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而融入世界体系,期间恰逢新一波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浪潮的兴起、昔日落后地区的崛起,中国起先是世界转型的一部分,继而成为世界转型的促进者。
如何认识世界转型?笔者认为,从宏观意义上讲,世界转型意味着,国际政治开始让位于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各国共存共荣的全球意识,国际关系民主化整体上取得进步。国际体系从传统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向相互依赖状态发展,变得更富有弹性和包容性,全球治理的意识得到加强。从中观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成为大国的战略紧身衣(Strategic Straitjacket),各国追求的国家利益不再绝对,且融入了更多相对性含义。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再完全是零和游戏,也会出现积极成效乃至共赢。国家间合作得到鼓励,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具有更基础性的作用,正在催生基于共同利益的国际新秩序建设。从地区层面看,开放地区主义受到普遍接受,地区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因之有可能造就更加稳定的秩序,协调、妥协、合作被视为大国在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战略趋向。从微观意义上讲,国家自身的战略谋划更具有本质意义,鉴于新国际体系形成主要依靠提高自身综合国力来实现,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势下,如何在动态之中把握国家战略利益变得至为关键。尤其是,生态、文化等软性战略因素进一步体现出基础性价值,国家战略体系的科学建构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战略成熟的重要标准。当前,世界转型赋予各国更为宽广的战略空间,也施加了更大的战略制约。尤其是,对尚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不仅带来了机遇,其挑战和压力更是巨大乃至严峻的,根据国内外环境变革建构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也是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转型,对外开放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中国国家整体战略的基础,对外开放不仅促进了国家发展战略的确立和优化,也促进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促使中国与世界接轨。而且,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为重心的,随着地区合作的深化,东亚在中国对外开放整体布局中的作用在提升。在这个进程中,国内开放布局逐渐引起中国决策者的高度关注。可以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局开始关注全球、地区和国内三个层面的联结,并对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和国家一体化的挑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具体地说,随着经济全球化“双刃剑效应”的进一步展现,随着地区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进一步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尤其是,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近年来,一个经济复兴时代正在东亚地区展开,[4]中国既是东亚经济复兴的领头羊,又有可能成为最大的获益者,东亚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均不可低估。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全球化可以迅速带来资本和技术,但不会迅速带来良好的经济制度和市场管理能力,反而会带来巨大的挑战;对依赖市场推动而不是制度推动的东亚一体化而言,整体性的制度框架短期之内难以建立起来,未来制度化安排均有可能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若一味依赖对外开放而没有内在体制的深刻转型,没有国内一体化作为战略依托,则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接轨只是一种泡沫式开放。换句话说,国内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世界情势下,在国内一体化的迫切要求下,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至少应包括如下相辅相成的三个层面:国家战略、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而对中国而言,开放战略更处于基础战略地位,贯穿于这一战略体系的各个层面。
国家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基础。国家战略以基本国情为基础,以完善国内战略布局为核心目标。制定国家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其根基是确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完善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鉴于经济全球化正负两方面的冲击,实现国内一体化应视为国家战略的首要任务,这不仅取决于国内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还取决于国内经济社会要素的合理配置。其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是统一世界市场的制度基础,而国内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物质基础。国家战略以富民强国为基本追求,其基本含义是基于民本思想,树立藏富于民的观念,为国民谋福利;确保国家战略资源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加强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以政治清明、社会和谐、法制完备、文化繁荣、生态平衡为目标指向。一个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不能闭关自守,开放主义因此成为国家战略的基础要素。从开放的布局上,我们需要将国内开放视为全面开放的基础,把开放主义作为国内战略布局的基本价值观,以实现对内开放为核心目标,以实现开放市场和开拓市场战略的有效结合为基点,放弃所谓民族工业的过时理念,确立培育和发展战略产业的新观念。
全球战略反映国家战略体系的宏观视野。作为一种世界发展趋势,全球化在给世界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各国经济和社会安全带来挑战,全球化本身所具有的扶强抑弱性更是一种威胁。[5]但是,任何国家要发展,必须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我们没有任何借口不接受这柄“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和国家利益需要,制定适宜的全球化战略,抓住全球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参与和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同时防范其风险,促使本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换言之,全球开放是一种基本的战略思路。与此同时,全球化正在催生全球治理,即通过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实际需要,是目前唯一可抗衡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现实选择,倡导一种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平等的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的道义力量所在。[6]在全球治理中主动肩负道义责任,是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新的要求,也是发展中国家新的机遇。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的全球战略要以参与、分享为基本诉求,同时要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
地区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地缘依托。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地区战略对一个大国尤其是崛起大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传统而言,大国的地区战略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获取地区主导地位为目标,而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趋势之下,大国的战略诉求转而追求地区共同利益,将开放地区主义作为稳定和发展地区关系的战略工具,将地区制度建设作为地区合作的主脉络,着力提升地区一体化的水平。
建构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其基本原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目前中国最大的“天时”就是经济全球化,中国正在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建设性完善者,成为世界重大发展问题的倡议者、合作者;中国最大的“地利”就是东亚一体化,中国成为地区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中国最大的“人和”就是和谐社会建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国内社会和谐、对外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建设。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其基本含义与国家战略体系的基本构架不谋而合,即国家战略是基础、地区战略是依托、全球战略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