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成立背景

（一）高丽共产党两派

旅华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悠久，可追溯到1919年秋，当时来自苏俄远东地区的韩人共产主义者开始在上海韩侨中间传播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共产主义思想。^[2]其中代表人物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李东辉及国务院秘书长金立。列宁政府对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直接提供了经济援助。^[3]出乎意料的是，其结果导致了朝鲜独立运动阵营内部无休止的争吵和分裂危机。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中国派遣员维经斯基（Voitinsky）直接指导旅沪朝鲜共产主义者成立了早期共产主义小组。^[4]1921年上半年，上海和贝加尔湖以西伊尔库茨克两地先后出现了高丽共产党，朝鲜（韩国）史分别称之为高丽共产党“上海派”和“伊尔库茨克派”（简称“伊市派”）。^[5]早期旅沪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有李东辉、金立、金万谦、安秉瓒、朴镇淳、吕运亨、赵东祐、玄鼎健、尹滋英、金河球、赵东祐、张建相、康景善、曹奉岩、金丹洽、林元根、朴宪永等。1922年秋，高丽共产党两派曾在贝加尔湖附近上乌金斯克举行合并大会，试图实现统一，但由于两派矛盾激烈，互不相让，最终被共产国际勒令解散。^[6]尽管如此，高丽共产党还是为后来朝鲜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境内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朝鲜共产党海外部

1925年4月17日，曹奉岩、金在凤、金灿、金若水、俞镇熙、朱钟健、宋奉瑀、金尚珠、赵东祐、尹德炳、独孤佺、崔元泽、陈秉基等人在朝鲜京城（首尔）黄金町中国料理店雅叙园秘密聚会，成立了朝鲜共产党。4月19日，朴宪永、曹奉岩、林元根、金丹洽、权五卨、金灿、林亨宽、安相勋、申哲洙、金尚洙、张顺明、朴吉阳、金东明、洪增植、曹利焕等人在京城薰井洞4番地朴宪永家里聚会，又成立了高丽共产青年会（共青团）。

1925年11月发生了第一次朝鲜共产党大搜捕事件，不少党中央干部开始流亡上海，直到1928年7月发生第四次朝共大搜捕事件为止，大多数朝共中央干部流亡到中国境内的满洲（东北）和上海、北京等地，继续开展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其中旅居上海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人数最多。1925年11月间，旅沪朝共干部曹奉岩、金灿、赵东祐、金丹洽等人经协商成立了朝鲜共产党海外部，作为朝鲜共产党的海外组织。其实，朝共海外部是朝鲜共产党的第二线组织，也是朝共的一个海外支部，它并未固定活动根据地。1926年2月，海外部给朝共中央执行委员姜达永发出通信称：“我们侨居海外的党员聚在一起成立了海外部，希望今后朝鲜共产党和我们海外部进行联系。”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指出：“如果党指导海外部组织，就会违背于共产国际的指导。”^[7]此后，由于朝共中央多次遭到日帝的毁灭性破坏，党中央和海外部之间无法直接进行沟通或传达指令。

1926年4月，共产国际鉴于中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决定在上海成立远东部机构。同年8月，经南满春（来自莫斯科）介绍，曹奉岩作为朝共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部代表会议。远东部本部设在上海公共租界静安寺路德国人洋馆楼上，与会者共6人，除了远东部负责人（苏联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之外，还有中共代表陈独秀和瞿秋白以及朝共代表曹奉岩。

1926年6月10日，以“李王国葬日”事件（“万岁”事件）为开端，朝鲜共产党又遭到第二次大搜捕，党组织再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幸免于被捕的洪南杓、具然钦等中央干部逃往上海，也被接纳为海外部成员。由于朝共第二线组织及大搜捕事件，海外部遂决定按照共产国际上海远东部的指示开展工作，同时设法与朝鲜国内同志相呼应。曹奉岩作为朝共代表参加远东部之后，直接指导了朝共海外活动。

