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中朝边界形成的研究[1]
中国与朝鲜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国界形成于何时？不是当代，也不是近代，而是在公元15～16世纪的古代社会。两汉至元末历15个世纪，共计1500余年，中国对朝鲜半岛北部一直领有主权。虽然疆界线呈出从南向北退缩的趋势，但在辽金时期，基本稳定在今朝鲜江原道的永兴地区。元朝的疆界向南推向更远。明代中朝疆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南界线从永兴一线撤至今天的鸭绿江、图们江，两江以南的女真人也撤到江北地区，除少数与当地人即朝鲜李朝治下的臣民融合为一体者外。
如此重大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原因和条件是什么？下面将逐一探讨。
一
1368年朱明王朝建立，在东北地区一面派遣大军征讨蒙元残余势力，一面派遣官员深入各民族地区，宣谕明朝政策，对各族首领进行招抚。地处朝鲜半岛南部的高丽王朝已进入末世阶段，还念念不忘向北扩张。高丽原为元朝藩属，见元室垮台明室初立，企图趁机扩大北疆。于是遣官向明朝请求土地，要求铁岭（此处所说的铁岭非今日辽宁东北部的铁岭，而是在今韩国境内的铁岭）以北归其版图。明朝则认为故元土地、人民、藩属都应该归属于明，高丽朝按道理按势力大小来说，都应该递表称藩属，所以朱元璋对礼部尚书李原名说：“数州之地，如高丽所言似合隶之。以理势言之，旧既为元所统，今当属于辽，况今铁岭（此处铁岭即指今韩国境内之铁岭）已置卫，自屯兵为守，其民各有统属。高丽之言，未足为信，且高丽地壤旧以鸭绿江为界，从古自为声教，然数被中国累朝征伐者，为其自生衅端也。今复以铁岭为辞是欲生衅矣。远邦小夷，固宜不与之较，但其诈伪之情不可不察。礼部宜以朕所言，咨其国王，俾各安分毋生衅端。”[2]朱元璋斥责了高丽王的贪求，同时表明不在乎数州之地、不与小邦计较的容让风格，并且按照高丽所要求的那样以鸭绿江为界。自此划定鸭绿江以南归高丽，以满足其扩疆之请。李成桂为高丽朝臣，发动政变推翻高丽朝建立李朝，其为太祖。成桂领略过明军的威力，又为稳定国内反对派的攻击，没有向明朝提出进一步的疆域要求。
明成祖朱棣继位以后，继承其父的遗志继续在东北各民族地区进行招抚，设立卫所。与朱棣相继继位的是李朝太宗，新君上任宿念复发。永乐二年五月间明朝钦差东宁卫千户王修招谕三散、秃鲁兀等11处女真人，以授官设卫。李朝立即向明廷提出请求，要将三散、秃鲁兀等11处地域划归自己版图，使女真人附籍当差成为其子民。为讨明廷喜欢特加一句，“十处地面皆在圣朝同仁之内，伏望圣慈许令上项人等仍旧安业，永沾圣泽”[3]。
朱棣学其父大度为怀，在千恩万谢声中，允许11处之请。李朝太宗于五年五月即明永乐三年接到了“钦蒙敕旨”，立刻表示“臣与一国臣民感激不已”[4]。该地区在今咸兴以东。与此同时，李朝又提出进一步要求，即将11处之北的“猛哥帖木儿、答失等并管下一百八十余户见居公硷镇迤南境城地面，把儿逊、著和等并管下五十余户见居公硷镇迤南庆源地面”，也归其所属“附籍当差”。[5]明廷没有允准，于是李朝阻止钦差王教化的对猛哥帖木儿的招抚。此举激怒了朱棣，他叱责说“东北面十一处人民二千余口，已皆准请，何惜猛哥帖木儿乎？猛哥帖木儿，皇后之亲也。遣人招来者，皇后之愿欲也。骨肉相见人之大伦也。朕夺汝土地，则请之可也，皇亲猛哥帖木儿，何关于汝乎？”