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

（一）鸦片战争时期的反侵略斗争和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政治主张

【鸦片战争时期的反侵略斗争】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主要是在国家、民族的生存受到资本主义列强严重威胁的压力下进行的，具有浓厚的被动和自卫色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后，中国民众便在列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苦思救国救民的真理。因此，在民族觉醒的道路上，中华民族始终要求摆脱列强的控制、剥削与压迫，寻求独立、自强与新生之路。这种不屈不挠的奋争便是近代社会变革的特点。

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广州三元里和沿海沿江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民族解放和探索国家出路斗争的先导。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广大民众和清廷中的一些爱国官兵，为捍卫国家、民族的独立，奋起抵抗。

鸦片战争中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大沽口守将陈连鹏，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厦门总兵江继云，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两江总督裕谦，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等爱国将领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浴血奋战，先后壮烈殉国。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参加大沽口保卫战的爱国清军官兵英勇抗敌，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他们的英雄气概，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大沽守将、直隶总督史荣椿，中法战争中的广西提督冯子材，甲午战争中的史宝贵，致远号管带邓世昌，经远号管带林永升等许多将领，都曾率部英勇作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许多人以身殉国，令人钦佩。

定海“三总兵”率部与敌血战六昼夜而献身。年近70的老将陈化成，死守吴淞口，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舰伤弹尽的情况下，驱舰向敌旗舰“吉野”撞去，舰身被敌舰发射鱼雷击中下沉。他拒绝放救生艇，并扬臂高呼：“为杀敌而死，不要偷生，不做俘虏!”他落水后，其爱犬紧紧衔住他的手臂向岸边游去，被他推开，这只犬又衔紧他的头发，不使他下沉，邓世昌奋力按下犬背，同沉海底，全舰250多名官兵一起壮烈殉国。林永升在经远号中弹起火后，仍奋不顾身猛追受伤的敌舰，后又中敌舰发射的鱼雷，在满船大火之中，林永升一直不停地指挥水兵向敌发炮，直至沉没前的最后一刻。清军爱国官兵的崇高民族气节和誓死抗敌的英雄气概，永远为人民赞颂。

与此同时，广东、福建、浙江、台湾、江苏和天津等沿海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爱国地主乡绅，都积极投入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在东南沿海人民的抗英斗争中，规模最大、力量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它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

1841年5月29日，即清政府“靖逆将军”奕山要广州向英国侵略者投降的第三天，盘踞四方炮台的一股英军，闯入广州北郊的三元里一带骚扰抢劫，调戏妇女，被愤怒的群众当场打死数人。为了对付侵略者的报复行动，群众在三元里古庙集会，决议以庙中三星旗为令旗，誓死抵抗敌人，并联络了附近各乡群众，共同战斗。

5月30日，三元里及附近103个乡数千民众手持大刀、长矛向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发起进攻。英军1000余人冲出炮台，群众将敌人诱至三元里以北的牛栏冈，埋伏的群众蜂拥而起，从四面八方发起猛攻，遍地人海，杀声震天。时逢大雨，英军火药失灵，群众与敌人在雨中展开肉搏，杀得英军抱头鼠窜，跪地求饶。在这次激战中，英军死伤数十名。直至深夜，援军到达，被围英军方逃回炮台。第二天，广州附近400多个乡的群众起来参战，数万群众又将四方炮台重重包围，英军不敢出战，向清朝官府求救，最后在广州知府余保纯出面帮助下，才使英军逃出重围。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它具有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场斗争揭露了侵略者的虚弱本质，增强了人民群众反抗侵略的决心与勇气。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表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不能灭亡中国的根本原因。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政治主张】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强烈震动，封建统治阶级“天朝大国”的迷梦破灭了。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之际，封建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主张打破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放眼世界，变革弊政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政治家、思想家，即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其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敢于正视社会现实，主张放眼世界、改革弊政，以求富国强兵，主张学习西方，倡言社会变革。

