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1912～1950年

第一章 前言

这本自传最初受到了弗朗索丝·克莱斯勒（Françoise Kreissler）女士的《中国的德意志文化活动》（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巴黎，1989）一书的启发。该书第184页至195页讲述了北京的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而本人曾于1937～1945年在那里工作过。克莱斯勒女士认真研究了现存的有关学会历史的资料并就此多次询问过我，不过，由于资料的缺乏，她的书中呈现出来的学会形象很不完整，需要加以补充。中德学会的工作对我大学毕业以后的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有鉴于此，我对学会的情况进行了补充，并形成了我的自传。这本自传不应局限于我在中德学会工作的那段时期，而是加以扩展，从孩童时期到1950年从中国返回德国。此后，我开始了新的生活阶段。

这本自传没有我父亲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的《两个世界的回忆——个人生命的旁白》（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 Randglossen zu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的高水平。时代在变化，我认为，我父母那个年代的人不会讲出来更不会写下来的细微私密的日常生活，不能排除于本书之外。我的记述绝对比不上我父亲对他那个时候的中国，尤其是政治情况的描写，也赶不上他对这个国家的洞察。我谈得更多的是在中国的日常生活、我当时的家，谈我的工作岗位——中德学会的内部情况、北京的汉学家等。我还认为，那些仍然保留在我记忆中的一些小插曲，只要能够说明当时的环境，也不能舍弃。关于他与我母亲的相识和结合，我父亲恰恰只写了七行（见上述《两个世界的回忆》德文版第95～96页）。在他婚前在中国度过的8年时光里，从未认真关注过女性，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他从来没有谈过这件事，而这些事情在我的生活中却的确非常重要，我想必须讲得详细点儿。此外，我们父子的个性也不尽相同。我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外交官，政治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使在家里他也穿戴整齐，仪表庄重威严，不过绝不傲慢；他自信，又要求他人的尊重，从不失态。他非常符合19世纪后期人们理想中的绅士形象。而我的情况正好相反，对我来说，政治是个陌生的世界。我更向往无拘无束，经常不修边幅，举止亦笨拙不堪，也很少考虑什么是体面，而是顺其自然，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最后，关于个人的生活历程，我感到作为历史学家，也有义务在书中容纳一切重要的事实和看法。我父亲写的其实也并非自传，他只是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旁白似的评注，正如他的回忆录副标题所代表的含义。

除了依据自己的回忆，这本自传的主要资料来源是：第三章中我母亲简短的日记、第四章和第五章里我的日记，以及第五章中我在中国时与父母的通信。标题的措辞，受到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心系中国》（Chinabound，纽约，1982）一书的启发。

香港的维耶讷·布格尔（Werner Burger）博士浏览了全部手稿，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改进和补充建议，我应当特别感谢他。汉堡的刘奋明（Liew Foon Ming）博士阅读了部分手稿，我要感谢她的一些提示。此外，许多朋友向我谈到他们的个人情况、姓名的中文写法或者其他资料等诸如此类的信息，以此来帮助我，所有这些人都值得我感谢。没有这些多方面的帮助，这份手稿是无法完成的。最后我要感谢波鸿（Bochum）的教授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1999）博士仔细的阅读，也感谢他的同事，特别是埃德尔特劳特·拉施克·王女士（Edeltraut Raschke-Wong）的辛勤补充、修改并编辑成稿。只有在所有人的帮助下，这本书才能以现在的样子出版。

傅吾康

1994年11月底

八打灵再也（Petaling Ja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