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化学成分

另外一条重要线索是玻璃器皿制作的最初一步：玻璃生产工艺中的原料。^[17]目前对玻璃器皿使用的玻璃原料的分析有九种，其中八种运用了先进的技术方法，提供了良好的定量数值（表1）。^[18]这些分析历经二十多年，在不同的实验室使用了不同的分析技术。然而所有的分析样本都表明钾玻璃使用了钾作为熔剂。氧化铜是玻璃之所以呈现蓝绿色的着色剂，而深蓝色则可能用了钴类颜料。玻璃内部的网状结构的形成和稳定所需要的氧化物值都十分相近。尤其钾玻璃的特别之处在于其石灰含量低，氧化铝的含量适中。氧化镁含量低则表明钾的矿石来源可能是硝石。^[19]

表1 九个玻璃器皿的化学成分

这样的玻璃成分不见于地中海和西亚，至今只见于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玻璃系统的基本区别主要在于所使用的熔剂的不同，它们被有意识地遵循传统的配方添加以降低石英的熔点，这样的玻璃制作配方通常随时空变化很慢。^[20]现代科学研究对其中的大量元素进行了检测，它们大多不是有意添加，这也使得更精细的区分成为可能。在一项精细的研究中，詹姆斯·兰克顿（James Lankton）和劳雷·杜什比尔（Laure Dussubieux）集中分析了钾玻璃家族的组成，提出应根据不同含量的石灰和氧化铝划分不同的亚类（subgroup）。广西类型的玻璃器皿氧化铝含量适中、石灰含量低，属钾玻璃的第三亚类。^[21]第三亚类的样本分布独特，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尤其是越南北部和华南地区，此外在韩国和日本也有发现。

这种钾盐玻璃同时也是广西所见的主要类型。绝大部分新近分析的合浦汉墓群玻璃制品——主要是玻璃珠——都以钾玻璃制成。^[22]但分析结果也显示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即钾玻璃并不是当时广西唯一可见的玻璃类型。样本分析显示有其他四种类型：一种典型的中国铅钡玻璃，一种铅玻璃，以及两种混有碱、苏打和碳酸钾的玻璃。越南北部和中部的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玻璃成分分析显示了相似的多样性。^[23]出现这种情况的最大可能性是存在着一个跨地区交换的复杂网络。

这种以低石灰含量为特征的钾玻璃明确分布在越南北部至华南地区的北部湾地区。它强烈意味着这类玻璃原本就在本土制作完成。事实上，西晋末年道教哲学家、炼丹家葛洪在其撰写的《抱朴子·内篇》中就明确提到过这一地区最初的玻璃生产工艺以及玻璃碗的制造，云：“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24]“交”“广”就是公元3世纪包括今越南境内的汉代三郡的交州和今广西、广东在内的汉代四郡的广州。^[25]

更多的证据来自1954年广州横枝岗发掘的一座西汉中期墓葬。这里发现了三只深蓝色的模制玻璃碗，形状十分相似，大致呈半球形，外口沿下有一道水平的阴弦纹。^[26]关于它们的来源已有许多讨论，有人认为是来自地中海或者西亚的舶来品。唯一一次公开发表的其中一只碗的X射线荧光分析显示，玻璃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钾盐，尽管证据并不确凿，但不排除所使用的玻璃也是一种以钾作熔剂的钾玻璃，新近所做的化学成分分析能够证实这一点。这三只玻璃碗当与广西玻璃器皿一样也在本地制作完成。不过，它们的器形和造型明显不同。因此，肯定是另一个作坊的产品，或许就位于今天的广州——当时称作“番禺”，也是一个重要的港口。最近发现的另一只玻璃碗进一步表明当时有大量作坊参与制作钾玻璃器皿。它出土于河南中陈棚村的一座西汉晚期墓，用透明玻璃制作，形状近半球形，口沿下有两道水平的凹弦纹。^[27]崔剑锋使用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LA-ICP-AES）进行元素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其化学成分与广西玻璃器皿基本相同。

正如上文所言，广西玻璃器皿的氧化镁含量低表明其碳酸钾可能源自硝石（即硝酸钾），而硝石在东南亚和中国又是以土壤风化后结晶物的形式存在。^[28]这让我们回想起公元300年前后三国时代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所写的一段话：

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亦可浣衣，用之不须淋，但投之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则不可释。^[29]

至此，对证据的重新评估不断指向无论是最初的玻璃生产还是随后的玻璃器皿制造都源自广西当地。玻璃器皿制造甚至很可能还存在多个制造中心，其中一个制作地点很可能就在当时重要的海港合浦的周边，它是现在被称为通往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