李朝太宗闻训立即表示歉意：“今闻皇帝之谕，不胜惶愧，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图。帖木儿理宜督送，不可缓也；遣陪臣陈情，亦不可缓也。”[6]其实贪而无厌者并非太宗一人，以高丽朝为例，从其朝臣泣泪恳请出兵拓展北疆的状况看，在统治集团中一直有股势力意在于此。李朝也是这样，有时李王是被迫做出扩张领土决策的。在李朝太宗听到明廷训斥之前即其使臣回来之前，李王已经后悔此举：“予初不欲使李行计禀，帝已许东北面十一处人民矣。何颜更请此事？”[7]继太宗之后是世宗，李朝世宗并没有接受教训，在“开拓东北疆土”即驱赶女真人方面照前朝大有突破，将东北边界推到图们江，完成了空前绝后的“大业”。然而，祖辈生活在广大疆土上的女真人既不愿意离故土，又不愿意服役当差，“朝鲜将移我等于内地，占为百姓，服役如李豆兰管下，则我等子孙永不免服役之劳”[8]。但是自身生产力落后，社会组织结构仍以部落形式，经济上的依赖性和组织上的分散，使之不能与李朝匹敌。明朝满足于李朝的“侍大至诚”，忙于内争、忙于安抚周边，又地域广大不在乎数百里或千里的疆土，只求管住女真人，使边地相安无事，根本不能考虑其利益。所以，女真人抵制驱赶的斗争是孤立无援的。李朝世宗以后开拓北疆主要与女真人争夺，这一点朝鲜学者明确表示与我观点一致。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朝鲜通史》中说：“在十五世纪我国对外关系上，女真问题颇为重要，因为这时我国大力开拓北方，它与女真有密切联系。”[9]
读《李朝实录》从边镇名称上看不出其开疆拓土的痕迹，其常常出现的北部边境城镇如庆源、庆兴、茂山、慈城、闾延等等，于500年间一直不变地使用着，这些城镇就在今天的两江沿岸。但细读之则疑点逐渐增多。例如：出现某城迁移的记载，却未指出从何地迁到何地；再如女真首领与部众反抗占其疆土的斗争，从抗争的坚决与付出的惨烈代价看，他们是受委屈的，但事实真相又如何？还有女真人的“掳掠犯边”，是出于贫困掠掳财富还是如许多记载所指是出于报复？李朝派军征剿和诱杀女真首领，都极残酷，其理由又记载得很牵强，为什么呢？将诸多疑点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即可明显看到李朝是如何侵夺女真人生息之疆的。首先从建州左卫始设地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二
建州左卫第一任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名字出现在《明实录》中较晚，是永乐十四年二月壬午条，而且没有记载左卫始设时间、地址。国内学者皆根据朝鲜史料《东国舆地胜览》认定建州左卫始设地为今图们江南岸会宁[10]。
笔者在阅读《李朝实录》中发现有关记载与此推断矛盾很大，李朝太宗五年即明永乐三年五月记载猛哥帖木儿在回答明钦差招抚使时说，其率部居住在“庆源、镜城地面”，此地“又滨海，倭寇来往”，因防倭有功，李朝委以镜城等处万户职。猛哥帖木儿在婉词拒招中还说，一方面“虑其兀狄哈等乘间掳掠家小，以快其仇，”另一方面“又滨大海，倭寇来往，以此忧疑未决”[11]。明使臣钦差为“不辱使命”住于此地数日，直至猛哥帖木儿等随其起程赴北京受职。建州左卫始设于此时此地无疑。这里最重要的地理特征是滨海，两次提到滨海与倭寇，因抗倭有功受职，又恐倭寇再来。查今日之地图，图们江畔会宁不滨海，这是与史实矛盾者一。
