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世纪的衰退
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国内政治经济大格局的变化，江西商人在活跃了500年之后，迅速走向衰落，并基本上在国内市场丧失了地位。如果分析其具体原因，大致有以下数端。
一是战乱。
如前所述，江西自唐末五代至两宋，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很大程度是因为北方战乱而导致的人口南迁。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南宋末年的宋元战争、元明之际的红巾军大起义、明清之际的农民大起义、清军入主中原及平定南方的战争、清初的三藩之乱等大规模战乱中，江淮、江汉、西南、中原乃至江南的部分地区，都一次或数次卷入战祸，江西则受害较小，社会财富及生产条件没有遭受大的破坏。但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西却两次经历了长时期的战火蹂躏，造成了人口锐减和山林焚毁。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江西在册人口为2450万，到1953年统计时，仅1670万，100年间，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反倒减少近800万。江西商人赖以生存的主要商品如茶叶、纸张、木材等的生产则因山林焚毁而受到严重破坏，景德镇的瓷业也一度陷于停产。
二是交通格局的变化。
从北宋到清前期，运河─长江─赣江─北江一直是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它对于促进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清中期，长期以来对山林的超量砍伐及开山造田所造成的后果开始显现，水土流失严重，赣江水运发生困难。与此同时，运河的淮河─黄河段因黄河泛滥及改道而淤塞，南北水道被拦腰截断。尤其是京汉、粤汉铁路修通后，南北运道改走两湖、河南，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虽然后来有浙赣线，也只是在赣北穿境而过，整个赣中、赣南因远离交通线，物资流通十分艰难，过境贸易也相当稀少。由于交通格局的变化，从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也绕过江西，或沿广东、湖南、湖北，或沿上海、江苏、安徽，向中原挺进和扩散。这些新思潮、新风尚在扩散过程中，又不断地被抵制、被削弱、被改造，然后再反射到江西，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线上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
三是经济格局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开始渗入沿海地区。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开始兴办近代私人企业。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深入沿（长）江地区，辽东、山东、云南、广西等地相继被纳入外国资本的势力范围，近代民族资本也开始生长。
在这一形势下，江西虽然也有九江一个口岸对外通商，但在南浔铁路修通之前，九江更多的是与沿江的汉口、安庆连为一线，与江西内地的联系反倒薄弱。以明时九江钞关为例，它主要是对长江江面往来的商船收税，在没有设置湖口分司时，管不到出入湖口下行的商船。即使南浔铁路开通之后，也只有赣北地区才与九江联系较为密切。
20世纪初开始，九江、南昌也先后出现了一些近代企业，但无论从发展速度还是规模来看，不仅落后于东南沿海各省，也落后于湖南、湖北等内地邻省。除了夏布、瓷器等极少数手工业品仍有一定的市场外，江西一度居领先地位的传统手工业品已无法与洋货及沿海地区的工业品竞争。
四是自身的弱点。
鼎盛的科举文化，曾给江西带来过许多个世纪的骄傲，但也使江西人重功名、轻工商的观念根深蒂固。小有积累的江西商人一旦摆脱贫困，便将资金投放在后人的举业之上，希望子孙进入仕途，光宗耀祖。或者花数百上千两银子为自己及子弟捐个空头官衔，以改变在家族及社会中的地位。截至太平天国起义之前的清代，资本并非雄厚的江西，以捐钱为手段而获得的国子监监生的名额，竟居全国首位。不少学者曾指出，文章节义为江西人的传统美德，但这种“美德”主要是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熏染，它有利于农业社会的巩固，却不利于商业社会的形成。背上这种包袱，使江西商人远不如闽商、粤商、晋商、浙商那样潇洒轻松。
明嘉靖末年严嵩的倒台，标志着江西士大夫开始退出中央决策圈；而人口的流动和大量俊秀子弟从事工商业，使江西在清代的科举入仕人数较明代大为减少。这样，缺乏特权为依托的江西商人很难与徽商、晋商相抗衡。与此同时，江西商人虽然有人数多、操业广、渗透力强等优势，但存在以商脱贫、资本分散、小本经营等先天不足。长时期以个体经营为主要方式，使本来就分散的资本难以集中。
尤其遗憾的是，即使在明前期江西商人独领风骚、明中后期及清前期江右商与徽商、晋商三足鼎立之时，江西商人也没有在江西营造出一个像广州、汉口、南京、上海，或者是杭州、苏州那样的大都市或消费中心，因而无法刺激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无法吸引外来的消费者而积累资金。同时，江西也没有形成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市镇辐射网络，整个商业活动始终停留在以商补农、以商脱贫的低层次上。
作者简介
方志远 史学硕士、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江西历史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外审专家，曾任台湾成功大学客座教授。
研究领域为明代国家制度与社会进程、明清江西商人与地域社会、明代市民文学与社会思潮。代表著作有《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协助主持（11卷本）《江西通史》。应央视“百家讲坛”栏目邀请，主讲《大明嘉靖往事》《万历兴亡录》。
获国家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社科基金成果一等奖、江西省社科成果特等奖各1次（以上为集体项目），获江西省社科成果一等奖3次、江西省高校社科成果一等奖2次。
[1] 《宋史》卷88《地理志四·江南东西路》。
[2] 曾巩：《洪州东门记》，雍正《江西通志》卷123《艺文》。
[3]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3《记事·唐宋运漕米数》，《四库全书》本。
[4] 朱君毅：《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中华书局，1931。
[5] 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