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济转型：鸦片走私、苦力贸易、赌博及其他

澳门的经济转型，亦即从早期以国际贸易为主的贸易中转港经济，过渡为以鸦片贸易、苦力贸易、赌博业为主的非常规经济，启动于澳门的经济衰落时期。从时间上说，从乾隆四十年（1775年）澳葡允许外国人用额船贩运鸦片开始，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亚马勒总督批准在澳门设立番摊时完成，历时大约80年。在此期间，澳门的转口贸易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鸦片走私贸易、苦力贸易和赌博业，也就是说，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以鸦片走私贸易、苦力贸易和赌博业为主要增长点的新的经济模式取代了历时已久的以国际转口贸易为主要特征的旧的经济模式，澳门实现了第一次经济转型。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一跃成为鸦片走私贸易的主要基地，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受到沉重的打击，以鸦片走私为主营业务的葡萄牙商人也逐渐转往香港。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来自香港的数量庞大的鸦片，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澳门转口输入中国内地的。澳门地处西江水网地带，港汊密布，小型船只往来极为方便，而且澳门华商与内地、沿海有着密切而广泛的商贸关系。通过华人沿西江私运鸦片，澳葡政府在经济极度衰落的情形下发现了一条新的经济道路，同时也使有着悠久历史的澳门走私华商找到了新的商机，正如英国人所说，“澳门的贸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走私贸易，换言之，就是中国商人不照章纳税，输入鸦片和洋货而在沿海或内地分销”^[13]。1845年11月，葡萄牙政府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实际上是公然给澳门华商的走私贸易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在新的形势下，澳门又成为仅次于香港的鸦片走私贸易中心。关于澳门鸦片走私的具体情形，目前还没有公认的准确数字。据有关资料反映，从1845年开始，“熬制的鸦片一度通过澳门转运”^[14]。1862年6月，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报告说：“现查澳门绕越私入内地洋药，每月有五六百箱之多，而随此大宗洋药，其余进出口各项货物均系漏税之件，以致百弊丛生。”^[15]

由于鸦片走私渠道畅顺、数量巨大，澳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香港鸦片进入中国内地的重要贸易口岸，每年总量基本保持在1万箱以上。1871年，进入澳门的鸦片约11567担，占了香港可供销量的10%，以进入中国内地的单个鸦片销售口岸作比较，仅次于香港的15848担。从香港进入澳门的鸦片，除了澳门本地的少量消费外，绝大部分是通过走私方式进入中国内地。而通过粤海关进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通常不到实际进入中国的鸦片总量的1/10。

尽管广东政府加强了关税稽征和打击走私的力度，澳门的鸦片走私活动仍未见收敛。在澳葡当局的庇护下，大批华商继续以各种方式走私鸦片。在小马溜洲税厂设立不久，就发生了华商陈三有勾结葡人走私鸦片，导致中葡外交冲突的事件^[16]。可以说，大量的鸦片进入澳门，再以走私方式进入内地，许多华商参与鸦片的运输、贮屯、熬制和贩卖。这种情况，自1840年之后就没有停止过，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与此同时，澳门华商经营鸦片的另一种方式，是参与鸦片经营权的竞投。在澳门半岛及离岛，澳葡政府实施鸦片专营，通过竞投，任何人都可以获得澳门、氹仔、过路湾的煮卖鸦片专卖权。在1874～1913年，澳门、氹仔、过路湾的鸦片生意基本上是由华商控制的，其中最著名的华人鸦片商有何桂、何连胜父子、卢九、胡衮臣、陈六及其子侄陈厚华、陈厚贤、陈厚能等。陈六家族自1882年起，直到1913年，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鸦片生意长达30多年，堪称晚清澳门最大的华人鸦片商。1878年之后，“近来澳门拍卖包揽卖烟之事权，有人竟出洋一万之多。较诸去年，实贵洋五千七百五十元。此权以三年为限，每年给官洋二万三千元，较诸前数年实增五千余元云。”^[17]尽管每年的承充规银不断上涨，但当鸦片专营权出投时，仍有不少华商踊跃参加竞投^[18]。

苦力贸易是推动经济转型的另一重要“产业”。1851年，澳门兴起了有组织的华工输出贸易，1866～1873年，澳门的苦力贸易达到了高潮，从事人口贩卖的商行甚多，1871年“苦力贸易行”达到了24间，其中一间名为“卡尔内罗”的贸易行就安排了1754名人贩子为其效力^[19]。据不完全统计，从1847年至1874年，古巴和秘鲁分别掠去十四万和十二万华工，大多数是从澳门运出的^[20]。

