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东局势发展中的宗教因素与资源争端
第一节 中东充满着复杂的宗教和教派纠纷
一 久远的宗教与教派差异
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存在矛盾。中东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伊斯兰教内部如逊尼派、什叶派、苏菲派等派别之间也矛盾重重。在伊拉克，萨达姆统治以逊尼派为基础，其被推翻后什叶派获得参政和平等权利，两者今后的争端还将继续发展。多数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是逊尼派。什叶派穆斯林在伊朗、伊拉克居多，但海湾国家也生活着大量的什叶派穆斯林，所以1979年以来海湾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抱有警惕。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两伊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极端的伊斯兰保守主义组织与伊斯兰温和派别之间的矛盾常常导致国内政局动荡。黎巴嫩的教派结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黎巴嫩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一由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两大类居民组成的国家，其中穆斯林又分为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黎巴嫩全国只有1.04万平方公里面积、400多万人口，在1975～1990年内战时期却曾有分属于两大宗教派别的100多个党派团体、30多支民兵武装和数十家电台。该国的教派分歧依然非常明显，西方国家、伊朗、叙利亚等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通过支持与其相近的教派影响该国局势发展的，2006年的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就是非常明显的例证。据分析，近年来黎巴嫩发生的一系列暗杀事件也与外部影响有关。
二 伊斯兰保守主义
当代伊斯兰保守主义的产生具有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它是对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宗教与文化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重要思潮，尤其是对国际政治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与伊斯兰保守主义之间的对立趋于严重。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伊斯兰保守主义者只是主张回归伊斯兰教本原教义，但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实际上这是不同的概念，对此要注意区分。
（一）发生与发展
“二战”后，伊斯兰世界不仅面临来自东西方大国的控制和渗透，而且其内部世俗化、西方化的趋势也在迅速发展，这使得伊斯兰国家普遍感到失去自身伊斯兰特征的危险。斗争性明显且更富于政治色彩的伊斯兰保守主义便趁机传播开来，并吸引了大批支持者和追随者，成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流。
伊斯兰国家反抗殖民统治、追求国家独立以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伊斯兰保守主义。许多中东国家在独立前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蹂躏和统治，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过程催生了广大民众的伊斯兰保守主义思潮，一些宗教理论家便趁机加以整理和引导。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保守主义既是争取国家独立的一种工具，也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客观结果。这些国家取得独立后，又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与威胁，从而引发其反抗外来侵略、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激进主义洪流。美苏一度在中东地区进行激烈争夺，特别是美国长期奉行压制阿拉伯国家、偏袒以色列的不公正政策，激发了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逆反和对立情绪，其中不乏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等国激进组织的极端行动。另外，美国等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采取实用主义政策，怂恿伊斯兰保守主义蔓延和泛滥，使之成为削弱对手、谋取霸权的重要手段，阿富汗前塔利班政权和本·拉登等标榜伊斯兰保守主义的极端政权和组织都曾获得美国支持。