林则徐是揭开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序幕的杰出代表，又是清朝官吏中放眼世界的先驱。他作为政治地位很高的封建官僚，在鸦片战争时期，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主张严禁鸦片而不反对正当的中外贸易。他主张抵抗侵略，反对投降，主张坚决抵抗，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主张学习别国的长处。他组织编写的《四洲志》和翻译的一些书报，向国人展示了西方各国的一些概况，较系统地介绍了外国地理、历史和社会情况，以利国人正视现实，了解敌情，寻求出路，决定对策。

龚自珍痛感清朝“日之将夕”，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不断适应社会变化的变革法制的思想。龚自珍对清朝政治腐败的揭露，表现了他反封建的叛逆精神。龚自珍敢于面对现实，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腐败与昏庸，批评君主专制，否定君权神授，提倡君民共主；反对土地兼并，批判文化专制，倡导今文经学；呼吁变法革新。

魏源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英国侵略者的骄横残暴，产生了强烈的爱国热情，立志要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以激发人们的爱国之心。他依据《四洲志》等资料，于1842年编成了《海国图志》一书，书中对清王朝的衰落和西方各国强盛的原因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变革社会，强国御侮的主张，系统地阐发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提出，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养兵练兵之法，革新和改造军队；要建造自己的兵工厂、造船厂，发展中国近代工业，并允许民间开矿设厂；还提出要改革弊政，实行变法。

魏源的学习西方长处以抵御西方侵略的救国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实际上是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是近代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科技和社会状况的巨著，具有积极意义。

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企图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改革，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无法实现救国的理想。但是，他们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愫和勇于探索国家出路的精神和思想，捍卫了民族的尊严，主张资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变革，抵御了西方的侵略。他们的主张和实践，是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先声。

（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农民革命运动。它历时14年之久，纵横18省，是2000多年来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顶峰，是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新的阶段，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爆发与发展】 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是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封建社会本来已经相当尖锐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获取的特权，在中国大量倾销洋货，以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大批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破产；战后战争赔款使得白银大量外流，国穷民穷，清政府把巨额的战争赔款通过增加捐税等各种途径最终转嫁到广大农民头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地租加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比正常赋税高出几倍，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加之黄河、长江流域连年水患严重，劳动人民求生无路，借贷无门，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只得铤而走险，起义反抗。北方的白莲教、捻党，南方的天地会等纷纷揭竿而起。

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达110多起，其中两广、湖南三省的次数最多，规模也较大，是全国革命风暴的中心。南方地区连年不断出现自然灾害，广大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并将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领袖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当过私塾教师，数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自身坎坷的经历，社会的动荡、黑暗，人民的苦难，激发他走上了反清道路。他从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中得到启发，将基督教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的说教同农民传统的均平思想相结合，于1843年创立了拜上帝会的组织，同乡塾师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首先入会，之后他们在两广部分地区宣传教义，发展组织。

洪秀全把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农民的平均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在1844～1848年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三篇文章，宣传上帝是宇宙的唯一真神，提出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把清朝皇帝比成“阎罗妖”，号召为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人间天国而奋斗。在这种反清的革命思想号召下，“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会众已达万人，进行武装反抗的时机已经成熟。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起义。3月，洪秀全称天王。9月下旬攻占永安州，洪秀全诏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并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还颁布了建立政治、军事、行政、礼仪等一整套制度，太平天国政权组织初步形成。

太平军从永安突破清军的重重包围北上，于1852年1月进入桂林，随后进入湖南。在湖南，大批农民、挑夫、搬运工、小商贩、煤炭工人纷纷加入太平军，使太平军势力大增，声势大振，队伍发展迅速，号称50万大军。遗憾的是冯云山、萧朝贵先后阵亡。2月，太平军分水陆两路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捷报频传。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首都，至此，建立起一个与清政府相对峙的农民政权。

