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调查研究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根本途径和优良传统，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环节，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托。调查研究不仅有利于获得对客观事物和规律的感性认识，更有利于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认识的循环往复，把握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客观规律，才能服务并贡献于科学的公共决策。
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2]我从事国情研究的心得体会和核心观点是，作为当代中国研究者，没有调查就没有建言权。
调查研究是当代中国研究的基础
当今时代，风云激荡。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建设的“六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建设；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国内外各种重大矛盾和社会关系的难题、挑战，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相互交织。这就需要我们这些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长期坚持进行国内外的深入调查研究，作为研究国情、世情的认识来源，制定基本国策、大战略的客观基础。我称之为中国大地的“调查研究”与社会科学专业化研究的有机结合模式。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同于其他国家同行专家之处，也是成为优秀的具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研究者的基本条件之一。
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如何倡导和亲自调查研究并作出重大决策的。我们需要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有意识地学会调查研究，掌握认识中国社会、理解中国的“钥匙”。
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做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他把调查形象地比作“十月怀胎”，把解决问题比作“一朝分娩”。[3]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亲自调查研究，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汇报，写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4]成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代表作。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5]为此，他带头走出去，先后访问了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六国，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92年春，已届高龄的邓小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6]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
1993年7月5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会议上首次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把做好调查研究这篇文章，视为“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7]
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第一线，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掌握工作主动权。”他本人带头实地调查研究，在过去十年仅在国内各地区就调查研究94次，平均每年在9～10次之间，遍及30个省（区、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
2011年11月，习近平在出席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上发表关于调查研究的专题讲话，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还重申了陈云同志的观点：“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他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制度，保证调查研究经常化。”[8]为此，中央明文规定“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9]
实际上，调查研究也是做好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功，也需要制度化、经常化。为什么我们需要重视调查研究呢？客观事物总在不断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每日每时都在出现，唯有调查研究，才能不断认识客观世界，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主动和有效地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如同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策。[10]
可以说，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的途径、创新思想的源泉、解决问题的基础。调查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世界潮流和国情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共同认识和理解中国这部“天书”，推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共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对中国社会科学学者而言，调查研究是努力投身社会实践的表现，是积极参与决策的渠道。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我们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深刻理解中国、科学发展中国。
如何做好调查研究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1]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调查研究，实现调查研究的根本目标呢？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强调，“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12]只有广泛深入地接触客观事物，从中获取丰富的感性认识，并经过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加工，才能使感性认识上升到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然后又使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能动地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可以说，调查研究是必备的一环，是实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途径。唯有实事求是，才可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如何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他指出，“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13]这一点对党政干部是适用的，同样对社会科学学者也是适用的。
第二，选择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我认为，调查研究很重要，选题更重要，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那么应当如何选择调查研究题目呢？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讲到：“要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组织力量开展调查研究，努力回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这就需要关注国家发展的重大议题，尤其是围绕战略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抓住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追踪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捕捉苗头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透视典型经验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做到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着重研究解决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突出问题，着重研究解决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着重研究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忙在点子上，谋在关键处。[14]
