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州左卫初址“会宁”质疑[1]
建州左卫是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三年即李氏朝鲜太宗五年，招抚女真各部，在建州女真人中，继建州卫之后设立的又一个卫。猛哥帖木儿是第一任接受明廷所授都指挥官职的首领，被努尔哈赤尊为始祖，陵寝在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与努尔哈赤的文祖同享牲祭。
建州左卫并不是一直在新宾县境，而是几经迁徙才到这个地方的。其设卫之初的地址在哪里，前辈专家已作了定论。如王钟翰等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写到：“建州左卫始设之地为土门江南岸的朝鲜会宁。”[2]此处所说的“土门江”即为今所称图们江，亦即《李朝实录》中所称“豆满江”。笔者在以前的研究工作中直接使用建州左卫初址会宁的结论。后来在深入研究女真社会发展过程的问题时，通读日本学者池内宏等摘编的《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发现，史实与建州左卫初址会宁说矛盾迭出，不得不对这些矛盾之点加以归纳整理，提出如下10项质疑。笔者敢斗胆提问，非为标新立异，愿邀同仁深入研究，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再求甚解，是后来学生之责任。
一 地理特征不同
建州左卫和第一任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名字出现在《明实录》中较晚，是永乐十四年二月壬午条，而且没有记载左卫始设时间和地址。其初设情况在《李朝实录》中记载详细。
李朝太宗五年即明朝永乐三年，明朝皇帝朱棣派招抚使王教化的到朝鲜，招抚猛哥帖木儿到明朝京城受职受赏。因为李朝事先对猛哥帖木儿做了工作，他婉言拒绝明朝招抚。他说率部居住的镜城地面，“滨海，有倭寇来往”，为保护家园不能离去，又因“抗倭有功”被李朝委以“镜城等处万户职”，不便于再接受明朝封职。在这段婉言之中两次提到滨海和倭寇，“又滨大海，倭寇来往，以此忧疑未决”。[3]钦差王教化的不辱使命，在镜城地面滞留数月，至秋终才使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等随他一起赴北京。在北京明朝授猛哥帖木儿以建州左卫指挥使官职印鉴。建州左卫自此建立，猛哥帖木儿启程的镜城是建州左卫初设之址无疑。这里最重要的地理特征是“滨海”，滨海是判定建州左卫初址的必备条件。但是图们江畔的会宁不滨海，这是与史实矛盾的第一点。
二 地理名称不同
猛哥帖木儿在接受明朝招抚时及以后十余年间所居的城叫“镜城”，没有任何资料记载当时的镜城就是会宁。会宁城自其始建之时就称为会宁，“会宁”这个城名至今没有改称过其他名称，镜城与会宁不是前后称呼不同的同一个城，而是在史料中先后出现的毫无联系的两地两城。而且在今天朝鲜的地图上有会宁也有镜城，今天它们是并称的两地两城。当然今天的镜城是否为猛哥帖木儿所居的那个镜城，尚需认证，不在本文探讨之内。名称不同是与史实矛盾的第二点。
三 称谓上没有联系
