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20年代中国棉纺织业的重组与高阳织布业
森时彦[1]
序言
日本纺织资本巨头通过在中国设厂向中国输出资本，是因应东亚市场环境发生如下变化而做的战略调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一个时期，中国棉纺织业经过“黄金时期”取得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在面向传统织布业的10～20支粗纱领域，中国机纱对日本机纱在成本、关税等方面的竞争力迅速提高。这个战略本来是出于应对中国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和东亚市场的剧烈变化这样一种防御性动机，但日资纱厂在中国的出现引发了中国棉纺织业的整体重组，而这种重组反过来又对在华日资纱厂形成了制约。
作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典型之一，河北省高阳县的农村家庭织布业一直颇受学者关注，除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进行过细致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外，国内外许多学者也都从各个角度进行过研究，许多成果很有见地。通过这些研究，高阳织布业的许多方面，比如原料、技术、用工、生产、商品、流通、需求等，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因此，本文涉及对高阳织布业本身进行分析时，将主要依据上述研究。本文的目的在于，就日本棉纺织业进入中国，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日资纱厂在中国的大规模经营与高阳织布业演变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探讨，以考察日本棉纺织业、特别是在华日资纱厂对中国“近代”农村织布业的产生、发展及衰退有过怎样的影响。
一 中国近代棉纺织业的早期发展
中国近代棉纺织业早期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因美国发生南北战争，棉花供应紧张，而在亚洲最早发展起近代棉纺织业的印度机制棉纱（中国称“洋纱”或“机纱”）乘机大量流入中国，从而促使中国农村传统织布业在手工厚土布（即“旧土布”）生产中逐步抛弃了原来的手纺纱（中国称“土纱”），而代之以印度机纱。据初步统计，在19世纪末，中国农村传统织布业所需的600万担原料纱的三分之二已被机纱取代。因此，我们把印度机纱大量流入中国的19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末，称为“传统织布业重组时期”。
第二阶段可称之为“近代织布业成长时期”。在机纱取代土纱后，中国农村传统织布业仍主要以粗细几乎等同于土纱的10至20支左右的低支机纱（中国称“粗纱”）为原料，并以旧式织机为生产工具，继续生产厚薄几乎与旧土布无异的厚土布（称“新土布”）。我们将这种生产形态称为中国织布业的“传统部门”。在这个部门中，虽然机纱在19世纪末以前已经占到了原料纱的三分之二，但后来却遇到土纱的顽强抵抗，未能继续增长，机纱的消费量在20世纪的前20年一直停滞在400万担上下。
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10年代后，部分农村开始采用虽仍为手动但多少经过改良的脚踏织机（中国称“铁轮机”），并采用40支左右的细纱为原料，生产替代进口薄机织布的市布（Shirtings，有时称“细布”）等改良土布。而在沿海地区，主要以城市为中心，也逐渐出现了使用动力织机的近代织布厂，部分纱厂也开始兼营织布，我们将此称为“近代部门”。“近代部门”除生产形态与“传统部门”不同外，我们可以假定其所消费的原料也不再是20支以下的粗纱，而是超过20支的细纱。
“近代部门”尽管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已经萌芽，但英国薄机织棉布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进口量锐减为其发育创造了条件，“1923年萧条”以后开始成长。因此，第二阶段的时期应在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若作更进一步区分，也可分作如下三个时期，即1880年至1900年为“传统部门重组时期”，1900年至1920年为“近代部门萌芽时期”或“传统部门停滞时期”，1920年至1937年为“近代部门成长时期”。
