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的德国语言与文化、中德学会
迄今为止，人们很少讲述我到中国时的德中文化关系，唯一概括性的总结是弗朗索丝·克莱斯勒女士的开创性研究《19世纪末至二战期间中国的德意志文化活动》（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 De la fin du XIXe siècle à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6]，她下了工夫，也很细心。除了调查研究为德国人服务的学校、新闻出版工作和举办的其他活动以外，克莱斯勒还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德国方面管理或者推动的中学和大学，它们是给中国人开办的，其中德语很重要。在这一类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国立同济大学[7]。这所大学于1927年起由德国资助，用德语讲授自然科学、技术和医学，众多的德国教授在那儿工作，其中有我在上海拜访过的生理学家兼人类学家汉斯·施图贝（Hans Stübel，1885-1961）[8]。同济大学有一所附属中学，德语是第一外语，学校的常任校长威廉·欧特曼（Wilhelm Othmer，1882-1934）在中国是最受学生赏识的德国老师[9]。至1937年为止，国立北京大学[10]一直有德国语言与文学教研室。30年代，洪涛生在那里教书，很有成效。同一年代，还有许多德国老师在国立孙逸仙大学（中山大学）[11]，特别是在以德语授课的医学系工作。其他许多大学，德语是选修专业[12]。克莱斯勒没有谈到使用德语授课的教会学校，它们部分是为同济大学提供生源的中学，大多在中国南部地区比如广东、北海或者梅县。然而，自1937年7月中日战争开始，北京与外地的院校几乎再无联系，除了青岛的由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创办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礼贤中学之外。中德学会和天主教辅仁大学有紧密的联系，该大学是由传教团圣言会（Steyler-Mission，Societas verbi divini，SVD）主持的。虽然那里的授课语言只有中文和英文，德语仅仅是选修专业，但大多数神甫和其他外国教师是德国人。最终还得提到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的前身，即慕尼黑的德意志科学院（Deutsche Akademie），当时它刚刚开始在中国活动。据我所知，1937年7月，科学院有三个教授德语的职位：南京（维耶讷·里尔茨，Werner Rilz）、长沙（石坦安，Dieter von den Steinen）、天主教辅仁大学（艾克，Gustav Ecke，1896-1972）。由于战争，不久后科学院就取消了前两个地方的职位。
弗朗索丝·克莱斯勒也谈到了中德学会（她的书中第184～195页）。她根据的是1935～1940年的学会工作年鉴和出版物、原北京的德国大使馆档案以及其他少量文献。即便这样，可能她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原始资料。1981年，她和我进行了多次谈话。她的描述严格遵守原始资料的说明，根本有别于柯伟林（William C.Kirby）在《德国与中华民国》（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斯坦福，1984）里的投机做法[13]。然而，在专制和战争年代，原始的文字资料常常只能说明事物的表面情况，而深藏在背后的相关事情还搁置在黑暗之中。所以，作为中德学会工作的积极参与者之一，我试图帮助澄清原始资料没有指出或者指出得不完整的情况。只有很少的地方还保存着大概唯一附有详细说明的中德学会出版物，即学会的年鉴，所以，这里我首先逐字引用我到北京时中德学会1935年对自身状况的报告[14]：
一 学会的历史
