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柏林：1923～1930年
1923年4月14日，我和父母、姐姐奥尔加从汉堡乘车到柏林。我和父母得到他们的老朋友德累斯德内尔（Dresdner）教授及其夫人的热情款待，他们在哈伦泽区（Halensee）的哈尔伯施塔特尔大街（Halberstädter Straße）上有一栋宽敞漂亮的房子。德累斯德内尔夫妇已婚的女儿布尔吉特·里德尔（Birgit Riedel）是奥尔加的朋友，我姐姐住在她那儿。四辆搬运家具的大车，载着我们的东西和帮忙搬家的玛丽·科赫以及阿姨们，陆续从汉堡开来了。我们4月19日住进维尔门斯多夫区（Wilmersdorf）霍恩错抡达姆大街（Hohenzollerndamm）39号的房子。这四栋房子是特地为新聘用的教授们修建的，给了我们一套公寓。这些房子是战后新建的第一批住房，建造得比较简朴，质量也差。后来在不远处给刚刚聘用的教授盖的新房子要好得多。
我们在第二、第三层楼的公寓，有九个小房间——最大的18平方米——两个半间房以及厨房、浴室，并附带一个很小的厕所。公寓没有中央供暖，九个房间里都有靠煤球取暖的简易的瓷砖壁炉。地板是刷了油彩的简易木料，浴缸是用锌制的金属薄板做的，旁边有一个靠煤球加热的热水炉，通常只在星期六烧火。冬天，浴室里常常很冷，我洗漱用的水壶要放在厨房的炉子上加热。我父亲在整个夏天和冬天都用冷水洗漱。这里和我们汉堡的漂亮房子有多大的差别啊！面积总共不到那儿的一半，家具密密麻麻地堆放在一起，我父亲开玩笑说，如果想从门口到他的写字桌那儿去，得立一个路牌，不然根本到不了。日常生活也十分不易，正如我父亲在他的《两个世界的回忆》里所写的那样：
1923年，我们到柏林时，可怕的通货膨胀达到顶峰。我们搬家花了数不清的数十亿元，能够买到的少量货品的价格，通常是每天、每小时地上涨，根本无法预测。每周好几次用捆绑起来的纸券支付工资，无人核对，只是掂掂重量马虎地估计一下。拿到纸券以后，大家马上试着尽快将其兑换成货物，最好是营养品，为的是抢在下次涨价以前买到东西。谁要是有一个美元、英镑或者一些瑞士法郎，他就是大富翁，会尽可能长期而坚决地保留这些货币，目的是在最紧急的时候至少还有某个稳定可靠的币值[9]。
在霍恩错抡达姆大街上有两栋教授楼，另外两栋在穿插进这条街的康斯坦茨大街（Konstanzer Straßer）上，两条街之间原来是建筑工地。后来，每个租户得到一块园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处理。白天，那儿有足够的地方让人数众多的孩子们玩耍。夏日的晚上，父母们有时坐在户外。如果我记得还准确的话，我们也种植了一些水果树，除了花以外，还有小红萝卜一类可以吃的东西。人们给这片地起了一个外号，称为“天才兵营”或者“环形的教授村”。在我们这栋房子里，我家的隔壁住的是有两个成年孩子的哲学家海恩里希·迈耶（Heinrich Maier），楼下是哲学家兼教育家爱德华·施普冉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隔壁楼里住的是法学家约瑟夫·帕特什（Josef Partsch），他有五个和我一样大或者稍小的孩子，另外是哲学家兼心理学家沃尔夫冈·克勒尔（Wolfgang Köhler），也有五个和我差不多大或者小一点儿的孩子，他家对面是历史学家福里茨·哈同（Fritz Hartung），他有两个比我小的孩子，另外是有一个成年儿子的埃及学学家库尔特·塞特（Kurt Sethe）以及其他总共14户人家。邻居的孩子们像我一样，刚开始时对柏林感到陌生，不久后就成为我柏林的第一批玩伴，其中，我和差不多大的玛丽安娜·帕特什（Marianne Partsch）相处得最好。
我们到了柏林两天以后，我进了埃姆瑟尔大街上（Emserstraße）的新学校费希特文理中学（Fichte-Gymnasium）。在柏林，5年级时就开始学习拉丁文。我在汉堡的最后几周没有去学校，我研究古典语文学的姐姐能够帮我达到柏林高中的拉丁文水平。其成果是，我的知识完全够用，可以顺利跟上费希特文理中学7年级的拉丁文等课程的进度。新的情况是，现在增加了法语作为第二外语，第二年还有希腊语作为第三外语。一般说来，北德人不如柏林人能言善辩。我特别不“善于应对”，当同学们取笑我的汉堡口音时，我没有办法对付他们嬉皮笑脸的放肆的嘴脸。甚至一些老师偶尔也批评这种口音。我提到过，我讨厌打架闹事，也不好斗，只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自卫。体育课我不是特别出众，只有短跑和跳远水平不差。很大程度上我缩回到自己的空间，经常陷入对同学和老师的防备状态。7年级时，我的学习成绩还过得去，但从8年级开始越来越糟糕，一位老师认为我脸皮厚而且懒散。不过，我并没有继续放任自流，以免复活节后不能升级。在普鲁士的首都，大多数文理中学是“黑—白—红”的气氛，以军事为导向的世界观比起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汉堡明显强烈得多。例如在汉堡，一个学生受到留校的处罚，就留在学校里受罚，而同样的处罚在柏林则称为“禁闭”。学校的老师号召我们加入海外德意志协会（Verein für das Deutschtum im Ausland，VDA），每个月交纳一点儿会费，或者订阅青年杂志，杂志以原德国海外殖民地为对象，鼓吹将其归还给德国最高主权部门管辖。