供应“传统部门”的10至20支粗纱市场，最初几乎被来自印度的进口机纱所独占。但进入1890年代后，以上海机纱为主的中国机纱崛起，又有日本机纱加入竞争，至20世纪初，形成了三方争霸的局面。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中国机纱渐呈独霸之势，为应对这种局面，日本纺织资本巨头于是调整了战略，即附加价值高的细纱在日本生产向中国出口，而附加价值低的粗纱则在中国当地设厂生产。
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23年萧条”期间，“近代部门”所需的40支左右的高支纱，主要是来自日本的进口机纱。进口日本机纱的平均纱支，1916年为19.3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迅速提高，1919年达到26支。1920年，受卢比升值影响，10支、12支印度机纱进口锐减，其市场由进口日本机纱填补，致使进口日本机纱的平均纱支降至21.5支，但其后再次持续提高，1924年达到了29.5支。[2]
就这样，近代部门细纱市场最初由进口日本机纱所独占。但是，不久后，因粗纱生产过剩而导致结构性的“1923年萧条”，农村传统织布业的粗纱市场已经饱和，部分在华日资纱厂于是转而加入了细纱市场。1923年开业的上海日资纱厂同兴，是专为生产42支双股线而设，完全不参与粗纱市场。但这是个例外，如内外棉等许多日资纱厂，为应对“1923年萧条”，都在摸索转产高支纱。不过，如前所述，纱支大幅提高出现在1927年，而且是在该年9月这一个月期间。[3]
也就是说，“1923年萧条”是一个分界，萧条过后，在华日资纱厂开始取代日本国内纱厂向中国近代部门供应细纱，并在1927年9月一举加快了进程。日本棉纺织业向中国提供的高支纱，尽管伴随着由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换，但与中国近代织布业的发展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影响。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高阳近代织布业的发展
高阳近代织布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率先发展，是中国棉纺织业从“传统部门重组时期”走向“近代部门成长时期”的重要标志。1916年的一份资料在描述这种变化时说，“据闻，最近，因欧战爆发后棉布总体需求激增，日本棉布价格趋涨，故而高阳地区获利甚丰，近来变化愈益显著，高阳城为之一变”。[4]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中国市场上，英国产市布（shirtings）等薄机织布的进口锐减至不到战前的五分之一，而且随着战事延长，进口棉布与国产棉布的价格差不断扩大。比如，北京每100尺棉布的价格，1914年进口布7.7元，国产布是6.2元，仅差1.5元；但到了1920年，进口布涨至12元，国产布则仅有7.8元，价差扩大至4.2元。[5]来自日本的进口棉布，也因价格高昂，无力完全取代英国棉布。这为中国国内生产进口棉布替代品的近代织布业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时机。
直隶省高阳县农村正在扎根的近代织布业，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时机。1918年5月的一份调查称，“欧战突然爆发以来，外国棉布价格攀升，高阳布需求大增，最近三四年间发展可谓显著”。[6]还有报告称，“其织造之棉布以模仿外国产品为主，做工极其精细，以‘高阳布’之名远近闻名”；[7]“现今已全然织造进口替代品，其发展之迅速，直令人不寒而栗”。[8]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市布等进口薄机织布进口中断，价格大幅上升，而进口棉布替代品的生产，正是高阳近代织布业发展的动力。
当然，高阳近代织布业萌芽于清末北洋实业新政时期，但在此基础上迅速发展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今天织粗布（sheetings），明天织市布（shirtings），后天又改织斜纹布（jeans），如此依时势改变产品，变化之快，令人咂舌。故四五年前（大战前）状况较之现今，已不可同日而语”。[9]
由此可见，大战爆发后，高阳近代织布业取得了迅速发展。而且其技术水平之高，成本竞争力之强，也令从日本赶来参观的织布业者深感危机。曾于1918年春天至夏天对中国各地的棉纺织业进行调查的绢川太一说，“名古屋某同行亦曾参观，啧赞其做工精巧，据称，尤其花布，已胜过名古屋，而条纹布，其工费亦仅我之三分之一，绝非我等所能及也”。[10]
高阳做工精细的进口替代品生产，必然要求原料机纱纱支的提高。“当局推广，佐以织机改良，织布技术大为提高，由天竺粗布（T-cloths）等简单粗糙者始，逐渐进至织造薄爱国布。其消费之机纱，初则为10支、16支、20支等，现已进至32支、42支，甚至混用60支、80支之丝光纱，织工极其精细”。[11]这份资料表明，转产替代进口薄机织布的高级产品，也使原料机纱的纱支不断提高。