为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建都天京后，太平军又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突围战。1853年5月，太平军2万余人出师北伐，攻入直隶，逼近天津，威胁北京，但由于孤军深入，后援不济，血战两年，最后失败。在北伐的同时，西征军逆江而上，目标是控制长江中游，屏障天京，经三年反复斗争，最后大败湘军水师，控制了安庆、九江、武昌三个重镇，扩大了太平天国控制地区。到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又摧毁了清军设于扬州的江北大营和设于孝陵卫的江南大营，安徽、江西两省大部、湖北、江苏一部分等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太平天国所管辖，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进入全盛时期。

【太平天国的纲领和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先后颁布和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制定了各种制度：建立中央、省、郡、县四级政权体制；推行官营手工业政策，设立“诸匠营”、“百工衙”等；宣布男女平等，禁止妇女缠足；允许外国商人在太平天国进行贸易，但须遵守天朝法令，特别是《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两个纲领性文件。

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心内容是有关土地制度的规定。基本原则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把全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将土地分为三类九等，好丑搭配，16岁以上不论男女老幼各得1份，15岁以下则减半。对农副业生产和分配作出具体规定。以25户为一个基本单位，设立国库。每家收获的农副产品，除留够食用之外所余部分上交国库，统筹开支。它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乡官制度的规定，即按照太平军的编制规划县以下乡村政权体制，每乡共13156家，技伍、两、卒、旅、师、军编组，乡官就是军官，兵民合一。

农民领袖们试图以绝对平分土地的手段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它对鼓舞、激励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大平天国的革命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天朝田亩制度》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它集中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充分反映了农民的理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是，《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又是一种企图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在中国当时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方案。

在太平天国的后期，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海外回到天京，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1859年，太平天国又颁布了另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资政新篇》，提出太平天国应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造中国社会。其主要内容是：政治方面，主张制定法律、制度，以法治国；强调中央集权，禁止明党之弊，反对结党营私，拥兵自重。申明广开言路，沟通上下，革新政治。经济方面，主张效法西方，发展近代资本主义交通运输、工矿企业和金融事业；准许私人投资，兴办近代工矿交通、金融事业，开矿山，办工厂，修铁路，造轮船，设邮局，兴银行，并奖励创造发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主张办学校，建医院，设立社会福利机构，发展救济事业，禁食鸦片，废庙观，倡科学，改革社会陋俗。外交方面，主张与西方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平等往来，但不许外人干涉太平天国内政和“国法”。

《资政新篇》是在《天朝田亩制度》在实践中的苍白无力的情况下进行的新探索。它与《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完全不同，希望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改造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达到“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目标。

作为纲领，《资政新篇》没有反映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与农民革命的初衷是有差距的，而且在当时的中国也不完全具备实现的社会条件和阶级条件，事实上在实践中也未付诸实施。但《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人提出的第一个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它超出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眼界，对中国的出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反映了时代特点，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为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思路。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和失败的原因】 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不断发展，农民队伍自身无法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和弱点也相继暴露出来了，使得队伍内部矛盾日益激化起来。

1856年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因争权夺利，酿成了一场使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天京事变”。在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实行浓厚的封建森严的等级制度。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学起封建的那一套做法，实行“贫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追求个人的权力名位，生活上贪图享乐、奢侈腐朽；在组织上则结成宗派集团，争权夺利。其内部为权力而互相争斗、残杀在所难免。

太平军进驻天京后，洪秀全因身体原因，把总理日常事务的权力就交给了东王杨秀清处理，大权在握的杨秀清权欲膨胀，居功自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1856年8月，他假托“天父下凡”，逼天王洪秀全和其他各王，跪拜在东王府，封他为“万岁”，洪秀全虽口头承诺，但非常不满。于是洪秀全密召在江西、湖北前线的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回京护驾。对杨秀清早有不满的韦昌辉率精兵赶回天京，包围东王府，于9月2日杀死杨秀清全家老小，随后，又屠杀了东王部属2万多人，想独揽军政大权。石达开抵京后，对韦昌辉滥杀无辜强烈指责，韦昌辉又动杀机，石达开连夜出城逃离天京，但全家却惨遭不幸。11月，石达开在安庆起兵讨韦，洪秀全依靠亲信力量，在天京军民支持下，诛杀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结束了这场长达2个月的内乱。