起初，我没有结交亲密的同班同学，我的玩伴主要是上面提到过的人，他们也是对柏林感到陌生的邻居小孩。偶尔也有父母的老朋友的同龄孩子，比如从前汉堡殖民学院伊斯兰学的创始人和我父亲的老同事卡尔—海恩里希·贝克尔（Carl-Heinrich Becker，1876-1933）的儿子赫尔穆特·贝克尔（Hellmut Becker），或者我孩童时期就在汉堡认识的赫尔穆特·迪贝琉斯，他父亲比我父亲晚一点儿受聘到柏林。有一位高年级学生格奥尔格·迈耶（Georg Maier），是邻居的儿子，对我来说他已是成人了，有时候，我们一起去柏林周边地区如格林纳瓦德森林（Grunewald）、哈韦尔河（Havel）、波茨坦（Potsdam）、穆戈尔湖（Müggelsee）郊游。1924年6月圣灵降临节[10]期间，我去汉堡看我的朋友罗尔夫·海尼士，第二年他来柏林我们这里。1923年暑假以及后来的两年，我又到皮阿吉恩我舅舅在东普鲁士的农庄度假。
1924年年初，每个星期六的下午，父母通常将我送到老木工师傅扎尔恩（Zaryn）那里。他来自于原属德国而现在是波兰的波兹南（Posen），他们夫妇逃离那里，并得到了我父母的资助。我要在他那里学点儿木工活。当时我在扎尔恩师傅的帮助下做的一个脚踏凳，今天仍在使用。大约同时，我上了第一堂钢琴课，并持续到中学结束。我没有成为伟大的钢琴师，但可以弹奏简单的贝多芬奏鸣曲和肖邦的前奏曲。我很喜欢弹钢琴，这对于我理解古典音乐有很大的帮助。
同班同学布鲁诺·普罗伊斯（Bruno Preuβ），他去学校的路程有一部分与我相同，我们中午常常一起走，两人逐渐比较接近。1925年初，在父母的同意下，我们一起加入了德意志青年大联盟（Großdeutscher Jugendbund）。在那个时代，这也许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政治联合会、童子军和候鸟协会[11]的混合体，它最初的名称是德意志—国家青年联盟（Deutsch-Nationaler Jungendbund），其徽章——一颗黑—白—红颜色的卫兵星星，上有字母DNJ。虽然如此，该组织却强调联盟的青年属性，也就是说，它属于童子军、候鸟协会等团体。一些强烈坚持政治传统的地方小组遭到联盟的轻蔑批评，但它的“黑—白—红”倾向对于我父亲同意我加入这个组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政治的观点，尤其反映在简单的军事训练、对军队和阵亡者的尊敬上——瓦尔特·弗莱克斯[12]享有很高的声望——这一点从我们唱的许多歌曲中也能反映出来。此外，笼罩着联盟的氛围是伙伴关系，而不是上下级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上级制定的规则还是要遵守的。白天和周末的旅行，有一部分与野外侦查游戏结合在一起，除此之外，我们在假期进行较长距离的徒步旅行，由此我了解了德国的一些地方，比如梅克伦堡州（Mecklenburg）、莱茵兰州（Rheinland）、罗恩（Rhön）、东普鲁士和一部分波莫瑞地区（Pommern）。联盟占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和业余活动。当然，那里有时也发生一点小冲突，但总的来说，它对我的积极意义远远超过了消极的影响。联盟所保持的“黑—白—红”传统与父母家的情况没有区别，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冲突的了。
不过，我没有参加联盟的所有旅行。1926年暑假，我在哈茨边上的赫尔茨贝格（Herzberg）我母亲的表兄家里度过，他有两个与我同龄的儿子。我已经去过那里一两次，时间很短，如果说与这位表舅——后来是一个极端的纳粹分子——有时候难以打交道，但我与两个表兄弟相处得很好。表舅母，一个法国女人，总是很友善。我在柏林的室内游泳池里学了第一堂游泳课以后，就在赫尔茨贝格的湖里练习游泳，在哈茨和表兄弟一起徒步旅行，距离或长或短。第二个暑假，我和姐姐在波罗的海岛屿（Ostseeinsel）希登泽岛（Hiddensee）度过了一些时光。1926年春天起，我在格林纳瓦德教堂（Grunewald-Kirche）的普利贝（Priebe）牧师那儿上坚信礼的课程。尽管这个教堂离我们并非最近，可父母有时还是去那里做礼拜，因为他们对牧师很满意。所以，我是我们班上唯一去这个教堂准备坚信礼的学生。课程常常激动人心，虽然我已经记不得细节了。1927年3月的坚信礼，除了是一个必要的形式以外，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我并不是很在意仪式过程中所声明的信仰内容。
