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刚
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十章认为：道教中包含着原始的科学和方技，“它对于了解全部中国科学技术是极其重要的”。他指出：“道教被人们所忽视，道家方术被视为迷信而被一笔勾销；道教哲学被说成是纯粹的宗教神秘主义和宗教诗歌。道家思想中属于科学和‘原始’科学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1]这是很有见地的。道教为了追求长生成仙，十分关心自然，产生了一些有益于人类生命的副产品，内容涉及古代天文学、医学、化学、矿物学、养生学等，成为中国古代科技的构成部分。经修道成仙不死，这就是道教徒和“永恒”割不断的联系，是道教徒对生命意义的深切体悟。割断这种联系，消灭这种体悟，道教徒就不成其为道教徒，生命对他们也就完全无意义，他们自然活不下去。道教徒一旦具有这种与生命意义关联的虔诚信仰，那么真心实意珍爱生命，想方设法延长生命，绞尽脑汁逃避死亡，就成为其人生价值最重要的追求。美国哲学家怀特海在《观念的冒险·前言》中揭示：所谓“观念的冒险”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某些观念在加速人类通往文明的缓慢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便是人类历史中观念的冒险”。[2]道教的神仙不死信仰即是一种人类历史中“观念的冒险”，这一冒险，对于加速中国古代在通往科技文明的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譬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就是在对神仙不死的追求中冶炼丹药产生的，这或许是道教徒人生价值追求中给予人类社会最佳的礼物。全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前进的动力也要从这里去寻找，正是道教这种对神仙不死的锲而不舍的追求，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向前迈进的强大发动机，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某些发明创造的一股常清的活水源头。可以毫不迟疑肯定的是，假如没有道教“神仙不死”这一“观念的冒险”，中国古代在科技文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将会逊色不少，或许某些发明创造的专利权也就不属于古代中国了。道教“神仙不死”这一“观念的冒险”尽管在某些现代人眼中不可思议，完全就是神仙鬼怪的迷信，但其中实际上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些关于神神鬼鬼的令人惊叹的上天入地想象力和创造力，从思维能力和方式上看，是中国古代能够产生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众多发明创造的最重要原因。这是客观事实，任何人在主观上都否定不了的。君不见，当今世界科技文明程度十分高的那些发达国家，各种各样的所谓鬼片、僵尸片满天飞，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居然又和科幻故事结合在一起进行传播，难道迷信和高科技竟然志同道合了？其实，这背后的奥秘就在于二者都需要奇思妙想，都要求有别出心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生产出来，正是这种丰富多彩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成为人类科技成果层出不穷的推动力。说实话，没有点奇思怪想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神仙鬼怪故事还真是“编造”不出来，而这样一种“编造”对科技的发明创造在思维方式的训练上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刺激着人类加速通往创造高科技文明的进程。这或许就是所谓神仙鬼怪“迷信”的吊诡之处！这或许就是当今发达国家神仙鬼怪和科幻作品并行不悖、相互刺激而兴盛的原因。可惜的是，当今中国人丢弃的正是自己传统文化中原本就有的神仙鬼怪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未能很好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科幻思维能力，因而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反倒不如我们的老祖宗，所以只好跟在别人后面搞点“山寨”版的东西。