应该注意，由于中亚国家特殊的政治体制，一些国家领导人把对贫困的认识上升到政治层面，即便政府努力增加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但是对于贫困、贫困线、贫困率这样的字眼仍采取较为回避的态度，因而这些国家的统计机构和社会保障机构极少透露相关数据，即便是国际组织的统计数据有时也不完整，有的数据还是根据推测获得。
对贫困还存在种种类型的划分，其中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划分是把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前述对贫困的概念主要是针对绝对意义上的贫困，事实上，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加具有社会学研究价值。
“绝对贫困”（Абсолютная бедность）概念的基础就是“绝对性”，即不能满足维持最低生存生理需要的收入水准和物品量，它通常是通过一定的经济指标（如人均收入，家庭年均收入等）来加以明确界定的。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就生产而言，贫困人口或贫困家庭缺乏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甚至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就消费而言，贫困人口或贫困家庭的微薄收入难以满足衣食住行等人类基本需求，生活得不到保障，劳动力再生产困难。绝对贫困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对于发达国家，由于人们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口比例极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绝对贫困是主要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发展问题，因为国家经济落后，用于分配的财富总量有限，相当数量的民众生存问题难以得到保障，中亚国家贫困性质的主要方面即为绝对贫困。
“相对贫困”（Относительная бедность）是比较而言的贫困，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相对贫困的概念作出了种种界定，如“相对贫困想要明确的是相对中等社会生活而言的贫困”[9]；“相对贫困就是年收入相对低于全国全部家庭的平均数”[10]；“相对贫困是指某人或家庭与本国平均收入相比，相对贫困线随着平均收入的不同而不同”[11]；“相对贫困是温饱基本解决，简单再生产能够维持，但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或能力很弱”[12]；等等。归纳起来，这种贫困是相对的，它是与一定的变化着的参照系相比较而言的贫困，比较的对象是处于相同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其他社会成员或群体；这种贫困呈现动态特点，它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变化不断变化；它体现不平等，主要描述社会不同成员或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和分配上的不平等；这种贫困的评价具有主观性，用不同的标准评价，结果会有所不同。如有的国家把收入最低的5%的人口定为相对贫困人口，有的国家则把这一比例提高到10%或者20%，中亚国家公布的相关数据中一般用20%标准。相对贫困在苏联时期虽然存在，但是该问题并不显著，随着中亚各国剧烈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转型，相对贫困问题（即贫富差距问题）开始成为各国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关注的问题，在绝对贫困人口随着经济增长而减少的情况下，人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社会公正上来，贫富差距对社会公正的破坏将冲击到政治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中亚各国贫困性质中一个正在增长的问题。
关于贫困的分类方法还有很多种，如根据贫困产生的因素分为生产性贫困、社会性贫困、历史性贫困、地域性贫困、物质性贫困、文化性贫困、群体贫困、个体贫困等，不一而足，这些分类方法都是从问题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和解释的。实际上，只要把握住贫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根据中亚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搏和现实进行实证性分析，不难获得与贫困相关的全景性解释。
中亚国家的贫困问题在苏联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对贫困问题的认识禁锢，没有被认识或者被承认，但是它是客观存在的。中亚五国独立20年来，是各国巩固独立、发展经济、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时期，也是中亚各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贫困问题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这些新生的主权国家，它既是各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变迁的结果，也是制约各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变迁过程的重要因素。
学界对中亚的深入研究应该肇始于中亚各国走出苏联封闭状态获得独立刚刚20年的历程。从封闭走向世界的这种独立具有突发性，连中亚国家自己都准备不足。但是，自中亚国家获得主权独立的第一天起，该地区就以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作用，丰富的自然资源等独特地位引起世人关注。就地区和国家的研究而言，中亚地区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大国博弈、安全形势、能源争斗、社会文化变迁等问题因为其显著性和重要性显然更容易引起政治家和学者的注意。相反，对于中亚社会内部的一些研究尤其是贫困等涉及广大民众切身利益和感受的研究则略显不足，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极为少见。其原因有多方面：（1）中亚以外的国际问题学者通常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国际政治领域最显著的方面，对社会领域的研究则投入较少；（2）中亚本土学者对于属于社会问题领域的贫困问题研究具有很大局限性，因其贫困问题看似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实际上更多地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政治问题（有关贫困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研究范畴之间的紧密关系本书将在后续章节中以较大篇幅阐述），这在中亚独特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十分突出，在个别国家，本土学者对贫困的客观论述无异于评价和挑战执政者的执政能力和社会政策；（3）当贫困问题成为显性社会问题的时候，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出于政治考虑，一些国家政府并不愿意把“家丑”公之于众，因此，这些国家官方公布的可以作为贫困问题研究的数据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障碍（这也是本书研究必须克服的难点之一）。因此，中亚国家的贫困问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研究并不系统和深入。
