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卷的结构与各章内容
本卷第一至九章以改革开放后的赴日留学为中心，第十至十五章以大批留学生赴日以来日本华侨社会的发展变化为中心。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以下互相衔接的四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至六章，围绕着中国人留学日本，从作为派出国的中国以及作为接受国的日本双方来考察有关的时代背景、理念、战略及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由于本丛书的第一卷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转变及留学生走出国门的历史已经做了详尽的叙述，所以，本卷将主要以日本为聚焦的舞台。
这六章又可以分为三组：第一至二章叙述中日双方的政策与理念变迁；第三至四章是日本学者讨论日本相关政策的演变与背景；第五至六章则是在日中国人教授对日本留学生教育的实践与建议。
第一章的作者孙建明是中国驻日公使、教育参赞，长期在第一线指导留学生工作。在文中作者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关政策展开过程，以及留学生工作发展的几个阶段和留学生工作体系的建构，并重点介绍了多层次开展中日教育交流的现状以及在日留学人员的现状。
第二章的作者李恩民和今西淳子各自具有不同的留学背景，并且正在从事教育与留学生援助工作。在文中作者提出有关中日留学教育的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以中国的学习先进和日本的支援留学为基调；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留学产业化的理念兴起、渗透并为双方所接受，由此造成了留学人员的剧增。相对于此，作者提出有必要立足于东亚的文明史，以全球化的视野，构建一种新的文化载体的理念以扩大留学交流。
第三章的作者田中宏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从事留学生教育工作，并长期引领有关“在日外国人领域”的研究。作者呼吁日本人必须跨越“法律的障壁与心灵的鸿沟”，以多元文化共生社会的构建为目标，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为改善留学生和在日外国人的境遇而积极行动。在本文中，读者可以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了解到日本相关政策对外国人赴日留学及工作的限制及其逐渐放宽的历史过程。
第四章的作者渡户一郎是研究当代日本移民政策及与多元文化社会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也积极投入相关的社会实践之中。在本文中，作者指出，随着“日本帝国”的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建构出单一民族国家的神话并进入高速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面临国际化的课题，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减少、老龄化与地方经济下沉，使得日本的移民政策必须朝着接收包括单纯劳动力在内的外国移民的方向开放。而对于一个多民族社会的建构，他认为只有自上而下的统合模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该有自下而上的融合与共生的基础。
相对于第三、第四章，第五、第六章是中国学者对日本留学政策及其具体实施的评述和建言。作者们均为从留学生成长为在教育第一线指导日本学生和留学生的在日中国人教授。其中，第五章作者邢志强指出了日本吸收留学生政策的理念和实践之间的差距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并提出了如何改善的政策建议。由廖赤阳和王雪萍整理的第六章，选录了中日媒体对十余名在日中国人教授就有关留学生问题所做的访谈，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为正在成长为吸收留学生大国的中国提供参考。
第二部分，第七至九章。视线从时代与政策背景的宏观角度，聚焦到中国赴日留学生这一群体的个案本身。讨论其赴日学习、留学生活、就职选择等活动及其思想脉络的形成与演变。改革开放以来赴日留学生中90%以上是自费留学生，而第二部分的相关部分仅涉及公派留学生，缺乏讨论自费留学生的论文，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遗憾，也说明对于自费留学生的研究亟待加强。所幸，第一卷中的李昱的论文，以及本书第一、二、五、六章对此均有涉及，可供参考。
第七章的作者陈仁端的论述填补了对赴日台湾留学生相关研究的空白。战后来日的台湾留学生，在现代中国赴日留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作者结合自身的亲身经历，回顾了20世纪60～70年代，以台湾留学生为主的东京大学中国同学会的活动，也触及了这个群体国家认同的思想脉络。文章也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大陆留学生赴日，东京大学内台湾与大陆留学生团体的重组与变化做了叙述，并以大陆和台湾两个留学生团体共同举办中秋活动结尾，寄托了一位来自台湾的老留学生的心愿。
第八章的作者张纪浔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首批国家公派留学生。文章中作者回顾了出国选拔、培训、赴日学习、生活、回国工作、再次出国留学和在日任教工作的过程和心路历程，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早期赴日留学生的一个缩影。其中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既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内社会与政治状况，也透视出同时代的中日关系与人际交流。
相对于上述个案，第九章王雪萍的论文则是对首批国家公派本科留学生全体状况的一个调查问卷与访谈。通过这一调查，首次厘清了这批学生的就读学校、专业分布、学历学位、毕业选择、归国、留日或前往第三国等基本状况。作者也结合当时中日双方的社会发展阶段差异，讨论了这一群体在国家使命感与个人发展之间的纠葛，并且从相对的角度对中国这一政策的效果做了评述。可以为王雪萍的观点提供佐证的是，在日本的相关调查表明，亚洲留学生毕业后构成了日本与派遣国和美国之间的知识循环纽带，因此，作者关于毕业去向的调查结果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公派留学生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亚洲留日学生的共性。[7]
第三部分，第十至十二章。大批留学生赴日以及在日中国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得日本华侨社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三篇论文分别从华侨华人社区、婚姻、国籍与认同以及华侨学校与子女教育三个角度分析了这一变化。
第十章的作者王维比较了长崎、神户、横滨三地的传统中华街与东京新宿、池袋等新移民聚居区的变化。相对于被打造为中国商业与文化象征和观光名胜的传统中华街，20世纪80年代以后赴日的留学生和新移民集中于东京，并在新宿和池袋形成新的中国人聚居区，同时也积极进入横滨的中华街。作者从地域、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新老移民的关系以及华侨与主流社会的关系，探索多元文化资本的竞争、共享与融合的可能性。