独立后的伊斯兰国家在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进程中遭遇了种种挫折和问题，激发了广大民众的宗教保守主义情绪。这些国家受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发展成就的吸引、启发和鼓舞，力求靠近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发展水准，以维护国家经济独立，实现国家现代化。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许多国家未能处理好伊斯兰教与外来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或多或少地犯了急于求成或盲目照搬他国模式的错误，从而遭受种种挫折与失败，造成经济增速下滑、依赖性严重、统治者腐败盛行、贫富分化严重、道德标准迷失、文化冲突等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表现为伊斯兰教本原性的主体文化与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不适应性。在当前全球竞争日益激烈、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新时期，广大伊斯兰国家愈益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境地，这些国家内部的阶层分化和政治纷争同时加剧，其在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冲突更加剧烈。一些国家当权者缺乏对广大民众不满情绪的正确引导，导致标榜回归宗教本原教义、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伊斯兰原教旨思潮乘虚而入。在政权稳固且未受到威胁时，个别国家的统治者甚至把伊斯兰保守主义视作维护统治的一种工具，致其渐成气候，尾大不掉。
伊斯兰保守主义思潮历经形成、高涨和高潮三个阶段。第一，教义归纳和推广阶段。当代伊斯兰保守主义深受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两个组织的影响。穆斯林兄弟会的哈桑·班纳和伊斯兰促进会的毛拉·阿卜杜拉·马杜迪赋予伊斯兰复兴主义的传统逻辑观点以新的解释，并将其应用于20世纪的伊斯兰社会，尝试解决现实问题。两人深信西方帝国主义对伊斯兰政治、经济和文化均构成威胁与挑战，西方化直接侵害穆斯林的独立、特征与生活方式。之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代表人物赛义德·库特布继续发展了两人的思想体系，使之成为20世纪50～60年代中期信奉激进武装斗争的伊斯兰思潮，主张用武装斗争推翻世俗政权。他坚持非此即彼的逻辑，认为整个社会可以被划分为忠诚真主和反对真主的两大营垒，主张用武装斗争的圣战来保卫伊斯兰，反对不公正，认为圣战是重建伊斯兰秩序的唯一道路，拒绝参加圣战或临阵脱逃的穆斯林都是真主的敌人。第二，发展与高涨阶段。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伊斯兰保守主义者长期以来谋求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实体试验取得成功，这使得苏丹、阿尔及利亚等许多国家的伊斯兰保守主义运动获得巨大发展动力，埃及、突尼斯、摩洛哥、也门、黎巴嫩、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等许多国家的伊斯兰保守主义信徒和组织也深受鼓舞。第三，走向极端阶段。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本·拉登“基地”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是极端的伊斯兰保守主义登峰造极的极端化阶段。塔利班是由在伊斯兰院校受训毕业后的学生组成的武装队伍，在抵抗苏军入侵、力求结束军阀混战局面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壮大，奥马尔是其领袖和代表。本·拉登及其领导的“基地”组织也曾从外围参与阿富汗圣战组织的抵抗运动，并最终与塔利班政权走到一起。
（二）特征与主张
当代伊斯兰保守主义运动同历史上出现过的保守主义运动存在明显区别。从性质上看，它已从一般宗教复兴思潮发展为着眼于夺取政权的社会政治运动，并形成系统的理论主张；从规模上看，它已不限于局部地区，而是表现出泛伊斯兰运动倾向；从斗争方式上看，伊斯兰保守主义分为渐进温和与激进暴力两种派别。
强调遵循建筑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的政治主张。国家和社会都必须以伊斯兰法作为合法性基础，除真主外没有别的政治合法性根源。伊斯兰保守主义以伊斯兰法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要求严格遵循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原旨教义和传统，将伊斯兰教的本原精神视作推动宗教复兴和社会改良的动力，使社会生活全面伊斯兰教化，最终消除腐败和各种外来异端邪说，清除西方腐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污染，重建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以古代麦地那哈里发国家为楷模的理想伊斯兰国家、社会和秩序。认为穆斯林对真主的虔诚不仅体现在个人的宗教与社会活动方面，也必须体现在政治活动方面。真正的穆斯林必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以行动来追随真主，而不仅仅在精神上信奉伊斯兰教。强调要发动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政体，即建立神权高于一切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恢复伊斯兰教在组织、经济、社会、文化中的统治地位。伊斯兰保守主义的更高目标和追求是建立理想的、统一的国际伊斯兰，是一种不受地域限制的、统一的穆斯林政治实体——“乌玛”。