1915年3月，伊藤忠合名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石黑昌明，对高阳机纱消费状况进行调查后推测，该地消费机纱共约2万包，其中20支纱14000包，32支纱3000包，42支纱双股线与16支纱共3000包。[12]如表1所示，假定42支双股线和16支纱同量，该时期高阳消费机纱的平均纱支为23.2支。
表1 1915年高阳消费机纱各纱支数量
据石田秀二提供的数据，如表2所示，同年天津进口的日本机纱平均纱支为23.6支，已跨入近代部门要求的领域——当然，受反对“二十一条”的抵制日货运动影响，同年粗纱进口比前一年有所减少，这种因素也可能抬高了平均纱支。[13]不过，高阳消费的机纱平均达到了23.2支，与上述数字大体相当。经笔者研究，1917年上海流通机纱的平均纱支才达到14.8支，[14]但高阳织布业早在1915年就通过采用进口日本细纱做原料，完成了从传统部门到近代部门的跨越。
表2 1915～1917年天津进口日本机纱纱支结构
如表3所示，1917年天津进口、移入的各国机纱，印度机纱主要是10支、12支，中国机纱主要是16支、20支，32支以上为日本机纱所独占。而平均纱支，印度机纱为11.3支，中国机纱为18.2支，日本机纱则高达24.3支，形成显著的三层结构。从这种结构判断，高阳兴起的近代部门所需的32支以上的细纱，在初期几乎全部是经天津进口的日本机纱。
表3 1917年天津进口及移入各国机纱纱支结构
从天津流向高阳的机纱，在1915年尚仅有16支、20支、32支和42支四种。在使用最多的20支纱中，日本机纱日鸟牌（和歌山纺织公司）占8成，但也有少量上海日资纱厂的水月牌（内外棉）等。而近代部门所需的细纱全部是日本机纱，32支纱有双喜牌（堺纺织公司）、麒麟牌（东洋纺织公司）、双鹿牌（钟渊纺织公司）、金蝠牌（尼崎纺织公司），42支有菊牌（小津武林起业公司）、蓝鱼牌（钟渊纺织公司）等。[15]可见，已迈进近代部门商品生产的高阳织布业，对原料纱的选择是很严的，各种品牌在这里不断遭到淘汰。
八年后的1923年所做的调查表明，在20支纱领域，曾通过超量包装（比规定每包300斤多装20斤左右）而深受欢迎的日鸟牌已减至40%。在细纱领域，同样通过附送日本毛巾博得人气的双喜牌等也已销声匿迹，席卷市场的是新品牌。32支纱中，军舰牌（富士瓦斯公司）占70%，舟美人牌（福岛纺织公司）占20%，其他品牌占10%；42支纱中，军舰牌占60%，鹤鹿牌（大日本纺织公司）占30%，其他品牌占10%。[16]不过，尽管品牌出现更替，但近代部门细纱市场为日本机纱所独占的状态，直至1923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关于供应传统部门的粗纱领域，调查称“当地（天津）棉纺织业发展的结果，在16支以下粗纱领域，足以满足当地需要尚且有余，呈生产过剩之势”。[17]“1923年萧条”出现后，传统部门所需粗纱在全国范围内陷入结构性萧条，已成为不争事实，高阳织布业的原料来源地天津市场显然也无从幸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薄机织布的进口中断。面对这种局面，高阳织布业立即转产进口替代品，从而跨入了近代部门。高阳织布业之所以能够如此，如前所述，是因为在清末北洋新政时期，近代织布业已经引进了必要的生产工具（脚踏织机·铁轮机）和生产技术。而这正是邻近天津的直隶省各地的共同之处。图1清楚地反映了这个倾向。该曲线图就1920年代近代部门成长较为显著的沿海四城市进口日本机纱的平均纱支进行了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6年至1918年3年间，粗线表示的天津进口日本机纱的平均纱支最高，甚至超过了上海（细线）。平均纱支最高，反映了近代部门所需细纱的比重最大，近代部门的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地区。
如上所述，天津地区的近代部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率先取得发展，其中，高阳织布业尤其突出。在曾是农村传统织布业所需粗纱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变化，即粗纱市场因饱和而不再增长，同时，细纱市场则因进口替代品生产而曙光乍现，市场开始朝向传统部门和近代部门并存的复式结构转变；而高阳织布业率先转产属于近代部门的进口替代品，为这种转变创造了基本条件即市场环境。在“近代部门萌芽时期”，高阳的近代织布业走在了最前列。
图1 中国各港口进口日本机纱平均纱支变化
资料来源：拙著《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第274页，图4-12。
三 “近代部门成长期”的高阳织布业
