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与本书相关的国内外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电子产品污染治理方面，消费类电子产品污染给全球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引起世界范围的高度关注（张景波，2004；郑良楷等，2006；王勇等，2006）。电子信息产品污染管理的核心内容是有毒有害物质的控制（RoHS专题，2006），葛新权等（2007）构建了电子电器产品等6类消费类产品有毒有害物质预警分析系统，文献分析和实际调查表明，如何有效地加强消费类电子产品有毒有害物质管理，已经成为目前关注的焦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刘志峰、王淑旺，2007；刘妍、魏哲，2007）。
废弃电子产品回收方面，国外学者在电子产品回收方面的理论研究主要包含废弃电子产品回收、再生利用管理体系研究（Hicks et al.，2005；Sinha-Khetriwal and Kraeuchi，2005）、行业产品回收和处理运营模式研究（Stevels and Ram，1999）、废弃电子产品的逆向物流管理模式（Nagurney and Toyasaki，2005）、消费者废旧产品处理模式（Bartolomeo et al.，2003），以及废弃电子产品回收管理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动力机制识别和管理绩效评价体系（Barba-Gutiérrez，2008；Poonam，2007；Kang，2006）等。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还缺乏完善的废弃电子产品回收体系与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体系，废弃电子产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还比较薄弱。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废弃电子产品处理现状分析（刘博洋，2007）；废弃电子产品保有量、报废量估算（刘小丽等，2005；金志英等，2006；张默、石磊，2007；宋旭、周世俊，2007），以及针对废弃电子产品处理过程环境影响评价（徐振发，2006）、生产者责任制度（刘冰、梅光军，2006）和废弃电子产品回收管理体系、逆向物流（刘铁柱，2006；夏云兰等，2007）等方面。
产业共生网络方面，产业共生（Industrial Symbiosis）的概念是借鉴自然生态系统的共生含义逐渐丰富而来的。迄今为止，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生物学和环境学领域的范畴，而未得到管理学界的普遍关注。学术界对产业共生内涵的认识日益深化，以Engberg（1993）为创始，从强调物质流交换（Lambert and Boons，2002），逐渐扩展到注重企业间的长期合作关系的产业共生网络的持续发展（Mirata and Emtairah，2005）。国内外学者运用交易费用理论（Coter and Smolenaars，1997；王兆华，2002）、环境伦理、企业环境责任（王虹等，2005；袁增伟，2007）、共生产业链（蔡小军，2006）、经济价值分析（李强，2006）等角度分析了促成产业共生网络形成的各种因素。钱书法、李辉（2006）分析了共生模式演进的原因，建立了模块化体制运行效率的数量分析模型。董博、夏训峰（2007）分析了自主实体共生和复合实体共生两种模式的优缺点、共性和差异。国内外学者还研究了共生网络运作中存在的投机行为（吴志军，2006）、共生网络的稳定性（徐立中、秦荪涛，2007）、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策略的制定（Donald，2007；J.凯瑞高斯·福罗特·尼托、G.沃斯，2007）、地区或行业共生网络体系的构建（罗哲，2006）等方面。
逆向物流运营模式（王灵梅，2004）方面，Bert Bras等和Daniel从产品、过程和组织三方面对再制造条件下逆向物流模式设计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回顾和综述（孙颖，2006；蔡晓明，2000），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逆向物流再制造设计问题提供了系统而全面的帮助。A.J.Spicer等阐述了在EPR下三种回收方式：OEM回收方式、联合回收方式和第三方回收方式（金涌等，2003）。对第三方回收的工作情况、特点和成本进行了论述，讨论了第三方的回收规则。国内学者魏洁、李军分析了生产商延伸责任（EPR）约束下的逆向物流三种回收模式：生产商负责回收（0EMT）、生产商联合体负责回收（PROT）和第三方负责回收（TPT）（王兆华等，2002）。王发鸿、达庆利从生产商的决策出发，分析了社会或国家投资建设、行业联盟建设和生产商自建回收处理系统等三种回收处理模式的决策模型及其最优决策的基本性质（王虹、叶逊，2005）。徐剑通过介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三种逆向物流模式：逆向物流的自营方式、逆向物流的联合经营方式和逆向物流的外包方式，提出了选择逆向物流模式时的一个决策方式（王兆华、武春友，2002）。吕庆华、杨永超针对传统逆向物流运营模式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提出了电子产品逆向物流运营新模式和支撑体系（王兆华、尹建华，2005）。许民利在深入分析我国废旧家电产品逆向物流的特点后，提出了第三方专业逆向物流机构参与的系统模型（袁增伟，2007），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和实例验证对不同回收模式下的最优零售价和生产商利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研究，为生产企业选择合适的逆向物流回收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孙绍林针对电子产品的消费量逐年增加，报废的电子产品相应猛增的问题，对企业自建逆向物流、企业联合经营逆向物流和外包经营逆向物流三种运营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探讨（Engberg，1993）。周峰、彭小东针对电子产业中的逆向物流问题，结合该行业特点，研究了逆向物流再循环的基本流程及电子产品行业中广泛使用的建立独立逆向物流系统的运作模式、合作建立联合逆向物流系统的运作模式和第三方建立逆向物流系统的运作模式，并对这三种逆向物流运作模式进行了整体分析比较（刘平等，2010）。