实现伊斯兰教法统治的道路与方式。劝导与革命是温和与极端的两个伊斯兰保守主义派别实现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两种道路。温和的伊斯兰保守主义派别一般主张通过公众的压力促使统治者做出让步，进而推动伊斯兰教改革。作为保守主义的极端派别，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伊斯兰教政治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它主张以伊斯兰教为旗帜，以穆斯林极端分子组成的社团或组织为基础，以极端的暴力手段达到其净化信仰、排除异己、确立正义的目的，最终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下的“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社会”。极端派别提倡“圣战”。一般信徒必须履行立誓信教、礼拜、完纳天课、斋戒和朝觐五项义务，极端派别认为圣战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必须遵循的第六项义务，甚至将其奉为最高义务，认为对所有力求消灭愚昧有罪社会并复兴伊斯兰的真正穆斯林来说，圣战是唯一的解决方式，武装斗争则是唯一可接受的圣战方式。极端的保守主义派别并不太看重圣战的目的和后果，而更强调圣战与牺牲的忠诚行为和过程体验。一般意义上的伊斯兰教具有普世主义特点，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对异教徒的宽容精神。但伊斯兰保守主义认为相对于忠诚真主而言，自己的生命并不重要，异教徒的生命更不重要；信徒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制度中进行圣战，无须固定在具体国家范围之内。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极端行为与极端的保守主义相关，但并非所有诉诸暴力的组织都属于极端的保守主义运动范畴。
伊斯兰保守主义具有比较强烈的反世俗化和反西方倾向。它反对任何非伊斯兰教思想的意识形态和现代主义，提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现代伊斯兰保守主义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是无视社会正义的腐化消费主义和放纵的物质享受主义，西方霸权、西方思想与制度是实现其统一理想的主要外部阻力，同时也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个矛盾的现象是，伊斯兰保守主义主张完全否定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但并不拒绝现代化和工业化本身，只是坚持伊斯兰化是唯一的实现道路。伊斯兰保守主义尤其不排斥衍生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和工具，对其深信不疑并努力加以利用来达到暴力目的。伊斯兰保守主义还认为世俗主义违背伊斯兰经典，并使伊斯兰的历史误入歧途。由于其主张的国际性和统一性以及强烈的反世俗化倾向，伊斯兰保守主义甚至反对民族主义，主张同外部敌人的斗争只能在伊斯兰的旗帜下进行，不能通过民族主义的建国目标来实现。但考虑到短期内难以建立统一的世界性伊斯兰政治实体，一些折中观点认为可以对民族主义目标加以利用，将暂时建立民族主义的伊斯兰国家看作整个保守主义运动的阶段性成果，最终实现建立“乌玛”的目标。
（三）冲击与影响
伊斯兰保守主义强烈的反西方倾向和“以破求立”的思想主张具有破坏性。伊斯兰保守主义是当代文化现代化、世俗世界观与伊斯兰传统文化、宗教世界观之间紧张状态的产物，它在感官上排斥源自西方的文化现代化，却又接受工具现代化，并采用现代化工具和单方制定的游戏规则来打击现代化、反对西方化，其行事理念和方式自相矛盾。尤其是伊斯兰保守主义主张不分时间和空间，不顾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条件而固执地贯彻其宗教教义，必然会犯教条主义和机械主义的严重错误，窒息现代社会的创造精神，延缓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给国家、民族和社会带来伤害与灾难。虽然伊斯兰保守主义高扬捍卫伊斯兰的宗教旗号进行斗争，但其实质仍是追逐世俗利益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极端的伊斯兰保守主义是一股破坏现存秩序和社会发展的力量，经常以暴力和恐怖手段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倾向于以暴力手段对付其他文明，并在国内引发或加剧教派纠纷与社会动乱。尤其是其“圣战”主张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往往成为国际事变的导火线和催化剂，成为触发国际政治冲突的重要根源，最终无益于任何国家、政治团体和个人。
伊斯兰保守主义具有一些复古和倒退色彩，并不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前进主流，至多算是一个发展道路主张上的另类和支流。它并不代表先进生产方式，恰恰代表被现代大生产和全球化边缘化的少数群体，其目标是以缘木求鱼的方式建立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它反对作为现代化起点的世俗化，割裂了现代化、世俗化以及西方政治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其极端保守主张代替不了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学说和经济政策，更无法解决当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面对全球化下的经济与科学加速发展态势，在为国家发展寻找适当发展模式的问题上，伊斯兰保守主义无所作为。它不但难以承担领导和建设国家、实现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反而在许多国家为达到推翻政府的目的，不惜破坏所在国的支柱产业。由于伊斯兰文化传统中没有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经验，更没有针对当代世界新问题的论述，所以即使在伊斯兰保守主义掌权的国家，搞好经济、促进社会发展、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依然是其面临的艰难问题。在个别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保守主义唯一能做的，不过是把现代的内容硬套上伊斯兰传统的形式而已。
