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效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抓住新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革故鼎新，锐意改革，从突破观念障碍和体制约束起步，从一个近于封闭的国家转变为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者，迅速建立起了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开放型经济体，加深与世界经济关系之迅捷在诸大国中史无前例。三十年来，中国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适时采取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步骤，促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7]与此同时，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也日渐加深。迄今，开放主义的战略观念、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框架已经在中国确立起来。

当然，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不仅拥有长期封闭积压的发展动力，也承接了种种历史弊端（这不仅包括体制僵化，还有观念落后等），期间必然伴随痛苦的调整，付出代价和成本势属必然。因此，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效应，不仅有其辉煌一面，亦有诸多不足之处。这些战略效应既为中国全面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中国进一步开放的路线图。

一 国家效应

1978年至今，中国保持了年均9.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出年均增长率达到11.5%，中国国家实力上升居诸大国之最。中国主要指标占世界总量比重持续上升，位居世界前列。按汇率法计算，2000年中国GDP总量处于世界的第六位，2005年上升为第四位，居美国、日本、德国之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0年中国已是第二位，居美国之后，且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在不断缩小，2006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16%，美国和欧盟均为20%。^[8]中国进出口贸易在2000年位居世界第八位，2005年进入第三位，2007年出口升至世界第二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位，吸引外资累计额位居世界第二位，主要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产量大多位居世界之首。概言之，中国崛起被视为事实，中国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大国。

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中国与外部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经济增长速度更加趋于稳定。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之前，曾有较大经济增长的起伏。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经济出现过数次大的波动和危机，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又在提高，但我们没有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明显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反而有所增强。特别是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9.5%以上的较高速度，波动期间明显收缩，显示出一条长达9年的高位平滑曲线，且年度波动基本上未超过一个百分点，这是以往多年未曾出现的稳定增长。它雄辩地证明，提高开放度并不必然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严重冲击。^[9]

中国实力的快速崛起，不仅体现在增长率和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上，还突出表现为占世界GDP增量的比重不断上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不断增大。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发展、社会进步、外交影响等方面也取得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国崛起效应正在扩散，并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在外贸方面，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其规模效应之大、之迅捷超出许多人的预期。中国进出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明显上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国贸易出口结构变化巨大，贸易主体也发生深刻变化，从早期国有企业几乎支配了全部外贸发展到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格局。中国获得了积极的产业收益，工业化加速发展；工业占GDP比重稳步提高，2005年达到41.8%；工业制成品比重进一步提高，由2000年的89.8%提高到2005年的93.6%。以此为基础，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报告指出，中国传统的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的形象将很快成为历史。^[10]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与新兴市场的贸易开始加速发展，中国贸易出口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向。

中国出口地区分布图（1980～2005年）

资料来源：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6，CD-ROM.

当然，中国贸易发展进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贸易依存度过高，对欧美日发达市场过分倚重，资源进口急剧增加，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贸易摩擦加剧等。近年来，中国常常成为美欧反倾销调查的单一目标（Single Target）^[11]，或世界贸易摩擦的关注重心。

第二，中国利用外资位居世界前列，走出去的战略效应正在扩散。中国利用外资是从对外开放之后逐步探索起步的。1979～1991年中国引进外资811.5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仅为250.7亿美元，年均19.28亿美元。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中国取消了大量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部门限制和地区限制，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投资目标国之一，在某些年份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数额达到发展中国家的50%。^[12]1992～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4889.6亿美元，其中直接引进外资达3701.7亿美元，年均370.17亿美元。加入WTO之后，中国陆续开放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了领域扩张时期。1992年以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如何波动，中国吸引外资一直稳步增长。1978～2006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累计额8826.6亿美元，如果计入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的再投资等，实际累计利用外资额在1万亿美元以上。

进入21世纪，中国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增长，体现出贸易促进、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的目标特征。截至2006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906亿美元，当年投资额位居世界第13位。中国正在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开始进入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13]当然，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走出去”的水平还很低。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引进外资在弥补外汇和资金缺口、促进出口增长、提高市场竞争、改革国有企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引进先进技术、促进国内技术创新、提高人员素质、扩大就业、促进市场导向的制度建设、促进与国际接轨等方面均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14]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15]当然，引进外资已经或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如产业垄断、市场挤占、阻碍技术创新、加重国内地区失衡等——也引起了中国国内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如何确立适宜恰当的政策措施，从根本上控制外资进入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发挥其正面溢出效应，是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均面临的巨大考验。