第二是名称上的不同，会宁这个名称在李朝官修史料《李朝实录》中出现较晚。在猛哥帖木儿接受招抚前后，居地的名称是“镜城”，今地图上有镜城而且滨海，史料中出现会宁以后仍有镜城，它们不是先后称谓的同一个城。滨海镜城才是建州左卫始设地。镜城附近还有庆源，再远点有斡木河。《李朝实录》中常称庆源、镜城，两词并用。从未出现过庆源、会宁两城并称的记载。当时会宁还没有建城，也可以说那个地方叫不叫会宁还无从可考。
从李氏两朝对猛哥帖木儿称呼的改变看到其前后居地的改变，这是第三点矛盾之处。李朝太宗时称猛哥帖木儿时在前常加庆源镜城或只加镜城。太宗末年猛哥帖木儿率部众迁离镜城。又于世宗五年回归旧地。此次归来以后再没有称庆源镜城猛哥帖木儿，而是常将阿木河同猛哥帖木儿联系在一起：“蒙圣旨，许令复还阿木河地面”；“童猛哥帖木儿到阿木河见庆源千户金光秀，握手喜曰：不图今日复相见也，专恃殿下之德，率妻子来耳”[12]。从他们相见时的一套官话来看，金光秀是李朝派来接待的官员，他被派来，是因庆源作为边城离阿木河较近。通观《李朝实录》，太宗朝称庆源镜城（或镜城）猛哥帖木儿，世宗朝称阿木河猛哥帖木儿。从称谓习惯即地名的改变可知建州左卫居地的改变，初滨海，迁徙之后归来落脚于阿木河。称其复归，只是因庆源、镜城与阿木河相距不远，对北京明廷或李朝汉城来说处在一个方位上。但对女真人来说毕竟还是迁移，向北方图们江靠近。此种迁移是在出走归来的变化中实现的。
第四个矛盾点是将会宁与阿木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阿木河即斡木河，是猛哥帖木儿率众复归的居地，不是初设建州左卫之址，前已明证。但会宁与阿木河也不能同日而语。世宗于零年（朝鲜李朝的纪年习惯，前朝的末年即继位新王的零年）猛哥帖木儿出走时就想建一重镇，未及实现。十五年猛哥帖木儿死后，李朝乘虚设筑重镇于阿木河，称作“宁北镇”，而未称会宁。《李朝实录》中明文写着“移宁北镇于阿木河”[13]。会宁的出现是在世宗十八年即明正统元年。李王说：“去年筑会宁镇，凡察云：何用石城？为其奸已发端倪，庆源之兀良哈亦如是矣。彼人之心以为四镇撤去则可以耕牧其间，恣行奸计矣。”[14]以此可见会宁是图们江畔新筑四城之一，不是阿木河会宁，而是图们江畔会宁。会宁的设立是驱赶女真人，使之最后退出图们江南岸的关键步骤。
以上笔者对明朝建立建州卫初址在图们江畔会宁之说提出的四点质疑：第一初址滨海，而会宁不滨海。第二名称不符，猛哥帖木儿接受招抚设卫时的居地为镜城，不是会宁。第三是对猛哥帖木儿的称谓不同。以设卫之时起，初即太宗时称镜城猛哥帖木儿，后即世宗时称阿木河猛哥帖木儿，从未称过会宁猛哥帖木儿。第四是阿木河与会宁不可以并称互代。李朝于公元1416年在阿木河畔修筑的是宁北镇。而会宁城于公元1418年，筑于图们江畔，彼时为猛哥帖木儿遇害3年之后。从对建州左卫初址质疑中，可以看到其北迁的踪迹。重要的是女真人经历了被动的痛苦的过程，原因在于李朝扩疆的野心。
三
李朝世宗十五年十月，猛哥帖木儿因保护辽东都指挥裴俊一行，被杨木答兀勾结的七姓野人杀死[15]。头领死去、部众涣散，李朝趁此阿木河空虚之时修筑城堡，将其边界扩到阿木河。李王言：“斡木河本是我国之镜乡也，童猛哥帖木儿借居其地，见今灭于兀狄哈，其地肃然闲旷，在我不可不作镇以镇之。”[16]斡木河，为女真人所称阿木河[17]。女真人对自己的居地反有李朝堡垒怎能没有反应。李朝世宗十六年即明宣德九年十月，李朝判书申商启曰：（建州女真首领凡察遣人）“今来斡朵里告本曹曰，今作镇于斡木河，仍率我以居乎？无乃黜我等乎？”女真人质问李朝边官，在阿木河建城防，仍让我们住吗，不是赶我们吗。李王作了无理的回答：“愿为之氓则何逐之，有若欲出去则何拘之。”[18]李王所言的意思是这块土地他是占定了。李朝世宗不仅在女真地域建城，而且派军队用武力欲驱逐女真人于阿木河之外。这里有女真人开辟的土地。当时开辟耕田是何等艰难，密如牛毛的参天大树，铁制工具又那样缺乏，所以女真人难以割舍用辛勤汗水开辟的良田和营建的家园。从头领到部众都被逼得走投无路。
