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创新
当前，中国进入后WTO过渡期，它既是前一个阶段的终点，又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这意味着中国将从加入WTO承诺约束下的局部开放、有限开放转向WTO框架协议下的全面开放。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的基本方针，“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是继1998年党中央提出“积极扩大内需”方针之后，进一步审时度势提出的新战略思路，也是对新近出现的中国与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挑战的新举措，其目标是顺应中国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历史趋势，主导、前瞻性地进行重大战略调整，更好地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地应对来自外部的新挑战，更好地拓展国家战略利益。
只有坚持对外开放、融入世界体系，我们才能够从基于国内获取各种资源，拓展到基于全世界获取各种资源、资本、市场、技术、信息和知识。我们不仅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还要从已有的对外开放格局拓展为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在于，积极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创建良好的周边环境，充分利用世界战略资源，全面开辟世界出口市场，积极建立世界进口市场，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中国应当积极主动地担负起与自己发展实力相适应并有助于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实力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不仅提供地区性公共物品，还要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与国际社会分担公共物品。基于此，我们的全面对外开放，以经济贸易为轴心和主要手段，实行经济外交、贸易外交、援助外交，并确保中国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其核心要点在于更好地利用战略机遇期，最大限度地化解和减小国际风险，更好地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创造更大的发展机遇，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国际资源，突破国内发展的资源、技术等瓶颈。对外开放政策的根本点在于审时度势、战略谋划、整体运作，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进互利共赢的积极开放战略。
一 坚持对外开放的主体战略定位
党中央清晰判断中国正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与各类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基本特点，准确把握住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的主要特征，强调中国的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并且机遇大于挑战，中国有利条件越来越多、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同时现代化的长期限制因素越来越突出，限制条件越来越明显，并据此完善中国的整体战略布局。
2007年4月28日三峡调研。
2003年，党中央提出并逐步完善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路。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总结指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中国扬弃了“先富论”，迈向“共同富裕论”。
在这一科学发展的战略思路中，对外开放处于主体战略的地位。未来十五年到二十年是中国由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转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需要作相应的、积极的、稳妥的转变。2005年6月，党中央提出了“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战略目标。2006年8月，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拓展对外开放广度与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从中国的对外开放发展进程看，今后中国要从以出口导向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外向型经济转向开拓国际市场和开放国内市场相结合的内外开放型经济，从“出口”或“货物出口”单轮增长驱动模式转向“进口和出口”或“货物与服务进出口”双轮增长驱动模式转型，从以开拓国际市场为主的发展经济贸易的利益导向战略转向以开放国内市场为主的扩大国内消费者福利的利益导向战略，并将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走出去”战略，完善对外开放的整体布局。
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目标就是从开放型大国到开放型强国。在经济全球化和日益竞争的条件下，我们应当更加明确把全面开放作为21世纪的基本国策。所谓全面开放，就是强调开放领域、开放范围的全面性，全面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以建立开放型市场、开放型经济和开放型社会为目标。尤其是，在经济建设上，促进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较为自由地跨越边境流动，按照市场规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生产与消费国际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与国际化。[19]全面开放并不意味着彻底开放、完全放开，它并不排除适度的符合国际惯例的保护措施，而加强对开放的制度化、法制化监管亦是开放战略的题中之意。全面开放战略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全面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开放型市场和开放型社会，全面激发中国的创新力，全面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全面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第二，全面参与，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坚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组织，并发挥积极的作用。既运用政治、外交手段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经济贸易利益，又运用经济、贸易、投资手段维护和保障中国国家政治安全利益。