我的学习成绩一年比一年差，在老师们的眼里，我是消极和懒散的学生。除了青年联盟里的同学以外，我和其他同学很少联系。在中学11年级[13]勉强升级以后，1927年的复活节，我心里非常清楚，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应该尽快换学校。父母立即同意了我的想法并将我转到弗里德劳文理中学（Friedenauer Gymnasium），该校因校长极其明显的“黑—白—红”的立场而著称，教学活动很大程度上使用军事术语，进行军事化的组织，这是多么反常的教育形式！回首往事，今天，一想到过去我仍然觉得惊恐，但那时却必须接受现实，因为是我自己要转学的。在老师们眼里，我仍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懂，我决心努力学习。我的班主任是兼任希腊语、拉丁语两个最重要课程的拉贝尔（Rabehl）博士。这位老师与众不同，严格而苛刻，起初令我讨厌。但是，在极其严格的同时，他懂得逐渐激起我的兴趣，鼓励我积极投入地学习，因此我的成绩进步得很快。历史老师也知道如何激发我的兴趣，我那份与故乡汉堡有关的关于汉萨（Hanse）[14]的学习报告得到良好的评价。可是，其他功课仍然不那么好，德语老师无法使我喜欢中高地德语[15]的文学诗歌，而是恰恰相反！受到青年联盟和后来的纳粹分子极力推崇的《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16]中的人物越来越令我憎恶，让他们充当我的祖先和榜样，这一点使我感到愤怒。我对希腊诸神和英雄人物愈来愈有好感。学年快结束时，大家都听说拉贝尔博士将调到格林纳瓦德文理中学教书，并从复活节开始给同一年级的学生讲课，教12年级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我立刻迫切地请求父母，允许我跟这位老师去格林纳瓦德文理中学。经过一番考虑，他们不太情愿地同意了，因为这个学校以自由闻名。当然，他们不想拒绝我的愿望，拿我对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两个重要专业刚刚产生的兴趣去冒险。弗里德劳文理中学的三个同学和我一起转到格林纳瓦德文理中学。这个变化意味着我生活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1928年4月12日是我在格林纳瓦德文理中学的第一天。这里的气氛与我在柏林读过的其他两所学校完全不同，它是一所所谓的改革中学，有三个分科：包含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文理班级、没有希腊语的文理实科班级和没有古典语言的实科班级。最后两年，除了大家的必修课程，即德语、历史和体育之外，可以自行选择专业课程的组合。因此，我在拉贝尔那里上了11周的大希腊语和4周的小拉丁语，而课时8周的大拉丁语课程则由另一个老师来教，否则我就选这门课了。另外还有：课时为2周或3周的小数学、2周课时的英语、1周课时的哲学，以及某个下午的4周课时的化学。选化学课带有功利目的，因为每个学生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大”科目。希腊语的大量课时能让大家广泛地阅读，由此我学会了欣赏并崇敬希腊丰富多彩的文化思想和美妙的文学。拉贝尔博士知道如何讲课才能吸引人。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埃斯库罗斯（Aischylos）和索福克勒斯（Sophokles）的悲剧以及萨福（Sappho）和阿尔凯俄斯（Alkaios）的抒情诗。拉丁语中，卢克莱茨（Lukrez）的哲学著作和卡图鲁（Catull）的诗作引起了我的特别兴趣。我也重视英语课，我们阅读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温德密尔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杰罗姆（Jerome Jerome）的《三人同舟》（Three Men in a Boat）。我还认为，学校的英语课程无法满足我的未来计划——学习汉学和去中国。因此，最后一个学年我上了很多私人课，与勒亚姨妈进行法语阅读和会话练习。