李朝称呼女真首领总要将其与居住地的名称联系在一起，地域名称在前，首领名称在后，这是当时的习惯。猛哥帖木儿是当时重要的女真首领，他能够影响和带动其他部族的女真人，所以知名度最高，他的名字在《李朝实录》中出现最频繁。李朝太宗时称他为“镜城猛哥帖木儿”或“庆源镜城猛哥帖木儿”。李朝世宗时则改称为“阿木河猛哥帖木儿”。因为于太宗末年猛哥帖木儿率部迁离镜城，于世宗五年经明成祖朱棣批准回到与镜城距离较近的阿木河，所以改称阿木河猛哥帖木儿，直称到其生命最终。会宁从来没有同猛哥帖木儿这个名称联系在一起过。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阿木河与镜城较近的根据，一是阿木河不是镜城，因为如果是镜城就不必提及新的名词阿木河，直接写猛哥帖木儿复还镜城即可，何必换成阿木河呢。李氏朝鲜对女真人是驱出一寸占一寸，女真人离开镜城必然不许他们再回镜城，但惧于明朝威势才“蒙圣旨许令复还阿木河地面”。之所以说阿木河与镜城距离较近，不仅因为用了“复还”二字，还有接待猛哥帖木儿的李朝官员是庆源千户，“猛哥帖木儿到阿木河见庆源千户金光秀，握手喜曰：不图今日复相见也，专恃殿下之德，率妻子来耳”[4]。原来就称“庆源镜城猛哥帖木儿”，“庆源”二字的再次出现说明阿木河与镜城的距离不远，从其他资料得知庆源是该地区的首府。明、李两王朝从大于镜城的地域视角可以说是“复还”故地。镜城和阿木河先后与猛哥帖木儿联系在一起，会宁从未同猛哥帖木儿有联系。这是与史实矛盾的第三点。
四 天然屏障不同
护卫会宁城的天然屏障是图们江，而阿木河所护卫的城不是会宁。阿木河即为女真人所称之斡木河，在《李朝实录》中两种称呼没有规律交互使用。谈起斡木河所护卫的城应从李朝世宗十五年十月的事件说起：明朝遣辽东都指挥裴俊率军往斡木河招抚女真另一首领杨木答兀管下人口，猛哥帖木儿率女真部众护行。在与杨木答兀部的激战中苦战一夜而溃败，“凡察等八名被伤，天晓领军回还，惟恐野人复来抢杀，当职将领官军于朝鲜国路口下营”。[5]当此之时明军与猛哥帖木儿所部最需要什么？需要援助和休息。在险山恶水森林密布中的朝鲜国路口就是最好的地方了。在方圆地域之内的“朝鲜国路口”作为地理标志说明什么？说明朝鲜国界限在此，路口以内为朝鲜，以外为女真人的地域。就在这一场争战中，猛哥帖木儿及其长子被杨木答兀部杀害。李朝认为机会到来，“其地肃然闲旷，在我不可不作镇以镇之”。猛哥帖木儿于十月战死，冬天李朝就在这里筑城，这时修筑的城叫宁北镇。“是以癸丑冬移府于苏多老，移宁北镇于阿木河，徙南道之民二千二百户以实之”。[6]癸丑即李朝世宗十五年，为明朝宣德八年，猛哥帖木儿于十月遇害，入冬（即十一月）其家园即被李朝占为领土。其时这里并不闲旷，只是女真首领在谁也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产生更迭。无首之众必然涣散，李朝借机筑城占地。但是，无首领的状态是暂时的，对于这一点李朝君臣心里明白，他们派人时时观察建州女真的动静。“帖木儿弟凡察朝京师，继帖木儿为都督佥事，新授诰命、印信。来斡木河时，我国初置镇，凡察反侧未安”。“斡木河野人等自相漏言，凡察等谋欲害宁北镇将，将移居于婆猪江”。[7]凡察等想要杀死夺占其居地的朝鲜官将，以泄夺疆之恨。考虑到武力不敌，所以打算报复后就跑。事情完全清楚了，斡木河是建州左卫女真人居住的地方，李朝借女真首领更迭之际抢占了这里，修筑宁北镇以便长久镇守。天然屏障阿木河护卫的城叫做宁北镇，不是会宁城。这是与史实矛盾的第四点。
五 建城时间不同