第三，全面合作，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也与发达国家合作；既与大国合作，也与小国合作；既推动“南南合作”，也推动“南北合作”；既推动经济、贸易、技术合作，也推动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合作。
第四，全面提升，通过开放全面提升国内企业和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和抵御外部冲击和风险的能力，中国政府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第五，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
二 促进对外开放的观念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观念变革与中国历史进程有着必然的逻辑关联，同时观念变革蕴涵的质变意义又深刻展现了其战略价值。中国秉持改革开放，观念变革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积极的先锋作用，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指向标和路线图。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路径，在通过进程塑造结构的战略思路之中，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逐渐确立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崛起成为一种现实。在这个进程中，观念变革凸现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核心因素，也被视为中国国家实力提升的主脉络。
（一）强调主权、安全与利益三位一体
在关于中国对外开放效益的争论中，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是最为人所关注的三个方面，许多人认为中国对外开放实质上对三者均造成了削弱和损害，因此对外开放必须调整，甚至有的论者据此认为对外开放断不可行。
笔者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绝对主权已经不复存在，相对主权已经成为国际事实。参与国际社会必然包含着主权受到限制的成本，这就是国际关系的辩证法。[20]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加速并行的趋势下，主权让渡已经是客观事实。主权让渡是为了解释国家对国际组织授权问题而产生的概念，即成员国转让部分主权的行使权力并由一个共同的组织来行使。让渡不是割让，只要国家是自愿加入国际组织并保留退出的权利，主权为国家所有的底线就不可能突破，因为主权让渡首先也是主权国家行使主权的结果。[21]主权让渡是为了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内涵早已不再纯粹是一个国家决定，其内涵和外延都已超出传统的认知范围。国家对国际组织的权力让渡不是弱化自身的独立目标和主体身份，而是越来越借助合作型的权力安排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第二，相对主权并不仅仅意味着国家主权的削弱，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也为国家主权的延伸提供了基础条件，经济主权就是国家主权延伸最突出的方面。例如，中国决定加入WTO，从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和赢得国际环境的长远利益出发，做出了经济主权在一定范围的让渡。但五年多来的经历证明，我们的战略利益所得超出了预期。近年来，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加强对海外投资，我们的经济主权实际上随之延伸了，我们的战略利益也随之拓展了，在一定意义上，国家主权和战略利益的让渡、共享、延伸是大势所趋。
在全球化的情势下，国家安全是全方位的，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依旧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在进入世界市场的前提下，开放是不可逆转的，开放国家面临风险是必然的，也是有可能付出代价的。然而，开放型经济和封闭型经济，风险孰大孰小，理论上并无定论；什么是最佳经济开放度，也没有定论。[22]经济安全并不必然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落后才是不安全之源。落后就要挨打，即使闭关锁国把自己隔绝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外，也丝毫谈不上什么安全。[23]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搞好经济，国家贫弱、闭关自守不可能构筑好经济安全的防线。对外开放和经济安全并非对立关系，开放并不必然是风险更高的选择。经济不开放，我们不能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纠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问题，不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不能尽快提升产业结构和企业竞争力，我们的就业和增长都会受到明显的影响，这将对经济社会各方面造成巨大压力，这是我们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开放型经济的核心在于建立沟通国内外市场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有效利用和控制。因此，我们不应该关起门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是应当对外开放，进一步主动融入全球经济。通过缩小差距来增强国家实力，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安全的维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外开放既带来机遇，也存在风险，问题的关键在“练内功”。在当前的世界情势下，只有深化开放，才有可能争取国家的综合安全。全面开放不是目的，而是促进主权、安全和利益的有效手段和必由路径。
我们强调，主权、利益与安全三位一体，我们不能对主权、安全、利益的传统观念抱残守缺，而必须恰当运用之，将经济主权既作为进攻之矛，亦作为防御之盾，进退有据，在经济主权得以维护和强化的同时，维护国家的综合安全，并力争国家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二）坚持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