但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忽视了对该问题的关注，因贫困化和贫困问题属于中亚国家在独立早期最显著的社会现象之一，它对中亚政治、经济、安全乃至外交等诸多领域起着社会基础性的作用，无论是我国学者、中亚学者还是他国学者们，在一些著述和文章中均涉及该问题。
中亚国家独立早期，由于资料欠缺，我国学者尚来不及对中亚各国进行全面总结，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才有机会对涉及中亚各国国情的方方面面进行总结性研究，陆续出版了一些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其中包括涉及中亚各国贫困内容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如赵常庆先生主编的《中亚五国概论》（1999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一书用两章容量分别就中亚各国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了论述，是国内较早系统论述中亚国家社会问题的著作。赵常庆先生主编的《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2003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是对中亚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论述的另一部重要研究成果，该著作对中亚五国现行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体制、独立后社会领域的变化以及社会发展战略与社会政策的论述已经较为翔实。其他涉及中亚国家独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邢广程先生的著作《崛起的中亚》〔1993年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赵乃斌先生主编的《东欧中亚国家私有化问题》（1995年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孙壮志先生的著作《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200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徐亚青先生的著作《中亚五国转型研究》（2003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吴宏伟先生的著作《中亚人口问题研究》（2004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杨恕先生的著作《转型的中亚与中国》（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汪金国先生的著作《多种文化力量作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2006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等。另外，赵常庆、孙壮志、施玉宇、刘庚岑、刘启芸等学者编著的《列国志——哈萨克斯坦》《列国志——乌兹别克斯坦》《列国志——土库曼斯坦》《列国志——吉尔吉斯斯坦》《列国志——塔吉克斯坦》（2004～200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先后出版）等著作均用一定篇幅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政策等问题作出了论述。此外，孙壮志先生发表的《中亚五国贫困化问题初探》（《东欧中亚研究》，1995），王海霞、王海燕发表的《中亚地区的贫困问题》（《新疆社会科学》，2006）是两篇研究中亚国家贫困问题的重要论文。
如上文所述的种种原因，中亚各国学者对本国贫困问题的研究十分有限，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往往把贫困问题作为经济学或社会学领域的“分课题”进行研究，其研究范畴往往限于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贫困理论，对各国贫困问题本身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十分罕见。即便如此，学者们在进行贫困理论阐述时自然引述了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贫困因素的种种方面，其研究成果亦具有较高理论和实践价值[13]。
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对中亚贫困问题的研究同样缺乏系统和深入，对中亚国家贫困问题的思考散见于一些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的著作中，鲜见专门研究成果[14]。
西方学者对中亚各国贫困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不多见。西方学者偏好以各种经济学理论或者政治学理论解释中亚国家经济转型的种种阻碍因素，承认中亚国家和民众生活存在贫困化现象，但是对贫困的程度、特点、过程、根源、影响以及各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努力及其效率等并没有翔实的实证研究。丹麦学者奥勒·诺格德的著作《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美国学者杰弗里·萨克斯的著作《贫困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等作品均对中亚贫困问题有所涉猎，但均不是中亚专门研究著作。一些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中亚各国的种种贫困现象给予了较多关注，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历年出版的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报告。这些报告一般以数据为支撑，客观描述中亚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对某些特定领域的贫困现象也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报告[15]。
本书对中亚贫困问题的研究首先运用了历史研究的方法。中亚贫困问题的产生，绝不是历史在中亚独立这个“点”上突然诞生的，它一直存在，而且历史地变换和演化着。苏联解体前中亚地区的贫困问题不过是因为意识形态之故被掩盖起来不被人发现而已。中亚各国独立后，这一被掩盖的社会现象不单被凸显出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当时社会现象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梳理中亚各国贫困问题的演进历史，实际上也是对中亚政治、经济、安全以及外交的一种历史回顾，可以从贫困问题演变过程中的一个个历史的“点”找到线索，进而折射中亚转型社会的各个“面”。
贫困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问题，也是政治学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而，以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贫困问题，可以管窥到贫困问题产生的深刻政治和经济背景，剖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它对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的反作用力。对贫困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刚好契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符合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中亚五国的贫困问题自始至终是伴随各国政治转轨和经济转轨进程而发展变化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与政治和经济发生着联系，有时这种联系还是互动的。事实上，很多关注社会生活实际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已经开始把很大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对国家贫困、地区贫困和人群贫困的研究上来，“贫困经济学”“制度性贫困研究”“政治权力与贫困”等新的学科分支或新的研究领域被不断开创出来。从深层次原因对贫困问题进行剖析，离不开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工具。