世宗十五年即明宣德八年，李朝军队征剿女真，掳其人口、牛马、财产。女真首领告状到明廷。“上国令孟指挥及崔真赍敕到国。”令李朝归还所掳之旨亦非一道，言曰：“今闻彼人奏云，以至诰命、印章亦皆夺去。”[19]明廷裁决、调解女真与李朝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令李朝归还所有掳走女真人的财物，包括作为统众朝贡凭证的诰命印章，而李朝却分辩说：“初伐野人不为取夺财物也，故将士所取之物即自烧焚或沉水中。”[20]。明廷的赐令与李朝的独白都证明李朝蓄意使女真人不得安生，有逼其产生搬迁之念的意图。世宗二十三年，凡察向明廷状告李朝，扣下其亲族部众170余家的人口，使这些人家不能团聚。李满住向明廷控告李朝于正统二年即李朝世宗十五年抢劫11口人未还。李朝回答明廷的查问说“彼皆久居怀安，心不欲回”。但“凡察等固求完聚，屡奏不已，词亦恳切，乞朝廷为之分割，且欲自往搬取，近又闻其纠合乃胯等欲为非义”。女真人义正词严的强烈态度迫使明廷持以公允。“朕惟王为国东藩，凡察、满住皆受朝命，于边居住俱宜保全，俾之安靖。若坐其竞争构怨而不恤，非一视同仁之心”[21]。明廷对李朝、女真及他们之间的争端，始终一个态度，一个目标：务求安靖，非求是非。所以女真人从明廷那里得不到真正的理解和支持。
阿木河是李朝的境外河，李朝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世宗十五年十月，辽东都指挥裴俊率领军马在猛哥帖木儿等保护下，往斡木河，招取杨木答兀管下人口。在斡木河地面遭杨木答兀等女真人的截杀。苦战后明军溃败，需要休整，而方圆左近没有城池，为安全休息必寻找能应援或退却之地。“凡察等八名被伤，天晓领军回还，惟恐野人复来抢杀，当职将领官军于朝鲜国路口下营”，希冀随时可退入朝鲜境内，或得到庆源、镜城李朝镇守军的支援[22]。古代这里的道路与今天不同，不是四通八达。茂密的原始森林，加之险山恶水，几乎无路可走。元朝开辟了一条驿路，这条路在今天朝鲜东北部。从咸兴经洪源、北青、端川、吉州、镜城到会宁，中原王朝的使者可以通过以上的驿路到达女真各部落，朝鲜与女真人之间还有个界限，就是这个“朝鲜国路口”，不就是国界么？斡木河不就是境外河么？十六年八月兵曹曰：“野人寇庆源、镜城等地，掳去人民为奴使唤。土地隔远之时则已矣，今设巨镇逼近野人之境，被掳唐人连续逃来，我国被掳之人无一逃来者，必是安业住居无还心。”[23]兵曹反映的情况佐证了上述其向北扩张领土的事实。庆源、镜城原为李朝的两个边境城，原来女真人就住在这两个边境城之外或城之下，现在被逼已经迁离这个地方。同时在女真人居住的地方又建筑了新的城堡，形成了原来女真与李朝百姓在镜城和庆源那样混住的状况。也就是说随着女真人向北退却，李朝的城堡像钉子一样跟着钉入新的女真边缘领地。女真虽被驱赶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但出于报复采用出其不意的方法，冲破李朝边境城的封锁，到原来住的庆源、镜城抢掠，成为李朝所称的“边患”。扩疆夺地，李朝自以为大喜大功之举。同年记曰：“昔侍中尹瓘征讨竖碑之后，斡木河之地鞠为茂草，为野人窟穴。今方圣德深重，命将西征全师献捷。又斡木河置二巨镇以严关防。”[24]斡木河置镇始于世宗十六年。