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主要研究成果与研究动向
20世纪50年代以来，韩国学术界关于临时政府与中国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和组织运作以及独立理念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料上厘清临时政府最初的创立过程及其早期的主要活动。80年代以来，开始对临时政府创立的基地——1910年代中国上海地区的韩国独立运动团体进行研究。在关于临时政府组织运作和各地临时政府机构统一过程的研究方面，一方面有学者主张通过对俄罗斯的大韩国民议会和上海临时政府以及汉城临时政府的统一过程的研究，以确立汉城韩国临时政府的正统性。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大韩国民议会与上海韩国临时政府完全没有实现统合，其根据是：第一，虽然大韩国民议会通过发布宣言的方式宣布解散，并统一于上海韩国临时政府，但不过是不完全的统合；第二，围绕上海临时政府的正统性以及组织改组等问题，国民议会与临时政府之间仍然纷争不断；第三，由于大韩国民议会与上海临时政府的矛盾不断，结果导致大韩国民议会的重建。
不过，到90年代前半期，研究情形发生了变化，主要是由俄罗斯、上海和汉城的国民议会以及临时政府统合过程的研究演变为国民议会以及上海、汉城临时政府的实体性问题以及临时政府体制改组问题的探讨，归纳起来，就是和上海临时政府统合的组织体不是汉城政府，而是被称为“传单政府”的、以“新韩民国政府”为组织主体的京城独立党。而且，促进上海临时政府与大韩国民议会统合的安昌浩和李承晚，虽然在统合过程中矛盾不断，但是彼此都认为汉城临时政府才具有统合的名分和实体性。这些学者否认上海临时政府与韩国国民议会统合的传统见解，认为所谓统合实际上是临时政府体制改组问题的破裂。此外，关于临时政府建立时期安昌浩、李承晚与临时政府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有学者指出，上海临时政府成立初期的运作体制构想，实际上是安昌浩、李承晚和李东辉的“三驾马车”式的寡头政治。这一时期，临时政府分别推行李东辉的“亲苏战争独立论”和李承晚的“亲美外交独立论”，将其作为临时政府的独立战略。研究者指出，临时政府成立初期，政权体制不安定的原因就在于李承晚的专横作风，李承晚主要通过在美国的秘密渠道遥控临时政府，因而造成临时政府政局的不稳定和混乱。
90年代后半期，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的背景以及韩人社会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辛亥革命以后，流亡中国的韩国人已经组成正规化的支援辛亥革命的连带团体，并积极为辛亥革命筹措资金和直接参加辛亥革命，期待着韩国独立运动和韩国革命，也能像中国革命一样取得成功。第二，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上海形成的韩人社会，是支持临时政府的主要社会势力。第三，与其他地区相比，上海地区的韩人社会身份较高，并享有较好的教育条件，因而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态度也较为强烈。然而，在尹奉吉虹口义举后，由于临时政府撤离上海，韩人社会部分显示出亲日倾向，并在日帝的保护下谋求经济发展，使韩人社会呈现出两重性的特征。此外，对于临时政府宪政体制和政府形态的研究，也出现了若干重要成果，主要是厘清了直到五次改宪为止临时政府改宪与政府体制的关系。具体地说，一次改宪即制定临时宪政与实施总统制；二次改宪与国务领制；三次改宪与国务委员制；四次改宪与主席制；五次改宪与主席、副主席制。对临时政府形态的研究，则明确划分为1919～1925年的总统中心制、1925～1927年的内阁责任制、1927～1941年的管理政府制、1941～1945年的折中内阁制等四种基本形态。
关于临时政府独立理念的研究，主要是对临时政府独立运动的代表性人物赵素昂的三均主义、申采浩的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及安昌浩的大公主义的研究。此外，90年代后半期以来，也展开了对临时政府的建国纲领，金九的独立运动路线，临时政府左、右派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对临时政府内无政府主义理念的研究，并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其研究结论大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临时政府成立初期所主张的虽然是自由民主主义路线，但政府初期的独立运动战略仍旧是复辟意识的残存。第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临时政府形成单一形态的韩国独立党，其纲领要旨就是安昌浩的大公主义和赵素昂的三均主义，而赵素昂的三均主义成为临时政府后来各主要政党的基本理念，安昌浩的大公主义与赵素昂的三均主义相比，其内容并无大的差别。第三，临时政府的基本理念是以三均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也是以临时政府为中心的各种政治势力能够合流的理论基础。最后，临时政府在1941年中期发表了将三均主义具体化的《大韩民国建国纲领》，一方面将其作为韩国独立运动的方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韩国光复后与美国和苏联在政治理念上相区别，以实现临时政府奉行修正资本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的建国理念。这部建国纲领的核心内容相当程度地影响了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时制宪宪法的制定。
2.韩国临时政府在华的外围团体和政党组织以及左、右合作运动的研究
