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证据

在广西贵县罗泊湾贵族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纺织纤维的间接证据——陶纺轮^[5]（图1）。这件纺轮由手轴（hand spindle）、纺锤和保持纺锤垂直的轴（杆）简易组成。手轴用来弯曲纤维，以便在织机纺织前延长长度。当植物纤维的长度可以通过手动扭曲或打结的方式来延伸时，用手轴弯曲纤维不仅更快更有效，而且还能提高纤维的弹性，确保纺好的线既不破裂，也不松脱。因此，在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地区，伴随着农耕而发明的手轴都被视为纺织技术的新石器时代革命。

图1

罗泊湾墓葬遗址的考古年代是中国的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4年）时期，当时南中国刚纳入汉帝国。罗泊湾墓葬包括两位县令及其妻子的遗骸，还有殉葬。^[6]纺纱和织布工具位于墓葬M1和M2中，和县令夫人的遗骸埋在一起。同时还有数量丰富、品质精良的其他商品，其中一座墓葬出土的漆碗上刻有“布山”字样（由地方政府制造）。

汉代存在大量农业生产与工业制造相结合的家庭作坊。^[7]当时，一些纺织品生产掌握在中上层妇女手中。她们在为新贵生产异国情调商品的作坊中监督纺纱和织布。此类情况有图像为证。在云南石寨山皇家墓地出土的公元1000年前的大型铜鼓上，表现了当时日常生活的场景，其中就有一名上层妇女监督一间小型纺织作坊的画面。（细节将在后文详论）^[8]

罗泊湾墓的陪葬品起初包括大量的纺织品，但后来被盗墓贼窃走。幸好还有一份陪葬品的清单被埋在墓中。这份清单显示，陪葬的纺织品有50组套装，包括麻鞋、63个螺栓丝绸、纯麻、纱布和锦缎。除了麻是平民所穿之物外，墓中的其他纺料都是异国情调，乃上层社会人士专用。罗泊湾墓总共发现了14个纺轮，它们的材质、大小、重量和形状完全相同。每个都由浅黄色的陶土制成，并呈双锥形状，即纺锤的两侧斜向内，由两个截锥在底部支撑。

在纺锤的功能属性中，形状是最重要的。通过研究纺织技术的考古证据，笔者以为，中国南方曾独自发明出不同于中原地区（中国北方）的纺织技术。它还进一步表明，一些基本的纺轮类型是通用的，双锥纺锤也并非典型。它们就是考古学家称之为“监测”（diagnostic）的类型，即可以利用它们追踪史前同类群体的发展。类似罗泊湾墓的双锥纺锤首次出现在考古记录是在公元前3000年中国东南的昙石山文化中。昙石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时代早期文化。通过利用“监测”专双锥纺轮类型的研究，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史前时期人群从中国南部向东播散到台湾，再往南进入东南亚大陆的其他地区（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以及在史前晚期进入台湾和东南亚岛（菲律宾）的迁徙运动。^[9]这种模式与早期大米传入东南亚的过程是一致的。^[10]（图2）

图2

越南河内博物馆收藏有两个罗泊湾类型的双锥纺轮，是由法国考古学家玛德琳·克拉尼（Madeleine Colani）在清化省（Thanh Hoa）的和平（Hoabinhian）遗址发掘所得。“Hoabinhian”一词是指从全新世时期（holocene-period）的岩层发掘所得的考古群，并通用于描述石制工具的考古群，时间在公元前10000～2000年。令人疑惑的是，纺轮虽在和平群发现，却未出现在其他和平遗址，也未出现在该地后来的北山（Bacsonian）遗址（公元前10000～8000）。北山文化是和平文化的变体，以圆刃石器闻名。由于浪邦（Lang Bon）的纺轮只是表层的发现物，似乎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它们属于已经具备纺纱技术知识而正在迁移到越南的新石器时代人群所有。