第三，中国国情发生重大变革。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中国国情呈现如下值得密切关注的特征：其一，中国发展开始呈现更加复杂的进程性特征，是欠发达化与发达化并存的过程，它包括两个相互平行的进程：一是迅速地减少欠发达现象，进而迅速地脱离欠发达特征；二是迅速地扩大发达现象，明显地增强发达特征。这将是一个不断量变、实现质的提高的动态过程。中国农村和许多地区还存在着大量的欠发达特征，而城市和沿海地区越来越呈现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征，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与发达国家形成竞争关系。当前的中国不再是典型意义的发展中国家，欠发达与发达特征并存，欠发达的范围在缩小，发达的范围在扩大。其二，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中点，因而出现诸多转型特征，并集中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观念等各个层面。中国转型的明确指向就是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国情特征决定了实现以上目标困难重重，完善发展理念、优化发展模式、调整发展战略变得越加紧迫，尤其是，中国必须实现从不可持续发展到可持续发展、从不公平发展到公平发展、从不平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路径转变。其三，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国内一体化水平低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影响对外开放整体效益的因素，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中国东部的潜力已经基本上全部激发出来，而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尚待奋起直追。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决议提出的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等的地区划分，我们看到东部沿海和其他地区存在明显的差距。东部沿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心地区，土地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的9.5%，但GDP占全国总量比重的55.6%，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世界GDP总量的8.8%。东部沿海属于高度国际化、高度外向型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其出口依存度达到50.6%，显示出在开拓世界市场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堪称世界工业品或制成品的加工厂和最大的出口基地之一；其进口依存度达到44.6%，显示出在利用世界各类资源方面的发展能力和开放能力，堪称世界最开放的市场之一。与此相对照，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属于低度国际化、内向型经济或相对封闭型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相对小得多，是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化者”。

高度开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相对封闭的内陆地区构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生态。这意味着，中国内部存在着两个相对脱节、相对分离的经济体，尽管它们之间没有关税壁垒，人员和其他要素流动不受国籍的限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加速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却没有与内地经济更加一体化，或带动内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内陆地区既没有大规模主动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也没有加速与沿海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对外开放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中国东部沿海和内陆地区相对脱节，国家一体化水平不高、提升不显著，是中国能否实现顺利转型的巨大挑战，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挑战，是中国全面开放的最大制约，也是中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最大障碍。

中国四大地区主要指标占全国比重（2005年）

二 全球效应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冲破自我封闭走向世界的过程。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逐步深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也日趋良性。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外交由内向性转向外向性，强调有所作为，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拓展战略利益。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性国际制度，参与原有制度的完善和新国际制度的制定，主动促成地区性国际制度的建设，成为国际事务全面而富有建设性的积极参与者。

第一，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正在延展。大国崛起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具有显著的外溢性。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市场开放度越大，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不仅对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迅速的社会发展、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为促进全球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经济、贸易和减贫方面，而且体现在发展理念和崛起道路的影响上。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对外开放为发展中国家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参照和经验。中国找到了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路径，被称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其世界性启示意义正在彰显。^[16]

第二，中国成为世界的利益攸关方。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在增加，对国际制度的参与体现出全面性、战略性、长远性的基本特征。中国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从局外旁观、消极参与转向积极参与，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中国的战略力量以和平方式向国际体系投放和辐射，既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对世界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促进了国际合作。中国积极、建设性、可预期的国际形象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认可，中国越来越被视为世界的利益攸关方。

第三，中国寻求互利共赢的时机日臻成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二者的相互影响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坚持通过自我约束实现崛起的模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认可，中国提供公共物品方式的对方开放也赢得了相当的信誉，中国通过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强对外援助、实施“走出去”战略，积累了一些推动互利共赢的经验。应该说，中国寻求互利共赢的时机已经成熟。

另一方面，中国毕竟是融入国际社会不久，尚不熟知如何发挥其影响力、如何将其国家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就大多数全球性国际制度而言，中国不是首创者，中国参与程度在加深，但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能力、利用国际规则的技巧等显然有待提高，甚至国家战略利益的自我保护能力都有待加强。中国尚缺乏将巨大的物质财富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积极意识和有效手段的运用，中国对国际制度的投入不够，^[17]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国国际影响力乃至其自身战略利益的维护与拓展。

三 地区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东亚地区兴起了一波波的崛起浪潮，日本、东亚“四小龙”、中国成为带动东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东亚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和最开放的经济区。尤其是，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持续发酵，促动东亚从金融危机中迅速恢复过来，导致一个经济复兴时代正在东亚展开。东亚崛起，以加入经济全球化为前导，其地区一体化进程也在加速，尤以地区内贸易比重上升和自由贸易区谈判如火如荼为标志，而中国居于东亚一体化的中心地位，是以上两大进程的核心推动者。作为东亚一体化最强大的推动力，中国崛起的战略效应正在全面展现开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在地区合作中态度并不积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今，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调整，并迅速确立了富有建设性的地区战略，开始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中国在经济、安全、军事等方面与周边国家展开了积极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经济上，中国进一步落实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强调“10+3机制”是东亚地区合作的主渠道，应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起地区经济、贸易、投资、安全的合作框架；在安全上，上海合作组织提供了一种积极的范式，中国还加强了与东盟等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军事上，中国积极拓宽与主要大国的合作，在反恐、防止武器扩散、联合军事演习等方面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外交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18]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的积极进取，既促进了地区内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提高了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地位。总体而言，中国的东亚地区战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源于中国参与国际协调的经验不足，对于如何发挥大国作用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在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及各种双边合作中的主动性尚不够，尤其是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推进上尚缺乏总体战略框架和路径设计。

综上所述，中国三十年对外开放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其存在的问题亦显现出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已成为决定中国和平发展顺利与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