阿木河上的宁北镇建于李朝世宗十五年即明朝宣德八年冬，而会宁城建于何时呢？《李朝实录》做了最确切的回答。面对被驱赶的女真人和他们的怨气，李朝以“开拓北疆”的成功更增加了自信，于是加快了将女真人彻底赶出图们江以南地区的军事行动，采取了派大批军队对女真人进行大规模屠杀焚烧的强硬手段，于李朝世宗二十年前后连续修筑会宁等4城。在修筑会宁城时建州左卫女真人又有了强烈的反应，李朝世宗于十九年对朝臣们说：“去年筑会宁镇，凡察云‘何用石城’，为其奸已发端倪。庆源之兀良哈亦如是矣。彼人之心以为四镇撤去则可以耕牧其间，恣行奸计矣。”[8]凡察为什么反对筑石城？用石材筑城无疑是筑永固的坚城。凡察等女真人反对筑坚城，是希望撤城以归还他们的生存疆土。从这段记载看会宁城修筑于李朝世宗十八年即明朝正统元年。修筑会宁城时，作为建州左卫第一任指挥使的猛哥帖木儿已经逝去（1433年遇害）3年，离建州左卫初设之时（1405年）相去31年了。建州左卫地址从最初的滨海镜城，于猛哥帖木儿再率众“复归”时，迁到了斡木河即李朝所称的阿木河地区。又因猛哥帖木儿遇害，借新任首领凡察到明朝京城受封之机，李朝在斡木河筑宁北镇城，将建州左卫再行驱赶。到了修会宁城时是意欲把建州左卫女真人向图们江北岸驱赶，会宁城的修筑是李朝将建州女真彻底赶出图们江以南的最后一个地理与历史标志。会宁城的修筑时间与建州左卫初设时间不同，相隔31年。这是与史实矛盾的第五点。
六 与相邻“10处”距离太远
明朝与李朝的疆界确定是在公元15世纪中叶以后，这是中国学者与朝鲜、韩国学者取得共识的结论。在此之前经过了近百年的争夺过程，主要是与女真各部争夺疆土。
其初起于明朝洪武年间即高丽朝末年。高丽王借元明更迭之机想扩张领土，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命户部转达高丽王：“以铁岭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元，其土著军民女真、鞑靼、高丽人等，辽东统之；铁岭之南旧属高丽，人民悉听本国管属，疆境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复有所侵越。”[9]高丽王接旨后立即派官上表文，请将铁岭（李朝境内之地，非今日辽宁境内之地）以北之地归其所辖。其文曰：“切照铁岭迤北，历文、高、和、定、咸等诸州以至公硷镇，自来系是本国之地。至辽乾统七年有东女真等作乱，夺据咸州迤北之地……”又曰：“铁岭之山距王京仅三百里，公硷之镇限边界非一二年。”在表文最后乞请：“伏蒙睿泽，特下十行之诏，俾同一视之仁。伏望陛下度扩包容，德敦抚绥，遂使数州之地，仍为下国之疆。”[10]朱元璋在听了高丽王的表辞后对礼部尚书李原名说：“数州之地，如高丽所言，似合隶之；以理势言之，旧既为元所统，今当属于辽，况今铁岭已置卫，自屯兵为守，其民各有统属。高丽之言未足为信，且高丽地壤旧以鸭绿江为界，从古自为声教，然数被中国累朝征伐者，为其自生衅端也。今复以铁岭为辞，是欲生衅矣。远邦小夷，因宜不与之较，但其诈伪之情，不可不察。礼部宜以朕所言，咨其国王，俾各安分，毋生衅端。”[11]朱元璋揭露了高丽国王的阴谋，没有答应其请示，这时仍以铁岭为界。高丽王在向明朝递表之时就已谋划出师，当得报朱元璋未允其请时，即派数万大军北征入寇辽东。其北征之举在内叛外挫中败军而归，高丽王更加不得人心，统治地位岌岌可危。李成桂策动了宫廷政变掌握了实权，高丽朝改用洪武年号，改服明朝衣冠，上表称臣，缓解了与明朝的紧张关系。总之，高丽朝向明朝提出了边界在公硷镇的要求，朱元璋仍坚持以铁岭为界，未允其请。高丽朝很快灭亡，以李成桂为太祖的李氏朝鲜建立，其完全改为对明称臣的策略。朱元璋也作了让步，于明洪武二十六年下令将已设卫任命官职的铁岭卫改在今辽宁境内的铁岭，“徙辽东铁岭卫治于沈阳、开元两界古嚣州之地”[12]。李朝太祖实际上得到了高丽朝想要的铁岭，到李氏太宗朝时又提出进一步要求。明永乐二年五月，李朝遣计禀使艺文馆提学金瞻到北京，请求将参散、秃鲁兀等11处女真人归其李朝管辖。理由有“五”：一是“切详参散千户李亦里不花等一十处人员，虽系女真人民，来居本国地面年代已久”。二是“且与本国人民交相婚嫁，生长子孙”。