现已证实的是，相同类型的双锥纺轮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期青铜时代史前墓葬的浅层被发掘出来，它们属于冯原文化（Phùng Nguyên，约公元前2000～前1500年）。冯原遗址在史前东南亚地区以发现水稻而闻名。^[11]这些史前遗址位于越南北部的红河和黑河交汇处上游的支流附近，是小型战略定居点。冯原文化的大致时间是公元前2000～前1500年。在越南，双锥纺轮陆续在随后的铜荳（）和椚丘（Gò Mun）文化遗址中发现，持续到较知名的东山（Dongson）文化遗址。^[12]由于越南考古学家将越南文明上溯到冯原文化^[13]，这些冯原和昙石山遗址出土的有指引性的纺织工具使得北部湾地区的考古学和历史学产生了我们一直以来极为需要的互动。特别是，它使我们得以重新评估长久以来的一个争论，即在公元前1000年晚期，其他民族迁入红河平原的可能性，及其对越南文明的建立可能发挥的作用。将近一个世纪前，鄂卢梭（Léonard Aurousseau）提出了越人迁移理论。^[14]鄂卢梭认为，越南起源于公元前333年楚征服越，从而导致大量越的难民从中国南部沿海和河谷迁移到红河三角洲。基斯·泰勒（Keith Taylor）指出，鄂卢梭的理论完全被历史学家所否定。^[15]当时，亨利·马伯乐（Henri Maspero）曾建议：“我相信，对它置之不理是最佳选择。”^[16]克劳迪·马若勒（Claude Madrolle）也拒绝越人迁移理论，而代之以自己原创的理论：古代的越南人是福建人（Hoklos），他们是沿海的海盗，侵入红河平原，创造了一套政治制度以统治当地渔民。^[17]泰勒承认，鄂卢梭的理论虽建立在仔细研究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但却是“奇怪的”，结论是“轻率的”。^[18]在泰勒看来，马若勒的理论虽然值得考虑，却并非以事实为基础，而是以文本、专业术语、大胆猜测的“蛛网”结合来试图补救鄂卢梭的某些想法。^[19]然而新的纺轮数据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鄂卢梭和马若勒的理论，表明大米和纺织技术等的确是从现代的福建省传播到红河平原。^[20]然而这些纺织数据表明，这些传播发生在史前时期而不是历史时期，时间上早了一千年。而且，我的重建也得益于当地半个世纪以来的后殖民时代考古研究，它们证实，早在农耕民族将水稻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红河谷之前千年，越南北部已存在狩猎采集生活了。^[21]

值得注意的是，纺纱的证据与当地流传的红河平原族群起源的传说存在一致性。据越南民间传说，在雄王（Hung kings）这个红河流域最早的土著酋长统治时，红河地区最早的民族还不懂得纺织。雄王们宣称自己为英雄祖先骆龙君的后裔，骆龙君从海上来，制服了当地的邪恶势力，并教授居民种稻和纺织。^[22]

谈到纺织品，越南河内考古研究所古代科技组也收藏了一批越南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遗址的重要“纺织品标本”（textile pseudomorphs）。纺织品标本是已经矿化的纺织品，它们被埋在靠近金属之处，并用盐浸泡以保持其结构不变。^[23]学者们已经确定了几个不同阶段的矿化：一些纺织品以有机形式保留；有些则部分矿化；还有部分则完全矿化。考古所的金属器物盛有的纺织品标本，少数本质上是越南的，其他的有与云南相似的，也有一小部分与中原地区相似。

在河西省（Hà Tây）巴围区（Ba Vi）锦常（）村的瑞多（Doi Da）遗址发掘出一个青铜戟，就遗有矿化了的纺织品标本。瑞多遗址属于公元前1250～前850年之间的铜荳（）文化。由苎麻织成的平纹纺织品的精细痕迹清晰可辨。铜荳文化群继承冯原文化群，也在红河流域种植水稻。技术的连续性也由金属器物的形制表现出来，瑞多遗址中出土的青铜戟的形制显然源自冯原文化的石器原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戟又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中国武器。在中国，从殷商直到第一千年结束，戟都被用于军事中的战车作战。弓箭手立于战车两侧，手持复杂的弓、矛和长柄武器。弓箭手也持剑、匕首、青铜刀（后由铁制成），而战车旁边的步兵也手持戟，以攻击敌人。^[24]上乘的金属被铸造成这样的武器，次等的金属则被用于制造农业工具。^[25]

北部湾纺织工艺的更多证据来自背带式织布机和纺织工具（称为板条和剑）的基本组合。它也是在罗泊湾墓葬中发现的（图3左）。背带式织布机是本地区的基本类型，但直到织布机用拉力形成弯曲之前，它还只是一束棍棒。背带式织布机的最早证据来自浙江省河姆渡的新石器文化遗址。^[26]与罗泊湾织机相似的、更坚实的考古证据，是云南石寨山遗址（图3中）发现的织布机残件。^[27]云南虽然是内陆地区，但其西南边疆通过长江与中国北方相连，通过红河、萨尔温江（Salween）、湄公河与东南亚其他地区相连。正如海厄姆（Higham）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内河运输至关重要的地区，“云南是节点”^[28]。