第一学期的哲学课是我们的德语老师教的，令人相当失望。我们阅读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ägodie），尼采所讲的一切都没有引起我的特别兴趣。但是，第二年哈文史坦因（Havenstein）博士的课就比较有收获，他列出精选的课文，我们在他的引导下进行讨论，每一次都要有一个学生记录下讨论重点，并在下一堂课上宣读，我还记得谈论过的一些主题，如：“人与动物的区别”（“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Mensch und Tier”）、“利己主义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Egoismus”）、“自由特别是意志自由的概念”（“Der Begriff der Freiheit，insbesondere Willensfreiheit”）。由于老师的缘故，我对其他科目不怎么感兴趣，成绩也不怎么样。德语课让人特别不满意，老师重视个人的“经历”和漂亮的辞藻，但这些并不适合我。一次，我们有题为“关于自我感觉”的家庭作文。起初，我完全束手无策，但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写了《亚洲人民民族感的觉醒》（“Das Erwachen des nationalen Selbstgefühls bei den Völkern Asiens”）一文。为此，我阅读了父亲给我的他本人和其他作家的著作，下了许多功夫，结果却是白忙一场！我只得到非常一般的分数。一个同学读了我的作文，在文章发下来的时候，站起来当着全班师生的面对老师说，他认为，我只得到及格的作文比他得到了好分数的作文要好得多，而且有内涵得多。老师没有很明确地回答，只是认为，我的作文不是以自己的经历而仅仅以阅读的材料为基础写的，照他的这个说法，德语课的任务只是培养“未来的”作家。另一次，我们要写一篇关于文学著作的作文，我选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jevskij）的《罪与罚》（Schuld und Sühne），并和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同学谈论，他极其能说会道，可在学校里却是个不怎么样的学生，他也读过这部小说，有相当多的感受要表达，虽然不是很深刻。我记下了他说的所有内容，只增加了少量自己的东西，结果得到了好分数，可是这并不怎么令我高兴：我努力研究了生疏的资料，得到很差的分数，与之相反，抄写别人肤浅的思想，却获得了好分数。我觉得这太不公正，却必须接受。
在格林纳瓦德文理中学的唯一熟人是赫尔穆特·迪贝琉斯，他在文理班级，比我高一年级。他家离我家不远，我们有时一起去上学，要走大约半小时的路。赫尔穆特·迪贝琉斯极有天分，对许多问题有着自己的见解，而且这些见解常常离经叛道。毕业考试后，有一次，哲学老师哈文史坦因说赫尔穆特拥有显而易见的“哲学头脑”。格林纳瓦德文理中学的许多学生是犹太人出身，我们班上几乎有一半，其中三个是女生——这是该校的特殊之处——她们中有一个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另一个星期六必须斋戒。其余的犹太人很可能信仰犹太教，但并没有流露出来。一般来说，他们的思想比非犹太出身的同学更活跃。现在，与低年级的时候不一样，体能、好斗和狂妄放肆不再起作用，因此，我感觉在这儿要比在其他两个学校愉快多了。在这里，“黑—白—红”的世界观不再有用，同学之间讨论许多政治问题。我第一次见到与政党无关的“左倾”杂志《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并阅读了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的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我各方面的思考。部分老师受到“黑—红—黄”为主的自由气氛的影响。在格林纳瓦德文理中学，我不仅学习理解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而且也学会了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德国的政治发展。转到格林纳瓦德文理中学后不久，我退出了青年联盟。
