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福建省早期的经济体制改革

1.省领导叫我搞体改工作

1980年8月，我到省政府办公厅担任二处（经济处）处长，在承办省政府组织领导全省经济活动的实际工作中，接触到大量改革开放的信息，感受到了时代前进的脚步。10月，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与福建省联系体改工作机构问题，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叫我函复：福建的体改机构设在省政府办公厅。这是我初次知道全国已设立了机构，掌管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1982年12月，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来闽，省委书记项南和他座谈全国全省改革任务，一些工作人员在座。项南同志似乎和他较熟悉，在讲到福建打算单独设立体改机构时，说：“上面却不同意（我理解是指中央编制部门），看来省委还做不了决定。”后来，福建省政府机构设置方案中，设立一个体改办公室，和省政府办公厅合署办公，可能是兼顾了上下的要求。

省委把1983年定为改革之年，加强了组织上、思想上、措施上的准备。是年3、4月间，有次在省政府大门口遇到胡平省长，他叫我去搞体改工作。接着，见之于文字，由省政府办公厅答复国家体改委：“经省委研究，省体改委主任由省长胡平兼。办公室领导人肖苏、金凌（肖苏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后来仍在省政府工作）。”很快，省委正式发文，胡平兼任省体改委主任。当时，还没有机构和专职工作人员，但均在加紧筹备。以后，省委任命了副省长兼秘书长王一士等3个体改委副主任。8月下旬，省体改委领导包括我共3人，工作人员两人陆续到位，开始正式运转，日常工作由体改委专职副主任郭亮如主持。当时，我的身份是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分管体改工作。

9月19日，我们造访国家体改委，童大林的秘书用汽车把我们接进中南海。童副主任召集试点组、调研组、理论科教组等几个组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了他们近期工作重点，童也讲了指导性意见。通过他们介绍，我们了解到，一是国务院成立了计划、价格、外贸、利改税等若干个组研究方案，有关综合部门参加。利改税方案已经出来，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有了方向，总共算是有了一个半方案。其余的正在进行，近期还出不来，特别是计划体制争论很激烈。二是国家体改委正抓常州、重庆、沙市等几个城市的试点，侧重点各有不同。市管县、构建经济网络、劳动工资制度改革、港口水运体制下放、利改税等，都在点上试。三是在指导思想上，城市改革要从研究企业改革入手，解决好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重视提高企业素质，要有企业家来办好企业。另一个问题，是要从市管县扩展到研究经济区的建立，城市间的联合，商品流通要搞活。此外童大林充分肯定福建省抓改革决心很大，鼓励大胆干，不要等待，就叫“试点”，省里自己试。

在京期间，我们还拜访了财政部利改税办公室主任陶省隅司长。陶司长把利改税称作开启城市改革的一把钥匙，特别是第二步利改税，将解决第一步利改税存在的税利并存的不足，完善为全部用缴税形式处理国家与企业关系，可以促进企业更加关心经济效益。他介绍了第二步利改税的办法和全国初步测算结果，答应近期到福建做详细介绍和指导。这次赴京，使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得到启迪，并对全国将推出第二步利改税获得明确信息。

2.福建省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

1983年，福建的改革形势大体是这样：全党、全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来，各方面已深切感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都在努力寻求给经济注入活力。虽然还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姓社姓资”的困扰，但在实践中，群众有了很多挣脱旧体制束缚的创造，同国家开始放松管制相结合，经过几年努力，使经济体制改革有了一个良好开端。这表现在对外开放已经起步，对内搞活从农村和城乡流通领域开始，取得了不同程度突破。

自项南同志1981年初主政省委后，福建省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开，到1982年已普遍推行。在此基础上，农村出现了分工分业的趋势，各种专业户和联合体蓬勃兴起，早先的社队企业也冲破了“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限制，这两支队伍迅速发展为方兴未艾的乡镇企业，积极扩大商品生产。1982年，乡镇企业已达4.5万个，产值22.8亿元，比1978年分别增加33.6%和1.49倍。农村生机盎然。在商品流通领域，较早地普遍恢复了集市贸易，放宽了政策，大批农民进入流通，从肩挑车推发展到长途运销、经营批发业务。城市也出现了私人摆摊开店，特别是在饮食业、修理服务业、小杂货业等行业中纷纷兴起，从而涌现了城乡第一代个体、私营商业企业，在城乡之间架起了桥梁。1982年全省非国营的商业网点已达3.6万多个，从业人员7.4万多人，分别占商业网点总数的85%和52%，较之1980年增加了2.45倍和2.25倍。个体营业额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1980年占0.81%，1983年上半年上升到4.4%。工业品的销售环节，由过去国营商业统购包销消费品，改变为商业选购、定购，工厂自销、工商联营等多种形式，有些生产资料开始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以上改革，初步改变了城乡分割、产需脱节的局面，活跃了城乡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