图3

云南地区与罗泊湾考古更为知名的相似之处，是石寨山皇家墓地的发掘。石寨山位于滇池沿岸，时代为公元前第一千年的最后几个世纪。在此地高级墓葬的发掘中，出土了巨大的黑格尔II型铜鼓，它们绘有滇的日常生活场景，其中一个青铜鼓刻有基于性别的基本劳动分工。^[29]男性主要出现在鼓边缘的战争场面中，而女子则主要出现在纺织的场景。^[30]铜鼓表面上描绘的织布场景，展示了奴隶在纺织作坊中工作的场景。中心人物被较小的奴隶们所包围，有着不同的发型和传统服饰。地位高的奴隶主用另一种珍贵的金属来显示，她是鼓面唯一镀金的人物。作坊主坐在高台上，而奴隶坐在地面上纺织。奴隶主已被确定为滇人，然而其发型也带有汉族的影响，像垂落到肩上的“中国银锭”。^[31]通过其独特的发型、饰品和服装，鼓上所刻的几乎一半的纺织工人被确定为滇族。奴隶主身着宽袖长袍，中央开襟，是典型的汉族服装。在非滇族的纺织工人中，有一个奴隶，头梳顶髻，项戴珠链，着束腰及膝长裙。裙子宽度乃鼓面所示的背带式织布机所织成。《汉书》中记录了此时奴隶和贩卖奴隶的存在；而《蛮书》则进一步将贩奴与纺织相连，记录了滇人从四川抓获技术熟练的纺织工人（特别是因为其缎纹知识），将他们安置在作坊中。^[32]石寨山鼓面所描绘的几个纺织工人，用脚架的背带式织布机连续纺织。使用这种织机，纺织女工便成为机械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其把脚踩在弯曲的支梁（经轴）上时，就会产生拉力。虽然这种类型的织机比其他类型更为便携，它仍有一个主要的弱点，即只能生产限定长度（两倍于织工身高）的纺织品。脚架织机依靠弯曲的拉力保持可移动部件的正常运作。有了这项技术，分纱杆处于易受损的位置，因织工未能保持拉力均匀，分纱杆便要遭受扭曲。为了克服这一问题，背带式织布机用弓形杆锁定分纱杆。虽然约翰·福尔默（John Vollmer）曾断言，这一技术特征只在当今台湾的泰雅族中存在，^[33]但中国的少数民族和越人，也曾运用背带式织布机的这一改进技术。

石寨山铜鼓上所描述的六个织工，每个人都用一个剑型纺锤紧紧地推纱，一个织工负责在织造过程中移开剑型纺锤。同石寨山17号墓一样，这些工具的遗存也在罗泊湾墓中被发掘，带有一个有长梢的卷布轴，一个经轴和一个分纱轴。石寨山铜鼓上描绘的奴隶也使用上面所讨论的那种纺轮来纺织。

李家山遗址也发现有青铜编织工具。这是位于石寨山南部的墓葬遗址，时间在公元前830～前400年之间。^[34]考古学家已经证实，李家山比云南任何其他地方的墓葬都藏有更多的青铜器，且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乃是有纺织作坊需要使用的缘故。青铜纺织工具集中在最丰富的A1墓葬。埋葬的纺织品也体现了性别差异：21和24号墓葬只有青铜武器和带扣，而11、17、18、22和23号墓葬则只有纺织工具。不过，石寨山纺织工具完全由青铜制造，李家山纺织工具则是木制，并带有青铜制的嵌套。

福尔默比较了李家山与石寨山出土的纺织工具，发现它们长度类似（44～48.4厘米），由此他得出结论，两个墓葬都埋葬着精英工匠。他还认为，在李家山17号墓出土的双刃打浆机至今仍然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使用。他还将一把出土的所谓的“刀”作为编织工具，并将一个尖凿状的物品比定为石寨山鼓上所描绘的纺锤。^[35]这两种工具也都出现在上文提到的广西西汉墓葬中。