伊斯兰保守主义冲击并影响国际秩序和地区与国际安全。当前，在西亚、北非、巴尔干半岛、外高加索、中亚、南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伊斯兰保守主义思潮和运动有汹涌澎湃之势，正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四散蔓延。由于其本原主张和教义是回归伊斯兰，建立伊斯兰国家，因而其掀起的政治伊斯兰化洪流对各伊斯兰国家的现政权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伊斯兰保守主义往往单方制定游戏规则，对现行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提出挑战，从而加剧原有的国际冲突，扩大核扩散的危险，成为冷战后影响世界组织格局的新的不稳定因素。许多热衷于“圣战”的极端分子只是简单地以是否穆斯林画线而决定支持与否，不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如波黑、车臣、阿富汗等地区发生的外来极端分子插手当地冲突事件都反映了这一点。如果说伊斯兰保守主义过去曾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捍卫国家独立方面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话，那么近年来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其言行和主张则已经对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重大影响，破坏了国家安定、区域安全与世界和平。在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题的今天，伊斯兰保守主义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组织等方面的些许积极作用已日益为国际社会所怀疑和否定，其负面影响不断被国际社会所认清。
（四）发展趋势
继续影响甚或冲击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从表面上看，伊斯兰保守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是全球化进程中令人困惑的现象和非理性结果之一。当前和今后，伊斯兰保守主义将继续传播并影响广大穆斯林的思想、生活和行为，进而影响所在国的国内政局、经济与社会发展，冲击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所以，只有深刻反思并切实处理好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建立一个相对平衡和公正的国内经济与社会体系，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伊斯兰保守主义才最终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伊斯兰保守主义作为困扰世界和伊斯兰内部的巨大难题，还将长期存在。既然伊斯兰内部暂时无法出现具备崇高威信和能力的改革领袖，靠外部强加和推动改革就并非好的选择。布什政府试图在几年内催生“民主、自由”、实现彻底的宗教融合并不现实，甚至是遥不可及的缘木求鱼式的设计。涉及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热点问题在未来很长时期内会持续影响地区局势，特别是美国不合时宜、没有理由地抛出所谓“文明冲突论”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将导致美国与该地区国家的文明对立和军事对抗长期持续。
三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
两种极端的保守主义思潮与运动的斗争短期内依然激烈和紧张。伊斯兰保守主义将固守其主张，美国尤其是新保守主义者则对伊斯兰世界存有严重偏见。极端的伊斯兰保守主义将是伊斯兰世界与美国进行冲突和对立的直接力量，美国则是以新保守主义和冷战思维为代表的保守力量，即以布什总统为代表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实际上，美国与伊斯兰世界长期以来潜藏着一些对立因素，布什政府的政策激化了这些因素，加剧了冲突的必然性。美国政府大力倡导的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不仅难以扭转这一趋势，反而加剧了形势的复杂性。