平定天京变乱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但对石达开心存顾忌。洪秀全从反的方面吸取这次叛乱的教训，认为应该重用洪姓家人。于是他另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负气从天京出走，随即率精兵10多万人离开太平天国，单兵转战西南。但由于没有根据地，多省流寇作战，终于没有抵住清军的追堵，于1863年5月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石达开本人也在成都受酷刑而死。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丧失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大批能征善战的精锐将士，更使人心涣散，破坏了革命队伍的团结，从此太平军被迫转为消极防御，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重镇相继丢失。1856年底，清军乘机反扑，太平天国的形势急转直下，天京陷入清军的包围之中，太平天国占领地区逐渐缩小。清军重建江北、江南大营，天京再度陷入敌人的包围圈，太平天国转入衰败时期。

为挽救危局，洪秀全起用了青年将领李秀成为忠王、陈玉成为英王，封从香港辗转抵京的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重建了太平天国后期领导核心。太平军将士英勇苦战，在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多次重创清军，取得了浦口、三河战役的重大胜利。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联合向太平军进攻，1860年，美国人华尔组成“洋枪队”，1862年，英法侵略者组织“中英混合军”“中法混合军”，直接参加和配合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及其他清军，对太平军展开了残酷的镇压。1862年5月，26岁的英王陈玉成在安庆保卫战失利后英勇就义。忠王李秀成成为太平天国军事领导。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其16岁的儿子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湘军攻破天京，万名太平军将士同敌人展开白刃相接的巷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保卫天京的悲壮诗篇。李秀成逃出天京被俘。洪天贵福等人逃到江西被俘杀害。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余部一直坚持斗争到1868年。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却留下了丰功伟绩。

第一，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战争发展的最高峰。它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严重动摇了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战争历时14年，纵横18省，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泛深刻，是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史上空前的。它建立了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长期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是对清朝封建统治的直接挑战。它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充分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和废除封建等级制度的夙愿，并把历代农民革命斗争中所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进一步深刻化、系统化、理论化、法律化。

第二，它英勇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拒绝外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否定不平等条约，捍卫了民族尊严，在军事上英勇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这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强大的反帝力量和不屈的民族气节，使西方列强迅速殖民地化中国的企图受到严重挫折。这说明，农民阶级是近代中国反封建的主力军。

第三，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资政新篇》，提出了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立法，实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超出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眼界，对近代中国出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具有极大的进步性。

第四，太平军所到之处，猛烈地扫荡着封建地主阶级势力，极大地冲击了封建社会的旧秩序，加速了封建统治制度的崩溃。《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封建统治经济基础的封建土地制度；废除门第考试和考试内容不得出自《四书》《五经》的条令，实行男女平等，禁止妇女缠足、不准蓄婢纳妾等法规，是对封建专制文化、思想意识和伦理纲常的摒弃。这一切，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动摇了其统治的根基，加速了封建制度和清王朝的覆灭。

太平天国的失败，客观上是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2000多年反动统治并掌握着雄厚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封建地主阶级，同时还有与清王朝勾结起来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它们在经济、政治、军队的数量和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远远优于太平军。分散的小生产者的农民阶级，很难以本阶级的力量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的联合进攻，不可能完成既要推翻本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又要打败外国侵略势力的任务。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

