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一）五四运动爆发前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及思想潮流

【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国无产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而成长壮大起来的。19世纪40～50年代，在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开办的企业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清政府开办了近代军事工业，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以维护其反动统治，在各地建立了一批“官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如安庆军械所、上海制炮局等等。以后洋务派又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办了一些采矿、炼铁、机器制造和纺织等民用的近代工业，作为军事工业的辅助，在这里又产生了一批工人。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在这些近代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无产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更广大。但是，整体说来，在甲午战争前，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是缓慢的。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竞相筹资创建各种实业，开辟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路。同时，抵制日货运动的发展，使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兴办民族工业的热潮。特别是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当时英国对华商品输出减少了一半，法国减少了70%，德国货则完全停止进口，这就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却出现了一个比较迅速发展的时期，这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主要集中于轻工业部门，发展最快的是棉纺织业和面粉业。在纺织业中，1913～1920年新增加纺织工厂54家，资本总额为5521万元。经营面粉业发家的荣宗敬，1916年和1919年也在上海办了两个纱厂，1921年又在无锡和汉口各办了一个纱厂，发展成为最大的纺织业资本家。在面粉业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建立的面粉厂近100家，使中国由面粉的输入国变成了输出国。这一时期，火柴、针织、罐头、皮革、造纸、卷烟、肥皂等轻工业部门普遍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重工业部门的机械采煤、钢铁、航运等部门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壮大的同时，近代知识分子的人数也日益增长。随着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各类新式学堂的出现，赴日本、欧美等地的留学生大量增加。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懂得一些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有敏锐的感受，有比较强烈的爱国心。

随着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最显著变化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成长壮大，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中国产业工人1913年只有60万人，到1919年已发展到200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劳动阶级，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它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它是同大工业生产相联系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和体现者，是最有远见、最有前途的先进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它在大工业生产中，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过程中，锤炼了团结互助精神和富于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它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过活，大公无私，富有革命的彻底性。除此以外，中国工人阶级还有它的许多特殊的优点。

（1）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虽不多，但很集中，有利于工人阶级团结战斗，形成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从地区上看，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其中上海一地近50%。从行业上看，集中在铁路、矿山、航运、纺织、造船等少数行业。由于集中在大城市大企业中使用大机器进行集体劳动，也便于无产阶级政党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

（2）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而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历史上少见的，表现在劳动时间长（一般工作都在12～16小时，而且工资很低）。1919年前后，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英国同类工人工资的1/7左右；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险，没有丝毫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甚至没有人身自由。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坚决和彻底，这是工人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重要条件。

（3）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有天然的联系。工人阶级多数来自破产的农民，最了解广大农民群众的疾苦和革命要求，他们和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使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易与农民结成亲密联盟，使工人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由于具有这些优点，使它必然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但是，中国工人阶级也具有自己的某些不足，如人数较少，文化水平较低；生长在长期封建统治和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的社会里，难免也有某些弱点，如受封建的、小生产的思想影响较深，缺乏民主的传统等。我们党成立后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之所以发生了一些错误，是与这些弱点有关系的。

但从本质上讲，它的上述突出优点，决定了它是中国社会最先进、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从它产生那时起，就不断地进行着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和壮大，罢工的行业和地区范围也逐渐扩大。

辛亥革命后工人的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912年至1919年5月，全国有记载的罢工达133次，超过以往70年罢工次数的总和。其中，1915年反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大罢工，1916年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地区的斗争，都带有鲜明的反帝爱国性质。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有明显的特点：一是由经济斗争逐渐转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二是由分散、自发的斗争转为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并且罢工次数增加；三是罢工的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有些罢工发展到同盟性罢工，组织程度大为提高。这表明，中国无产阶级正处在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过程中，预示着它将作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初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在进行帝制复辟活动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他刚登上总统宝座，就大搞尊孔祭天。1913年6月，他发表“尊孔令”，1914年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为支持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北洋军阀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复古尊孔的逆流，以此禁锢人们的思想。

面对这股反动逆流，中国新式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力图寻找新的救国之路，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发动了一场比辛亥革命时期猛烈得多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参加了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

该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新青年》从1918年1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1）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倡民主，一是反对封建专制。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就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二是提倡个性解放，树立独立自主的人格。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提倡科学，就是提倡自然科学知识和对待一切事物的科学观点、科学态度；反对封建迷信、愚昧、盲从和偶像崇拜，树立积极进取的科学的观念。

（2）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建立民主共和就必须打倒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儒教孔道”。陈独秀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是与民主共和制水火不相容的。李大钊指出：“孔子者，数千年之残骸枯骨也……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鲁迅借狂人之口揭露了封建“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号召人们打倒“吃人的礼教”，扫除奴役人们精神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之类的“吃人礼教”和“奴隶道德”，从根本上解放人们的思想。

（3）开展文学革命。鲁迅先生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力图通过文学革命，把宣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改造为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学。所以，他们在内容上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形式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这又影响到全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短评、通讯、社论也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所有这些文学改革，使全国报纸面貌为之一新。

这次运动的主要缺点是其领导人没有把运动普及到群众中去，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他们除了一般的政治口号外，没有提出实现民主政治的具体办法；同时，他们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能正确地对待中国文化遗产。

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了封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它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广泛地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当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的运动，《新青年》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