在废弃电子产品逆向物流运营模式方面，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企业自营模式、电子产品逆向物流的联合经营模式和电子产品逆向物流的外包模式的比较分析和适用情况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并在政策支持和对于废弃电子产品逆向物流回收的影响因素方面也作了相关探讨，其研究视角集中于电子产品的处理技术。从逆向物流角度研究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学者，其研究着力点在于梳理和普及逆向物流概念及产生原因。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查阅和研究发现，对于废弃电子产品逆向物流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国内对其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偏重于理论研究和建模等方向。在废弃电子产品逆向物流运营模式方面，主要涉及三种运营模式，这三种运营模式的适用范围和限制条件在理论上已经有了充分的论述。每种运营模式都有其适用范围，不存在一种万能的模式适用于所有的情况。
在逆向物流信息平台方面，Neil Ferguson和Jim Browne研究了逆向物流中信息的流动问题，并提出开发决策支持系统以支持EOL产品的回收（张科静、魏珊珊，2009）。Balram Avittathur和Janat Shah认为应该把IT技术作为构建有效型逆向供应链的使能器（赖静，2004）。严维红等对多Agent的逆向物流信息系统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一种基于多Agent的逆向物流信息系统模型，并对该系统的工作机制做了相关阐述（严维红、孙燕、张琰，2006）。庹秀兵提出了基于PDM的回收产品数据管理和基于CRM的回收产品客户管理模型，给出了在此模型下逆向供应链的产品回收管理的实现方法，实现了产品回收与产品研发和产品销售的信息集成（李博洋，2010）。许志端根据产品电子代码系统和多代理的信息系统架构建立了第三方废弃电子产品回收信息共享平台模型，在提高电子废旧品回收效率和反馈各种产品回收信息方面大大改善了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流程（张健等，2009）。朱海波等对基于电子商务的第三方逆向物流信息系统进行了相关研究，分析第三方物流的组成要素，并提出了信息系统的网络结构设计和功能设计及实现方案（刘昕光，2008）。
对于逆向物流信息平台的研究，各专家学者主要的着力点在于信息平台的开发语言、功能模块设计及安全性等技术层面上，对信息平台构建的技术性问题进行了详尽细致的阐述，并在逆向物流中应用信息平台的重大意义方面也做了相关研究，而逆向物流信息平台在共生网络中的应用方面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在专家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将逆向物流的信息平台与虚拟共生网络相结合，将不同地域上的相关企业通过信息平台相联系，在废弃电子产品的回收利用方面可以有效解决企业回收困难及成本高的问题。并且基于虚拟共生网络的特点对信息平台的构建主体、需求以及功能模块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以期在废弃电子产品资源化方面具有理论参考意义。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分析，前人已经在废弃电子产品回收及产业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等相关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大量方法与实践经验，这些研究都对本书研究颇有启发。①废弃电子产品管理的核心内容是无害化和资源化管理，国内外相关法规、标准、指令的限制主要集中在对有毒有害物质的控制，国内学者在废弃电子产品资源化评价方面做了部分工作，对废弃电子产品资源化潜力和污染形态方面的研究较少；②尽管大多数学者都意识到了废弃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并分别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但仍没能够从共生网络体系构建出发，将整个废弃电子产品处理体系作为一个动态演化的系统分析参与者间利益分配和协同关系；③系统地提出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管理的体系建设、产业化发展模式、社会监管和法规制度等理论、方法和建议，以合理指导废旧电器电子产品资源化建设，仍是国内研究者的紧迫任务；④国内外相关学者在废弃电子产品的回收利用逆向物流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但对于如何构建一种基于虚拟共生网络的废旧电子产品逆向物流的运营模式，以及支撑、支持这种模式的信息平台建设，尚未提出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