对韩国独立运动团体的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为限大体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研究临时政府成立前在上海地区成立的韩人政党团体和二三十年代的义烈斗争团体，主要包括同济社、新韩革命党、新韩青年党以及义烈团和韩人爱国团的研究。随着唯一党运动研究的展开，临时政府关于左、右合作运动的研究，也提上了日程。进入90年代以后，学术界出现了以大型的政党团体为对象进行的研究。首先，对临时政府在上海时期的基层组织上海大韩人民团以及其外围团体韩国劳兵会、丙寅义勇队、韩人爱国团、兴士团、义烈团、左右合作政党高丽共产党、留沪韩国独立运动者同盟、无政府组织南华韩人青年联盟等团体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次，90年代，研究者也倾注于对韩国独立运动政党的研究。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对上海和重庆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革命者联盟、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新韩民主党、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朝鲜民族解放斗争联盟及其联合团体——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等研究成果的发表。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一是上海地区韩人独立运动团体的活动是三一运动的导火线，并奠定了上海韩国临时政府成立的基础。二是上海地区的独立运动团体实际上具备了临时政府直辖的基层组织行政和议会的职能，并成为地方自治机构，由此影响了在海外其他地区成立的独立团体的性格。三是以临时政府的立场展开独立运动是十分困难的。所以，独立运动初期主要以韩国劳兵会、丙寅义勇队、韩人爱国团等名义展开活动的情形较多。四是独立运动团体的发展，经过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唯一党运动，到30年代形成韩国独立党和朝鲜民族革命党等政党组织，临时政府以这些政党组织为中心运作，实行所谓“以党治国”的体制，而且，通过政党的成立，可以克服临时政府缺少政治理念的状况。最后，随着唯一党运动的展开，其中的左派结成留沪韩国独立运动者同盟，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从事反帝斗争。但是，1933～1934年，该同盟主要人物受到日帝的缉捕，因而力量大大地弱化。而30年代中后期，以临时政府为中心的独立运动团体，全部组织成政党，并以政党的组织形式开展独立运动和促进左、右合作运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独立运动政党以临时政府为中心开展的左、右合作运动的研究日益关注，这主要是因为，随着韩国的民主化运动取得进展，南北合作与民族和平统一成为学术界追求的目标，所以，对于历史上临时政府的左、右派合作加以关注研究。此一方面的成果，特别体现在对独立运动中左派组织，尤其是朝鲜民族革命党和临时政府的合作以及以此为中心的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等的研究。此外，临时政府与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果。
上述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第一，必须从左、右合作的立场来理解临时政府成立初期的统合运动和1923年的国民代表会议，国民代表会议是临时政府法统论的渊源。第二，唯一党运动是以民族革命论为媒介，及时排除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革命论”或者“改良主义”的左右联合论，即便后来在会议上发生左、右派的对立和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对立而分成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是至少到1930年7月，左、右合作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第三，唯一党运动与30年代对日战线统一同盟相连接，最终结成了朝鲜民族革命党，但是却没有完全参加金九派的临时政府体系。第四，左、右合作运动是经过韩国国民党和朝鲜民族革命党两党两条路线形成和中日战争爆发以后，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和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的两大联合体，并以此促进了全国联合战线协会的出现。第五，左、右派合作的协议，实际上是在临时政府进入重庆以前有关政党通过会议达成的结论，真正实行只有右派的韩国独立党，而且重庆时代一结束，左、右合作很快出现了分裂。此外，为了相互进行合作，韩国临时政府还与在延安的朝鲜独立同盟彼此派遣代表或留出代表席位，以促进左、右独立势力的联合。
3.对在华的韩国独立运动方略的研究
长期以来，韩国独立运动方略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外交方略。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韩国光复军研究的深入，军事方略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围绕着临时政府成立初期的独立战争论和外交论以及促进论和准备论之间的优先顺序的论争，临时政府最终决定采取安昌浩的以实力养成为基础的外交论和战争准备论的统一，以作为临时政府初期的独立方略。但是，活动在东北一带的独立运动团体多主张战争论，并不轻易听从临时政府的指挥。此外，学术界还出现了对义烈斗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方略的研究以及教育、文化活动和《独立新闻》与韩国独立运动方略相关的研究。外交活动和军事活动的研究，仍然是韩国独立运动方略研究的两大主流。