如此看来，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路途还显得遥远艰辛，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仅要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要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市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预言的是，假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市场，也就不会有“中国创造”，什么时候社会主义的思想市场形成了，什么时候“中国创造”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再也用不着声嘶力竭空喊“中国创造”的口号。此外，还须真正做到古为今用，道教“神仙不死”这一“观念冒险”中所蕴涵的奇思怪想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不会妨害反而是有助于当今中国人活跃思维，刺激想象，推陈出新，在科技的发明创造上大有作为。由此来看，从幼儿园的教育抓起，给孩子们讲些神话故事，说一点神仙鬼怪的“聊斋”之类，也有助于重新恢复和培育起中国人传统就有的奇思妙想的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为未来中国的“四大发明”或“十大发明”“百大发明”奠定思维能力和方式的基础，中国必将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相对道教而言，儒家以读书做官为本位，做官需要的是科举考试八股文一类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东西，只要善于作八股文应试就行了；做官需要的是戴上面具的假仁假义的道德表演，会讲官场的正经语言，懂得拉帮结伙形成利益关系，官官相护就够了。至于各种各样的科技活动，在儒生们眼睛里，那都不过是一些雕虫小技、奇技淫巧，会玩物丧志，对于官运亨通完全帮不上忙，派不上用场。故掌握国家命运、大权在握的儒家士大夫是现实的，太现实的，理性的，太理性的，僵化的，太僵化的，十分缺乏对自然事物和人类生命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对于科技的发展也毫不关心，更不用说投身其中了，这是造成近现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道士则不同，为了延年益寿，为了长生不老，他们积极从事科技攻关活动。道士们的发明创造，也有很多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重订虞初广志》卷七《邓道士传》就记载：宋代时，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创建自来水。据说，广州城靠海边，水苦咸。而城北有泉水甘甜可口，但由于离城太远，百姓无法饮用。邓道士眼见老百姓喝了苦咸水，春秋疾病流行时发病率很高，便设计了大小石槽，再接上1万多根大竹竿，把20多里之外的泉水引入广州城中，从此以后大家喝上了甘甜可口的泉水。作者评论称：邓道士的方法，与今日自来水精粗不同，然而其原理是一致的。[3]可以这样说，道教的生命理想形成了一个个富有生活气息的发明创造方案，这些方案一直都在推动着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演进，这使道教成为非常有价值的宗教。
在道教对神仙不死“乐此不疲”地追求中，产生了一些相当有效的实证手段或者说操作方法，这些方法，虽不能做到使人不死，却可以让人延年益寿，强身健体，进一步提高生命存活的质量。这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正是道教神仙信仰实证性的具体展示。道教的操作方法可归结为两大类，一类借助外力，一类借助内力。借助外力的如服食丹药等。这类方法在魏晋、隋唐较为盛行，由于产生的负效应较大，服外丹后中毒而死的事件屡有发生，故这类方法渐为道教所不取。借助内力的方法主要是行气服气乃至发展为内丹学。这类方法宋元后成为道教徒修炼长生不老的主要操作方法。在道教这些用于修炼的操作方法中，即蕴涵着大量中国古代科技的内容。
现代生物学认为，人体生命活动的独特原则是节奏性，所有生命都是有节奏的。道教早已注意到人的身体的节奏性，并探讨怎样从“气”的角度把握这种节奏，使身体协调健康不生病，于是有道教气功的产生形成。道教气功内丹学以人的身体作为炉灶，以身中精气神为药物，在人体内炼成丹，结出“圣胎”，其中不乏养生的科学道理，也蕴涵着某些人体科学的合理成分，探讨了人体的奥秘，对于人体科学、气功学和预防医学都作出了贡献，与我国古代医学及生理卫生学、心理卫生学紧密相关，值得发掘与研究。
道教气功为中华养生文化的上乘精品，它积淀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其中固然不免有一些神学的糟粕，但其主体部分仍不失为原始生命科学的结晶，是道教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大贡献。这一贡献，对当今人类的人体生命科学及医疗养生学的发展仍有巨大的借鉴价值，值得我们深入发掘，认真总结，正确引导运用，以造福今人。隋唐道教服气理论与方法，则是道教气功演变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接承汉魏南北朝道教气功已有的成就推陈出新，总结提高，又为唐末五代及宋元内丹的崛起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这是一个从外丹转向内丹的重要的过渡时期。