第十一章的作者张石提供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华侨华人婚姻与国籍的变化的基本数据。虽然日本华侨社会长期保持在日中国人社会的特质，但没有演变为一个华人社会。不过，移住和定居必然伴随国籍与认同的变化与多元性。作者分析了在日华人加入日本国籍的主客观原因，也指出加入日本国籍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第十二章的作者陈天玺出身中华学校，就日本中华学校（侨校）的历史、教育内容、学校运营和最近的变化做了分析。侨校历来被认为是维系民族与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作者指出，2000年以后中华学校人数激增。除了在日华侨华人人数激增的原因以外，还由于一般日本人子女甚至是非华人的外国人移民子女的加入。这也为过去以从事民族教育为宗旨的中华学校，提出了面向多元文化转型的新课题。
第四部分，第十三至十五章，集中讨论了在日华侨社团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新华侨华人社团林立。经过2000年整合以后，以新华侨为中心的一些主要社团相继成立并成为日本华侨社会中最具活力的活动主体。第十三至十五章分别介绍了日本新华侨华人会、日本中华总商会及日本华人教授会议等几个有代表性的团体。
第十三章的作者杨文凯叙述了新华侨华人具有代表性的象征团体——日本新华侨华人会的个案。以华侨总会为核心的日本传统侨团实质上并不接纳所谓新华侨。20世纪90年代，新华侨组织林立，而新华侨华人会的成立，标志着新华侨社区的整合告一段落。作者在本章中对该会成立的背景、宗旨、组织、历任会长及该会的活动均做了详细的梳理。
第十四章的作者廖赤阳提供了日本中华总商会的个案，并对该团体的成立背景、章程、组织、会员企业及主办世界华商大会等活动做了分析。个案表明，当代的日本华商与传统的日本华商无论在思维模式还是市场经营活动上均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该组织一方面以其鲜明的华商特色，在地域社会内部和日本、中国与世界之间起到了积极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也通过社团法人化成为日本的一个普通经济团体，并吸引了大批日本企业加盟其中。通过企业经营与市场活动中的资金与业务合作，华商与非华商的界限有时也不再重要。
第十五章是作者廖赤阳对另一个华人社团——日本华人教授会的调查研究。这是以改革开放后赴日者为主，包括了中国和东南亚学者在内的日本大学教授所组成的团体。除了各自的专业领域以外，该团体与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且拥有相当程度的舆论影响力。作者并不将这一群体单纯地视为所谓高科技、高技术的跨国人才，而是首先将其定位为现代知识分子，并试图从中日关系的时代语境和跨国主义的空间架构中，对其行动和思考进行理解和诠释。
附录一至四，收录了在日出版的赴日中国留学生及日本华侨华人的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虽难免于疏漏，不过，相信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和系统的论著目录。所以，希望这份附录可以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展开提供方便。
最后，有必要为本书书名做一说明。因为这不仅反映了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变动中的现实，也涉及华人研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主标题为“跨越疆界”，这里的疆界并非狭义的国境。因此，英译用了Boundaries而非Border一词。因为留学和散居，所跨越的是政治、地理、社会、经济、心理、族群、文化、价值与身份认同等多重疆界。也正因为他们穿梭于多重疆界之中，兼具多元与包容的性格，从而成为不同世界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副标题原先的设想是“从留学生到新华侨”，但是编者不希望陷入类似“从华侨到华人”这样的单向通行的传统思维定势，所以改为现名。事实上，留学生是新华侨的预备军，但是二者都是“在日中国人社会”的有机元素，新华侨可以通过再留学方式重新变为留学生，而继续定居于日本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留学。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急剧变化的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已经进入了又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新华侨也不再是边缘和变数，而成为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主体和常态。新华侨也加入华侨总会、中华街和同乡会等老华侨的社团和社区之中，逐渐成为其主体。在社会实践中，由老华侨的侨领首先提议取消新老华侨这样的表示区隔的称呼。曾经的新华侨已经逐渐步入退休年龄，日本华侨华人社会所议论的新的对象，并非30年前的“新”移民，而是作为独生子女一代的新留学生，或新华侨子女一代。日本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后”新华侨的时代。2013年9月，日本新华侨华人会正式更名为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意味着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在制度上结束了新华侨的历史时期。[8]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仍然是旅途中的迁徙者，所以英译用了Migrants一词。通过本书的出版，我们希望相关学界可以在继续重视新移民研究的同时，及时注意到新移民向后移民时代的转变。
[1] 详见廖赤阳《在日中国人社会的历史经验与时代课题——兼与东南亚模式相比较》，李元谨、廖建裕主编《华人移民比较研究：适应与发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0，第111～133页。
[2] 参见本书第四章。
[3] 参见廖赤阳《長崎華商と東アジア交易綱の形成》，汲古書院，2000。
[4] 参见本书第十五章。
[5] 参见本书第十四章。
[6] 参见本书第十三章。2013年9月，新华侨华人会正式更名为“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这也意味着处于急速流动和变化中的“新华侨”时代已告结束，日本华侨华人社会进入一个成熟、稳定与有序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后新华侨”时期。
[7] 袰岩晶、三须敏幸、茶山秀一：《我ガ国に おける博士課程修了者の国際流動性》，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2010。
[8] 2013年11月5日廖赤阳在北京中国华侨华人历史学会、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的报告。参见蒙奇《“21世纪的美国华侨华人”和“‘后’新华侨时代的日本华侨社会”学术讲座综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79～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