可是，我的新认识以及我对传统政治智慧的怀疑，并没有得到家人的理解。父亲对我与他相对抗的政治意见很生气，母亲也因此很伤心，以至于不久后我就避开谈论这类话题。当然，在格林纳瓦德中学也有一些特别强调保守思想的老师，我没有在他们那儿上过课。我还记得和这类的高级教师发生的小事儿，那一次，我并不是不“善于应对”的。我走在楼道里，从一个高级教师身边走过，大概我正在想事儿，没有注意到他。为此，这位老师质问我是否不赞成普鲁士的古老精神：从上级身边经过时，下级要将双手从裤袋里拿出来。我答复说，可惜我不是普鲁士人，而是来自汉堡。对这样的回答，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我的回答也表明，作为在柏林的汉堡人，我始终感到自己不完全属于这里。1928年秋天，我们全班和拉贝尔博士到德累斯顿和萨克森的小瑞士（Sächsische Schweiz）旅行，第二年到东普鲁士。这两次旅行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1928年，我和比我大一点儿的朋友沃尔夫冈·瓦尔以及他父母在离博登湖（der Bodensee）不远的弗阿尔贝格地区（Voralberg）的希蒂藻（Hittisau）过暑假。第二年，我和我姐姐在布雷内尔山（Brenner）边上的圣约多克（St.Jodok）度过暑假，我们去海拔2500多米的高山，这是我第一次登山。我还单独到意大利短途旅行：从布雷内尔乘火车到罗韦瑞托（Rovereto），再到更远的里瓦（Riva），接着乘船经过加尔达湖（Garda-See）到德赞扎诺（Desenzano），再乘火车到布雷西卡（Brescia），然后到维诺那（Verona），再返回布雷内尔。布雷西卡和维诺那两地古罗马时期的文物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我们搬到柏林后，我姐姐奥尔加在这里继续学业，她首先参加了国家考试，并于1928年初以《18世纪德国戏剧家中的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bei den deutschen Dramatikern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7]，论文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同年5月底她去了汉堡，接受当地的一份教师工作。30岁的她，终于自立了。我姐姐与来自汉堡的中学兼大学同学哈拉尔德·福克斯（Harald Fuchs）是朋友，他在柏林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28年在这儿取得大学古典语文学的授课资格。父母很赏识他，他经常来我们家，有时候待得比较长。除了拉贝尔，他也帮助我提高了对希腊—罗马古典时期的兴趣。我偶尔甚至问自己，应不应该学习古典语文学，然而，我从未真正动摇过自己学习汉语的决心。我还记得那两行格律诗——父母不在时，福克斯和我们同住了几个星期，他在我们的客人访问本上写道：
虽然荒谬，可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说。
整整四周，我是天堂中看守地狱的狗[18]。
1929年秋，福克斯应聘前往科尼斯堡（Königsberg）担任教授，几年以后去了巴塞尔，在那里一直待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1927～1928年的冬天，遵照“我们这个阶层”的习俗，我在一个经过挑选的私人社团里学习舞蹈，第二年也是如此。舞蹈课每次在某个团员的家里进行，玛丽安娜·帕特什以及其他大学教授的子女也在社团里，我想在这儿交一个女朋友，但没有如愿以偿。刚到格林纳瓦德文理中学的时候，我常常和一个大得多的同学待在一起，他住得离我不远，1929年复活节没有升入13年级，此后转学离开了。稍后，我又和一个大约同龄的同学瓦伦丁·沃劳尔（Valentin Wohlauer）交上了朋友。他父亲是医生，住在小湾湖（Kleiner Wannsee）边一栋漂亮的房子里，我多次去那儿做客。他有一个折叠帆布艇，我们一起划桨，有一次还划到比较远的地方郊游。1930年5月，瓦伦丁·沃劳尔到汉堡来看过我一次，但时间不长，此后我在柏林还见过他一两次。1933年以前，他就去苏黎世学习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但我希望他远离了纳粹的恐怖。通过上述年龄大一些的同班同学，我认识了尤塔·冯费（Jutta Fonfé），她比我小几个月，在离格林纳瓦德中学不远的女子学校上学。尤塔·冯费的父母离异，她是独生女，和她母亲住在离奥利弗广场（Olivaer Platz）不远的康斯坦茨大街上。我们常常在她家或者我家见面——只有当父母在家的时候。我们为对方播放最新的唱片，一起跳舞，同去音乐会和参加其他活动，但我们保持着距离，我离开柏林去汉堡后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我身上也有我这个年龄阶段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我喜欢在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上散步，看看最新的时尚和汽车样式；学习尽可能是美国的最新流行歌曲，如果钱包允许，还买此类唱片；观看滑稽剧演员的卡巴莱小品剧[19]；崇拜女演员莉莲·哈维（Lilian Harvey），自己也很想赶时髦，想显得摩登。对这种幼稚的行为，我父母宽宏大量、视而不见。我父亲根据自己的经历在他的《两个世界的回忆》里写道：
