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我相信，中国终将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实现我们祖先所定义的“大同”。大同，我们伟大祖先黄帝既已将其设为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正如《黄帝四经》第十章所述，大同社会就是去帮助每个人实现他的生命目标。他宣称：
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吾畏天、爱地、亲民，立无命，执虚信。……立有命，执虚信。（《十六经·立命》）
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概括为“根据每个人的梦想和愿望，以其为始，以其为终”。
在我们的祖先黄帝的构想中，他以一种类似“法律拟制”的方式创造了文化共同体这一概念，并认为文化共同体的运行如同现代公司制一样，由所有权人及利益相关者创建并共享。因此，文化共同体存在的唯一意义便是为其每一分子谋福利。也就是说，作为黄帝构想的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起源，与基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形成的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因显著不同：黄帝构想的文化共同体的存在不是为了国家的荣誉，不是为了自己国家领导人的荣耀，不是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土，也不是为了少数富人的利益，而是通过为公民提供有效的免费教育、实际的免费医疗和合理的物质财富，为公民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基于此，每个文化共同体中的成员都可以有自己的物质基础、资源和工具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愿望。因此，大同不是一个空想的乌托邦状态，而是一种真实可及的物质文化状态，这种物质文化不只针对少数的富有人群，而是面向她（大同）“此时此地”的每一位公民。“此地”，意指地球之上的每一处；“此时”，意指从现在开始而不是因任何借口而延迟。[4]所以，黄帝所构想的无时无地不在的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前提及存在意义皆是为了造福她（大同）的子民、拥护者和利益相关者。黄帝用一句极为简明的话向归顺于他的子民昭示了自己的态度：“立无命，执虚信。……立有命，执虚信。”（《十六经·立命》）这样一个中华文化共同体之最初构想以及最终目的是为了帮助她（大同）的子民在天命科学观框架下的法治社会中实现他们的梦想和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黄帝的文化共同体是真正的以民为本的文化共同体。
黄帝认为，“道”创造并分配一切。因此，包括黄帝在内，任何人都不能超越“道”，“道”的面前人人平等，因为“道”从根本上平等地对待每个人。黄帝认为“法”与“德”皆源于“道”，故而二者在形式上皆等同于“道”，因此，每个人（特别包括黄帝自己）必须服从和遵守相同的法律和秩序。《黄帝四经》第一章即指出：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刑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经法·道法》）
上文提到的每个人，包括国家的统治者或领导人，都不会得到法律的特殊对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我认为，黄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并主张应遵守科学法治观，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等法治基本原则的人。依此而言，黄帝一定相信并倡导相当于“大同”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会以一种“正名”[5]的天命形式，作为运行天命科学观的模式，以此来帮助每个人不论是在小家、国家甚至普世范围内，去追求和实现他的梦想和愿望，以令每一个公民皆得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繁荣而和谐的社会之中，接受教育、身体健康且生活富足。这一思想已然深入中国文化之精髓。孔子将这种思想在他所编撰的《礼记》中予以描述并总结，他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应该关心别人，善良、真诚地对待别人，互相帮助。由此，每个人将会享受到安宁、教育、健康、富足和幸福。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从伏羲、女娲到神农、轩辕、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商鞅、老子、庄子、杨朱、墨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他们都有自己认知的中国梦。不管其称谓为何，这些五千年来的中国梦归根结底都可以归为一种，那就是轩辕的大同之梦。
为了实现大同，我们首先必须建立法治的科学观来治理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和组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种科学观的基础观念则是轩辕的“道生法”。有了这样超强的基础，我们可以建立科学观的免费午餐经济制度，从而使所有生命或智能体，甚至是外星人、机器人都能有免费的教育、无偿医疗体系和免费物质资源。
轩辕运行体系2.0正是在运用KQID（凯原量子信息力学）的比特波函数引擎文化基因ψI（CTE），亦即意识C、时间T、能量E的比特波函数，其等式为：[6]