中德学会的雏形是郑寿麟（1900～1990）博士1931年在北平奠定的。他的计划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联络中心，在这个中心里，大家出于对德国古代和当代精神生活的兴趣将进行各种努力，并用科学的方法来扩建学会，以支持和促进这些努力。至于最终目标，创建人的眼里可能浮现了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的中国学院（China-Institut），正如中国学院将在德国阐释中国文化确定为目标一样，德国学院在中国的任务也应该是建立与德国精神生活的联系，并在中国唤起和加深对德国文化所创造的价值的理解。
郑寿麟博士为建立这一学会而立下的汗马功劳，绝不能因为第一回合的努力没有实现目标而遭到贬低。初期，由于缺乏资金和工作人员，中德学会只设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提供的一个小房间里，但还是应该感谢国立图书馆。学会未来图书馆的基础是郑寿麟先生私人收藏的德语书籍。就这样开了头，中德学会的想法也传递给其他行业，激起他们对该计划的兴趣。
经过一系列的事先讨论，在郑寿麟博士、张君劢（1887～1969）博士和袁同礼（1895～1965）馆长的邀请下，1933年3月27日，一群中、德人士相聚于北平，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着手进一步扩大中德学会。此次活动的成果是，1933年5月4日重新建立了学会，其形式就是现在的样子，以此打下了工作基础。在此，还将继续提到学会组织机构的变化。
同年春天，中德学会离开已显得太狭小的国立图书馆办公室，搬到北平东城的一座小房子里，有一个工作室和一个阅览室。在德国负责人卫德明博士以及中国同事杨丙辰博士的领导下，新的学会每周有两次开放时间，学生们充分利用这些时间来咨询和阅览。阅览室包括一个发展得很快的图书馆，有德语图书、报刊和杂志，初期的阅读人数就令人满意。不久，这些房间也不够用了。学会要找到自己落脚的地方，能够提供更多座位。1935年1月，找到了合适的一座房子，并根据学会的目的配备了物品，不久就搬进去。这个新家位于城北，离北海公园极近，距离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国立大学和国立图书馆也不太远。这里拥有1个中等大小的图书馆、1个杂志阅览室、1个学会领导办公室、1个带洗手间的客房、1个衣帽间、1个佣人的房间以及1个小花园。客房可供学会的中、德朋友们短期住宿。
1935年5月22日，学会的新址对公众开放。学会理事会理事和委员会委员作为第一批客人来到学会。下午，学会邀请中国朋友和大部分来自北京德国社区的人参观、喝茶。同时，新计划生效：从现在起，可以全天候使用图书馆；每天下午3点到6点，问询处一直有人值班。
二 学会的组织
郑寿麟先生创建并独自管理的学会最初称为“德国研究会”，德语是“Deutsche Studiengesellschaft”。1933年5月27日召开了会议，在此之前就进行过商讨并作出决议，将学会及其管理监督工作委托给一个理事会以及几个委员会，它们应该由中国和德国成员组成。此外，拟任用1名中国常务秘书和1名德国常务秘书。叶石荪（1893～1977）教授建议，学会所关注的两国合作已在人员构成中反映出来，也应该在名称中得以体现。他的建议得到普遍赞同，1933年5月中德学会有了“中德文化协会”这一名称，德语为“Chinesisch-deutsche Kulturvereinigung”。1935年5月22日，学会的理事会理事和委员会委员决议再次更改名称，最终确定了现行称谓“中德学会”，德语为“Deutschland-Institut”。
1933年5月4日，中德学会重新成立时，确定了以下组织计划：
名誉主席
理事会
中方常务秘书 德方常务秘书
总务委员会 翻译委员会 图书委员会
名誉主席是当时的中国教育部部长和德国驻华大使，其余成员由理事会和委员会提名。委任杨丙辰教授和卫明德博士作为常务秘书。1934年秋，杨教授离任，担任开封的河南大学校长。1934年12月，卫德明博士辞去职务……（接下来为董事会和委员会成员的名字）。
中德学会的资金应该来源于中国和德国双方。学会1933～1934年的年鉴指出，双方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令人满意的合作，北平的几所大学和国立图书馆为中德学会提供了赞助。此外，1935年2月，南京中央政府通过外交部和教育部划给学会资金，这部分资助只用于学会出版的编译费用和扩建图书馆。