首先，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农民小生产者的地位，其狭小的生产规模和落后的生产方式，造成他们固有的狭隘性、保守性；导致他们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不能制定正确的纲领、政策和斗争策略；不可能提出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革命纲领和新的社会制度来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因而不论其斗争结局如何，归根结底都会失败。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所设计的理想社会，不过是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在中国商品经济已经有了较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出现的历史条件下，《天朝田亩制度》倡导的仍然是2000多年来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没有商品交换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小农公有制度。这必然会违反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其次，小私有者的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他们难以克服自私性、散漫性的弱点。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定都天京后，自天王洪秀全以下各王以及将领们生活上腐化，内部不能团结合作，互相猜忌，计较个人恩怨、个人得失，从而出现争权夺利的斗争，1856年的“天京大变乱”正是这一结果。农民阶级的自私性、散漫性弱点，难以避免追名逐利、贪图享乐、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倾向的发生，不能有效地抵制封建思想意识的腐蚀，造成内部的分裂倾轧和组织纪律的破坏。这也是单纯农民革命战争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再次，小私有者的急于求成情绪，农民阶级所固有的弱点，军事上的流寇主义和保守主义，导致战争最终失败。太平军从广西金田村起义到定都天京初的北伐，就是这种流寇主义的作战。小生产者的落后性、保守性，则又造成他们在占领中心城市后，又企图固守。太平军定都天京后的西征和天京失守前的军事行动，就是为巩固天京而进行的保守主义作战，最终必然带来整个战争的战略性失败。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给予我们的教训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农民阶级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是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先进的阶级，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民主革命需要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新型革命阶级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

（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起】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道路是艰难而曲折的。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在甲午战争前，商办的民族资本企业一直未能得到清政府的正式承认，处于非法地位，清政府还要对之征收种种重税。到19世纪末，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得到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

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也随之进一步激化。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不少人把投资办厂、兴办实业看成救国的出路。1895～1900年，全国新办的私人企业，资金在万元以上的达104家，等于战前20年间所建企业的总和，资本总额为2300万元，为战前20年投资总额的2.3倍。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使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为一支对中国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力量，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奠定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这一新生的社会力量虽然还很弱小，却是新生产力的代表。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以后，国家现状使这个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早期的改良主义者面对民族危亡的险峻形势，他们不满清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主张革除弊政，自救图强。他们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不仅要学习“船坚炮利”，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有些人主张效仿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宣扬君民共主思想；也有人推崇议会制度以救中国。他们主张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清政府设立商部，保护民族工商业，以利于与西方列强开展商战。

早期改良主义思潮反映了甲午战争后逐渐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运动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之后迅速发展成为变法图强的政治运动。

1895～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1898年“百日维新”达到高潮，这一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故称为戊戌变法。

领导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他们主张资产阶级改良，以“救亡图存”为口号，明确提出“改变祖宗成法”的要求。他们试图按照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在中国实行以建立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康有为1888年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时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开始酝酿变法维新。1890～1893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培养了梁启超等一批维新运动的骨干，同时致力于变法理论的著述。在此期间他先后写成《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假托古人的言论论证了变法主张是合乎“圣人之道”的，以此来抨击清朝统治不变的守旧观点，通过曲折的方式，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导致全国群情激愤，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起草万言书，发动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即有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等在上书中痛陈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主张，呼吁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他还提出了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的具体措施。这次上书虽未送到光绪手中，但它却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为进一步推动维新运动，“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派成员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初为《万国公报》），1896年在上海成立强学分会，创办《强学报》，以“变法图强”相号召，两地的组织及报纸被查封之后，维新派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梁启超任主笔。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了《变法通议》等大量政论文章，反复论述了变法维新的必然条件，批判君主专制，呼吁申民权，设议院，改行君主立宪制，使《时务报》风行各地，大受欢迎，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

北方宣传维新思想的主要人物是严复，他1897年在天津主编《国闻报》，与《时务报》遥相呼应。严复发表了大量论文和译著，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改良。他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进化论的思想，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激励国人“变法图存”。严复的大量译著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思想有重大影响，他也成为近代中国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则是维新派在湖南的主要代表，他创设时务学堂，成立南学会，开办《湘报》，名噪一时，也是维新派中思想最激进的人物。