于此李朝世宗想说明的是高丽朝同女真人夺疆未成，而在其王臣努力下实现了。当时明廷满足于李王频频往来“侍大至诚”，并不过问此事，李朝一举将东北边境推至当时豆满江。李王有一大段传旨，清楚地说明了这样的事实：“传旨咸吉道都节制使，新设四邑，我祖宗肇基之地，豆满江为界岁在庚寅，守将失驭遂为胡儿游猎之场。其后童猛哥帖木儿适底亡灭，所在一空，机不可失。予以谓祖宗兴王之地不可空弃。豆满江天所以限彼我也，自庆源退寓富居，胡人肆意越江恣行，掳掠或留宿数日及其归也，亦无谁何如履坦途，可谓叹息。若复豆满江之界列置守御之所以镇北……且豆满江之南沃野数百余里，耕则禾稼必盛，牧则牛马必肥，可为生民永建乃家之地。是以癸丑冬移府于苏多老，移宁北镇于阿木河。徙南道之民二千二百户以实之。”[25]
这一段有意载入史册的独白反映了许多情况：一是扩疆到图们江畔的大举是趁猛哥帖木儿遇害之时，二是李朝占领豆满江以南地区是曾同女真人进行了反复斗争才得以实现的。李朝世宗在位达32年，在开疆拓边方面的确超前绝后。所谓超前，即超过了王氏高丽开拓北疆的最高点。据李朝记载王氏高丽睿宗朝时曾派遣侍中尹瓘击东女真立九城于公硷镇之先春岭，但第二年被女真复夺地毁城，高丽朝欲拓展北疆的目标没能实现。言其绝后，指此后李朝统治者们都未能再扩展北疆，仅是世守图们江为界。李朝当时将图们江称为豆满江。其实李王的这段独白不能全作历史依据，这是因为：第一“豆满江为界岁在庚寅”可疑，这一年为明永乐八年即李朝太宗十年。太宗五年时因请将猛哥帖木儿居镜城之地归属李朝，遭到永乐皇帝的训斥，李朝赶快陪情认错，怎可能在5年之后将边界大幅度推向豆满江呢？如果再前推60年的庚寅，正值元朝至正十年，这更为不可能。尹瓘开疆筑城是在公元1107年，干支为丁亥。
第二，“是以癸丑冬移府于苏多老，移宁北镇于阿木河。徙南道之民二千二百户以实之”为时间提前之记载。癸丑年即李朝世宗十五年，同在《李朝世宗实录》该年冬十一月记载，猛哥帖木儿父子战死于家中，未能完成往征斡木河的任务。死后李王抓住机会“其地肃然闲旷在我不可不作镇以镇之”，此指斡木河，离豆满江还有距离。所以此年李朝世宗十五年即明宣德八年以豆满江为李朝东北边界为误无疑，其于斡木河建镇始于世宗十六年，完成徙民设府治在其后，至于真正将不归服不称臣民的女真人赶出豆满江之北更是在以后许多年中完成的。
李朝扩疆遭到女真人的反对。世宗十六年记载，凡察朝贡北京继承兄猛哥帖木儿都督佥事职。李朝趁建州左卫首领离开之际修建宁北镇及会宁城。“帖木儿弟凡察朝京师，继帖木儿作为都督佥事，新授诰命印信来斡木河时，我国初置镇，凡察反侧未安。”[26]害怕凡察起事，李朝作了应变的准备。首先侦察建州动静，“斡木河野人等自相漏言。凡察等谋欲害宁北镇守将，将移居于婆猪江”[27]。凡察仇恨之心、报复之切是可想而知的。李朝在凡察没有动作的时候，先将其买来的奴仆即所谓“贸易使唤人民”，作为杨木答兀所掳明朝的人民“送于上国”[28]。凡察向李朝索要被掠去的奴仆，李朝回答：掠的是明廷的叛逆杨木答兀的奴仆，并且已送到明廷。明廷对李朝还送被掠人民非常满意。凡察刚受明廷封职，向明廷要人，既说不清又破坏关系。李朝采用了先发制人和转移目标的手段，使凡察陷入重叠矛盾之中，不敢所动。