若以进口日本机纱的平均纱支作为指标来看，如图1所示，1918年前在近代部门萌芽时期处于最先进地位的天津，经五四时期抵制日货运动后，于1919年让位给了上海。其原因在于，受抵制日货运动影响，20支以下粗纱和日本棉布进口锐减，与此同时，旨在生产日本棉布替代品的近代织布业尤其在上海迅速成长。1920年，因卢比升值，10、12支印度粗纱进口锐减，进口日本粗纱填补了这部分市场空白，导致进口日本机纱平均纱支降低。其中，经上海进口的日本机纱平均纱支下降尤其显著，天津于是得以重归首位。但是，随着上述四城市周边地区近代织布业的发展，平均纱支呈整体上升趋势，天津的地位也相对降低。
在粗纱过剩引发“1923年萧条”之后，近代织布业以沿海城市为中心获得发展，近代部门正式进入成长时期。在这种整体趋势下，由于其他地区的近代部门发展更为迅速，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率先迈进近代部门萌芽时期的天津地区，已不再具备绝对优势。
而且，曾在天津地区表现突出的高阳，进入1920年代后，也不再是一枝独秀。吴知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因生产进口替代品而繁荣的“初次兴盛时期”始于1915年，终于1920年，而1921年至1925年是过渡时期。[18]此时，机织棉布因纱厂兼营织布而大量流通，潍县等地区织布业也急起直追，在前后夹击之下，高阳近代织布业面临着转折。
表4所示为标志着传统部门向近代部门转折的“1923年萧条”发生的这一年，来自青岛的各纱支机纱在山东、江苏等各地的销售情况。由该表可知，除高阳外，近代织布业所需的32支以上细纱在山东省济南、潍县、昌邑、周村和江苏省徐州等地也有较大需求，特别是昌邑，其平均纱支已达23.5支，甚至超过了高阳的21.4支。当然，高阳是经由天津获取原料纱，仅凭经由青岛的机纱纱支与之比较，稍欠严谨。但至少有一点是无疑的，即除高阳外，山东的某些地区所使用的机纱，其平均纱支也已超过20支，迈进了近代部门领域。
表4 1923年青岛机纱各纱支在山东各地销售量
就这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23年萧条”期间，沿海部分地区主要以来自日本的32支以上细纱为原料，逐渐向近代织布业发展。但是，萧条过后，上海日资纱厂生产的高支纱开始取代进口日本机纱。如前所述，上海日资纱厂生产的机纱，其平均纱支在1927年9月一举提高4.1支，达到25.8支，超过了进口日本机纱1922年的24.6支，接近1923年的26.7支。
再看青岛的情况。如表5所示，青岛生产、销售的机纱（除华新外，其余都是日资纱厂产品）的平均纱支直至1926年均在18支左右，从上海移入的机纱（多为日资纱厂产品）也在16、17支之间，唯有进口日本机纱平均纱支既高，且逐年上升——1924年为27.7支，1925年为28.4支，1926年为32支——在近代部门所需细纱领域处于绝对优势。
但是，到了1927年，情况骤然发生变化，上海机纱的平均纱支一举提高了11.9支，达到28.5支，1928年进一步提高到了29.9支，超过进口日本机纱平均纱支。这反映出，自1927年始，原本供应近代部门的进口日本细纱，已被上海日资纱厂产品全面取代。
表5 1924～1928年青岛各纱支机纱供应量（种类栏下左栏为“包”，右栏为“包×纱支”）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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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1923～1940年青岛日资纱厂生产机纱平均纱支
进入1930年代以后，申新、永安等有实力的上海民族纱厂也继日资纱厂之后致力于提高纱支。但是，青岛的情况有所不同。如表6所示，青岛日资纱厂产品的平均纱支，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一直是17、18支左右，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虽有所提高，仍很缓慢。也就是说，“1923年萧条”之后的中国棉纺织业界形成了多重结构，并在日资纱厂与民族纱厂之间、上海与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差距。[19]
在这样的“近代部门成长时期”，高阳近代织布业引进了“提花机”，并以“人造丝”（俗称“麻丝”）为原料生产“明华葛”，从而迎来了第二次兴盛时期（1926～1929），但进入20世纪30年代则步入了衰退。这个时期的高阳，第二次兴盛时期余韵未尽，“明华葛”的原料纱“人造丝”的需求仍然较大。同时，如表7所示，其消费机纱的平均纱支也达到28.6支，比1915年高出5.4支。
表7 1932年高阳消费机纱各纱支数量