联系伊朗核问题、伊拉克局势、巴以局势以及苏丹、叙利亚、阿富汗局势等问题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霸权主义、黩武政策和双重标准等美国的反恐政策将导致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产生更为严重的对立和冲突。巴以冲突是激发对立和冲突的直接导火线，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不公正地斡旋和谈立场将更加激发对立。这种博弈将对美国、伊斯兰世界和地区以及国际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在借机实施扩张政策、整合战略资源、扩大军事力量、提高军事科技水平、占据某些地缘政治优势的同时，也将面临软实力严重受损的境况，从长远来看，得不偿失。由于实行双重标准、单边主义等错误的反恐政策，美国主导的反恐效果不彰，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从某种意义上讲，“美伊冲突”已经被布什政府认为是所谓的“文明冲突”，这样的基调也逐步成为一些西方国家和民众的潜意识。而这将继续恶化国际反恐的软环境。因为虽然反美极端势力只是伊斯兰文明体系中的一小部分，它代表的却是存在于伊斯兰世界中的一种情绪。极端的宗教势力受到打压时更具有惊人的反弹力，对此情绪宜疏不宜堵，冤仇宜解不宜结。
双方的矛盾延续时间长短和剧烈程度主要取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修正程度。当前的美伊矛盾是被美国政府人为刺激和推动的，“解铃还须系铃人”，两者关系的松紧还取决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中东战略和对伊斯兰教本身的政策取向。以此来看，美伊关系存在三种发展前景：更加剧烈和对立；紧张相对平稳持续；关系在高度紧张后出现缓和平寂。2008年之后的美国政府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是重大的影响因素，布什之后的美国政府努力修正错位政策，修补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伊斯兰教需要改革，但伊斯兰世界内部堪当宗教改革领袖的人物难以出现，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恰当对策。伊斯兰教自诞生至今并未接受过深层次的宗教改革，历史经历与现实发展充分证明，包括伊斯兰保守主义在内的伊斯兰社会需要从内核上主动进行类似于16世纪欧洲基督教推行的宗教改革，进一步融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未来伊斯兰教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理论家、思想家和宗教上层领袖能否以高屋建瓴的锐利视角和胆识，开创性地对伊斯兰教经典做出新的解释，增添新的现代社会内容。如推动土耳其世俗化与现代化先河的国父凯末尔，再往后有埃及的纳赛尔、萨达特。叙利亚、伊拉克尽管仍面临诸多问题，但这些国家的世俗化已经做得较好，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的世俗化走上了更高层次。现代土耳其是凯末尔按照西欧国家社会模式建立的，实行政教分离，同时保留文化传统，允许伊斯兰教在私人生活领域发挥作用。从国家建立至今，一方面，现代文明和欧洲民族主义思想加快了土耳其民族认同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伊斯兰文明又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期以来土耳其就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体，但土耳其在处理现代与传统、宗教与改革之间的多样性问题上较好地保持了统一性和稳定性，保持着它“世俗的国家、信教的民族”的平衡特征：努力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同时又以西方改革模式加入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在世俗化和现代化的主流发展方向指引下，土耳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业绩而成为中上等发展中国家。国父凯末尔奠定了土耳其的世俗化基石和现代化方向，军方也努力维护凯末尔思想，国家发展大势不会轻易被撼动。
伊斯兰要迎头赶上现代文明，类似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这种有清醒头脑的现代精英是必不可少的。伊斯兰教呼唤威信和能力类似于凯末尔甚至远在其之上的英雄人物出现，以高屋建瓴的视角、高瞻远瞩的见识和大刀阔斧的胆魄，推动伊斯兰社会的宗教和社会改革，使之最终融入现代社会发展洪流，并最终具备自我发育和自我发展能力，而不是一味地排斥现代文明、寻求幻想和复古。但当前的伊斯兰世界要出现类似超越于国家和民族之上、具备远见卓识的伊斯兰宗教权威和前瞻人士绝非易事。现有的伊斯兰思想家更多地强调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教的背离，在一些妇女地位、人口控制等涉及人类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上的态度非常保守。[1]
四 伊斯兰力量在中东地区崛起了吗
有人认为伊斯兰的色彩是绿色，进而将伊斯兰极端主义看作深绿。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在争论伊斯兰保守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恐怖主义的概念差异，以及其外延与内涵的不同。西亚北非局势剧变以来，人们对该地区内外的变化高度关注，关注地区大国、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关注地区外部的大国干预，等等。而美国、欧盟、以色列以及国际社会不少国家和民众对西亚北非地区可能向伊斯兰回归感到担忧，认为中东在推行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地区思潮可能向保守方向回归，名义上是推行民主，实际上伊斯兰政治和其他力量会借机掌握权力，不排除极端势力可能在一些国家继续发展，其发展前景和方向存在不确定性。