坚持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既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等涉外经济活动，难免会触动现有的国际利益格局，也会在一些领域给有关国家特别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带来冲击和竞争压力。事实上，我国加入WTO以来，一直是遭受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之一，而很大一部分贸易摩擦是由实际利益矛盾引发的。我们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才能保障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持续贯彻下去，才能保障我国海外利益持续发展下去，才能既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又展现我国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形象。
互利共赢是一种新型的通过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开放战略，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自利独赢、赢家通吃的开放战略，其基本特征是：兼顾自身利益和世界利益，兼顾本国利益和别国利益，兼顾开放本国市场和开拓别国市场，兼顾对外竞争和对外友好，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兼顾扩大内需和利用外需，兼顾国内宏观经济和国际宏观经济稳定均衡，兼顾搭车利用和主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兼顾国家实力和国际形象，兼顾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24]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其基本原则包括：
第一，主动参与原则。参与几乎所有可能参与的国际组织，既要积极参加富国俱乐部（八国集团、经合组织、国际能源署等）的活动，主动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促进南北合作，协调南北矛盾与冲突，又要积极参加发展中国家组织，积极促进南南合作、协调南南矛盾与冲突。
第二，积极合作原则。既要与发展中国家紧密合作，也要和发达国家主动合作，根据国家利益的重要程度不同（核心国家利益、重要国家利益、一般国家利益）来确定其原则性和灵活性。对发达国家的合作，要强调在当前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的形势下，世界各国迫切需要加强协调和合作，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要把握重点，强调技术合作的拓展、能源和环保合作的加强、农业和服务业的深化等方面，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我们鼓励自主创新，同时也鼓励扩大技术引进和加强国际合作，要寻求新的合作领域、项目和方式，开展多种形式、多层次的科技合作。
第三，得道多助原则和先予后取原则。对发展中国家多援助、多帮助、多促进、多交流，进一步拓展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主动和单边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提供并增加更加切实可行的国际援助，减免债务；对周边国家多商量、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多协调，重在安邻，还要富邻，以上原则不仅体现在贸易上，还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减贫，保护环境、非传统安全、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要积极促进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使之成为国家间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基础。要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发展将首先给周边国家带来巨大机遇，中国将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协作，扩大利益汇合点，建立经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探索出国家之间互利共赢的新型合作道路。
第四，主动开放原则。中国要主动开放国内产业和国内市场，实行越来越开放的“引进来”战略、自由贸易战略、自由投资战略、服务便利化战略、主动开放乃至单边开放战略，继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还要实行越来越开放的“走出去”战略，简化对外投资手续，实行登记制和核准制，建立各种发展基金，鼓励中国企业增加对外投资，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和利用国际资源。
（三）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着力创建利益共同体
“共同利益”一词1997年9月第一次出现在党的报告中。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与发达国家“寻求共同利益汇合点”，十六大报告提出“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发展了这一战略思想，强调“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的主张。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东亚地区合作，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增强，通过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成为中国的战略趋向，共同利益将在中国战略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共同利益体现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代表着中国战略优化的主导方向。笔者认为，中国在明确提出通过和平发展成为强国的同时，要强调共同繁荣的战略价值，与主要大国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协调框架，稳定和发展大国关系，为中国和平发展争取更加优化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为世界和平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崛起必然冲击国际社会原有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必将引起某些国家的不安、不快与各种应对措施，而某些应对措施可能构成中国崛起的障碍。鉴于此，笔者强调，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和发展多形式、多方位、多层次的利益共同体应视为促进中国顺利崛起的重要途径。