在价格管理上，绝大部分三类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放开了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由国家定价进行统购派购的一、二类农产品，从1979年的49种减至1983年的8种，列入省计委收购上调计划的16种；对这些商品在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国家也放松了管制，超基数部分实行加价收购，或者同供应紧缺的农业生产资料挂钩，调动了生产者积极性。

国营企业改革方面，1981年起推行利润留成、盈亏包干等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到1982年底达1400多家。其中114家工业企业进行了初步扩权的试点，在生产和销售方面有了少量自主权，有了一些利润留成。国营商业企业也于1983年推行经济责任制。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为：福建在对内搞活方面，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生产发展，流通活跃，农业商品率大大提高；城市中流通领域的体制外一块初步显现了活力，正在向“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少环节”的三多一少流通体制前进；国营工商企业怎么改则还在摸索，初步推行的经济责任制成效还待观察。总体上说，福建省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起步较早，其特点是发挥了市场调节作用和多种所有制的较快发展。这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居上、群众中商品经济意识底蕴较深、国营大工业骨干企业稀少以及对外开放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是，当时还处在冲破计划经济束缚的开始阶段，对于该怎样改革、改革到什么目标，全国还没有一个总体规划，还在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一个省的改革，不仅在战略目标上，而且还要考虑在具体措施上与全国衔接。在福建省现实经济生活中，在体制开始转轨初步呈现活力的同时，也出现了摩擦和新的问题，主要是紧俏商品仍然短缺而许多工业品又不适销对路；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商业面临民企竞争，日益萎缩和困难；工商企业机制僵化，效益不高。一方面，我们开始认识到，必须解决好对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在城乡都必须进一步放宽政策，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另一方面，推进改革，又受到两个因素制约。一个是国家各部门具体规定的限制，如劳动用工制度、工资制度、奖金限制、企业留利水平等，当时都管得很严，而且还牵涉到本省财政承受能力。第二个是一些认识问题在干部中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敢不敢提商品经济，敢不敢充分发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更不要说摒弃计划经济了），个体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经济组成部分等，这些今天看来很清楚的问题，当时还是需要解放思想，“大胆”思考的。因此，城市改革如何推进，需要探索。下面干部反映，改革势在必行，但必须上下左右同步进行。有的说，想改革，等改革，事到临头又怕改革。

为了研究深化改革的方向和措施，省政府由胡平省长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胡平指出，省政府工作要牵牛鼻子，抓计划、财政、体改；搞好改革要抓领导干部学习，抓力量组织，抓试点。分管副省长及省体改委也分别召开各地市各厅局领导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调查研究，并总结了部分基层企业的经验，还邀请财政部陶司长来闽举办第二步利改税讲座，指导抓好测算工作。省体改委整理出了一个1984年深化改革的意见。1983年11月29日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批准了省体改委提交的意见，并就省体改委具体准备召开全省会议做出部署。

3.福建省第一次体改工作会议

1984年1月9日至14日，省政府召开全省第一次体改工作会议，由胡平省长做会议总结，部署工作。各地市分管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及部分重点县负责同志约80多人参加。国家体改委委员李岩到会指导并讲话。会议提交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几个单项改革方案和十几个典型经验。

这次会议，首先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讲话和中央1号文件，听取省体改委关于4年来改革进展情况的报告，对怎样加快改革步伐，进行认真讨论。省政府提出，既要遵循全国的统一部署，又不能等待观望、左顾右盼。只要把握好方向，当前的改革有利于为今后改革创造条件，就要大胆进行。会议部署了1984年重点抓好的几项改革。一是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省委、省政府将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具体部署。二是做好第二步利改税准备工作，按全国部署于1984年10月推行，旨在用缴税代替上缴利润，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问题，为落实企业自主权创造条件。三是按照商品经济内在要求，改革流通体制，重点突破批发环节的改革，让零售企业自由进货，由过去的基本上是分配职能改为行使流通职能。同时，改革供销社体制，改官办为民办。四是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和奖金、退休金发放办法。国营企业新招收人员推行劳动合同制，目的是想先在新进人员中，打破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但是，后来劳动合同工又变成固定化，打破铁饭碗是很费劲的）。企业发放奖金采取由省体改委制定的核定基数与上交税利挂钩方法，既有控制又不搞平均“封顶”，但这一办法后来在国家统一规定下停止执行。五是发挥中心城市组织经济的作用。通过市带县（三明已于1983年撤销行署设市，晋江、龙溪也要很快实行），并下放省属企业到市，推进企业改组联合，特别是先抓好闽南经济区的开发。此外，对计划体制改革，部署了调整计划商品目录，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对进一步推进价格改革，进行蔗糖和茶叶生产管理体制两个专项改革，也都做出安排。会议确定福州、厦门、泉州、三明4市和龙海县进行综合改革试点。