1926年12月，朝鲜共产党（所谓“ML党”）虽然召开了第三次全党代表大会，但并没有取消曹奉岩的朝共全权代表资格，也没有发出有关将来组织活动的指令，中央与海外部之间处于脱节状态。正当这时，中国北伐战争胜利在望，共产国际远东部于1927年4月上旬将本部迁至汉口。直到同年5月下旬，朝共中央才委托党员安秉珍指示曹奉岩作为朝共代表，出席在汉口总工会会馆举行的泛太平洋劳动大会。大会结束后，曹奉岩在汉口滞留三个月，观察中国革命运动，因发生了武汉分共事件，只得离开该地。1927年9月上旬，当曹奉岩返回上海时，国民政府最高政治顾问鲍罗廷给了他600元（中国币）旅费。当时，曹奉岩与朝共中央没有任何联系，因而他一直没有向朝共中央报告大会情况。

（三）中国国共两党的分裂

在中国大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决定性的先锋作用，影响巨大，深入人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权派和地方军阀势力不甘心革命成功后中国将变成共产党的天下，因此公开举起反共旗帜，在各地接连发动一系列反共政变，国共合作面临不可调和的严重危机。直到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武汉分共为标志，国共合作最终破裂，大革命半途而废。

从大革命爆发以来，旅华朝鲜人和旅俄朝鲜人纷纷前往广东，主要分布在黄埔军校、国立中山大学、广东大沙头飞行学校和国民革命军各部队。现将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警察署关于留粤朝鲜人综合调查统计情况（1926年11月22日）介绍如下。

（1）毕业于俄国士官学校的朝鲜人被共产国际本部派到广东政府军内担任炮术技师，目前在各军任职的朝鲜人，第一军8人，第二军6人，第三军6人，第六军4人，共计24人。（2）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军官团）毕业出征的朝鲜人军官，第一军15人，第二军12人，第三军9人，第四军5人，第六军7人，共计48人，其中战死7人，负伤9人。（3）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朝鲜人19人被分派到各军，13人作为补充军官仍在补习军事教育，共计32人。（4）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80人，入伍生148人（截至11月22日），共计228人。（5）广东中山大学本科及预科生，共计13人。（6）义烈团员、丙寅义勇队员、共产党员、无名独立团员等，共计60余人（其中包括飞行学校学生6人、被派往俄国飞行学校者2人以及各军内军官13人）。以上总计405人，其中出征者91人和被派往俄国的2人除外，目前留粤朝鲜人总数达308人。^[8]

上述的统计未必准确可靠，但它说明投身于大革命的朝鲜人至少达400人。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朝鲜人来到武汉和南昌地区开展活动。国共合作破裂后，多数朝鲜共产主义者跟着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以及海陆丰斗争，仅在广州暴动中壮烈牺牲的朝鲜青年就达150多人，^[9]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朝鲜民族精华。他们当中到底有多少共产党人，如今已无从查考，但是可以肯定，跟着中国共产党参加两大暴动的朝鲜人，无疑是共产主义者或是共产党同情者。据金弘壹回忆，参加广州暴动的朝鲜人中有很多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由于当时的中共组织关系档案至今仍未公开（或失传），所以也无法确认哪个朝鲜人是当年的中共党员。像张志乐（金山）这样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曾经投身于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九死一生才活下来，奉命于中共危难之际，担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最后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陕甘宁保安处杀害。当然，这并非中共本身的错误，而是执行中共政策的人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恶。无论如何，像他那样作为中共党员在中国革命队伍里活动过的韩籍党员肯定不在少数。

另外，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中国革命队伍中的朝鲜人也开始分化，其中少数人仍然留在中国军内任职，而多数人则离开中国革命队伍，回到关内地区朝鲜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祥地——上海，准备重整旗鼓。从1927年首次国共合作破裂到1933年初中共中央撤往江西中央苏区为止，上海便成为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场所和反日、反帝、反蒋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