建立利益共同体应着眼于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在国际层面建立促进全球合作、应对国际危机（包括反恐、生态保护等）的利益共同体，应注意有效利用现有的全球性国际制度，同时加强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在地区层面建立利益共同体，应进一步体现有所作为的积极姿态，在经济、安全、军事、生态等方面与邻近国家展开积极合作，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着眼于构建地区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在经济上，促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强调“10+3机制”作为东亚地区合作的主渠道，逐步形成一种紧密型的环中国经济带，[25]建立起地区经济、贸易、投资、安全的合作框架；在安全上，扩展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范畴和目标，加强与东盟等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军事上，积极拓宽与主要大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反恐、防止武器扩散、联合军事演习等。概言之，中国应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强调分享、共荣、双赢，避免零和，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探索和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
三 优化国家战略，完善国内开放布局
国家发展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基础，它意味着中国应首先对国内负责，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长期目标是，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宏大战略目标是全面的、综合的，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我们相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战略思路来引领全局，充分体现出优化战略布局的深远考虑。尤其是，“科学发展观”要求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转向更加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是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基本指导方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并长期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强调经济和社会两轮驱动的必要性。近年来，中国更加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在积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当然，可以理解的是，源于发展阶段和战略布局的需要，中国对环境和文化的关注不如前二者那么一贯，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生态环境直接关乎人的基本健康，文化复兴是国家崛起的根本性标志，长远观之，二者的重要性绝对不可忽视。打个或许不太恰当的比方，仅仅关注经济发展，犹如“推独轮车”，速度快则不稳；同时关注经济和社会发展，犹如“骑自行车”，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发展路径；单独加上环境或文化，犹如“蹬三轮车”，可以在较低速度下保持自身的基本平衡；而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相辅相成的发展则犹如“开汽车”，在中国和平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情势下，我们需要“四轮平衡”（并逐步达到“四轮驱动”），从长远看，这才是实现中国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逻辑。
从对外开放战略来看，中国必须进一步强调依靠国内条件支撑其和平发展进程，努力实现国内、国际协调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实现国内一体化。世界银行最近出版的研究报告特别指出：“东亚国家应该在国内一体化方面做得更好，这样才能保证同时实现增长和转型的成功。东亚需要第三个一体化，在每个国家自己的家里。”[26]这一观点对中国尤其适用。
中国国内一体化相对落后，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对外开放政策倾向的较大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先富论”开局，但邓小平早就明确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的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7]近年来，中国大幅度优化地区发展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规定“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并强调了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加强与毗邻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发，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
笔者认为，中国完善国内开放布局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实现国家的经济统一，确立以国家经济统一为核心的国内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和配置各种资源，进一步发挥西部资源丰富、东部经济发达的各自区域优势。[28]今后，中国采取措施克服地理限制和制度障碍、促进各类要素流动和要素价格趋同等，应致力于建立统一的中国大市场，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
