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联时期中亚加盟共和国的贫困性质^[18]

阐明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相对苏联经济的落后以及民众生活贫困化的趋势并不能对该地区的贫困“状态”进行客观性描述。贫困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它不仅仅可以被人们主观发现其存在性，而且人们还可以对贫困的性质、特点乃至深度（贫困度）等进行质和量的分析。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贫困性质的把握，有两个向量必须注意，其一是贫困度，即绝对贫困程度，对该向量的把握能客观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众实际生活水平；其二是相对贫困度，即某个国家和地区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贫困水平，该向量能客观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众的相对生活水平。因此，对苏联时期中亚加盟共和国的贫困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十分必要。

（一）人民生活水平低于发达国家但总体水平仍然较高

一方面，虽然苏联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停滞，到80年代甚至出现经济倒退，但是当时苏联经济从整体上已经达到了世界较高水平，如果仅仅就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来看，甚至处于世界较前位置。因此，从社会学对贫困的定义来看，应该把中亚加盟共和国在80年代的贫困问题归结为“较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性质较为合理^[19]，发达国家贫困问题主要以相对贫困问题最为突出，这是研究中亚贫困问题的理论出发点之一（考虑到中亚各国在当时属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本书中部分采用苏联数据与其他国际和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

从图1-5数据可以看出，1989年时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世界最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约为美国的24%，英国的60%，但是相比较发达国家如韩国、巴西则仍有优势。考虑到苏联执行较为完备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如免费医疗、教育，低物价，高补贴等），苏联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有所缩小。

图1-5 1989年苏联与发达国家及较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

注：巴西数据为1988年。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社会学为贫困的比较引入了食品消费和热量摄入量的复杂计算方法^[20]。从苏联人民的食品消费量来看，与前述分析得出的苏联人民生活水平较为接近发达国家的结论基本吻合。以1989年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人均食品消费量为例（见表1-3）。

从表1-3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尽管因为各国食品消费偏好不同导致消费结构有所区别，各国在不同食品品种的消费各有多寡，但是从整体上看，苏联不算落后。这组数据从侧面表明了1989年时苏联人民至少在食品消费这一项上与发达国家水平基本相当，正如前文所述，虽然中亚各加盟共和国整体落后于苏联平均水平，但是这种落差并不影响对当时各加盟共和国人民生活水平整体较高的评价。

表1-3 1989年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人均食品消费比较

食品消费量的多寡并不能作为衡量生活水平的唯一指标。从理论上说，如果一个国家在消费结构上食品占据主要地位，则表明这个国家无论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消费水平都是处于低级状态的。社会学家较多地采用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占家庭或个人全部消费的比值来衡量生活水平，食品消费比例越高，生活水平越低。有数据表明，1989年全苏联1200种商品中有1150种商品为短缺商品，苏联职工家庭消费支出结构中用于食品的费用约占30%～35%，而发达国家一般只占10%～20%^[21]。

以上两种分析表明，把苏联解体前的中亚加盟共和国贫困问题列入“较发达国家贫困问题”的范畴来描述，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该地区贫困的性质和程度。

（二）人群间收入差距较大，“相对贫困”问题较为突出

与苏联人民的整体生活状态相似，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各阶层的生活水平长期存在差异，相对贫困问题在苏联解体的前几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第一，城市不同工种工人工资收入差距大，生活水平差别明显。为了刺激和促进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苏联几经改革，实行级差工资制度，这一看似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措施在整个僵化了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并没有起到激励劳动的作用，反而人为地在分配制度上划定了不同工作分工下劳动者收入的差距，也就是说，在实现收入与分配公平的制度与政策选择上，苏联经济模式实际上是相对贫困问题产生和递增的根源。以不同工种工人劳动工资收入差别为例，1990年，黑金行业的5级水溶液电解工工资为807卢布，而油脂与奶业的纯奶及酸奶制品5级技工工资仅为245卢布^[22]，两个工种之间的工资收入相差3.29倍。如果把这种差距理解为轻、重工业之间不同劳动强度所造成，则难以解释与黑金行业相当的石油加工业的工人工资在当时处于较低水平。如1990年，一位石油加工业的5级技术安装工工资为303卢布，也仅为黑金工业同级工人工资的37%^[23]。