石寨山还发掘出一件非比寻常的随葬器物，考古报告描述其为“汤匙刮板”，但李约瑟（Joseph Needham）和Ohta Eizo则将其重新定义为用于梳理浸软的树皮纤维的刮刀。^[36]越南也出土了具有相同鲜明特色的青铜工具（图4）。它最初出现在铜荳（）遗址，后又在东山（Dongson）遗址被发现。^[37]树皮纤维对该地区纺织品生产经济贡献无论怎样说都不会夸大，而我们讨论的文物很可能是在苎麻加工中使用。写于公元前3～前4世纪的《道德经》记录了岭南地区曾向周王进献苎麻长袍。汉文史料也提及在上古三代时期，当麻类作物种植失败时，也从南方进口苎麻布。^[38]

尽管东山（Dongson）遗址更以铜鼓而闻名，但是这些墓葬中也含有木织机配件。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东山文化（约公元前500年～公元300年）是代表越南史前史的亮点之一，横跨了青铜时代到历史时期。东山遗址的地理范围被确定从越南北部到顺化（Hue）以北大约90公里，最大的集中地位于越南北部的红河和朱江冲积平原。^[39]东山铜鼓也已在广西、广东以及楚地发现。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岛屿任何地方所发现的东山鼓都是贸易和交流的产物而非当地所产。

河南省（HàNam）维先（Duy Tiên）的安北（Yên ）村东山遗址的越南人墓葬，发现了一口木棺（M7），内盛一具残骸，上覆一件由上好的薄纱（可能是丝绸）制成的裹尸布。^[40]罗泊湾墓葬的埋葬纺织品中也发现有薄纱。在安北（Yên ）遗址，一旦棺材盖被移除，内中之物暴露在气、热、光之下，面料就会迅速解体。在这一关键时期，面料呈现出鲜明的橙/黄色，这与熟知的化学反射过程是一致的。根据现场拍摄的彩色照片即可量化和辨识这一化学过程。^[41]

图5

另一口棺材（M6）盛有一位女性的遗骸，陪葬有木质纺织工具（图5）、漆碗和一个葫芦。木制工具包括两个木梭、卷布轴、搅拌器和双锥纺轮。木梭在编织过程中使用，以使纺线穿过整个织机。在编织过程开始之前，将纺线缠绕在梭上。从技术角度来看，安北遗址出土的木梭属早期类型。整个工具长34厘米，顶部宽2.6厘米，逐渐变细直到0.7厘米。破损的工具则有16.9厘米长，2.3厘米宽，逐渐变小至1厘米。放置在棺材里的两个细棒，与罗泊湾发现的木棒类似。

编织工具更新近的发现将这一互动区域扩展到比红河地区更南的地方。在越南南方平阳省（ Du’o’ng）的富正（Phú Chánh）这个有2000年时间的遗址的近期发掘中，出土了在云南和广西发现的背带式织布机的木构件（图3右）。^[42]出土时，两个带有对称端梁的胸口横梁被初步确定为“王室”的象征，代表着上层权贵的权力。在林同（Lâm ）省的Ma族，林同（Lâm ）省的K’tu族，广南省（ Nam）的K’tu族和顺海省（）的占Cham族中发现了类似的资料。相近形状但较小的物件也已在广东和云南（尤其是石寨山和李家山）发现。

虽然上文论及的纺轮和背带式织机所编织的纺织品的功能尚不能完全确定，但最近东舍（ Xa）遗址的发掘却表明，当时北部湾的一些纺织品是为了陪葬而生产的。其确切证据来自澳大利亚和越南2007年联合考古队的考古学家和文物修复团队。他们在兴安（Hu’ng Yên）省金洞（Kim ）区良榜（Lu’o’ng ）社一块肥沃的冲积平原的灌溉渠旁边，发现了一件纺织的裹尸布和东山服装。东舍遗址首先引起考古学家注意，是因为当时一位当地村民发现一个大型的黑格尔型铜鼓露出灌溉水渠，而水渠是用来控制季节性洪水和延长水稻生长季节的。文物修复队挖掘时，将灌溉渠排干，露出用木船的船尾做的棺材。棺材中有苎麻编织的裹尸布。尸体在入棺之前，是裹在草席中的。同时还发现一个有绳子痕迹的陶碗，两个漆碗（与楚遗址的完全一样），一个葫芦瓶，一件中式的玉耳环和两枚中国钱币。通过放射性碳位素检测，裹尸布最早年代为公元前100±60年。^[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