在战略设计上，要强调中西部地区既要向国际开放，也要向东部沿海地区开放；中西部既要向发达国家开放，也要向发展中国家开放，中西部既要重视物资、技术领域的开放，更要重视思想、观念的开放。此外，东部沿海地区应适当调整原先的出口导向战略，从出口导向转向进口导向，进一步巩固开放型经济，同时加强向中西部的投资；而中西部要强调出口导向，优先向东部沿海开放，积极向世界开放。同时，借鉴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经验和做法，加强国内产业的有序转移。[29]中国应适应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将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步骤地向中西部转移，通过扩大与跨国公司的合资合作，提升沿海地区第二产业的科技水平，实现第二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战略转变。通过提升沿海地区的开放水平、发展水平，带动中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30]另外，要进一步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的投资和提供更多援助，通过省际协议促进国内贸易往来，实现各省、各地区之间的互利共赢。同时，中国应着手调整贸易兴国的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强技术立国和产业立国。尤其是在产业发展上，应适时向高出口附加值、高利润的产业方向转变，向引进高科技、前沿型的产业方向转变。东部注重提高开放质量，集中于发展战略性高科技产业，争取走出去，西部则着重于能源产业、资源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农业现代化、国际旅游等方面。[31]
未来产业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中国应继续推进服务业的开放，且其政策基点应由被动转为主动。[32]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就业的主要增长点，但是中国服务业的改革开放远远落后于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率一直远远落后于制造业。[33]加入WTO以来，服务业成为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点，正在成为继续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新热点。目前我国经济存在进入管制和垄断问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如金融业、电信业、铁路运输、教育、卫生、文化、信息媒体等行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垄断性行业的改革，主要指的是上述服务行业的改革，包括放宽准入领域，降低准入条件，培养多元化的竞争主体等方面。[34]我们认为，随着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服务业能否快速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应在防止外商垄断、促进竞争的前提下，进一步开放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尽快完善适应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是实现全面开放的基础条件。中国在近三十年间，尤其最近在十年内，从一个封闭型经济迅速转型为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最大的问题在于，目前防范风险的机制大多是针对封闭经济设计的，对于开放经济的风险，我们的认识尚不全面，对于如何防范开放经济的风险尚缺乏知识与经验，因此防范开放型经济风险的机制很不健全。一旦遇到问题，通常的反应不是考虑如何完善风险防范机制，而是暂停开放进程甚至倒退，这样只会丧失发展机遇。当务之急是，深入研究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形成机制，尽快完善适应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35]我们要建立健全对外贸易运行监控体系和预警机制，加强对商品进出口、资本跨境流动的检测，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和控制各种风险，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提高政府统筹管理、调控内外部经济的能力。
在具体事项上，我们应对维护金融安全做好更为充分的准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中国目前银行融资占整个融资比例较高的格局下，金融安全问题就像人体的血脉那样至关重要，不容忽视。2006年12月11日，中国兑现加入WTO的承诺，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中外金融机构正在形成全方位的竞争态势。我们既要认识到中国金融市场存在的不稳定性因素，采取各种措施稳定金融市场，进一步加强监管和风险预警；也要认识到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即通过不断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加强金融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顺利成长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此外，我们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外资垄断，尤其是对中国战略性产业的垄断。我们必须思考进一步强化依靠市场力量约束外商投资企业垄断行为的机制，同时特别加强对外资并购的监管能力，防止外国投资者可能出现的不正当并购行为。[36]与此同时，我们应把电子及通信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交通运输设备、普通机械和专业设备等产业视为主要战略性产业，采取特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四 深化全球战略，促进国家利益的拓展
当前，中国的全球战略以共创和谐世界为基本理念，体现出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基本特征，以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求同存异、包容开放为主要策略，以寻求和扩展共同利益为目标指向。我们认为，在争取平等权利的前提下，中国应把全面参与、力所能及地提供公共物品作为基本路径，作为负责任大国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树立和稳固建设性、负责任和可预期的国际形象。
中国全球战略包含（但不限于）如下重要内容：第一，经济战略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争取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大力拓展经济战略利益，确保经济发展作为中国顺利崛起的核心。第二，安全战略上，以新安全观为战略基础，稳步推进国家安全，积极参与国际安全的维护，以维护并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取决于该国的实力及其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密度，而国家安全利益的扩展必然是经济利益扩张的逻辑延伸。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中国的安全利益必然扩展。中国应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参与并在一定情势下主导构建周边安全制度，参与营造国际安全体系。第三，文化战略上，在坚持文明多样性基础上，弘扬传统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促进普世性文化的认同，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并将文化作为中国崛起的坚实基础。