第三，将实地调查与深入研究紧密结合。调查研究，顾名思义，既要调查，又要研究。只有调查，没有研究，就如同只有（时间）投入，没有（文字）产出。这就需要正确处理调查与研究的关系，将两个不同环节紧密结合、有机结合。从这个意义上看，完整的调查研究就是体现在最终的调研报告上。调查体现发现问题和敏锐眼光，研究体现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通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详细地占有资料，而研究就是对这些材料的分析整理工作，以找出其中的本质联系和规律，用之于实践。真正的调查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调查的基础上，并进行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通过思想碰撞吸收调研成果，总结调研经验，提出具有实际工作指导性的思路。简言之，调查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研究是调查的继续和升华，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
第四，重视调研成果的传播指导作用。“文可载道，文可传道”。有了高水平、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就要争取在内部或公开发表，广泛传播，既可以指导社会实践，又可以为各地、各部门所共同分享。因为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都具有外部性、外溢性，为人们所传播、所分享，就像我们自己分享他人的思想和成果一样，获得启迪和灵感。这非常符合知识和经验的可传播性、可分享性、可转化性、可积累性特征，特别是可转化性特征，旧知识可转化为新知识，他人知识可转化为自己知识，知识的可积累性，指调查研究成果往往体现为文字作品如我们所看到的门洪华教授的这部以调查研究为主题的专著。这是我最欣赏的做法和见诸文字的调研成果。
如何写好调研报告
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而言，调查研究是一项基本功，也可以视为基本研究方法，它超越一般意义上不同学科的案例研究方法，视野更加广阔，研究更加深入，对实践更具指导性。在一定意义上看，调研报告反映了一个学者价值理念、理论水平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能力。
那么如何写好调研报告呢？《修远集——门洪华调研录》一书就是一部杰出的国内外调研报告集，是一个成功的且值得学习的范例。作者门洪华博士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于2002年1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就在我的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投入了很多精力从事调查研究，长期坚持下来，编辑成本书，作为社会科学调研的精品。诸多调研报告我都曾在刊用《国情报告》之前仔细阅读，与他多次讨论，反复修改。可以说，本书记录了作者“行万里路”将国情与世情的“无字之书”写成一部“有字之书”的过程，体现了一位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对深入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真诚努力，也是国内社会科学界第一部国内国际调研统筹的力作，是值得学术界倡导、示范和学习的。
2007年6月10日与胡鞍钢教授在日本东京调研。
本书也提供了如何写作调研报告的可行方法，具有独特的调研特点，具体体现在：
其一，视野开阔，立意高远。本书作者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思考中国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同时又密切关注世界潮流，把握世界脉搏，其视野关注古今中外，其足迹深入都市乡野，从而体现了把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统一起来考虑的努力，反映了年青一代中国学者的胸怀和情操。
其二，本书立足中国，投身实践，是一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精品之作。如何客观而全面地认识中国国情是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基础条件，也是中国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所在。门洪华教授不仅就中国全盘的重大问题进行思索，还在青海省挂职期间坚持微观层面的调研，解剖“麻雀”，以小见大，从而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把握。毕业至今，门洪华教授所走过的学术道路，无不与中国国情、中国战略和调查研究结合在一起，其研究视角独特，会给更多学者以启示。
其三，本书始终牢牢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体现了作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促进中国和平发展的真诚努力。由于门洪华教授特殊的学术背景，他既有丰富的人文情怀，也有严谨的理论思维；既有国际问题研究的专业训练，也从事过多年的管理学研究，并长期深入进行企业战略的调研，从而实现了他所秉持的打通国内国际隔膜的学术理想，体现了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优势。
其四，本书始终注重重大议题的把握，战略主线突出。作者所关涉的主题均体现出战略性，即关乎党和国家全局、长远的发展。战略性调研带有方向性、指导性和前瞻性，既要立足当前，又要面向未来；既要在体现全局性上下工夫，又要在把握规律性上下工夫。正是由于作者持之以恒地从事战略研究，并致力于打造中国战略研究的平台，本书所选议题，所进行的分析，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均体现出了战略研究的优势。
其五，本书服务于决策，展现了作者脚踏实地、心向蓝天的理想，体现了作者投身实践、知识报国的情怀。本书每一篇文稿都体现了作者执著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艰辛努力，诸多文稿通过我创办和主编的《国情报告》以及中央党校主办的《思想理论内参》、《中共中央党校研究报告》等内参渠道提交中央领导人和决策部门参考，其所提供的信息、知识、建言的价值是难以评估的，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正是这种尽心尽力做事、持之以恒做事的学者，才是中国的脊梁。
最后，我作为曾经的合作导师，为他所取得的杰出学术成就感到欣慰和自豪，也借此祝愿门洪华教授不断创新，佳作迭出。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教授
2012年8月1日于清华园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9页。
[2]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04～306页。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9～110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70～486页。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28页。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70～383页。
[7]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04～306页。
[8] 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载《学习时报》2011年11月21日第1版。
[9] 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
[10] 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载《学习时报》2011年11月21日第1版。
[11]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第15页。
[1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23页。
[1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91页。
[14] 魏礼群：《提高调查研究水平 做好决策咨询工作》，载《今日中国论坛》2005年第4期，第10～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