所谓内丹，相对于以身外的药物炼成的外丹而言，指以人体为炉灶，以身中精气神为药物，在人体内炼成的丹。它是在行气、胎息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宋元以后道教体证生命的主要方法。内丹始于何时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东汉末已有，认为《周易参同契》便讲内丹；一说魏晋南北朝已有，如《黄庭内景经》“琴心三叠舞胎仙”即讲内丹；一说始于隋代青霞子苏元朗，以其《旨道篇》为代表。至唐代修内丹的道士逐渐增多，内丹书也不断出现。唐末五代，研讨内丹更成为一种风气，这是内丹道发展的关键时期。《灵宝毕法》《锺吕传道集》《入药镜》《指玄篇》《无极图》等经籍的相继产生，表明内丹理论与方法越来越系统化。入宋以后，更形成了内丹道的南北二宗。南宗以张伯端所传丹法为祖，其丹法主要流行于南方，代表作有《悟真篇》《还源篇》《复命篇》《翠虚篇》《传道集》等，主张先命后性。北宗以王重阳为祖，主张性命双修，以修性为先，代表作有《重阳全真集》《立教十五论》《洞玄金玉集》《水云集》《仙乐集》《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磻溪集》等。在南北二宗推动下，内丹成为宋元以后道教追求长生成仙的主要炼养方术。南北二宗后又有元代李道纯创立的中派、明代陆西星所创的东派、清代李涵虚所创的西派等诸多流派。
内丹虽有不同的流派，但诸家均讲性命，以“性命”二字作为内丹学的纲领，主张性命双修。何谓“性命”？《灵源大道歌》咏唱道：“神是性兮气是命”，意思说“性”指的是神，“命”指的是气。王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也说：“性者是元神，命者是元气”。[4]李道纯《中和集·性命论》解释说：性指“先天至神，一灵之谓”；命指“先天至精，一气之谓”。[5]意即性为神灵，命为精气。大抵内丹家的经书很多以神气解释性命。《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诀》的解释则有所不同：修长生不死的内丹，先要识性命根源。人以心为离卦，以肾为坎卦，坎离二卦即是性命根源。阴阳二理即是真性命，阳是性，阴是命。[6]这是以阴阳解释性命。性大体相当于现代人说的精神、心理，命大略相当于现代人说的肉体、生理。通过修炼性命，使生理和心理平衡、协调、健康的成长，乃至神仙长生，这就是内丹家所谓的性命双修。内丹家基本上都强调性与命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和集·性命论》指出：“性无命不立，命无性不存”。两者的“名”虽不同，但道理却是一致的。并批评当时学道之徒以性命分为二，各执一边，互相争执是非，殊不知修命者不明其性，难逃劫运，见性者不知其命，没有归宿。[7]这种对性命二者统一不可分的强调，旨在要人们性命双修，只修性或者只修命，都失于偏颇，唯有性命兼修，可以得仙道。在性命双修的程序上，南北宗的主张有所不同。南宗是从炼精修命入手，循序渐进，从而了彻性源。张伯端《悟真篇》继承了吕洞宾性命双修、禅道双融的内丹学说，以先命后性作为内炼法诀，进一步阐明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内炼步骤。北宗在修炼程序上则与南宗相反，主张先性后命，从明心见性及除情去欲入手，然后循序炼化精、气、神。尽管两派下手功夫不同，修炼步骤有差异，但都强调性命双修，体用一源。
内丹家以“精气神”作为修炼内丹的药物，称之为三宝。《玉皇心印妙经》说：“上药三品，神与气精。”陆西星注称：灵明知觉叫做神，充周运动叫做气，滋液润泽叫做精。以其功能来说，神主宰制，气主作用，精主化生，各专其能。[8]在精气神三宝中，以元神作为主宰，是炼内丹的关键所在，最为道教所看重。道教认为，神是主，精、气是客，因而内丹之道始终要以神驭气，以神炼精，即所谓以神而用精气，精气得神而王。故内丹修炼，关键在炼神。
内丹功法，大体上可分为三大层次或者说有三大步骤。这三大步骤是：
一、初关炼精化气，又称小周天。是在似觉非觉中采取先天元精，行河车运转，数足三百六十，如同天体黄道的划为三百六十度，又如一年三百六十天，故称小周天。小周天系有为之功，主要内容为采、封、炼、止。“采”指采药，从外丹术语中借用，从而说明化精为气的过程。在静坐中发生微动的元精称为药，使其升华的过程叫做“采”，所采为外药。采药须灵活运用，小周天功夫讲究活子时，即一日十二时辰中，可以不拘时辰，只要炼功出现了子时的症候，就到了该起火的子时，故称为“活子时”。“封”指采药之后，将下行的精气摄归于下丹田内封固。“炼”包括升降运转三百息、三百候、炼外药、小鼎炉烹炼等。小周天必须用逆呼吸法，才能将药送至鼎炉内。“止”指河车运转到一定时停止，一般为三百六十候完成，主要待阳光三现为准。内丹家认为，人成年以后先天之精枯竭，须用先天元气使之充足，并重返先天元精，这就是炼小周天的目的。
二、中关炼气化神，又称为大周天。这是以十月怀胎作比，孕育灵药。在炼精化气的基础上，使气与神合炼，以气归神。内丹家认为，功夫进于此，便到达了理想阶段，如果修炼成功，就可返老还童，延年益寿，为炼神还虚做好准备。炼气化神的具体功法，一般分大药过关服食与守中。这一阶段是进一步的炼药功夫，是神气相凝结合为一的过程，是内丹功法中从有为到无为的阶段。中关炼气化神，属于内丹功夫的高层次，能够炼到这一层次的人并不多见。