福建省第一次体改工作会议是在全国尚无改革总体规划的情况下，对全省改革做出总体部署，并在省政府领导下，把各级体改机构推到了第一线，显示了改革的热情，是一次积极的行动，国家体改委专门印发简报介绍交流。此后，省政府基本上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体改工作会议，部署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由单项的推进或自发的运作，发展为统筹研究和总体布局，更加有计划地展开了。

4.中央党校第一期体改研究班

福建省体改工作会议后，1984年3月至7月，我参加了由中央党校和国家体改委联合举办的第一期体改研究班。学习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资本论》第3卷有关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理论，在认真读书基础上，由党校教授讲课。第二阶段紧密结合实际，学习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方向、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国家体改委邀请了刘国光、蒋一苇、林子力、厉以宁等一批著名专家，还有国家体改委委局两级领导、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部级领导，做了十几场专题报告。研究班理论与实际结合，分析了计划经济的弊端，指出了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的方向，还介绍了苏联、东欧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情况，听取了先行改革的企业经验。

这次学习的主要收获是，从理论上讲清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有的还提出了企业的独立自主地位。虽然还没有改革的总体规划，各家之言也不尽相同，但改革的方向还是有了眉目。当时，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多数研究成果还只提商品生产，不提商品经济；只提多种经济“形式”，不提多种经济成分；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实行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或引进了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等等。但总的取向是强调冲破僵化的计划经济，发展商品生产，充分运用价值规律，在宏观控制下搞活微观经济，这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这期研究班为全国各主要省市培养了一批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骨干力量，他们大部分在体改委领导岗位上，有的任市政府分管改革的领导。学习结业时要求每人写一篇心得或论文，我写了学习心得和论文各一篇。学习心得报送省领导，省委常务书记胡宏同志看了，认为报告写得还不错，批示发给各委、办、厅、局参阅。我在心得报告中，分析了旧体制的主要弊端和根源；提出了寻求“宏观控制，微观搞活”，把计划管理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密切结合的机制，抓计划、价格和流通改革3个主要环节；并借用外省的实践，提出在现行体制下，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事后看来，要抓的重点环节讲得还不全面。这些是我的粗浅认识。经济体制改革若浩瀚大海，要钻研的问题很多很深。后来的实践中，计划体制改革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而我始终重视并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重视体制外经济的搞活和主张把价格改革放在先行的位置，应当说，这次研究班的学习给我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福建55位厂长、经理发出呼吁松绑放权的公开信，省委书记项南即批示在3月24日的《福建日报》发表，由此掀起了推动部门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热潮。我从《福建日报》看到这一消息后，十分关心。结合机关寄来的材料，我了解到，省委提出了“给三权”（人权、财权、经营管理权）、“增三力”（动力、活力、压力）、工业生产实现两位数三同步（产值、上缴税利、销售收入）增长。省政府颁发了下放企业技改审批权，改革国营企业人事管理制度等有关工贸经济政策的7个文件，总的精神是推进改革，下放权力，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省委并决定把省体改委会同劳动局、财政厅制定的“联税浮动发奖制”的试行范围扩大到所有内部经济责任制比较健全的企业；放开国营小企业的经营方式；在55家呼吁松绑的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的试点。省直各有关部门也制定了对企业放权的相关措施。松绑放权的呼吁，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人民日报》加按语全文发表。改革的热潮令人振奋。

5月，福建省应国家体改委邀请，由省经委副主任黄文麟率领一批锐意改革的厂长、经理抵北京，到中央有关部门讲演，介绍改革经验。以前曾来过福建的国家体改委青年干部李峻，带我到代表团住处看望他们，大家见了面倍感亲切。5月19日，在国家体改委组织的报告会上，黄文麟同志和福州铅笔厂、东街口百货大楼、福日电视机公司代表分别介绍了全省改革情况和各厂经验。5月20日，福州铅笔厂厂长龚雄、闽东电机公司一位领导干部又到中央党校体改研究班介绍，重点介绍了福州铅笔厂对国家实行3年递增包干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