我本人从年轻时的这些亲身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怀着耐心和理智来观察我自己儿子的鲁莽行为，特别是在一定年龄的时候[20]。
随着高中毕业考试和中学学业的结束，我克服了上述倾向。然而，青春期的某种自卑情结，在大学第一学年的时候，有时还是强烈地压抑着我。
我的高中时代恰巧是所谓的“黄金的20年代”，当时在西方社会，柏林是艺术、戏剧和音乐的大都会。我对艺术知之甚少，对戏剧了解得多一些，但涉猎最多的还是音乐。1926年初，我开始听音乐会，观赏的最初的歌剧是洛尔青（Lortzing）的《狩猎者》（Der Wildschütz）和瓦格纳（Wagner）的《唐豪瑟》（Tannhäuser）。我还记得几年后上演的《玫瑰绅士》（Rosenkavalier），由理查德·陶伯尔（Richard Tauber）扮演歌德（Goethe）、勒哈尔（Lehar）编写的轻歌剧《弗里德里克》（Friederike），以及《阿依达》（Aida）、《费德里欧》（Fidelio）、《魔笛》（Zauberflöte）。不过，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古典歌剧，而是1928至1929年之交的整个冬季在希弗鲍尔大街（Schiffbauerdamm）的歌剧院上演的歌剧《三毛钱歌剧》（Dreigroschenoper），许多同学都去看了。对我们来说，它完全是崭新的事物。我们买了相关的唱片，毫不费力地记住了歌词，今天我还记得其中大部分内容。50年代我在汉堡又观看了一次演出，却根本无法再被感动。第一次观看演出得到强烈的印象自然有其前提条件：当时的时代状况、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年龄。在我听过的许多音乐会中，我特别记得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her）指挥的管弦乐，他演奏了莫扎特（Mozart）的一首管弦乐和两支钢琴曲，一边弹奏钢琴一边指挥；我也记得胡贝尔曼（Hubermann）的小提琴曲、俄罗斯的多恩哥萨克（Don-Kosaken）合唱团以及好几个钢琴音乐会。
1930年初，我就快毕业了。1月底到2月初我参加了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和化学的毕业考试，2月28日是口试。笔试都只有“合格”或稍好一点的成绩。对于口语考试，我提前声明说，希腊语、拉丁语和英语是我偏爱的课程，可实际上只考了希腊语。拉贝尔博士很灵活，知道如何提问，使我能够回答他曾经教过的内容。主考官和考生都给考试委员会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我获得一个最好的成绩，因此我的总分是“良好”。一个女同学在希腊语上也获得了最好的分数。考试以后，善于识人的拉贝尔博士对我们两人表示，我们的考试是“和平主义的胜利”，我们心领神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第二年我看望了拉贝尔博士。不久后，拉贝尔博士在学校上课时突然中风，这次中风是致命的。3月15日是高中毕业生正式离校的日子，我现在是“骡子”了——人们这样称呼即将开始大学学习的高中毕业生。随后，我父母送我去旅游了三周：先到他们在埃森（Essen）的老朋友那儿，然后到杜塞尔多夫市（Düsseldorf）大我几乎20岁的堂哥弗里茨·弗兰克（Fritz Franke）和他妻子特奥多拉（Theodora Franke）家里，在所有的亲戚中我和她相处得最好，我还去了科布伦茨（Koblenz），那里有我堂哥的弟弟，也叫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我去了他和他妻子多罗特娅（Dorothea）家里。4月29日，我来到汉堡，在此开始了汉学学习。