三是其祖先臣子之坟墓在孔州、咸州。四是高皇帝有旨：“不分化外，一视同仁。”五是“钦准圣朝户律内一款，其在洪武七年十月以前流移他郡，已经附籍当差者，勿论”[13]。虽然诸条均为勉强之词，但明成祖朱棣允准了李朝的请求。当年十月十一日李朝使臣金瞻回到李朝王京，报告明朝准许其“参散千户李亦里不花等十处人员之请”，李朝于北疆的管辖界线从铁岭向北推进到了参散等11处。但李朝并不满足，于第二年五月，又遣艺文馆大提学李行到京师，请求将所准允的11处之北的女真人再扩归其管辖。“近又钦蒙敕旨参散等十处人员准请。切详猛哥帖木儿、答失等并管下一百八十余户见居公硷镇迤南镜城地面，把儿逊、着和等并管下五十余户见居公硷镇迤南庆源地面，各各附籍当差……”[14]李朝的这次请求被明成祖朱棣大加训斥，未准其请。李朝赶快遣使赔情：“予初不欲使李行计禀，帝已许东北面十一处人民矣，何颜更请此事。”[15]李朝扩疆达到“10处”之地。这“10处”在今何地呢，笔者限于条件，只能依据其他学者之研究成果。朝鲜学者李淳信著《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朝鲜与女真关系略述》[16]一文中小注（21）：奚关为今之岘城、斡合为今之宁安、大伸为花台、秃鲁兀为端川、阿沙为利原、参散为北青、洪肯为洪原、哈兰为咸兴。以此可见10处之地从南到北一线排开，其最北不过吉州之地。从高丽朝争取离京师不过三百里的铁岭归其属，到李朝请准得到的10处之地，其疆界向东北大面积递进式推进。依照其得寸进尺的战术，又提出囊括猛哥帖木儿居地之请，则猛哥帖木儿所居之镜城一定与“10处”之地的最北部接界，否则没有乞请的意义。而“10处”最北之吉州、明州（有学者考古吉州在今吉州之南）之地距离会宁城也太远。按照175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图，直量会宁至吉州距离为6厘米，从咸兴至吉州（10处从南至北）才8厘米，何况从会宁至吉州中间横亘着高山峻岭，非“10处”均在平川之内可比，统领180余户与“10处”女真为近邻的建州左卫怎么会在会宁呢。这是与史实矛盾的第六点。
七 与“北疆开拓”的历史过程不符
建州左卫女真第一任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名字，在《李朝实录》中出现得最频繁，李朝对他的一举一动，甚至想法如何都非常关心，在明朝授职之前李朝先授其以万户之职，令其统领庆源、镜城地方的女真人。当明永乐三年钦差王教化的招抚猛哥帖木儿时，李朝派官明着陪伴钦差做女真人的招抚工作，暗中唆使猛哥帖木儿等女真首领拒而不应招抚。但当猛哥帖木儿已经接受明朝所封官职之后，其与李朝之间形成了明争暗斗的对立关系，时而停“市”，时而抄掠的矛盾、冲突迭出，斗争日趋明朗和尖锐。李朝太宗十年即明永乐八年《李朝太宗实录》三月乙亥条记载：“吉州道察理使赵涓等诱杀建州女真首领四人，族众数百，焚烧庐舍，生擒人口……”四月辛卯条记“猛哥帖木儿寇北边……”己酉条记猛哥帖木儿率兵攻打庆源府，李朝兵马使郭承佑败走，“贼背有父母妻子仇，冒死来战，而承佑恃勇无谋，故败”。[17]五月丁卯条记猛哥帖木儿要李朝“还我旧土”，并愿以子送作人质。在《李朝实录》中此类记载太多，至于其弟凡察统领建州左卫时，矛盾斗争更加尖锐残酷，李朝越来越居于优势地位，建州左卫女真人日益苦不堪言。李朝世宗训叱凡察：“汝若不改前心，事我不诚，汝无生理矣，汝之七子二女与诸族属皆在此，汝何不爱惜乎。”[18]凡察在李朝钳制之下，杀不敢杀、走不敢走，不得已面见李朝世宗，提出退避三十里之请求……如此，建州左卫与李朝之间矛盾、冲突、殊死相争数十年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争夺土地、生存空间。