那么，高阳消费的机纱来自哪些纱厂，其比重又如何呢？表8就高阳于1932年和1933年两年消费机纱的平均纱支，分日资纱厂和民族纱厂作了比较。二者的平均纱支在1932年相差2.6支，第二年缩小到1.7支。可见，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高阳市场上，部分民族纱厂在高支化方面正在追赶日资纱厂。而表9、10则按产地就同一时期高阳消费机纱的平均纱支进行了比较。由该两表可知，上海和天津1932年的纱支在26、27支之间，相差仅0.7支；1933年两者都是28.3支，但明显不同的是青岛，其纱支达到31支。这些数据表明，高支化曾落后于上海日资纱厂的青岛日资纱厂，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仍在向高阳市场重点供应高支纱。
表8 高阳消费机纱中不同属性资本及纱支所占数量
表9 1932年高阳消费机纱之产地及其纱支
表10 1933年高阳消费机纱之产地及其纱支
我们还可以就1932年上海各日资纱厂在上海生产和在高阳销售的机纱进行比较，其结果如表11所示。当然，生产方面仅有9月一个月的数据，销售方面则为3至11月九个月的数据，并不对称。尽管如此，比较却并非毫无意义。经比较发现，在上海生产的机纱，其平均纱支低于在高阳销售的，仅有大康和裕丰，分别低6.3支和3.7支；东华和丰田生产和销售的机纱平均纱支相同；其余的公司在上海生产的机纱，其平均纱支都高于在高阳销售的机纱，其中内外棉高出7支，日华高出5.1支，上海高出2.8支，公大高出2.7支。比较所有公司的总平均纱支，生产机纱较之在高阳销售的机纱，其平均纱支恰好高出4支。
表11 1932年上海日资纱厂生产机纱与高阳销售机纱平均纱支比较
续表
表12 湖南、高阳销售永安纱厂机纱各纱支数量
表13 湖南、高阳销售申新纱厂机纱各纱支数量
进入20世纪30年代，民族纱厂永安和申新也追随日资纱厂实施高支化战略，对其做同样比较，结果如表12、13所示。关于该两纱厂，没有数据显示其在上海生产机纱的平均纱支，故代之以其在湖南市场销售机纱的平均纱支。众所周知，湖南与四川一样，自清末印度机纱流入中国后，其市场一直以新土布所需粗纱为主。较之湖南市场，永安由于1933年在高阳市场集中销售32支纱，其平均纱支高出10支以上。相反，申新在1932年销往高阳的机纱则低3.4支，尽管1933年发生逆转，但也不过高出3.9支。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即在中国织布业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迈入“近代部门成长时期”之后，对致力于提高纱支的上海日资纱厂和部分有实力的民族纱厂而言，高阳已不再是近代部门所需细纱的最主要市场，其地位已经大大降低。通过消费机纱的平均纱支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高阳织布业在近代部门中已被上海等先进地区的近代织布业甩在身后，不再处于最前沿。
四 在华日资纱厂兼营织布与高阳织布业
自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至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上海日资纱厂之于高阳近代织布业，其地位发生了转变，即由生产改良土布所必需的高支纱供应者，转变为通过兼营织布生产市布（Shirtings），从而作为与高阳在同一领域进行竞争的对手。如前所述，“1923年萧条”后，在华日资纱厂为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纺纱部门开始转产高支纱。但是，机纱终归是半成品，于是，更多的经营资源被投入到兼营织布部门，以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成品即机织棉布。
表14所示为上海各日资纱厂兼营织布部门在1925年一年内生产的机织棉布的种类和数量（原数据单位为“俵”，已按说明所示标准换算为“反”。另，原资料注sheetings1反=11-16磅，shirtings1反=3-8.5磅）。由该表可知，1925年，即使上海日资纱厂，其兼营织布的主力产品也仅是粗布（Sheetings），一年产量为212万反，占总产量的70%；而附加价值更高的市布（Shirtings），只有专为生产40支左右高支纱而设的同兴在生产，其产量不过每年32万反。上海日资纱厂是由粗布进入兼营织布领域的。
如果说市布是近代部门生产的改良土布的竞争产品，粗布则可以视为传统部门生产的新土布的竞争产品（据说，中国市场上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销售的市布，经线多用28～36支单线，纬线多用22～30支单线；而粗布，其经纬线一般分别为14支、15支单线，或都使用15支单线[20]）。井村薰雄说，“支那织造粗布，自民国12年以来大量增加”。[21]也就是说，为应对“1923年萧条”而转向兼营织布，最初是从生产新土布的竞争产品粗布开始的。