建州左卫女真与李朝百姓混杂居住，免不了你来我往，李朝官府对女真人是严酷的，“一有所犯，笞杖之刑固无所赦，至于居民亦有相殴野人者”。在官逼民欺的情况下，女真人不得不将“其部落居江内悄悄移居江外”[29]。居住在李朝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建州左卫、兀良哈等，他们的痛苦、忿懑与仇恨可想而知。对于女真人的愤怒和反抗，李朝早有防备。李王说“去年筑会宁镇，凡察云，何用石城？为其奸计已发端倪，庆源之兀良哈亦如是矣。彼人之心以为四镇撤去则可以耕牧于其间，恣行奸计矣”[30]。这段分析与评说的确称得上是强盗的逻辑。凡察等无力与李朝争夺，将仇怨报与明廷，明廷传旨查问，李朝遣使对凡察斥并加威胁，“汝若不改前心，事我不诚，汝无生理矣。汝之七子二女与诸族属皆在此，汝何不爱惜乎”[31]。凡察为保护子女族属的生命屈从压迫：“告天誓之，仍言曰：予舍此土顾无去处。满住虽赍圣旨来促，我无移去之意，永世归顺，死于都制使足下矣。岁月久则当知予之诚伪矣。”[32]凡察表面必须装出诚心归顺之意。
七月正值炎暑，女真人向来不畏严寒却畏暑热，因为狩猎为业的女真人吃肉穿皮衣，没有布、丝衣料。夏日穿皮衣可以躲在蔽日的森林里，到烈日当空的农耕地区是难以忍受的。所以朝贡均在冬日。此刻凡察却例外于夏日赴汉城朝见李王。在李王面前“良久不言”，在李王催促与表示宽赦之意后请求“欲退居会宁三十里之外”，“凡察对曰，管下愚民无知犯法，抵罪不赦。边人或轻蔑我民，且牛马互相放逸、踏害禾谷，故欲退居耳”[33]。凡察屈身侍大，受到歧视与压迫日深，终于两年之后逃往西部与李满住聚居。建州左卫的此次迁徙，非同猛哥帖木儿当年率众迁至镜城和阿木河，无有或少有资产携带之忧，此时已有了成熟的农业，舍弃房屋土地实为无奈，实为李朝侵夺的结果。
李朝为占领建州左卫女真部落居地，抓住了两次机会。一是猛哥帖木儿被害，二是凡察赴北京。首领不在，部众涣散，硬将边城向女真地域推移。李朝还几次出兵征剿女真地区，逼迫其跪伏或驱逐其北移。在此过程中，朝鲜对女真人是残酷的。太宗十年三月，李朝边将赵涓屠杀女真的男女老少，又捕捉了女真首领甫乙吾。杀头领没有借口，又不敢放回，因为“若放还，则入其故里，积尸蔽野、屋庐烧尽，妻子朋友皆已死亡，虽一宿一饭亦无所寄。怨极于天，必告天子，誓死复仇矣”[34]。女真人遭到了灭顶之灾，必然没齿不忘。三十余年之后“野人于中原路上见貌类赵涓者欲害之，其志惨矣”。不仅赵涓一人，后“有洪师锡往征彼土，杀掠甚众，彼人闻师锡为府使则必注意报复”。“师锡领兵往征结怨于彼者深”，李朝臣民更体会到，女真人“报仇之心传至后世尚不忘怀”[35]。女真人仇恨至深，实因李朝欺压太深。其边官平安节制使驰报，“野人等数数来往，盖因其妻子被夺，怀愤不解之致然也”[36]。李朝世宗不仅拓展了东北部广大疆域，而且形成了一套后世效法的与女真人夺疆的方法。成宗时：“野人要老土舍罗哈到云宠惠山设柴城处，因留行猎曰：此是我地，今设险何也，我虽死不去。”[37]李朝想要哪里的土地，不与女真人打招呼，直接筑城，筑石城慢，就先筑柴城。先筑城再赶走女真人，此类情况屡见不鲜。那么女真人何时被彻底赶出两江以南呢？从《李朝实录》记载看，李朝中期两江以南仍是建州、兀良哈、兀狄哈女真人的居住地。李朝世祖元年“贼二十骑入端川境，掠男妇十九名，杀男妇八名，又掠牛畜而去，知郡事李思柔追之不及”[38]。“野人三十余骑入去吉州西北口子，杀男子七名，掳妇女七口，牛二十七头，马二匹而去”。“入寇吉州者臣今洞知，斜地住兀良哈舍地等”[39]。以此可见15世纪中期以后，女真人还活跃在端川、吉州地区，还与朝鲜人混处其间。待到15世纪末的成宗二十四年，“高山里战亡人之族古罗哈言曰：三卫人虽归顺不许朝京，又无恩赐，不如草窃得利之为愈也”[40]。“宁作贼于边民，以复父兄之仇可乎”[41]。
