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多民族帝国”到构建“单一民族神话”，进而成为“多民族化社会”

位于欧亚大陆东部的小国日本，因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而被欧美各国强迫打开国门，遂进行了政治变革（明治维新），成立了明治政府。明治政府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率先在亚洲实现了产业化和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明治政府吞并了琉球（1879年设置冲绳县）并开发了北海道。在同化琉球人和阿依努民族的过程中，明治政府实行了歧视政策（1899年颁布《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由于与欧美列强为伍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先后于1895年和1910年吞并了台湾和朝鲜半岛，使其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随后，日本进一步向中国和东南亚南洋群岛侵略，一度扩大了“帝国”的版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既是一个“多民族帝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社会”（截至1940年日本本土共有124.1万朝鲜人、2.2万中国台湾人、2.3万中国大陆人居住）。^[1]日本政府以“日本朝鲜同祖论”之类的形式将“日本人”的血统意识与“帝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进行扩张，同时还根据“尊天皇为家长的家人国家观”实施同化政策，通过将民族间差异模糊化的方式，推行“混合民族论”，并在需要时把“日本人”的范畴扩大。比如，“朝鲜人虽有国籍，但在户籍方面对其排斥，而在服兵役时则视情况，有一个从排斥到包容的过程”。^[2]

然而，“日本帝国”的历史却因1945年战败而宣告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GHQ盟军总司令部（占领军）的控制下走上了和平国家的道路，之后日本处于美国的绝对影响力之下。而在战败时日本国内还有近220万朝鲜人和台湾人。日本失去了全部殖民地后，这些原先以“日本帝国”臣民身份居留在日本的在日朝鲜人和台湾人当中的大多数回到了各自的祖国。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人因为生活和语言等各种因素而不得不继续留在日本（其中朝鲜人约60万，台湾人约3万），还有一些回国后又返回日本的人（这些人现在被称为old comer或old timer）。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出现了“单一民族神话”。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单一民族神话”被固定了下来。所谓“单一民族神话”是指“日本国仅仅是由拥有单一起源、共同文化和血统的日本民族组成”的这一观念。^[3]这一“单一民族神话”将战后继续留在日本的、出生于前殖民地的人及其子孙视为“看不见的人”并加以掩盖，在同化他们的同时还发挥了抑制的作用。可以指出的是，构建这种“单一民族神话”是受到了以下双重因素的影响：①到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依据“民族自决原则”，由一个民族组建的单一民族国家才被视为国家的最佳模式。②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当时的现代化理论期待通过现代化产生单一民族化。因此，其中便浮现出nation state（国民国家=民族国家）中的、由统治民族所宣扬的同化必然论，而作为其变换形式的殖民地意识形态，成为战后在日本社会居住的外国人和在外国出生的人之间的一堵坚墙。

20世纪80年代，这一“单一民族神话”开始遭到质疑，关于日本社会多民族性的讨论也日益活跃。早在70年代前期，在日第二代朝鲜半岛人就发起了争取取消就业歧视的运动，进入80年代后，包括第三代在日朝鲜半岛人在内的群体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拒留指纹运动；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接受印度支那难民。80年代，在华遗留日本孤儿及其家属正式开始大批返回日本，而在酒吧等色情场所工作的亚裔女工人数也从80年代初期开始急剧增加。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亚裔男工（当时多数为非法居留者）、研修生、留学生、就学生急剧增加，90年代后日裔南美劳工剧增（另外，外资企业常驻日本员工人数也曾增加）。由于这些新来外国人的流入，日本不得不走向“多民族化社会”。^[4]

表4-1 在日外国人人口流动情况

为了应对这种社会变化，加上日元急剧升值，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出现了“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的呼声，但同一性质的日本和日本人与外国和外国人频繁交流的印象依旧很根深蒂固，几乎无人意识到日本社会的多民族化进程。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定居日本的外国人不断增多，日本国内逐渐开始使用“内部国际化”这个词汇。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新来外国人的定居倾向日益明显，他们出生于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这些人与社会运动承担者之间的“多元文化共存”成为外国人自治体的标语并走向固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