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中国应着力完善其全球战略的如下方面：
第一，全面参与国际制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框架设计。中国应全面而积极地参与国际制度，使得现有国际制度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实现“富民强国”的战略谋划创造适宜的国际空间；更好地体现“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的宣示，在国际制度体系内寻找共同利益，以打破“中国威胁论”，澄清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误读，表明自己接受国际制度约束的正当态度，稳定外部世界对中国国际战略的预期，消除对中国发展的担忧；促使中国外交更加积极和具有建设性，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传统思想的魅力和建设性倡议，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多地承担起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领导责任；在国际制度体系内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统一，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振兴；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依归，并对国际社会多元化进程、和谐世界的建设作出贡献。全球治理是世界公共物品，也是影响中国国家治理的相关公共物品，参与全球治理可以确保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权益。此外，中国不仅需要继续完成自身的发展任务，而且需要改变应对的消极态势，逐步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与国际社会合作，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特别是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在全球治理中承担起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制度内，中国应根据相当实力的增强和发挥更大作用的意愿，积极考虑增加分摊份额，尤其是在全球性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内，还要力争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中国应切实贯彻WTO规则，在有些方面甚至可以提出比发达国家更加彻底的贸易自由化主张，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秩序规则制定和国际谈判，借助国际规则，平衡各方面的利益，维护和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制的进一步开放。同时，要积极通过扩大沟通合作，推动利益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经济社会难题。
第二，进一步加强“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战略能够改善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增强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增强获取国际资源和扩大国际市场的能力，从而增强中国的经济安全；“走出去”可以使中国站在国际竞争的前沿，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促进发展中世界的总体力量与合作意识，为保障中国整体安全提供新的屏障；“走出去”能够加强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交叉和相互依赖，抑制反华、排华势力，从而增进中国的政治安全。建立国际战略资源供应基地，是提高我国“走出去”水平的战略举措，也是“走出去”的战略重点和难点。我们要全面参与国际农业、能源、矿产等资源配置的产业分工、分配和市场竞争，不断提高利用海外资源的能力和水平；以新建、注资、参股、并购、购买探矿权等多种方式加快建立一批重要短缺资源多元、稳定、可靠的海外生产供应基地，明显提高中国控制的海外油气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占进口总量的比例；加强粮食、石油等重要商品的储备体系建设。
第三，进一步拓展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与发达国家成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其一，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利益越来越相关，目前中国已经是美国国债的第二大购买国，未来会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国债购买国，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其二，中国与欧盟的经济利益越来越紧密，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其三，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利益越来越一体化，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主要技术来源国。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关利益越来越大，谁也离不开谁。与此同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关度在大幅度上升，中国需要大量的资源进口，还需要开拓海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成为新的对外投资国；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中国的出口市场和廉价的制成品进口市场，需要中国的对外援助和直接投资。这些共同利益决定了中国成为世界的利益攸关者，也代表着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确保并继续加深我们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应继续秉持并发扬光大。