如上文所述，黄帝一生的使命是“根据每个人的梦想和愿望，以其为始，以其为终”，这既是黄帝所创建的以民为本中华文化共同体的一个使命性宣言，同时也是中国所有法律制度的基本出发点。
社会主义中国的政府，应该是一个由统一的“反熵”社会主义政党所领导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带领人们依据黄帝所提出的“科学法治观”来实现每一个人的梦想，以令每一个公民皆得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繁荣而和谐的社会之中，接受教育、身体健康且生活富足。这样的一种社会治理，我将其过程概括为“轩辕运行体系”。伟大的儒家学者孟子曾探讨过人们的“不忍之心”和“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正是由于这种“恻隐之心”，在轩辕纪年4708年（公元2011年）9月4日，一个周日的早上，我看到一个脏脏的、眼神空洞的、无助而又无望的十岁左右的小男孩，他的父亲因生病睡在一个工地附近的地穴里，他在街上默默地却又拼命地乞讨，因而于心不忍。出于见到这种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所引发的悲伤和不知所措，我给了这个无家可归的小男孩20元，尽管我知道这对他帮助不大。然而，我坚信，如果将“科学法治观”和“反熵式免费午餐经济制度”结合起来，我们就一定能解决贫困问题，并实现我们的祖先轩辕黄帝五千年来的夙愿，即帮助每一位公民实现其理想及愿望；每个人都能享有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的物质资源；居者有其屋，能够及时清偿贷款或毕生没有任何个人负债；年满18岁之时，他名下就已经有多达百万元的存款，免费资金和任何有信用的投资机构提供的免费投资建议都可以帮助他将资金投到任何投资项目中，或者用于研发新技术，以此开启他的新型业务，将创意和产品分散到每一个受众。这一政策将不仅为他自己创造就业机会，也为他人提供就业机会。因此，这也将是一个创造和提供就业机会的政策。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人可以在制造业甚至医疗领域等各个行业中实现更有效和更低成本的劳动。对社会的繁荣、安宁与稳定而言，拥有这样一个国家范围内高满意度的能够创造和提供就业机会的政策是势在必行的。所以，今日之大同社会，需要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政策——可以满足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生活之所需，或者说相当于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净资产。以这种方式，“免费午餐经济制度”并非是人们现在想象的天上掉的馅饼，而是实实在在地提供了更加公平、公正的物质资源，以保证全部公民在追求个人的梦想和愿望时，位于同一起跑线上和拥有相对富足的生活。同时，这一“免费午餐”的制度会赋予每一位公民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神圣使命。它不仅不需要提出梦想、实现梦想等在方式和结果方面的一致性，而且会促进无尽的梦想和愿望，以及无限种期待之可能的多样性结局。也就是说，帮助每个人依据自己的特定情况去实现梦想。所以，这一制度可以为每一个“天命人”创造并提供无尽的机会、无限的创意和无穷的创新，最大程度地激发和实现其梦想，不论此梦想是关于其本人、家人、朋友、社区，或是整个人类和自然。一言以蔽之，轩辕大同之夙愿，此时此地，将会实现。
最近，习近平主席充满激情且有力地提出了“中国梦”。自我中华为先祖黄帝所创，中华文化共同体如泰岳一般雄峙于东方已近五千年，“中国梦”可谓是以中国现实国情为基础，复兴重振中华文化共同体的一个理想。黄帝纪年4710年（公元2013年）3月17日，在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式的讲话中，习近平表明了他实现“中国梦”的真诚和决心，他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正如黄帝在《立命》篇中提出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因此，他坚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7]
轩辕，作为我们卓越的祖先，缔造并赐予我们以民为本的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无双英杰，一直也被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所推崇。在轩辕纪年4634年（公元1937年）4月5日那个美丽的清明时节，毛泽东代表天下炎黄子孙庄严恭敬地祭拜了轩辕黄帝。毛泽东认为，轩辕黄帝不仅是我们中华儿女的共同祖先，亦是延绵至今的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缔造者与赐予者，因此可以称为“命世之英”。正如他在祭文中写道：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
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
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
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8]
轩辕终生的目标：
根据每个人的梦想和愿望，以其为始，以其为终。[9]
如何把这个概括性的口号变成具体行动，以便任何人来实现他的梦想和愿望？根据经验，我们知道“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是正确的。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我渴望，我决心，我实现！”把这个简单的想法赋予行动，那就可以表述如下：
赋予每个人敢于实现梦想的资源⇒明确的目标⇒执行⇒实现
我将其划分为如下步骤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