三、上关炼神还虚，又称九年关，这是内丹理想的最高境界。“虚”指的是超越语言思虑，与道合为一，与宇宙同体，入于虚空，故在丹经中常以“〇”代虚。所谓“九年”，借用佛教禅宗达摩面壁九年的典故，以比喻这一阶段纯入性功，常定常寂，一切归元。道教认为，九载功成，人的无为之性就会自圆，无形之神就会自妙。“神妙”就会变化无穷，隐显莫测；“性圆”就会慧照十方，灵通不破。人于是能够分身百亿，应显无方，而其神形性命都与道合。
内丹炼成的感觉，《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诀》这样形容：圣胎完备，蓦然间身体发动，脐下丹田也动，如妇女怀孕的胎动。温养十月，圣胎产出，有如金蝉脱壳，身外有身，阳神出现，如婴儿一般肌体鲜洁，神采焕然。这时，身体如同虚空，聚则成形，散则无穷。[9]道教修炼气功内丹术的目的，在于羽化登仙，长生不死，尽管这一目的并未达到，而且看起来似乎永远也实现不了，但对于探索人的生命问题却不无有益的启示；对于激发人的生命活力与潜能，延年益寿，亦不无功效；对于现代人体生命科学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大有“宝贝”可以发掘。
丁常春博士《道教性命学概论》即对这些“宝贝”做了大力发掘的工作，就像打磨一块未雕琢的璞玉，尽量做到把外表粗糙的糟粕去掉，把内藏的精华部分取出来，返本还源，诚所谓“理其璞而得宝焉”。[10]全书对以内丹为代表的道教性命学兴起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作了分析，以伍柳派丹经为主对道教丹道性命的内涵作了界定，用大量篇幅阐述了道教性命的功夫论，认为性命功夫的最大特点是炼精炼炁，其实质就是复归人的本性，又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角度比较分析了三教的性命学，指出三教皆性命之学，且由此提供了处理多元文化关系与和谐宗教关系的范例。最后，对道教性命学的现实意义作了探讨，探讨了道教性命学对当代养生学的启示，对分析心理学、生理学的启示，对心灵哲学的启示等重要问题。“性命”二字，本是道教内丹学的纲领，全书紧紧抓住这个纲领做文章，采用文献学与比较宗教学、宗教社会学、宗教现象学、宗教心理学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道教性命学与儒佛性命学的比较研究，全面揭示了道教性命学的背景、内容、特点、价值和影响。全书从道教生命哲学角度切入，进行道教性命学的研究，指出道教性命学是唐末五代以来道教体证生命的最主要方法，是道教神仙思想和修道理论的一大嬗变，反映了内丹家对生命的看法及其新的神仙思想。全书发掘道教性命学对当代构建和谐社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认定它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它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全书从时代思潮与道教外丹术等修持方术所遭遇的困境来分析道教内丹性命学的兴起，揭示内丹性命学是道教对时代课题的回答和自身改革的产物，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些都显示了作者追求创新的精神。而从作者对道教性命学独具匠心的分析研究中，我们再一次发现道教那种令人惊叹的上天入地、翻江倒海想象力和创造力，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启示，对于训练我们灵动开放的思维方式，提高我们形象直觉的思维能力，不无益处，的确不愧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信其一定有助于推动我们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产生越来越多的巨大发明，为人类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3年12月7日序于成都科华街川大花园众妙斋
[1]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十章，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35、36页。
[2] 怀特海：《观念的冒险·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第1页。
[3] 《虞初广志》上册《重订虞初广志》卷七《邓道士传》，上海书店，1986，第63～64页。
[4] 《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道藏》第25册，第807页（本文所引《道藏》皆为文物出版社等三家本1988年版，下引只注册、页数）。
[5] 《中和集·性命论》，《道藏》第4册，第503页。
[6] 《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诀》，《道藏》第4册，第976页。
[7] 《中和集·性命论》，《道藏》第4册，第503页。
[8] 《方壶外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第1页。
[9] 《抱一子三峰老人丹诀》，《道藏》第4册，第977～978页。
[10] 《韩非子·和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