第四，加强对外援助的制度化建设。中国对外援助显少，关键时刻援助资金不足或不到位，引起了一些与中国有着长期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的不满，而且个别国家受敌对势力的蛊惑或利诱，利用联合国等国际平台，在台湾、人权等问题上给中国制造了麻烦和障碍。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完全有条件对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更为积极的援助。中国要想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号召力和发言权，仍将主要依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即使仅仅从稳定能源等资源供给的角度讲，加强与发展中世界的关系也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国向非洲提供了积极、慷慨的援助，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也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声誉，我们也由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总体而言，中国对外援助缺少制度性的国内保障。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外援在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意义和作用，借鉴日本、德国等政府开发援助（ODA）的经验，进行对外援助的制度化建设，尽早建立中国对外援助基金和相关管理机构，通过对外援助延伸中国的战略利益，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的远程目标。
五 强化地区战略，主导地区一体化进程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东亚是中国的战略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地区战略的核心。目前，中国具备了主导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基本实力，但东亚的战略格局却决定了中国采取开放的地区主义方式来协调，而不是立即主导推动，具体措施包括积极参与既有的地区国际制度、倡议创设新地区制度并在条件成熟之时主导地区制度的创立。
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从中国崛起的态势认识东亚一体化对中国的长远意义。中国的崛起带动了东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东亚的战略竞争，也促进了东亚地区的深入合作。东亚正在逐渐赢得更大的影响力和自主权，新东亚经济正在形成，它主要依赖地区贸易的大幅增长并以中国为中心。过去几十年，亚洲奇迹除了应该归功于东亚各经济体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外，东亚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功不可没。[37]促进东亚多边合作，是所有东亚国家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必然反应，符合东亚所有国家的经济利益。全球化进程与地区一体化进程并行不悖，经济地区集团化客观形成了欧洲、亚太、北美三大经济板块，各大国分别以此为依托，而东亚就是中国所在地区一体化的基本依托。
地缘政治被视为大战略谋划的地理坐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过去从来不是世界的中心，却天然处于东亚的中心，与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等次地区都有着直接的地缘联系，地缘核心地位为中国谋划其大战略提供了巨大的地缘优势。中国处于亚太经济的天然中心地带，位居世界最大的大陆和最大海洋的边缘，拥有绵长的中纬度海岸线，握有西太平洋的地利，在世界均势的基点由欧洲转向亚太方向之际，地缘景气带给中国的机遇可谓天时、地利兼之。鉴于其地缘优势，中国应将亚太地区视为自己的战略疆域（Strategic Zones），将东亚视为战略中心地带。
中国的战略优势不仅来源于其地缘政治地位和经济繁荣，还受惠于蓬勃发展的东亚多边合作。地区多边合作是二战结束以来的一种新趋势，它对地区内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问题的解决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方面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目前展开的东亚多边合作均以中国为潜在中心，推动东亚多边合作成为中国必然的战略选择。从经济角度看，促进地区多边合作有助于形成中国经济的战略延伸地带；从政治角度看，地区多边合作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要成为一极，必须在东亚发挥积极的主导性作用；从安全角度看，多边合作符合中国的安全利益，有助于中国推行新安全观，促成共同安全的目标；从文化角度看，地区多边合作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丰富多彩的亚洲价值观念；从军事角度看，地区多边合作有助于降低地区内冲突升级的危险性，降低军备竞赛及其负面影响。此外，各国亦可将双边关系中的某些问题放到地区多边合作加以解决，从而减少双边关系中的负面因素。概言之，地区多边合作有助于建立以合作、互利为特征的新型地缘战略关系，扩大共同利益、加深相互信任。东亚多边合作以地缘经济为核心因素，赋予经济繁荣的中国以巨大的议程创设能力和地区制度塑造能力。随着地区多边合作的深入，东亚一体化被提上各国的议事日程，中国开始视之为最重要战略目标加以积极推动，且将制度建设视为主要塑造手段，争取掌握地区一体化的主动权。[38]
我们强调，中国的地区一体化战略，应以国际制度建设为核心。从全球各地区的发展来看，促进地区一体化，尤以制度建设为基本特征。近年来，中国立足邻近地区，开始参与乃至着手主导构建地区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即在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的积极进取，既促进了地区内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议程创设能力。通过地区制度建设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成为一种可行的范式。
中国的地区制度建设战略应通过参与、创设、主导等三种基本方式来实现。鉴于中国开启国际化进程未久，中国首先是通过参与来融入地区一体化之中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改昔日对地区合作的消极姿态，开始积极参与地区合作，并加强了议程创设能力。中国首先参与了所有中国有条件、有资格参加的所有东亚多边合作机制，并开始在这些多边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实际上，随着中国的崛起，所有事关东亚全局的重要事务，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则难以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因此，中国的积极参与受到东亚国家的欢迎。加入多边国际制度，使得中国真正融入了东亚地区一体化，并成为其中的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力量，也有助于通过多边合作形式打破“中国威胁论”和周边国家的疑虑，展示负责任、可预期、建设性的国际形象，同时为积极塑造地区秩序奠定坚实的基础。