（二）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1917年在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当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富强的。中国的先进分子认为只要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像他们那样建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就能得救，并按照西方的道路进行了70多年的英勇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十月革命的胜利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对世界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也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声明取消帝俄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领土的一切特权，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没有过的，从而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俄国劳动人民从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摆脱了剥削和压迫，获得了解放与翻身，这就使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革命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二是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胜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迅速结束了向西方资产阶级寻找出路的求索，转而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进而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救国救民的真理，又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转向学习社会主义的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

十月革命后，中国很快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创办刊物，撰写文章，组织团体，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学说和武器，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很快就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就转变为赞成俄国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优秀的代表。1918年下半年，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论述了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热情赞扬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历史潮流变化的必然趋势。

李大钊的这几篇文章，虽然还没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的学说，有些评述也未必精辟，但是它成为中国人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区分了俄国十月革命和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不同性质，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充分估计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应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表现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中国命运的最初尝试。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宣传下，从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初步传播。李大钊连续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十月革命后，经过一年多沉默，终于在1919年4月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之革命》的短文，称颂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十月革命像一道曙光，照亮了中国社会的黑暗长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争。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2]

【五四运动的爆发与深化】 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初步传播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军阀政府卖国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十月革命的影响是重要条件，而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则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对德国宣战，因此中国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出席了“和会”，其目的是想在会上提出取消日本的“二十一条”、废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撤退驻军等。但是，当中国代表提出这些要求时却遭到拒绝。中国被告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已经转交给了日本，明目张胆地把中国变成它们任意瓜分的战利品。

被帝国主义列强任意宰割，这深深地刺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而卖国的北京政府竟然准备在这个“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反帝怒火，顷刻间爆发了出来，掀起了以学生为先导的空前广泛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民愤怒了。山东人民反应更为强烈，4月20日在济南召开了山东国民请愿大会，痛斥卖国政府，要求中国代表据理力争恢复中国的主权。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不顾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及警察的阻拦，到天安门前集会。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和“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京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会后，人们举行游行示威。当队伍走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时，居然被中国军警阻拦。学生们义愤填膺，转而奔向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曹闻讯躲了起来。人们虽没有找到躲藏在暗室的曹汝霖，却遇到另一个人章宗祥。他们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军警进行镇压，逮捕了学生32人，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

为营救被捕学生，学生们于5月5日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各方请求支援，举行爱国演讲，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宣传活动，学生们在斗争中迅速联合起来。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北京政府虽然在两天后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逼走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并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扬言要严厉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

6月1日，北京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道命令的内容是“表彰”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另一道命令的内容是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怒，他们从6月3日起重新走上街头演讲。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当日有170多名学生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但是，学生们并未屈服，第三天众多学生上街演讲。

学生的爱国行动迅速扩大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学生纷纷罢课、集会、游行，数十万青年学生英勇地站到斗争的第一线，形成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

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为6～7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斗争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的100多个城市。这样，五四运动的中心就由北京转到上海。运动的主力也由学生转为工人，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

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使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已经摆脱了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地位，并打破以往的行会、帮口观念，实行跨行业的同盟罢工，进入政治斗争的阶段。

工人的有力参与，罢工态势的扩大，运动的迅猛发展，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于6月10日释放了被捕学生，免去曹、陆、章的职务。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同李大钊等到城南新世界游艺场，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该宣言提出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撤销警察机构、市民组织保安队、给予市民集会和言论自由等五条关于内政外交的最低要求。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发出通电，抗议北京政府的暴行。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6月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悍然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全国学联立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工人群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坚决。他们强烈要求，对于卖国贼，不仅要“斥退”，而且要“永不起用”。6月18日，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各界代表80余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众继续开展坚决拒签和约的斗争。

6月27日，在巴黎，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万人前往中国政府代表驻地，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签字仪式，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空前的壮举，这是五四运动的又一个胜利。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是以学生为先锋、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的第一个重大意义是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从国际阵线看，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它虽然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但它已不属于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在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它的矛头是指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它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共同的斗争对象，因而它就不能不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不能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五四运动就不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了。

从五四运动的主力看，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成为运动的主力，对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四运动第二阶段“六五”以后，上海等地的工人阶级为增援学生而进行罢工斗争，运动由学生为主转变为以工人为主，由学生罢课发展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由北京等少数地方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份150多个城市。虽然工人的罢工是自发的，但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本身也逐步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这样就严重威胁到北洋军阀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接受群众的要求，首先于6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接着于6月19日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最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获得了胜利。

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来看，当时虽然还没有产生共产党，还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但是已经有了一批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领导。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和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就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在五四运动中，他们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本质，起了推波助澜的指导作用。陈独秀、李大钊还直接参加了学生运动，为营救被捕学生而奔走呼号。除了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领导五四运动外，还有毛泽东在长沙、周恩来在天津、恽代英在武汉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一批拥护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运动中起了发动、领导和骨干作用。

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等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有着明显的区别，说明它的确是新、旧民主革命的分水岭，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的另一个重大历史意义是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因为工人阶级的积极参加使五四运动迅速获得胜利的事实，使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强大力量，认识到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因此，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脱下西服和学生装，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活动，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样，既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培养了工人骨干，又使知识分子本身受到了锻炼和改造，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从而在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都产生了一批建党骨干，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