（1）关于外交方略的研究。
对临时政府外交方略的研究，初期主要集中于临时政府成立初期的外交活动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中心，主要探讨临时政府与列强的外交活动。其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临时政府的军事方略与外交方略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即使外交活动对最后韩国光复没有起到实际作用，但是临时政府通过外交活动及时了解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加以正确应对，其积极作用不应被抹杀。二是对临时政府所设置的欧美委员部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对欧美委员部的组织、地位、外交宣传活动以及和临时政府的纠葛、和国内组织的联系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认为在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外交活动受到诸多限制，通过欧美委员部，确立亲美外交路线，使外交活动与独立准备论互相补充，这是李承晚与国内改良主义者的主要独立构想。三是近年来对外交方略的研究，集中探讨二战时期临时政府通过中国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关系；欧美外交委员部的活动；通过与美国OSS合作，研究临时政府与美国的关系；与英国军队的联络等。而且对学术界所谓临时政府在外交上没有取得特别重大的成果这样传统的负面评价予以纠正，指出临时政府初期通过中国国民政府在有关列强会议上阐述韩民族的主张；在重庆时期，通过与驻重庆的世界各国通讯社与各国驻华外交官的交往，终于使列强在开罗会议上确认韩国独立，并且使韩国成为唯一由列强在国际会议上保障独立的国家。
（2）关于军事方略的研究。
对于临时政府初期军事方略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研究者特别指出，20世纪20年代，临时政府将独立战争作为独立运动的主要方针，但由于内部准备不足和独立方略理解的差异，军事战争一直未能实施。尽管如此，临时政府还是制定了《大韩民国陆军临时军制》等军事法规。此外，还创立了陆军武官学校，以培养军事人才，并努力使西路军政署和北路军政署以及大韩光复军总营等在满独立军编制化，从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世纪30年代，临时政府委托中国军官学校培养韩人青年，以培养韩国军事人才的历史也得到重视和系统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各地的军官学校如何对韩人青年加以军事训练等研究，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在临时政府外围进行活动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军事政策和朝鲜义勇队的研究，特别令人瞩目。抗日战争爆发后，临时政府的军事政策，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作为临时政府军事政策具体环节的军事组织——韩国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和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的考察和研究。
近年来，对临时政府军事活动的研究，还注重对20世纪40年代作为临时政府国军的韩国光复军的成立过程及其抗日活动进行具体阐述。特别是针对韩国光复军如何克服中国军事委员会和朝鲜民族革命党的牵制，以作为国军的创设目标，并确认临时政府保有对韩国光复军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展开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光复军各支队的编制变化和战地工作状况分析；出身第2支队和第3支队的主要人物由于政治倾向不同而发生激烈争议乃至分裂；美军OSS作战内容和光复军有关军事训练；在与中国军事委员会交涉过程中，临时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有关军事交涉等，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关于光复军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近年来韩国学术界取得的重大成果。尤其是最近，研究者还提出了韩国光复军正统性的问题，学者指出韩国光复军与韩末义兵和大韩帝国时期的国军以及与韩国光复后大韩民国国军具有一脉相承性。因此，韩国光复军具有作为大韩民国国军的正统性。
此外，对朝鲜义勇队的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1938年10月在武汉成立的朝鲜义勇队，虽然一开始与临时政府并无任何关系，但是，1942年编入韩国光复军，成为临时政府军事武装的一部分。研究者对朝鲜义勇队加入光复军以及朝鲜义勇军分化的过程，均展开了细致的考证和研究。对朝鲜义勇军创立和抗日活动的研究，也是韩国独立运动武装斗争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因而具有重大的意义。