第二，农村不同经营方式工资收入也存在明显差距。以1990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有农场与集体农庄工作人员的月均货币工资为例。该年度乌国有农场工人的工资为237.8卢布，而集体农庄工人工资为202.6卢布，国有农场工人比集体农庄工人的工资高14.8%^[24]。

第三，城乡收入差距明显。还是以工人工资为例，如果以1990年黑金行业的5级工工资和集体农庄工人工资相比，则黑金行业5级工工资比集体农庄工资高出约75%。

第四，特殊人群的收入相比工作人群，收入更加有限，如失业者、退休金领取者、多子女家庭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失业问题随着整个苏联经济改革出现混乱而加重，失业人员增多导致了这部分人员生活水平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差距拉大；由于国家财政日益困难，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其他人员的补贴等十分低微且常被拖欠，根据苏联统计局公布的标准，1989年10月1日起为退休人员增加后的最低退休金为70卢布／月，1级和2级残疾人员为80～70卢布／月，军人遗孀为60卢布／月，1990年1月把残疾儿童补贴提高到70卢布／月，实际上，考虑到当年物价水平，这样的收入维持基本生活都十分困难；多子女家庭在中亚国家十分普遍，供养子女的负担随着家庭收入的减少而更加沉重。

前已述及，经济学家通常用基尼系数的方法来测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分配差异程度，这种方法的经济学含义为：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为0。理论上，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某一群体占据全部收入；而后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完全相同，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现实社会中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出现。一般而言，现代国家的基尼系数值在0.2～0.6。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1989年苏联及中亚加盟共和国的基尼系数基本分布在0.3左右，略高于同时期的日本等发达国家，日本同期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25（见表1-4）。

表1-4 1989年苏联及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高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说明即便在主张公平分配的苏联，其事实上的分配不平等指数更高，而且，随着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等政策相继出台，收入与分配不公正趋势进一步扩大，后面章节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三）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比例呈扩大趋势

苏联长期以来用“低保障”这一术语替代“贫困”概念，而在划分“低保障”人群时一般以最低消费篮子等方法计量，它实际上是一种很低水平的标准。即使如此，苏联政府历年发布的《苏联社会发展报告》中也并未公布这一数据。俄罗斯社会学家巴斯杜霍娃·叶连娜·雅科夫列夫娜通过对苏联资料的研究，认为1975年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按照苏联“低保障”标准计算，苏联的贫困人口比例（贫困率）长期固定在12%～16%^[25]。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1989年苏联的贫困率为11%^[26]。对照雅科夫列夫娜的研究数据和世行的报告数据，说明即便研究者研究方法或者取值有所区别，但是最终对贫困率的计算数值基本接近，因此可以认为两组数据接近苏联的实际情况。根据世行的同一报告，中亚各加盟共和国1989年的贫困率还要远远高于苏联平均水平（见表1-5）。

表1-5 1989年苏联及中亚加盟共和国贫困率

表1-5数据表明，贫困发生率最低的加盟共和国为哈萨克斯坦，大约有1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塔吉克斯坦则有51%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他共和国贫困人口也都在30%以上。

直到苏联解体的1991年，苏联经济一直处于混乱和不断下滑状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众生活贫困化速度呈加速状态，贫困率持续攀升在所难免。“1990年是我国（指苏联）贫困规模的转折点，紧随价格自由化而来的经济危机严重影响到了居民收入”“大部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实质性下降”“经济改革激起居民储蓄贬值、显性和隐性失业增长、工资和社会补贴长期拖欠现象出现并扩大”“贫困范围的扩大达到了危险的程度”“35%～80%的人属于贫困人口范畴”^[27]。据联合国“世界发展数据库”数据显示，1990年塔吉克斯坦营养不足率竟高达34%^[28]，足以显示苏联解体前塔吉克斯坦贫困问题的严重程度。