三 学会的任务
中德学会第二阶段重新拟定的组织计划也粗略地提出了学会的任务。概括而言就是一个目标：创建一个立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学会，能给中国对德国古代和当代精神生活感兴趣的团体提供有力的帮助，并尽力推动他们在这方面的兴趣。另一个理所当然的任务是：学会应该成为这群人与德国相关的机构、人物之间的桥梁，通过这样一个中心，将一切类似的兴趣综合起来，帮助并简化他们的工作。中德学会试图通过以下三项分工来圆满完成这些任务：
（一）总务部
它是三个委员会中的第一委员会，任务是使中国和德国社团紧密联系起来并起到介绍沟通的作用。这个部门特别关注为有意去德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提供书面或口头咨询，为他们申请奖学金和类似的减轻研究负担的资助，为他们介绍德国友人并为其旅行提供方便。
（二）翻译部
它的任务是激励和资助德国文学和学术著作的中文翻译。这项工作应该有系统地进行，所以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逐渐填补中国已有的德语翻译中明显的空白。此外，将来要为中国学校和大学出版德语教学工具提供支持和合作。
（三）图书部
分配给它的任务包括建立一个德语开架图书馆和德语杂志、图书阅览室，以交流或赠送的形式，为中国图书馆和大学提供价格优惠的书籍，并向在华讲德语的人士推广德语书籍。
各个部门都接受上述委员会委员的指导和建议，委员们根据需要碰面。非学会成员的申请要由委员会委员评议并审批。各项任务的执行是中、德两方常务秘书的事务，他们要向委员会报告，如有必要，委员们会酌情出面支持他们的工作。这两位常务秘书也是三个委员会的委员。
就像上述报告里简要提到的那样，中德学会原来的德方常务秘书，即卫礼贤的儿子卫德明博士1934年12月辞职，没有提到原因。实际上是因为他妻子玛丽亚（Maria）的犹太出身的关系，在纳粹统治下，柏林外交部通过驻华使馆有计划地资助中德学会，他的存在会是一个障碍。但只靠中国方面偶尔不定期的补助，学会是无法生存的。我不知道变化的细节，因为当时我还未到北京。无论如何，谢礼士对我多次解释过学会的两项基本方针：第一，学会首先是面向中国人而不是德国人，与港口城市中外国租界的所谓“港口条约”（Treaty Port）的德国人和北京公使馆区保持距离，所以远离他们的区域而安置在城北。第二，为德国和纳粹进行宣传不是学会的任务。当然，由德国方面提供资金的学会不能反对德国的政治领导者而必须作出某种妥协，比如悬挂希特勒的肖像等。谢礼士本人是纳粹党党员，所以，起初在这方面不需要担心学会的处境。
最重要的是德国大使馆代表充满理解的立场，他们都不是积极的纳粹——这一点从1937年起显得特别重要——他们不是日本人的朋友，尤其是大使陶德曼博士、他的代理斐霞和彼德尔博士，他们用上述方式使中德学会能够不受干扰地工作。这几个人都与我父亲很熟，我父亲对德国在华文化政治事务的建议，尤其没有被外交部的资深人物所忽视[15]，这层关系对我也很有用。除了大使馆以外，大多数在北京的德国人——包括纳粹的地方团体领导——与有大量德国社区的东亚其他地方的领导相比，豁达大度得多，而且批判也比较少。我来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格鲁贝尔（Gruber）的德国学校的老师，他是地方团体的领导，但不久后就返回德国。接替他的先是沃布斯尔（Wobser）先生，德国大使馆的领事秘书，然后是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的领导白迟客（Petschke）先生，这两个有教养的人，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这是否是因为当时北京普遍的宽容与和平气氛产生的影响，或者只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巧合，还无法确定。像哈泽内尔（F.X.Hasenöhrl）这类人[16]，他是奥匈军队的原军官和激进的纳粹分子，在“夺取政权”之前的1932年就已经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支持纳粹的基地，幸好北京没有遭到这种人的祸害。