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如前所述，纺纱部门于1927年9月一举提高了纱支。同时，兼营织布部门则在转产附加价值更高的薄机织布。表15所示为上海日资纱厂1931年9月生产的各种棉布数量，并将其扩大到12倍，列于最右边一览。当然，将某单月数值单纯扩大到12倍，并不等于一年的准确产量，仅为便于比较而已。观察该表可知，1925年曾达到212万反、占71%的粗布，1931年减至145万反，减为22%；而1925年产量仅有58.4万反的市布则激增了近5倍，达到345万反，其比重由20%上升到52%，已成为主力产品。
表14 1925年上海日资纱厂生产各种棉布数量
而且，如图表16所示，到1932年，尽管农村已正式进入萧条状态，粗纱领域深受打击，但织布部门，特别是市布等高级棉布的生产仍在顺利增长。若仅从数字来看，市布的产量增加55万反，超过了400万反，占织布总产量的60%；而粗布则减少近90万反，降至57万反，在总产量中的比重也已低于10%。
两年后的1934年，农村萧条达到顶峰，该年兼营织布总产量，如表17所示，达到1050万反，比1932年的626万反增长近68%。因此，市布就其比重来看，比1932年的60%有所下降，为52%，但其产量却有所提高，达到532万反多。到了1935年，如表18所示，市布的产量进一步增加54万反，达到596万反，接近600万反，比重也上升至53%。而粗布的产量则连年下降，1934年为55万反，占5%，1935年为43万反，占4%。
此外，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至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曾在纺纱部门高支化方面落后于上海的青岛日资纱厂，在提高兼营织布附加价值方面的步伐比上海还要快。如表19所示，青岛日资纱厂在1924年开始兼营织布时，其产品全部是粗布；但翌年即开始生产市布，1928年，市布的产量已逼近100万反，占到总产量的3/4；而粗布产量在1928年则降至10.5万反，不到1/10。
进入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青岛日资纱厂兼营织布部门高附加价值产品的生产更加强劲，农村萧条最严重的1934年，市布的产量达296万反，翌年增至418万反，其比重也高达近90%，呈直线上升趋势；而粗布的产量，这两年都仅有1.5万反，不到1%。结果，在华日资纱厂兼营织布部门在1935年生产的市布，上海和青岛合计突破了1000万反。
就这样，在华日资纱厂兼营织布部门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开始转产附加价值更高的市布；进入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粗布这种以农民为顾客的新土布替代品在农村萧条等影响下产量锐减，而以中国城市居民以及从东南亚至印度等外国为市场的市布的产量大增，这致使以40支左右高支纱为原料的高级棉布的生产飞速增长，结果提高了市布所占比重。若不考虑其他因素，1935年1000多万反的市布总产量，相当于纱厂开始兼营织布的1923年全年中国进口本色市布总量的近4倍。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以前的中国市布等高级机织棉布市场，曾是外国、特别是日本产品的天下。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仅在华日资纱厂兼营织布部门就足以全部取代进口，而且绰绰有余。
表15 1931年9月上海日资纱厂生产各种棉布数量
表16 1932年9月上海日资纱厂生产各种棉布数量
续表
表17 1934年上海日资纱厂生产各种棉布数量
续表
表18 1935年上海日资纱厂生产各种棉布数量
表19 1924～1935年青岛日资纱厂生产各种棉布数量
这种局面也意味着，为替代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进口锐减的英国市布等而迅速成长起来的改良土布，遇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对于曾是改良土布旗手的高阳近代织布业而言，在华日资纱厂最初曾是取得改良土布生产不可或缺的40支左右高支纱的上游企业，但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其兼营织布部门生产的市布则在高级棉布这一下游市场与改良土布展开了激烈竞争，两者由伙伴关系转化为竞争关系。
结语