燕山君七年即明弘治十四年五月刑曹参判宋轶启，“臣为平安道观察使时，命采碧潼玉，但产玉处在野人之境，夏月则野人出猎者交错采玉者，多被抢掳，冬节则冰雪覆地未知产处。先王朝以其难于采取，使绝往求之路，传曰：勿采”[42]。高山里、碧潼均在鸭绿江以南。以上事实证明15世纪末16世纪初，李朝还在与女真你来我往地争夺着土地、资源。以上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李朝所谓的开疆拓土，是从女真人手中夺其森林、牧场、耕地及地下资源，不仅建州左卫遭此劫难，与李朝接界的各部落女真无不如此。女真人活动地域虽向北移动，但仍在鸭绿江、图们江以南。女真人为保其生息之疆土，与李朝作着殊死搏斗。但毕竟实力悬殊，其结果只能是抱恨含泪步步退却，让出了两江以南大片领土。李朝也在有明一代如此完成了开疆拓土的大业。
那么李朝百姓是否在此大业中获得好处呢？朝鲜南方温暖地带的农民不适应北方高寒，农业歉收、牲畜多毙，“疾疫流行，死者甚众，新徙之民不安其居，思归故土或臻亡命”。据世宗二十二年记载：李王传旨咸吉道，“去己未年十一月十二日所启事目，只录会宁正军逃亡者一百五十二人，其余率丁及三镇军民不曾并录，故更下传旨，并推以闻。今三月十四日驰启云，会宁率丁逃亡者六百二十六人，庆源五百八十五人，钟城二百五十五人，庆兴一百八十六人。”其数也极不确切，李王深知“前此沿边各镇不用心考察，故会宁一邑逃亡之人数尚未能悉知，所启者但四分之一，更下传旨然后乃始觉悟，检劾不无疑焉”[43]。本来从南方热土迁往北方寒地人口就少，再有数不清的逃亡，巩固边镇，巩固新开之边疆的确很难，“而造言者以为新邑不可永建，朝夕当罢。至于一二大臣亦言，高丽时尚不能以豆满江为疆域，今以摩天岭为界亦可守也”[44]。那么逃亡的人民是流回南方吗？李朝、李王完全明白流亡的人民非向南而向北。“如此数多流亡，其故何哉？无乃相继逃往彼土”[45]。可见，虽北方寒冷给朝鲜百姓带来了新的困难，但逼迫他们无法生存的还是李朝统治者。“两界边民流入彼地必有其由”[46]。“北边事情民贫军弱，其来已久，加以边将无心抚恤专事贪虐，贫者庸役于虏，以资衣食，黠者略卖幼弱，传通机事以图躯命，或躲役投彼以为乐土，相诱以归”[47]。特别遇到凶荒之年，“故我国之民因年歉饥寒，率多庸役于胡家，朝夕之供专赖于胡人，虽公小之物必往来买卖，如此不已则不无男婚女嫁之蔽也”[48]。逐渐下去朝鲜百姓“视胡人与父母无异，有无相资，其心以为与其受吾地之苦，宁作彼地之人，彼地则衣食裕足可以安居，率其族属而渐次入归……故尤喜入胡地”[49]。以此观之，女真人虽被称之为不懂教化的野人，但比起教化女真的李氏王朝更能使朝鲜百姓得以生活。
综上可见，李朝于其前期使用各种手段，将北部疆界扩展到鸭绿江和图们江。今之两江边界是16世纪基本确定下来的。
那么前此即李朝之初，及高丽朝的北部疆界在哪里呢？在建州左卫初卫址镜城之南，尚有11处女真部落于明永乐三年尚未成为明朝编户就被特许附李朝为藩，这11处女真人同建州女真人一样进行着反抗斗争。李朝借明廷之威压服这里的女真人。从《李朝实录》中可知，直至世宗中期30余年间李朝多次重申明廷诏旨，借明廷之威逐渐迫使之成为服役纳赋的编户。这11处在当时哪里呢？太宗四年四月李王接到明永乐帝的敕书，明文写到“今召谕参散、秃鲁兀等一十一处：奚关万户宁马哈，参散千户李亦里不花，秃鲁兀千户佟参哈，佟阿芦，洪肯千户王兀难，哈兰千户朱蹯失马，大伸千户高难都失，失里千户金火失贴米，海童千户董贵洞，阿沙千户朱引忽，干合千户刘薛列阿，都歌千户崔咬纳，崔完者”[50]。这11处古地名为今何地？朝鲜族学者李淳信作了考证：奚关为今之岘城，大伸为花台，秃鲁兀为端川，阿沙为利原，参散为北青，洪睿为洪源，失里为利原，哈兰为咸兴[51]，以此观之高丽朝北部疆界在今咸兴以南。