的确，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也并非空穴来风。人们看到，在2011年6月土耳其第24届议会选举中，时任总理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以49.9%的得票率，继2002年和2007年后第三次赢得选举。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五个已经或正在经历剧烈演变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实质上是被家族或集权统治几十年的世俗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均存在伊斯兰政治力量抬头的现象。
剧变后的突尼斯在2011年10月底的议会大选中，具有伊斯兰色彩的、在本·阿里政权时期曾被禁止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得票率排名第一；利比亚执政当局宣布在社会领域回归传统的伊斯兰沙里亚法，如理解并赞成一些男人做出的一夫多妻制选择；2011年11月底摩洛哥结束了新宪法框架下首次议会选举，同样具有伊斯兰色彩的公正与发展党得票率稳居第一，赢得众议院简单多数席位，将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执政。据分析，在叙利亚和也门的乱局与动荡中，也有激进的政治派别参与其中，向当局施加强大压力。
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选举中崛起，令自由派和军政权的支持者感到紧张，他们担心该组织会试图依照伊斯兰教义改造埃及社会。在2011年11月底举行的埃及议会选举中，由穆斯林兄弟会改头换面而建立的政党得票率同样高居第一。埃及最高选举委员会在2011年12月2日公布了埃及议会选举第一阶段的投票结果，埃及人民议会（议会下院）选举第一阶段的投票率达62%，这一比例是埃及历史上最高的，穆斯林兄弟会在第一阶段获四成选票。穆斯林兄弟会“自由与正义党”的得票率为40%，比该党还要激进的“萨拉菲派光明党”的得票率为20%。
整个选举平稳进行，当然也有少数违规现象，但整个选举过程顺利、有序，显示了埃及广大选民迫切希望选出一个他们肯定和认可的议会并组建政府，也显示了长期以来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影响力。当时曾有不少分析认为，埃及新议会产生并组建新政府后，可能在权力方面挑战影响举足轻重的埃及军方，这将导致埃及权力结构重新洗牌，军方已经被指责在继承穆巴拉克的核心权力地位后试图延续军方特权。
一方面，未来一个时期，伊斯兰在西亚北非政治谱系中的影响力很可能会上升，并可能与西方国家在该地区努力推进民主选举的初衷存在较大差别，甚至背道而驰。考虑到该地区的历史传统、宗教底蕴和文明积淀，在该地区实行西方式的选举政治可能更多地具有形式特征，其实质内核方面难以改变，民主要在该地区真正生根发芽，可能会面临不少反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不必对伊斯兰色彩在西亚北非地区政治中回归这一现象过于担惊受怕和紧张。要看到这些国家的伊斯兰政党都没有在议会选举中赢得过半数选票，这说明选民对其仍心存疑虑。
选民不满以往长期的独裁专制统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赞同重回严格的伊斯兰教教义和法律统治下的封闭保守体系。就此而言，说明在西亚北非地区仍有比较好的世俗化基础与潮流，在各国政治舞台上存在来自世俗政党以及多数选民的警觉与制衡，迫使赢得选举的伊斯兰政治力量必须以温和的姿态和政纲示人，并且不会轻易滑向激进或极端的思想体系。
人们注意到，最近的一系列选举中，赢得第一的多数政党名称中都含有正义、公正、发展、自由等字眼，这些与伊斯兰的教义是吻合的，同时更呼应了各国民众多年来的期待。尤其是这些政党似乎在模仿土耳其已经执政10年有余的正义与发展党，要在本国成功开创一种温和的伊斯兰政治模式，大力推进社会公正，将现代与传统的思想、宗教与世俗的力量进行有机融合。例如，正义与发展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提高在救济、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领域的预算，使普通民众生活水准不断上升，树立了该党在民众中的威信并增强了亲和力。尤其是在不发达的中部和东部等部分选区，其支持率高达60%以上。2014年8月10日，埃尔多安在土耳其首次总统直选中以51.79%的得票率远超另两名候选人，当选土耳其第12届总统，并于8月28日宣誓就任。埃尔多安的亲密盟友、前外交部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接替他就任总理。
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化政治倾向存在很多制约因素，一时无法占据政治主体和思潮的主流，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一定时期内更不会轻易出现在合法的政治舞台上。例如，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高层多次承诺，将推动突尼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世俗的多党民主制国家。当然，从长远看，穆斯林兄弟会等长期被世俗化政权排斥和打击的偏激进性组织，有可能借助其长期的坚韧经营与发展而不断壮大，这一态势幕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目标，来自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担心还是有一定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