因为苦力贸易本小利大，有利可图，而且还受到澳葡政府的保护，许多华商也参与进来，将自己的行铺改作招工馆，以广招徕，“查澳门之招工棚、馆，皆华民之行铺或栈房改造者居多，其间可容其百余人暂行居住，然而关守极严，只有一门可出入”^[21]。华商参与苦力贸易，通常的做法是，由华人充当的猪仔头与葡萄牙人议定猪仔价格，讲好条件，签订合同，然后把苦力贩运至南美国家。据徐艺圃统计，1873年前后，澳门有德记、咭咭行、日斯巴里亚、大班地、来吉掳那哈、和生、锡合、合和、和记、和升栈、潮州礼、祥利行、锡记猪、高楼锡记、白麻、白马、和利、信合、新合、新义和、同发、新算和、合兴、怡生栈、饭焦、虏即答、新昌记、新全合、广记、新记、意生、义生、和益、茂林、仁和、兴昌、三角市、澳门公司、新福泰、新茂隆、恒发、信昌、新祥泰、镇祥泰、义合、发合、增祥泰、新风记、冯昌、新捷元、新发、大光地、如意、来记、礼记、新财合、根泰、新发合、博罗阿堂、尽记、新公司、安记、新泰来、仁济大街、利生、新万合、黎阿柏、晏记、泰来、赖记、有信、茂经、新长泰、六合、广福来、伙计、黎阿昌、如意来、新发堂、大邦地、新金记、行昌记、新问合、新怡和、广益隆、新泰隆、林茂记、新成发等95间猪仔馆^[22]。从上述占多数的中式商号名称来看，亦可证明华人华商参与并主导了当时的苦力贸易。

与此同时，赌博业也从暂时救济式的产业向政府主导的主干型产业转化。1846年2月16日，澳葡总督发出训令，批准番摊赌博，但到1849年4月才正式发给牌照。随后，赌博业成了澳门最重要的财税来源^[23]。赌博业的兴起和发展，确实给晚清澳门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据1878年5月18日《申报》报导，当时赌风日炽，澳葡政府收入大增，仅白鸽票的年收入，便达几十万元，“葡萄牙官每岁出牌准人经理此事，该牌近年来纳费于官者，计洋十三万一千元，而今年则风闻可得洋四十五万元”^[24]。

澳葡政府对赌博业没有像广东政府一样时开时禁、摇摆不定，而是将赌博逐渐产业化、规范化，开赌政策一直比较稳定，有关法规也逐步完善。澳葡政府所营造的这种政策环境，对赌博业的发展十分有利。实际上，自1850年之后，由华商控制的赌博业对澳葡政府的财税贡献甚大。在近代多个财务年度，赌税在澳葡政府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大多接近或超过50%，在1882～1910年，有多个年度接近或是超过60%。其中，1882～1883年度占69%；1884～1885年度占75%；1885～1886年度占60%；1908～1909年度占59.76%。由此可见，仅就赌博业对澳门政府财税的贡献率而言，早在19世纪下半叶，赌博业已经成为澳门最重要的支柱产业^[25]。

澳门临近中国主要的丝茶产销基地珠江流域一带，而且是西江贸易的天然出口，通过水陆路输运货物十分方便；此外，澳门靠近香港，在香港与西江沿江开展直接贸易之前，因为关税原因，大批的土洋货物通过澳门在广州、香港之间中转，澳门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贸易港口。因此，进入19世纪70年代之后，澳门贸易的一大特色，就是大批货物在澳门、香港之间输入输出，输入的货物主要有棉织品、毛织品、棉花、鸦片等，输出的货物主要有丝、茶叶、锡、糖、烟叶等。以此为基础，以走私为主要特征的对外贸易也兴旺起来了。这一时期澳门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以澳门作大本营，绕过中国海关，将土货、洋货偷运出入的走私贸易。

综上所述，澳门的鸦片贸易、人口贩卖、赌博以及走私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澳葡政府亦由此获得了新的经济动力。显然，这些贸易形式，如果没有大批华人的参与和推动，是很难形成的。当然，华人亦从此展开了新一轮的商业征战，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必须指出的是，澳门此次经济转型，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对澳葡政府而言，这次转型带着困厄之中死而复生的“被动”意味，尽管其代价巨大，“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商业中心堕落成了中国的蒙地卡罗，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道德沦丧，澳门开始依赖这种当时中国认为很肮脏的税收来源——这就是香港的自由港政策带给澳门的最大的惩罚之一”^[26]。但是历史证明，这次转型“挽救”了澳门经济，并初步形成了今天澳门经济的大致格局，其意义不可低估。从社会层面上看，以鸦片贸易、苦力贸易和赌博业为核心产业的新经济模式，因其“罪恶性”而遭到传统社会的谴责和唾弃，这就决定这种经济模式带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阶段性，苦力贸易、鸦片走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式微，甚至消亡，而赌博业却因为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坐大”而得以持续发展，直至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