最后，还要说几句小结的话。正如多年以后我在中国时才完全意识到的那样，我深深感激父母给我的教育。从小开始，我就习惯于整齐、干净、准时、节俭和有责任感。在学龄前学校时，我已经学会如何对待金钱，我定期得到零花钱买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零花钱也逐渐增加，我在本子上记下支出的账目并在月底结算。我从来没有得到金钱去买无用的东西和零食，但也几乎从不觉得缺钱。因此，作为大学生，每月靠80元的生活费过舒服的日子，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我父母在各方面都做出了表率。此外，我的行为方式，如尽量避免冲突，和平解决矛盾，这些都要归因于我的父母，我从没有听到他们说过一句生气或者愤怒的话，也从没有听到从其他房间传出来的大声争辩。他们之间偶尔肯定也有意见分歧，但始终以冷静和友好的方式解决问题。我父亲比我母亲大了差不多14岁，在她还是个毫无社会和生活经验、没有自立的年轻女孩时就娶了她，这一点肯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许多时候我母亲听从她年长又有经验的丈夫的话，不过，在有些事情上她却绝对有自己的主见并能得到我父亲的理解。她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典型的贤妻良母的理想，既是忠贞贤惠的妻子，也是善良慈爱的母亲，如果说后来我并非毫无成就的话，这大部分要归功于我的家庭。
[1] 法国的河流。——编译者注
[2] Philipp Witkop（Hrsg.），Kriegsbriefe Gefallener Studenten，Verlag Georg Müller，München 1929，S.195-196.
[3] 即塔林，爱沙尼亚共和国的首都。——编译者注
[4] 胡格诺（Hugenotten），法国新教教徒，因受本国的宗教迫害大量移居德国。——编译者注
[5] Deutsch-baltisches Biographisches Lexikon 1710-1960，Köln/Wien 1970（Johann Karl Etienne Girard）.
[6] 奥托·冯·俾斯麦的儿子。——编译者注
[7] 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Berlin 1954，S.144-145.
[8] 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Berlin 1954，S.152-153.
[9] 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Berlin 1954，S.154.
[10] 圣灵降临节：基督教节日，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编译者注
[11] 1901年由卡尔·费舍尔（Karl Fischer，1881-1941）创立的德国青年徒步旅行奖励协会。——编译者注
[12] 瓦尔特·弗莱克斯（Walter Flex，1887-1917），作家，写过战争回忆录，后阵亡。——编译者注
[13] 中学11年级相当于高中2年级，12年级相当于高中3年级。德国文理中学要完成13年级的学习才能毕业。——编译者注
[14] 1358建立的城市联盟，包括不来梅、汉堡、吕贝克等城市，是经济贸易共同体，垄断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长达200年。——编译者注
[15] 12～15世纪德国语言和文学中使用的标准德语，尤其以宫廷抒情诗和史诗为特征。——编译者注
[16] 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一部德国英雄史诗，产生于公元1200年以后。——编译者注
[17] Olga Franke，Euripides bei den deutschen Dramatikern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Diederich’ sche Verlags-buchhandlung，Leipzig 1929，192 S.
[18] 德语原文：Widersinnig zwar ist’s；doch weiß ich’s nicht anders zu sagen. Volle vier Wochen war ich Cerberus.——编译者注
[19] 一种由诙谐和幽默的对话、模仿艺术等手段组成的大多以政治和当前时事为主题的讽刺性舞台小品。——编译者注
[20] 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Berlin 1954，S.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