贫困问题主要是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对贫困的研究离不开社会学的基本方法。社会学研究重视对系统的客观描述，对数据的量化、考察和分析。中亚的贫困问题同样适合而且必须应用这一方法。正是对这些繁杂数据的整理、对比、分析，才能抽象出能体现中亚各国贫困问题的面貌、特征、发展、影响和趋势的线索，这种理性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更加客观和具有说服力。
贫困与不平等往往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已经成为所有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共识。问题是，由贫困引起的不平等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权利的不平等（贫困者较少的政治参与、人格尊严与社会地位的衰微等），还包括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贫困者社会分工、经济收入与分配弱势地位等），它在中亚国家所导致的一系列如民族矛盾上升、三股势力猖獗、腐败现象加剧、社会文化毁损等严重影响社会进步的问题变得难以消弭。研究中亚贫困问题，对于从社会根源的层面理解中亚社会甚至包括各国政府行为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亚贫困的问题，既有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典型贫困人群的特性，又具有自身独特的产生要素、人群和地区分布特征，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贫困问题。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中，其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一个是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对中亚贫困问题的研究应该说不同于上述两个地区的任何一个模型。从大的方面来说，虽然中亚国家均属于当今世界诸多转型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但是中亚的转型显然历史起点不同，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的特点也不同。中亚国家的贫困化究竟是苏联历史的遗产，“西方化”市场经济水土不服的结果，还是“西方化”政治变革带来的不良反应抑或当今全球化分工被边缘化的后果？各国经济与政治转型的目标、路径、手段以及结果究竟如何评估？如果这种转型的结果不一定是带来国家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那么这种转型意味着什么？转型国家又应秉持怎样的社会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呢？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同时，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扶贫攻坚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绝对贫困人口经过我国政府的长期治理已经在数量上大大减少，国家在整体上正从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跨越。但是，必须看到，相对贫困（贫富差距）无论是在人群之间还是地区之间都有扩大之势（这一结论我国学者已有很多论述），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引起各界关注。深入和系统研究同为转型国家的中亚各国贫困问题，总结各国反贫困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国同样具有较大理论参考价值。
中亚国家独立至今已近20年，对中亚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逐渐形成一种热潮，各种研究成果不断推出，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广泛。但是正如本书研究综述所言，由于种种原因，对中亚的研究还存在许多学术薄弱点，例如社会领域，例如贫困。事实上，贫困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理论性极强的研究领域，它不仅与政治有关，也与经济、社会等学科领域紧密相连。本书之所以选取贫困问题作为中亚研究的切入点，一方面是基于该问题之重要性，另一方面是试图通过本研究改善中亚学科在该领域的薄弱点，因而就研究领域而言可以算作一项创新。
正因为中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均属于相对薄弱的领域，现成的成系统的研究成果极为少见，这就为本书研究在文献搜集方面造成了一定困难。本书在充分占有学者们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各种途径查阅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如各国政府出版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年鉴、总统咨文、法律文书、政府文件等；权威国际组织公布的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数据、研究报告等等。本书某些文献如有关各国减贫战略、减贫机制的材料为国内首次使用。本书所提供的一些与贫困问题相关的其它新文献为进一步研究中亚国家转型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较为成熟，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对于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基本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视角。本书没有拘泥于社会学或经济学固有的研究范式，而是以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为视角，力图综合应用这些学科理论探究中亚五国这一特定地区的贫困问题。正因为如此，本书没有陷入调查性研究的繁复，也没有陷入纯粹的数字演算，而是以贫困为切入点，通过对中亚国家贫困问题的历史发展、现状、特征的分析，探究其中所包含的深刻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根源，继而从中找到影响中亚国家未来政治变革、经济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各种重要因素。
