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石家庄集中营的机构沿革

石家庄集中营，位于石家庄火车站东南方，即今桥东区平安公园、电视机厂一带，占地277亩，其中200亩（日文资料介绍为56000坪）为集中营的农园和工场占地。石家庄集中营对外曾称俘虏收容所、劳工教习所、劳工训练所。从1938年建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6年间石家庄集中营以及与之相配合的军、警、宪、特的小监狱和“华北劳工协会石门办事处”，先后抓捕关押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5万多人，其中约2万人被折磨而死，约3万人被掳往华北、东北和日本各地当劳工。^[10]

石家庄（抗战时期称石门）是华北重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10月10日日军侵占后，一直在此驻以重兵。日本华北方面军的主力第一军军部、第一一〇团司令部以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独立步兵第二旅团、华北特别警备队第四大队、飞行第二十七战队等部队都曾先后在此驻扎。市内建有东西南北中五大兵营和几十处军事设施，南兵营即后来的集中营。

1938年春天，日军在石家庄车站东南部即休门村正南的农田里毁坏青苗，圈占土地，围起电网，筑起高墙，建立了临时兵营（即南兵营）用于驻扎日军。因为当时日军的军、警、宪、特各部门所抓的抗日军民都关押在本部门的小监狱里，所以南兵营日军外出“扫荡”作战所抓的俘虏也关在里面。1939年夏，日军第一军军部由石家庄迁往太原，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代号鹭字3906部队）司令部由保定迁往石家庄后，南兵营变成了战俘收容所。后来又改名为劳工教习所、劳工训练所。该师团所属部队把在冀中、冀南、冀西、太行山区各地（包括河南洛阳）作战时抓捕的抗日军民都送到这里，军、警、宪、特抓捕的人员审讯后大部分也送往这里，于是南兵营成了名符其实的集中营。该集中营直属第一一〇师团司令部和华北方面军参谋二课所属的日特组织“北平六条公馆”领导，后期又由伪华北劳工协会直接参与管理。

石家庄集中营从成立至结束可分三个时期。

1.战俘收容所时期（1938年8月～1941年8月）

南兵营关押战俘，从日军驻扎后就开始了，据当时打入伪警察局的吴景仁介绍，他在1938年底进南兵营寻找被俘的乡亲时就看到里面关押着被抓的抗日军民数十人。1939年第一一〇师团把这里作为战俘收容所，关押人员逐渐增加，但规模不大，主要由营区的日军代管。1941年6月，日军为筹备石门劳工教习所，陆续调来一些管理人员，所长先由日军高级参谋清水大佐担任，后由第一一〇师团的通信联队（代号3916部队）部队长依东大佐兼任，但在所内具体负责的则是队长波多野（有的战俘也称其为所长），同时，配有3个班的日本士兵和2名翻译石川、谷川。为了以华制华、以俘治俘，日军从被俘人员中挑选战俘干部进行管理，设指导员4人，正副总班长各1人，总班长领导几个小班，各班设有班长，在劳工教习所正式成立前，所内经常关押的人员在百人左右。

2.劳工教习所时期（1941年8月～1943年12月）

这个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1年8月～1942年4月。

石门劳工教习所于1941年8月15日正式成立。在成立前后，第一一〇师团将原设在保定的劳工教习所的战俘劳工和管理人员分批迁入石门劳工教习所，所内在押人员增加，管理机构也随之扩大。所长仍为依东大佐，具体负责人仍为波多野，下设主任办公室、医务室、审讯室、警卫室。翻译金村、松冈，审讯官尾川，医务官安田爱，情报室曹长三浦勋，警卫室主任木弟二。

俘虏管理机构分设干部班、警备班。干部班先后设置审讯、处理、教育、卫生、指导、监察、治安、组织、编成、地相、工作等11个课，并设有调解委员会、办公室等。干部班各课管理普通班，普通班下又设鞋工班、理发班、缝工班、菜园班、老头班、妇女班、病号班、炊事班等。这个阶段经常关押的人员有1000多人。