20世纪前半期的高阳织布业，除部分小规模织布厂外，其生产形态始终是农村家庭手工业。由于生产形态始终未向机械制工厂转化，高阳织布业也许仅处在近代部门入口，尚未脱离传统部门。但是，若从中国近代棉纺织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23年萧条”这一时期为转折，从“传统部门重组时期”或“近代部门萌芽时期”走向“近代部门成长时期”这一大局来看，高阳织布业无疑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高阳织布业就已经开始生产进口替代品，而其原料，已不再是传统农村织布业使用的10至20支粗纱，而是大量消费32支以上细纱。中国棉纺织业自1890年诞生以来一直向农村传统织布业提供粗纱，但粗纱市场饱和导致“1923年萧条”后，在许多民族纱厂继续生产传统部门所需粗纱的同时，不少在华日资纱厂则转产近代部门所需的细纱。这种结构转换之所以成为可能，实赖于高阳织布业为其准备了细纱市场。也正因为有了这个条件，原本为在中国当地生产20支以下的低支纱而设的在华日资纱厂，在其后应对中国市场的剧烈变化时，才可能进一步调整战略，转产高支纱。换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自日本的高支纱催生了高阳等地近代部门的萌芽，但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由此引发的市场结构变化却使在华日资纱厂的预期作用发生了质的变化。
而且“1923年萧条”后在华日资纱厂追求产品的高附加值，其兼营织布部门大量生产市布，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超过1000万反，严重侵蚀了改良土布的市场。就这样，进入中国市场的日资纱厂，曾在高阳织布业创造出的高支纱市场支撑下度过了“1923年萧条”，但受不断追求产品高附加值欲望的驱使，最终夺走了高阳织布业的市场。
[1]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名誉教授。
[2] 拙著《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273～274页，图表 4-12。
[3] 拙著《论民国16年9月上海日商纱厂的产品结构调整》，《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 《直隶省的织布业（直隷省の織布事業）》，《大日本纺织联合会月报》第291号，1916年11月25日。
[5] 孟天培、甘博著，李景汉译《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及生活程度》，《社会科学季刊》第4卷第1、2号，1925年10月～1926年3月。
[6] 石田秀二：《天津棉纱棉布概况（天津綿糸布事情）》，非卖品，第18页。
[7] 前引《直隶省的织布业》。
[8] 《支那直隶省的棉纺织业（支那直隷省の綿紡織業）》，《大日本纺织联合会月报》第306号，1918年2月25日。
[9] 前引《直隶省的织布业》。
[10] 绢川太一：《和平与支那棉纺织业（平和と支那綿業）》，丸山社书籍部，1919，第168～169页。
[11] 前引《直隶省的织布业》。
[12] 《直隶省高阳地区之棉纱及棉布（直隷省高陽地方における綿糸及綿布）》，《大日本纺织联合会月报》第272号，1915年4月25日。
[13] 关于天津进口日本机纱的平均纱支，前引拙著《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第274页（图表4-12）也作了计算；其所依据的数据，1916年为深泽甲子男：《棉纺织业与棉纱市价（紡績業と綿絲相場）》，1917年以后则是第29至46次《棉纱纺织概况参考书（綿絲紡績事情参考書）》。计算结果，1917年二者一致，1916年则不同，即按石田的数据计算得24.4支，而按深泽的数据计算则为21.7支。经与前后年份比较，笔者认为石田的数据及依次计算的结果较接近事实。
[14] 拙稿：《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的动态结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编《日本东方学》第1辑，中华书局，2007，第341页。
[15] 前引《直隶省高阳地区之棉纱及棉布》。
[16] 木具正雄：《天津棉纱棉布概况（天津に於ける綿糸布事情）》，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大正十二年夏期海外旅行调查报告》，1924，第34页。
[17] 前引木具正雄《天津棉纱棉布概况》，第34页。
[18]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专刊，商务印书馆，1935，第30～31页。
[19] 有趣的是，据久保亨研究，在青岛，率先推进高支化的并非日资纱厂，而是唯一的民族纱厂华新。久保亨：《青岛的民族纱厂——日资纱厂之间的竞争与协调（青島における中国紡――在華紡間の競争と協調）》，《社会经济史学》第56卷第5号，1991。
[20] 井村薰雄：《纺织的经营与产品（紡績の経営と製品）》，上海出版协会，1926，第142～144页。
[21] 前引井村薰雄《纺织的经营与产品》，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