（四）贫困问题被经济与社会福利政策掩盖

贫困问题从根源上看属于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所引起的问题。中亚各国在苏联时期贫困问题开始凸显，深层次的因素即在于它是由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具有“三高”“三低”特征的社会保障政策所导致，并且被这种体制和政策所掩盖，苏联解体则令该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难以收拾。

首先，苏联高度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中亚生产力的解放，畸形生产力布局是中亚落后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主要原因。在苏联经济管理模式下，作为联盟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基本没有权利自主处理本共和国经济问题。联盟中央通过联盟部和联盟——共和国部直接管理各加盟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和资产。早在斯大林时期，联盟部所属企业生产总值就占全苏联工业总产值的89%，而各共和国所属企业只占11%，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各共和国所属企业所占比例进一步下降到6%。共和国所支配的资产十分有限，却承受着由于兴建各种企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环境污染等问题^[29]。

苏联所执行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和垂直部门管理模式给中亚各加盟共和国造成了严重不利影响，在苏联专业化“劳动分工”管理模式下，生产以指令性计划形式下达，各共和国遵照执行，这就导致各共和国不能根据本国基本条件安排经济发展，由此，这些加盟共和国逐渐形成了经济单一和经济结构畸形的生产力布局。采矿业普遍较为发达，长期成为苏联各种矿产原料或者农产品原料的供应地，深加工能力严重不足，经济上的对外依赖性极大。如中亚各国有色金属资源丰富，有色金属开采是该地区重要的工业部门，但是矿石大量外运冶炼和加工，而当地加工能力很有限。该地区某些农牧产品的80%不作任何加工就运往苏联其他地区，农牧产品毫无附加值可言。1990年，五国消费品生产值合计为373亿卢布，仅占全苏的8.1%，大大低于中亚人口和领土面积所占全苏的比重。五国工业消费品的40%～70%依靠外部运入或进口。盛产棉花的中亚针棉织品产量只能满足当地需求的25%～59%^[30]。这表明，在苏联生产力布局和管理模式下，即便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但是由于联盟中央实行“统一调配”政策，中亚各加盟共和国消费品生产与消费缺口问题被暂时搁置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得到巩固。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是造成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生产效率低和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的主要原因，是中亚地区与全苏相比生产力落后的重要因素，也是中亚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经济出现混乱时迅速贫困化的潜在原因，正是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中亚经济发展落后的现实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掩盖起来。

其次，苏联“三高”“三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保障政策使贫困问题的实质和程度被模糊化。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长期执行的是苏联传统社会政策，即“三高”（高就业、高补贴、高福利）、“三低”（低工资、低物价、低消费）有充分社会保障的社会政策。这种社会政策是由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在苏联“三高”“三低”有充分社会保障的社会政策下，各加盟共和国居民生活不受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威胁，并且普遍享受高补贴、低物价、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社会补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政策，因此，即使各国人民工资收入低于发达国家，但是生活水平整体较高（不考虑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差距）。

苏联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确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制度被苏联领导人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甚至成为西方一些国家效仿的对象（如北欧国家）。但是，随着苏联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停滞，庞大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支出不仅成为苏联政府的巨大财政负担和经济改革的阻碍因素，而且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经济形势出现恶化，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已经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人民生活开始由“有保障”变为“无保障”。例如，苏联对老年人和伤残人员实行优抚金制度，其对象主要为退休者、残疾人员、失去赡养者家庭、伤亡军人家庭四类，发放金额基本固定，大致在每月70～90卢布。到1990年时，由于各加盟共和国均出现物价飞涨和严重通货膨胀，依靠这些本来就大大低于社会平均收入的人员还时常不能按时领取优抚金，生活很快陷入极端贫困。

苏联“三高”“三低”有充分社会保障的社会政策能够在一定历史阶段发挥积极成效取决于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正常状态，但是这种有碍分配效率并且需要大量消耗国家资本积累的分配制度一旦遇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状态，其脆弱性就得以凸显，最终抵消了其正面效应，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