第二阶段，1942年5月～1943年12月。

1942年春夏，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施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最为残酷的是对冀南的“四二九大扫荡”、对冀中的“五一扫荡”以及对太行的“五月扫荡”，仅冀中就有约五万军民遭残杀、伤害和抓捕。被抓捕的人员绝大部分送到石家庄集中营，在押人员经常在3000人以上，最多时超过5000人。尽管周转加快，集中营还是“人满为患”。俘虏管理机构有所简化，但仍比较庞大。此时期日军所内具体负责人先后为山宅、中村、守分等，翻译仍为金村、松冈等。战俘人员的组织机构设干部班、干候班、警备班、保卫班、普通班。干候班又称干训班，主要是为干部班培训人员。保卫班为警备班输送人员。干部班人员增加，机构简化，由原来的11个课减为处理、审问、教育、生产、卫生、调查6个课。普通班下设妇女班、病残班、老头班、技术班等，技术班又分鞋工班、缝工班、电工班、铁工班、木工班、瓦工班、园艺班、理发班等。干部班、警备班各设正副总班长，各科设科长，各小班设正副班长。

3.劳工训练所时期（1944年1月～1945年8月）

这个时期，因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参加洛阳作战，石家庄防务交给独立步兵第二旅团接管，军方管理较前放松。同时又因为要向日本本土输送劳工，日本政府要求加强劳工训练，劳工教习所改名为劳工训练所，直接归伪华北劳工协会领导。日方的名誉所长在老所长依东大佐1944年病死石门后，由日本驻石门特务机关长嘉岛大佐担任。伪劳工协会任命的所长由伪正定道尹杨缵臣（后为韩亚援）担任，副所长由在“五一扫荡”中被俘、后经组织同意到石家庄做地下工作的八路军团长张子元担任，实际权力掌握在日本参与（即顾问）奥滕寿人（后为芦田孝顺）手中。劳工训练所下设三个机构：

（1）所部组织，下设事务室：主事香川义光；练成室：主事钉畸严（后为藏本厚德）；医疗班：主事田口靖之；农园班：主事一本次郎；会计组：主事后藤士。事务室下分总务系和用度系，总务系系长香川义光，用度系系长松下常雄。

（2）第一训练部：部长由副所长张子元兼任，日本指导官藏本厚德。下设预审班、普通班、警备班、干部班、老残班、炊事班。干部班又设审讯、教育、处理、卫生、生产五个课和办公室、调查室二室。

（3）第二训练部：部长傅充闾，日本指导官岛田八百善。下设中等科、对日供出班（劳工大队）、技术班、妇女班等。

以上“第一训练部”实际是原劳工教习所的机构，主要任务是接收和管理战俘，挑选青壮年在押人员作为劳工，送到“第二训练部”，由“第二训练部”对劳工进行强迫训练和对外输送。这一时期所内日本职员，除明确职务者外，还有户火口正、保果政次、福冈干、藤本恒男、中村一雄、吉村辉子等。中国职员除伪华北劳工协会的派员外，大部分是解除俘虏号码的战俘管理干部，凡被选为“事务员”或“事务员补”的人员，每月都给一定的薪俸。

此时期在押战俘劳工经常保持在3000～5000人。1944年，洛阳战役后，由于国民党战俘万余人在短期内集中送到石家庄，南兵营容纳不下，日军把东兵营也辟为战俘集中营，由日军代号1417部队管理。一些被俘被捕被抓的抗日军民，在东兵营经短期羁押、审讯登记后，或送往南兵营或直接转往北平集中营或塘沽集中营，再转送到伪满或日本当劳工。

另外，伪华北劳工协会石门办事处把从邯郸、正定两道各县抓来、骗来的无辜群众先集中关押在石家庄火车站西侧的八条胡同，填表、登记、照相、编队，凑够100人，然后作为“行政供出”送往伪满和日本。据办事处职员周文斌回忆，仅1944年，八条胡同就关押送出劳工七八百人。所以，要全面讲石家庄的战俘劳工集中营，除南兵营外，还应包括东兵营和八条胡同两地。

1945年春天，日本侵略者已接近失败的前夜，盟军飞机多次轰炸石家庄，劳工输出处于停滞状态。1945年5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决定解散伪华北劳工协会及其所属各机构，有关各地劳务事宜均移交给当地伪政府和社会部门，劳工输送基本停止。日本投降前后，石门劳工训练所和伪华北劳工协会石门办事处的中日职员领到退职金后自行解散。石家庄集中营的战俘劳工仍由日军看押管理。日军投降前后，被俘的共产党员及地下党支部的领导者张子元和傅充闾等人想把战俘拉出去投奔八路军，后因国民党和日军勾结未能实现，所内在押人员一部分被张子元、傅充闾等地下工作者放出，剩余人员被国民党先遣军接收，其中一部分被强迫加入国民党军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