总之，对临时政府关于独立运动方略的研究，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临时政府成立初期，是主要实行外交方略的时期；第二，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是独立战争准备方略时期；第三，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是临时政府进行义烈斗争时期；第四，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是军事组织准备方略时期；最后，20世纪40年代至韩国光复，是进行独立战争军事方略和外交方略并行时期。
4.关于独立运动主要人物的研究和临时政府的评价问题
从韩国光复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韩国学术界对临时政府有关人物的研究，一直围绕着独立运动主要人物，如朴殷植、申采浩、安昌浩、金九、赵素昂、吕运亨、李承晚、金奎植等重要人物进行研究。近年来，此种研究状况得以改变，人物研究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这些人物，对独立运动有重要关系的人物，如申圭植、李东宁、金枓奉、金元凤、梁起铎、金东三、洪震、朴赞翊、金星淑、张建相、张德秀、郑华岩、李康勋、赵擎韩、柳林、金秉祚、闵弼镐、黄学秀、张俊河、玄楯、申翼熙、李东辉等均有专著、论文或回忆录问世。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就是由研究右派人物为主转变为不再根据人物的左、右理念来进行选择性研究，如近来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所刊行的《岛山安昌浩资料集》等，尤其是《雩南李承晚全集》、《白凡金九全集》、《诚斋李东辉全书》的刊行，均表明人物研究不仅不再根据左、右理念加以选择，而且，学术界展开了对人物生平以及其思想的全方位研究。
另外，人物研究方面值得重视的是，20世纪40年代参加独立运动的人物回忆录作为新的资料陆续出版发行，但是，这些回忆录也存在史实上的错误，因而需要加以考证研究。概括学术界关于人物研究的成果，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一是临时政府成立时期主要人物所进行的独立启蒙运动。二是20年代前半期高丽共产党和受共产国际影响的左派，由于左、右统合的分裂开始离开临时政府。但是，在临时政府残存的人物中，也有改良社会主义者，他们直到30年代前半期归国以前，一直主张改良社会主义的纲领。三是转向延安的人物，即以金元凤为中心的左派势力，他们一方面与临时政府维持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试图与临时政府进行合作，并于40年代参加临时政府和光复军。四是无政府主义者，一面展开义烈斗争，另一面也与临时政府维持密切的关系，40年代也参加了临时政府。五是30年代，在满洲活跃的韩国独立党和朝鲜革命党主要军事指导者在东北地区的独立活动，为韩国光复军的成立准备了主要人才。最后是40年代日本在韩国国内的征兵和征用政策，导致大量韩国青年流亡中国，从而为临时政府和韩国光复军的扩大提供了大量新进人才，但其规模似乎也不能估计过高。
5.关于临时政府的评价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前半期，对临时政府的评价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化。一次是自韩国光复以来，临时政府的研究者基本上是从极端右翼的立场出发，全面肯定临时政府的法统性，以为维新政权的军事独裁统治制造合法性。但是，随着80年代韩国民主化过程的完成，一部分学者由批判军事独裁政权转而开始全盘否定临时政府，以此动摇军事政权的所谓法统基础。这部分研究者不仅否定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且将右翼学者也批判为是支持军事政权的极端保守势力。此一状况的形成，不仅是因为半岛的南北分裂局面，而且也是韩国本身政治上从军事独裁到民主化转型过程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到90年代中后期，对临时政府的评价再一次发生变化，主要是一批年轻学者开始打破在研究领域长期左右对峙的局面，从实事求是的立场，从纯学术立场客观地研究评价临时政府。
近年来，关于临时政府的评价问题，虽然克服了极端化的倾向，但大体上仍然是对临时政府采取肯定态度，其程度甚至超过了80年代，尤其是对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作用的历史价值的研究，学者认为以往的评价过于偏低，而且不能以临时政府若干要人在独立活动中的问题指责为是临时政府的本质缺陷。之所以能够克服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研究极端化的倾向，其原因主要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韩建交，通过对中国的访问研究和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尤其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学者在理念和历史观上的交流，有助于韩国学术界客观评价临时政府的要人所进行的活动。以这样的研究为基础，临时政府史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也开始受到关注，临时政府作为政府组织形态，在26年的艰苦生涯中克服重重困难，从事独立运动，终于使列强在开罗国际会议上明确宣示保障韩国战后独立。近年来，韩国学术界逐渐以全新的国际视角研究临时政府在世界史上的价值，并提出临时政府的存在对于韩国独立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