咸兴在两汉魏晋时期称为沃沮城，为沃沮县的中心。该县于前汉时属玄菟郡，后汉昭帝始元五年归属于乐浪郡[52]。其后，汉以其土地广远，在单单大岭以东分置乐浪东部都尉，管辖岭东7县，沃沮为7县之一。于唐朝和渤海郡时，分别隶属安东都护府与海南府。后归属辽朝南部重镇定州，即今朝鲜咸境南道定平。女真蒲卢毛朵部生活在海兰河至咸兴之间[53]。金朝时咸州为合懒路治所，称为定州。元朝隶开元路，驿站的站赤表中称为合剌符站。以此得见咸兴在明代以前一直是归属中国，改归李朝是其“开拓”北方疆土的起点。
[1]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
[2] 《明太祖实录》卷190。
[3] 《李朝太宗实录》卷9。
[4] 《李朝太宗实录》卷9。
[5] 《李朝太宗实录》卷9。
[6] 《李朝太宗实录》卷10。
[7] 《李朝太宗实录》卷10。
[8] 《李朝太宗实录》卷86。
[9] 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汉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
[10] 张锡彤、王钟翰等著《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8，第243页。
[11] 《李朝太宗实录》卷9。
[12] 《李朝世宗实录》卷20。
[13] 《李朝世宗实录》卷65。
[14] 《李朝太宗实录》卷77。
[15] 《李朝世宗实录》卷62。
[16] 《李朝世宗实录》卷63。
[17] 杨旸：《中国的东北社会》，第127页。
[18] 《李朝世宗实录》卷63。
[19] 《李朝世宗实录》卷60。
[20] 《李朝世宗实录》卷63。
[21] 《李朝世宗实录》卷94。
[22] 《李朝世宗实录》卷62。
[23] 《李朝世宗实录》卷65。
[24] 《李朝世宗实录》卷65。
[25] 《李朝世宗实录》卷77。
[26] 《李朝世宗实录》卷65。
[27] 《李朝世宗实录》卷65。
[28] 《李朝世宗实录》卷65。
[29] 《李朝世宗实录》卷65。
[30] 《李朝世宗实录》卷77。
[31] 《李朝世宗实录》卷77。
[32] 《李朝世宗实录》卷77。
[33] 《李朝世宗实录》卷78。
[34] 《李朝世宗实录》卷19。
[35] 《李朝世宗实录》卷60。
[36] 《李朝世宗实录》卷104。
[37] 《李朝世宗实录》卷209。
[38] 《李朝世宗实录》卷20。
[39] 《李朝世宗实录》卷24。
[40] 《李朝成宗实录》卷275。
[41] 《李朝成宗实录》卷281。
[42] 《李朝世宗实录》卷40。
[43] 《李朝世宗实录》卷88。
[44] 《李朝世宗实录》卷77。
[45] 《李朝世宗实录》卷88。
[46] 《李朝中宗实录》卷61。
[47] 《李朝中宗实录》卷61。
[48] 《李朝中宗实录》卷61。
[49] 《李朝中宗实录》卷58。
[50] 《李朝太宗实录》卷7。
[51] ［朝］李淳信撰《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朝鲜与女真关系略述》，载《朝鲜历史研究论丛（一）》，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
[52]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16页。
[53]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