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济南救国训练所

一 济南救国训练所的机构设施

救国训练所成立于1940年5月15日，正式收容第一批战俘为5月21日。地址设在济南市南圩子门外千佛山下的原华北中学内（现工学院对过），院子坐北朝南，有一正一侧两门，进入南边正门有三排房子，第一排是办公室和办公人员宿舍，第二、三排是战俘人员宿舍，北边有一个大讲堂，建筑面积约300坪（即近1.5亩）。西侧有一个供训练人员出操的大操场，训练所外还有一个1200坪（约6亩）大小的农场，供战俘训练人员种植蔬菜、粮食，养鸡，养猪，进行劳动训练。

救国训练所由驻济南的日军第十二军（代号仁字4221部队）管理。^[10]所长樱井荣章，系日本随军和尚，却又拥有日本宪兵少尉军衔。日本侵华初期他曾在日军宣抚班，花言巧语欺骗麻痹中国人民。救国训练所成立后，他担任所长，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握着屠刀，既当牧师，又当刽子手，以佛教信徒为掩护，为侵略战争服务。所部下设日籍、华籍两个办公室，和庶务、经理、教化、授产各系。有日籍教官、庶务等8人，中籍教官、翻译、雇员等15人，大多是从日伪宣抚班和新民会调来的。警备队员若干人，由济南市警察署南区分署提供并承担训练所的警戒工作。

该所筹建时定员是200人，后来不断扩大。据当年从青年训练所押到救国训练所的青年学生吴俊回忆，1942年关押人数有四五百人。关押在这里的人员，可分三类：一类是战场上被俘被抓的中国军政人员；一类是日军下乡“扫荡”抓来的无辜青年百姓；一类是宪兵队、警察所转来的“嫌疑犯”。战俘大多是日本驻山东军、警、宪、特转送来的，也有部分是驻济南的第十二军法务部交来的，交接手续都由日军办理，一切行政业务由4221部队直接领导。该所的经费及所内人员的工资由山东省“新民会”开支。“新民会”宣传部也承担部分反动宣传教育工作。日军要求训练所每月书面报告一次。有关重要谍报情报要随时向军方汇报。

二 训练目的及方法

救国训练所成立伊始，驻济日军就制定了《救国训练所章程》，明确训练所名称为“仁第四二二一部队救国训练所”，目的是收容共产党俘虏，使之感受皇军恩威，引向反共，并对认为将来有利用价值的进行特殊训练，用于谍报、谋略及其他工作。正规军及国民党系的俘虏中有利用价值的也遵照前项。训练的方针要领是通过所谓大乘宽厚和有规律的起居指导，改变其以往的生活方式，并教导其抛弃囚徒思想，过上自律生活，然后进一步开展利用说服工作。训练内容有思想训练、识字培训、日语培训、劳动生产培训等。思想训练的方法有教官训话、读警词、外出参观、举办座谈、写悔过书等。同时日军还给训练所一项特别工作，即一方面从战俘中挑选了解共军内情的人开会座谈，摸清共军情况，获取谍报、谋略、宣传方面的资料；一方面选拔特别工作要员，对其进行特殊训练，为日伪组织提供谍报、谋略及特工人员。训练所的战俘都必须到附属农场和特定工厂参加劳动，这就是所谓的劳动训练。训练时间开始定为两个月，后改为三个月，最后改为半年，特殊人员训练可以延长。^[11]

三 战俘的生活和出路

被俘被捕人员入所后，先进行登记、编班，然后日军会从被俘人员中指定班长。训练所每天两顿饭，伙食比监狱要好，可以吃到馒头和大锅菜；也可以穿自己被俘被捕时的衣服，睡大通铺。日常活动，每天早上集合站队，升旗鞠躬，面向东方遥拜天皇，唱《东亚进行歌》，然后由所长或教官训话，内容大体是训练所大乘宽厚，日本不是来侵略中国，是来帮助建设新中国的，中日两国要共存共荣，反对共产共妻等不人道行为。日军还借机阐述共产党不惜老百姓的生命来抵抗大日本皇军，老百姓应该跟着南京汪精卫主席，携手共同建设新中国和大东亚新秩序等反动思想。