理论创新极其困难，本书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尽管如此，本书认为，对前人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夯实和合理拓展亦能算做创新。关于转型国家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次序安排，本书提出，政治改革只能作为经济改革的秩序保障，转型国家的改革必须以发展经济、克服贫困为根本目标，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改革的核心，同时，政治改革必须持续推进并与经济改革相谐调，唯有如此，才能使改革获得社会共识，使改革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关于“民主”，本书通过对中亚各国实行“西方民主化”以后普通民众政治权利边沿化和生活贫困化的实例论证了“‘一人一票’式的民主在特定政治构架内并不能保证人人平等享有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恰恰是这一‘民主’形式合法地赋予了处于政治构架内优势地位的阶层为获取本集团利益而牺牲其他集团利益的种种权力”[16]，“民主的本质在于是否有利于社会多数人利益，能否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公正，否则，无论其形式多么完备都不是真正的民主”[17]。
贫困研究离不开经济与社会发展数据，唯有权威、准确的数据方能作为理论研究的唯一来源。尽管本书力求数据的权威性、准确性、连续性，但是囿于中亚个别国家官方公布数据较为残缺，甚至在不同部门，不同时期公布的数据也有所差别，即使权威国际组织公布的数据也存在相同问题，这也造成了本书在数据的取舍方面有时难以兼顾。例如，贫困率方面的数据：个别国家贫困率数据没有更新到最新年份；个别国家城乡间或地区间的贫困率数据缺失，只能用其它指标代替；各国贫困率的统计口径与方法不同，统计结果时有差异，作为国家间对比可能会出现判读误差。为弥补这些不足，本书大多通过引文或者说明的方法来降低可能出现的误差。
[1] Townsend，Povert in the ringdom：A survey of the Household Resouce and Living standard，Allen Lane and Penguin Books，1979，p.38.
[2] 〔美〕 劳埃德·雷诺兹：《微观经济学》，马宾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430页。
[3] 江亮演：《社会救助的理论和实务》，（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第46页。
[4] 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第15页。
[5] 〔印度〕 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41页。
[6] 世行于2008年8月27日宣布以每日生活费1.25美元作为新的国际贫困线。除此之外，还有2美元贫困线，近来又提高到2.15美元。本书采用的数据多为国际组织公布的历史数据，有的仍以1美元标准测定，这是导致不同国际组织不同时期公布的数据略有不同之故。
[7] 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russian/millenniumgoals/.
[8] 中亚各国有关贫困线的概念应该起源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1991年5月戈氏发布《苏联最低消费预算》的总统令虽然没有付诸实施，但是这一改革思想被各国接受，可以认为是各国后来制定贫困标准的开端。
[9] 〔美〕 鲁德斯：《政策研究百科全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第328页。
[10] 〔美〕劳埃德·雷诺兹：《微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2，第432页。
[11] 世界银行：《贫困与对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第1～4页。
[12] 童星、林闽刚：《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13] 这些著作有：①Аитов.Н.А.“Общество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Алматы，изд.ИПК，1993，с. 112 ② Аитов.Н.А. “Социология，”Учебник для технических вузов，Алматы，ИК Минобразования，1997. с. 171③Габдуллина.К.Г，Аитов.Н.А，“Судьбы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го села，”Алматы，Гылым，с. 170④Климова .Т. “Соци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процессов，”Алматы，изд. КазГУ，1997.с. 85⑤Илибезова Э，Илибезова Л.，Чекиров А，Мусакожаева Г，Токтосунов Р，“Проблемы городской уличной молодежи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и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Бишкек，2003，с. 75等。
[14] 如① Бушков В.И，Микульский Д.В. Анатомия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этно-социаль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1992～1995）. М. 1996.② В.Н. Иванов.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лирика. Юбилею ИСПИ РАН посвящается. Издание 3-е，дополненное и исправленное. – М.：РИЦ ИСПИ РАН，с. 2006–332③ Неформ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проблем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Под ред. И. Олимпиевой и О. Паченкова. СПб：ЦНСИ，2003. с. 204④ Миграция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Под ред. Т. Бараулиной и О. Карпенко. СПб：ЦНСИ，2004. с. 216⑤Борьба с ветряными мельницами？Социально-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к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коррупции. СПб：Алетейя，2007. с. 234等。
[15] 如Document of the World Bank：Republic of Tajikistan Poverty Assessment Update（2005）；Bringing down barriers：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Central Asi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UNDP RBEC Bratislava Regional Centre，Bratislava，2005；World Bank （2005a） Growth，Poverty and Inequality，Eastern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World Bank，Washington D.C，2005；等等。
[16] 见本书第三章，第66页。
[17] 见本书结论，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