主动创设地区性多边协调机制、合作机制是近几年来中国着力而为的战略体现。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威望的提高、参与国际社会的深入，中国对国际制度的理解和认识越加深刻，主动创设国际制度，更好地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东亚一体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制度建设处于草创时期，中国应该在制度建设方面大有作为。我们建议，中国的地区制度建设战略应注重以下内容：
第一，继续推动中国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使之构成中国崛起、东亚地区制度建设的内在基础。以CEPA为起点，进一步推动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代表着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新思路，也将是推动中国积极参与东亚一体化的重大步骤。
第二，积极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同时加强在“10+3”机制内的磋商和双边协调，以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实现中日和解和合作。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有关数据显示，中日韩三国互为对方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其国内经济已经通过对外贸易的纽带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三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符合三国贸易交往的现状，也符合三国的经济利益。三国领导人对促动建立自由贸易区也有了积极的意愿，并开始采取实质性行动，概言之，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东亚一体化的基础条件，中国应着力加以推动。当然，中日韩多边合作的发展之间面临着诸多实际障碍，应采取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合作过渡，以贸易便利化为起点，逐步向自由贸易区过渡。
第三，推动东亚一体化，应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实践核心，以建立自由贸易区和投资区为中短期目标，将东盟共同有效优惠关税计划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东亚自由贸易区与投资区的基本框架，沿着“10+3”对话机制向合作一体化机制发展过渡。
第四，推动东亚多边安全合作，并突出中国的创设乃至主导能力。中国的安全与东亚地区息息相关，以新安全观付诸实践为基本手段，通过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化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建议中国与东盟携手合作，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促进东亚安全论坛的建设，推行积极而有效的信任建立措施，通过战略互动建立东亚各国的战略信任，积极推动东亚地区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
当前，中国的地区战略应着重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抓住地区秩序建设的制高点。东亚进入全面接触的时代，东亚共同体被接受为东亚秩序的愿景。如何建构一个稳定而富有建设性的地区秩序已是摆在东亚诸国面前的重大战略议题，中国应以东亚秩序建设为地区战略的制高点，强调共同利益的汇聚和制度化是地区秩序建构的唯一路径，以此稳定和进一步发展与东亚各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把握地区战略上的主动权。
第二，把开放地区主义作为一种战略工具。开放地区主义是东亚一体化的基本特征，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战略约束，但同时也是约束地区其他国家的战略工具。我们应辩证看待开放地区主义的价值，将之作为自我战略约束和约束他国的战略工具，稳定东亚各国对中国的战略预期。具体地说，以开放地区主义促进东亚地区经济相互依赖的进一步深化，巩固中国与东亚的经济一体化关系，以此提升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战略价值；以开放地区主义促进东亚政治合作和安全协调，以积极化解围绕中国的软性战略包围圈；以开放地区主义引进更多的非东亚力量，构成对美日同盟的战略约束。
第三，坚信东亚的未来取决于中国的战略走向。以建设性姿态和负责任的态度全面参与各类地区性磋商机制，力所能及地提供地区性公共物品。此外，中国的地区战略以东亚为核心，但不应局限于此，我们应将其他地区——包括欧盟、拉美、非洲、中东等——纳入地区战略的视野，将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延伸至全球。
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中国必须潜在但实质性地发挥主导作用。从对外开放的角度看，中国应该着重处理如下方面：其一，要着手制定参与地区经济合作和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其二，稳定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战略地位重要、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双边关系，抓住时机率先推进双边贸易、投资、交通运输的便利化；其三，通过共同利益的寻求和扩大，进一步稳定中日关系，防止中日关系的恶化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四，利用传统关系，加强内陆地区与周边国家的一体化，就西北地区而言，俄罗斯、中亚有色金属、电力、化工、重型机械制造业较发达，轻纺工业和食品业则落后，西北地区技术设备不足，一些重化工原料需要进口，轻工业发达，双方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且生活习惯、消费结构上存在相似性，应加强相互开放；就西南地区而言，西南地区和南亚、东南亚的资源有着较多的互补性，在生产要素的组合方面也有较多的互补性，可考虑修建国际高速公路和铁路，联结昆明、吉隆坡、曼谷，同时修建滇西铁路，与缅甸境内的密支那铁路通过国际协议予以联通，借助于缅甸的铁路、港口，使得中国西南的货物通过南丝绸之路到达南亚、西亚和非洲；东北地区与日本有着传统的经贸联系，在软件开发、机械制造等方面已经建立了较深入的合作，仍有深化的空间；其五，落实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整体布局，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谈判，而且着重与澳大利益、新西兰、印度和俄罗斯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并将之提升到反战略包围圈的高度加以认识和推行；其六，强调整体经济的开放性比双边贸易更为重要，在地区一体化推进方面保持开放性思维，作出必要的让步和贡献，力争通过共同利益汇聚及其制度化建构一个稳定而富有建设性的东亚秩序，并在东亚秩序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