每天上午有半个小时的“新民操”，下午有一个多小时的室外活动，其余时间就是训练学习；晚上，听所谓大东亚圣战消息广播；入夜，则强制战俘学习佛家，打坐思过，以“消除”不符合“大东亚圣战”的思想。平时的训练，主要由教官讲课，个人读誓词、读伪《新民报》，班组座谈，写悔过书类的感想文章。誓词是早已印好的，每天都要读，内容大意是“吾辈得超脱九死一生之难，为建设新中国……向大东亚共荣之途迈进”等。写好的感想文章要上交，由“新民会”汇编成册，题名为《耳闻目睹》，然后再发回给战俘及后来者学习效仿。

训练结束后，日军对愿为其服务的，发给毕业证书，或送到日伪机关和特务机关安排工作；或发给良民证和路费，留下通信地址，建立联系方法，放其回家，要求其定期向当地“新民会”和特务机关提供情报。而大多数敌视日本、无法被日军利用的战俘，则被送到华北、东北各地去当劳工。

救国训练所对战俘劳工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首先，采用欺骗手段。每当战场上有成批战俘押来，训练所都要开所谓的欢迎会。每当一批战俘要出所到东北或日本去当劳工，训练所都要开所谓的欢送会。真是鬼蜮伎俩、蛇蝎心肠，明明是侵略者，却偏偏要装友善。青年学生吴俊被送进训练所一个多月就参加了一次“欢迎会”、两次“欢送会”，送走战俘150多人到东北煤矿做劳工。“欢送会”一结束，全副武装的日军押着汽车开进训练所，把战俘押上汽车送到火车站，关进闷罐车运走，这些战俘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有的人员被送出回家前，还要到日本僧人主持的寺院，跪在佛堂前朗诵祷词，即表忠心，然后日僧会给每人送一个小佛像，声称是神在时时监督，要其“忠心为大东亚圣战效力”，这就是日军救国训练所的真谛。

而一旦有人对日军的欺骗手段表示不满或反抗，他们就会采用恐吓和镇压的手段来对付，常用的如：关（禁闭）、饿（不给吃喝）、熬（不让睡觉）以及用各种刑罚来折磨。有几名八路军战士因唱抗日歌曲表示反抗而被关禁闭，不少男战俘则遭到严刑拷打。但这种做法只能瓦解那些意志薄弱者，争取那些卖国求荣者，而对广大有爱国心有民族感的中国人民来说，却是白费心机。^[12]

日军当时除筹建济南救国训练所外，还计划筹建青州救国训练所、兖州救国训练所，这两个所的资料笔者没有查到，但从济南救国训练所的情况来看，日军对其发展感到并不理想，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故在建所三年后，于1943年5月撤销，并入新华院。三年中，在这里被折磨至死的人没有统计，从这里被押往“济南军法会议”被判刑杀害的人数也没有统计可查。在此训练过的人员，如经常关押人员按400人计算，每期训练按3个月计算，每年即训练1600人，三年训练战俘劳工大约5000人。救国训练所所谓的训练，主要是对战俘、囚犯和抗日军民进行“战意瓦解”、“政治争取”、“宽大怀柔”、“奴化教育”，以达到日军培养汉奸力量，为侵略战争效劳的目的。他们要救的国，不是遭到侵略的人民中国，而是汪伪政权和日本帝国。这是救国训练所的成绩，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1942年日本政府组织了国内政界、企业界人士参加的“华人劳务者使用状况视察团”。对石家庄和济南两个集中营进行考察后，参加考察的北海道炭矿汽船株式会社劳务部长前田一在考察报告书中说：“比起石门训练所，济南训练所规模要小得多，人太少，作为给（日本）内地输送劳力还不够理想。”^[13]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驻济日军加快了新华院的建设，从而增强了向日本输送战俘劳工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