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皇帝于1898年（农历戊戌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囚禁，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短短的103天中，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发布了100多道变法诏书和谕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政治方面，广开言路，准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准允各地开设学会、报馆；精简政府机构，裁汰冗员，澄清吏治。

经济方面，政府设农工商总局，民间设农会、商会，提倡实业，保护农工商业，奖励创造发明和制造新器具；设铁路矿务总局和邮政局，修筑铁路，开采矿藏，裁撤驿站；改革财政，整顿厘金。

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取消书院，广设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

军事方面，裁减绿营，编练新式海陆军，设厂研造新式装备，各省军队改用洋枪、洋操。

这些所谓“新政”没有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身力量的弱小，加之他们所依靠的光绪皇帝又无实权，变法维新运动最终被封建顽固派所扼杀。但这些新政措施对于西学的传播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清政府内部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从变法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尽管皇帝是光绪，但实际操纵国家政治大权的是代表一批顽固势力的慈禧太后。在颁布变法诏书第四天，慈禧就逼迫光绪一日之内连下三道谕旨：将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开缺回籍”；还规定凡新授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太后面前谢恩，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这样慈禧太后控制了整个局势，她的势力占了上风。光绪皇帝所能采取的，仅是委任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准其专折奏事；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将阻挠新政的李鸿章等官员逐出总理衙门或革职。

之后慈禧太后密谋发动政变，光绪在危急时求助维新人士，结果得不到相应的帮助，9月21日慈禧太后把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宣布自己代替皇帝临朝“训政”，完全控制了清政府的大权，并随后下令捕杀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香港、日本。谭嗣同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保秀、康广仁六人，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恨，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参与变法的官员相继被革职、放逐或判刑。新政当中除设立京师大学堂一项外，全部废止。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又一次努力终告失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戊戌变法运动的意义及其失败的原因与教训】 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一，维新变法运动是一场以保存封建专制制度为前提的，以自上而下的改革为形式的，以实现新兴的资产阶级参政议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中心内容的，以期达到救国强国之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爱国运动。它与中国历史上以往的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的改革不同，它要求的是全面改革旧的社会制度。维新派抨击旧政，强烈要求学习西方，政治上主张开议院，倡议民权，限制封建君主的权力，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主张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第二，它反映了刚步入历史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为争取政治地位和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是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又一次勇敢的尝试；这场运动的中心目标，是救亡图存，维护民族独立，它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反抗外来侵略、寻求国家出路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它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传播了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和西方文化，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进行了批判，启迪了民智，拓宽了视野，对促进中国人民的民主觉醒，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它掀起了近代中国历史上最进步的思想解放潮流，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动作了一定的思想和舆论准备。谭嗣同等许多维新派人士为探索国家出路英勇斗争、慷慨就义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后世的仁人志士奋斗不息。

总之，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争取自身政治地位和求得自身经济发展的第一次勇敢的尝试，为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准备。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封建顽固守旧派势力大大超过了维新派的力量。但是，根本上是由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决定的。这场运动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一，作为当时尚未成熟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维新派，不敢也不能够提出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和口号；不敢否定不平等条约，甚至幻想帝国主义的支持。

第二，维新派力求在不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的情况下，研究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甚至又把实现改良的途径寄希望于封建势力代表的官僚身上，通过自上而下的、温和的点滴改良来达到变法的目的，实现资产阶级参加政权和得到经济上的发展，同样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注定难以成功。

第三，维新派一方面强烈谋求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富强，反对帝国主义外来侵略，但实际上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又缺乏深刻认识，甚至对西方列强抱有幻想。

第四，作为变革社会的力量，维新派除了一些知识分子以外，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和有力的支持，相反却害怕甚至敌视群众，把其活动局限在封建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中，没有真正的社会实力，使自己在封建顽固守旧派势力展开镇压的时候，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难逃失败。

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改良运动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的理想，不可能把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伟大事业引向胜利。中国社会的现状呼唤新的阶级力量和新的道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顺应了中国历史的潮流，从而蓬勃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