特别是1939年以后，在其他一些地方，明确告诫政党和官方代表机构的德国人，要断绝与德国交战国成员的一切联系，在大街上不要再和他们打招呼，而在北京，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够自由地继续与所有国家的朋友——包括犹太移民——交往并在我们家里接待他们。特殊的观望者，比如洪涛生很明确地拒绝加入北京的德国团体[17]，而且毫不隐瞒他反纳粹的思想观点，这种人也绝不会遭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抵制。德国大使馆甚至多次在洪涛生经营的杨树岛印刷局（Pappelinsel-Druckerei）印刷使馆的东西[18]。
只要中国和德国方面共同为中德学会提供资金，那么领导权就在中国人和德国人之间同等分配，以后也保持这个均衡平等的结构。然而，德国资金逐渐增加并最终成为唯一的资金来源，使德方对学会的领导管理，尤其是对学会的支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必须和德国大使馆结算经费。不过，学会仍要依赖中方的参与，一些中国人仍然能像从前那样施加影响。他们之中首先要说到杨丙辰。杨丙辰一战以前大概包括战争期间曾长期在德国学习，但没有获得学位，上述引用的报告中提到的博士头衔是出于误解。但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口头和书面德语，他自己也喜欢表现这一点，所以卫德明招他来担任学会的中方常务秘书。杨丙辰几乎不能应付上面提到的河南大学的校长工作，在河南没待多长时间就返回北京。其实，杨丙辰头脑糊涂，并非学者[19]，虽然翻译了许多德语的文章，但没有发表学术论文。由于他的译文太流于字面，因而得不到文学品位高的中国人的赏识。杨丙辰非常依靠翻译稿酬生活，为学会翻译了非常多的东西。我们偶尔试图让他改变一些太字面化的翻译，但他不得要领：比如他将天上的银河（Milchstraße）翻译成“牛奶道”，而不是天河或银河。中德学会的下一任中方常务秘书也是卫德明推荐的，天主教大学经济学教授董洗凡，他曾在德国学习，但无法与谢礼士友好共事，很快就辞职了。1936年起，谢礼士请到冯至（1905～1993）来合作。冯至1935年在海德堡（Heidelberg）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就以日耳曼语文学家和作家而成名。可惜，同一年他也离开了北京，应聘去上海吴淞的同济大学，但名义上还保留中德学会中方常务秘书的职务，所以，没有任命另外的接班人。冯博士在德国学习期间，我就大致上认识他，可惜没有机会与他在学会里共事。张天麟虽然名义上受谢礼士的领导，但是作为唯一固定的中国工作人员，并非没有影响力[20]。对学会起决定作用的资助者还要提到北平国立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博士。我来到这里后不久还能去拜访他，但日本人占领后他离开了北京。
德国方面，除了学会的德方常务秘书，住得离学会很近的同事艾克博士积极参与了学会的工作。他在德国学过艺术史，一战时曾是预备役军官，20年代初期开始先后在中国的厦门、北京生活过。他接受过优秀的西方教育，还逐渐掌握了中国艺术和工艺品的丰富经验和知识。艾克的性格突出而且独特，非常有创造性，但心思不稳定，很情绪化，有时候很难和其他人打交道。艾克是德意志科学院的教师和天主教辅仁大学的教授[21]，同样由德国官方支付薪水。面对任何事情，他都懂得如何巧妙地保护自己。在并非绝对可以信赖的德国人面前，他就隐藏起自己通常比较鲜明的反纳粹态度。在上海生活的纳粹分子——中国的地方团体领导拉尔曼，在纳粹专政以前就是艾克在德国的熟人。拉尔曼来北京，艾克从不怠慢他，将他当作“老朋友”邀请到自己家里，并以自己讲究的生活方式令拉尔曼留下印象[22]。就这样，艾克从不需要担忧这方面的事情。以后，在学会的事务上我还得多次征求艾克的建议。住在城东，离学会很远的卫德明很自觉，几乎不到学会来，但我经常见到他，偶尔也征求他的意见。最后要说到洪涛生，他有时来学会[23]，学会偶尔给他一些印刷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