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意义
世界进入大规模实力转移（Power Shift）的时代，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有着直接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日益变成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如此”。[2]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播，实力转移的速度在加速，不仅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因素永恒性地受到重视，技术、文化、观念等软实力因素也越来越被视为实力的核心要素。
大规模的实力转移开拓出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时代，不仅带来了国家兴衰，也造就了国家行为体实力相对下降、非国家行为体实力上升的趋势，从而为全球治理开辟出宽阔的路径。从国家层面看，实力转移不仅有受益者，亦必然有受害者，某些国家的处境甚至愈加恶化，沦落为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从地区层面看，国家集团化既是实力转移的来源，也是实力转移的结果，地区一体化逐步成为国家集团发展的依托，地区经济的集团化及其溢出效应导致大规模的地区性实力转移，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因素。在国际层面上，实力转移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国际制度（尤以国际组织为主要形式）如火如荼的发展及其刚性的展现，以及与此相关的多边主义受到更多重视。国际制度所代表的原则、程序和规范越来越成为大国拓展战略利益和小国维持基本利益的工具，冷战后出现的巨大实力转移并没有导致大国关系的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功于国际制度的战略约束。与此相关，多边主义的价值理性和战略意义得到更多重视，多边协调开始被视为建构未来世界秩序的基本规则之一。另一方面，实力转移越来越导致了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权力再分配。国家政府不仅丧失了部分自主权，还要与企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分享权力，市场和公共舆论常常迫使最强大的国家更经常地遵循国际规范。与此同时，非国家行为体拥有了更多展示实力的意愿。这些变革昭示着一个全球治理的前景，也在一定意义上为社会主义模式在全球的再次崛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中国是农耕时代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用同一种文字记载历史且持续时间达五千年之久的文明，中国曾因此长期居于文化中心地位。进入19世纪中期，中国成为国际实力转移的受害者，并一度衰落为濒临失败的国家（Failing State），列强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先进技术、以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思想通过强制性手段进入中国，导致中国成为半殖民地。进入20世纪，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为中国积极的国家转型开辟了道路。中国经历了资产阶级立宪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不成功试验，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体制。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中国一个真正的大时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国富民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抓住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在国际社会中积极作为、建设性作为的意愿逐步展现，中国开始成为国际实力转移的受益者。[3]
中国崛起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国际秩序的转型几乎同步。国际实力转移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超越常规、超越发展阶段（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交叉转型）的进步，也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后者主要体现在国内问题重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际压力增加、疑惧加深。这是一种“崛起困境”，与19世纪中期万马齐喑的局面完全不同，中国也比较容易确立并推行和平性的脱困路径，即软实力战略。
软实力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中国当前处于市场开放、观念更新、社会转型、文化重塑的特定历史时期，要实现现代化，要完成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离不开软实力的提升。中国是否实现崛起，不仅仅要看其硬实力，还要强调其软实力，真正的崛起应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相辅相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软实力所受关注程度经历了一个“U”形曲线。一般而言，国家实力增强的基本路径是，硬实力先上升，软实力提升随其后，但到了一定期间，软实力必然成为制约硬实力及国家总体实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制约性时隐时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愈发明显，这也是自此中国观念变革出现更多主动意识的背后原因。我们看到，这种战略性调整的正面作用已经日益体现出来，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乃至文化投射能力都体现出与经济健康增长同步的良好态势，尽管不时依旧有着“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旧调重弹，但中国崛起的正面意义进一步凸现出来，尤其是中国以和谐理念为核心构建大战略框架，开始为中国软实力建设注入了更积极的内在动力。中国领导人在多次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软实力建设的问题，软实力建设开始上升到国家战略建构的层次。
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不仅国外存在着对中国软实力的误读，国内也不乏错误认识。从国外来看，由于曾经的硬实力羸弱，中国软实力长久以来未引起重视，对中国软实力的误读比比皆是。以最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份政策研究报告为例，一方面，作者乔舒亚·库兰茨克（Joshua Krulantzick）指出，“直到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都没有什么软实力可言，1997年中国决定人民币不贬值被视为中国软实力展现之始。”这种观点等于直接否认了中国曾经凭借其先进政治文化和特有的建设性传播方式长期影响东亚乃至世界的历史。另一方面，作者却又对中国软实力增强做出了充满忧虑的误判：“中国试图运用其软实力逐渐将日本和美国排除到地区影响之外。”[4]另一些学者则对中国运用软实力能力表达了怀疑，认为中国在将软实力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外交政策结果方面存在严重的制约。[5]更有大量的战略界人士对中国是否会在崛起过程中采取侵略和战争等方式解决本国所需要的资源表达了忧虑，认为制度属性决定了中国难逃德国等的崛起路径。从国内来看，尽管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意识到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尽管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硬实力发展受制于软实力支撑不够的窘境，但国家建设模式的路径依赖决定了战略调整的滞后性，甚至不重视软实力建设的情况依旧比比皆是。决策部门的相关人士指出，软实力的工作都在做，但是确实没有将之上升到战略思维的高度。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战略界在软实力的含义、研究路径、现状评估及其政策含义等方面均没有进行深入的学理探索，中国软实力研究刚刚开始。相比国内积极关注质量提升的硬实力建设，中国软实力建设尚处在“初级阶段”。对照中国崛起面临的内外挑战，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滞后性正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对中国软实力进行客观评估具有重要的现实性意义和理论价值。更重要的是，软实力建设是中国打破大国崛起悖论的重要途径，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指向，是中国实现崛起的重要指标。加强软实力研究，推动中国软实力建设，恰其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