如果猛哥帖木儿自初居于图们江畔的会宁地区，则何必有那么长时间的往复争斗呢？朝鲜科学院历史所著《朝鲜通史》第十五章“北方的开拓”标题下写道：“在十五世纪我国的对外关系上，女真问题颇为重要，因为这时我国大力开拓北方，它与女真有密切联系。”朝鲜学者认为到公元1449年（李朝世宗三十一年、明朝正统十四年），建立会宁、庆源、钟城、庆兴、稳城、富宁六镇，又用长城将边镇连接起来，徙南道人民实六边镇之后，才完成了北方开拓的任务。北疆开拓的历史过程与初址会宁说是矛盾的第七点。
八 “铁岭”与“公硷镇”的地理位置
铁岭是山名，公硷镇是城名，从表面看似与会宁没什么关系，但由于高丽朝与李朝都与明朝争疆界，铁岭与公硷镇是两个重要的地理标志，建州左卫初址也是李朝与明朝争疆土的目标，所以确定铁岭与公硷镇的今天地址，与判定会宁是不是建州左卫初址是有重要联系的。
明洪武二十年由户部咨高丽国王辛禑：“以铁岭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原，其土著军民、女真、鞑靼、高丽人等，辽东统之；铁岭之南，旧属高丽，人民悉听本国管属。疆境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复有侵越。”[19]辛禑再次表现出遣臣申辩和派兵北征的强烈反应。虽然朱元璋一直没有答应高丽王辛禑的请示，但于洪武二十六年李氏朝鲜建立的第二年四月降旨，将已委任官职的铁岭卫改在今天的辽宁铁岭。“徙辽东铁岭卫于沈阳、开元两界古嚣州（今铁岭）之地”，[20]表达了对李成桂王朝的支持。高丽朝与明朝所争的铁岭成为铁岭卫故址，对故址的今天位置，有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
孙与常认为铁岭为今朝鲜咸镜南道与江原道交界岭。[21]此观点在当代学者中不乏其人。追溯李朝的记载，高丽王辛禑的表文说：“铁岭迤北，历文高和定咸诸州以至公硷镇，自来系是本国之地。”文州位在诸州最南即今文川，所以铁岭在文川之南。在李朝表文中为继续说明铁岭为其境内，特别说明“铁岭之山，距王京仅三百里”，这三百里的距离也限定不会在今汉城的正东或正西，只能在汉城之北或北偏东、偏西之地。这样文川之南，汉城之北，铁岭的方位基本确定下来。铁岭是元朝与高丽朝的边界。朱元璋依旧疆置铁岭卫，已命官兵前往，以高丽人争之甚，终不得立，而内迁。
对于明朝与李朝来说，公硷镇是比铁岭还重要的历史地理标志。李朝太宗与世宗都举着高丽王辛硷打出的旗帜，公硷镇为边界。而且都说公硷镇为界之始是高丽睿宗朝尹瓘率兵北征，在征服之地所筑之城之一，所谓“立碑于公硷镇以为界”。孙与常认为公硷镇即今咸镜南道咸兴郡德山面上垡里山城。此说与高丽王辛禑表文所说，“切照铁岭迤北，历文（文川）、高（高原），和（永兴）、定（定平）、咸（咸兴）诸州以至公硷镇”是吻合的。而且他的说法经过研究根据有力，一是据《高丽史》卷12、14睿宗1、2的记载；一是据朝鲜学者尹武炳著《言州城公硷镇》（载《历史学报》第10辑），是其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宋健对公硷镇的今址作了与孙与常相同的确认，[22]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韩国震檀会编的《韩国史·中世纪篇》（乙酉文化社，1965）。
王崇时对公硷镇的方位作了考证。他从《金史》与《高丽史》两部记述当时之事的历史书中，所反映女真与高丽争夺曷懒甸之战全过程看，高丽所筑九城均在曷懒甸内，其最北之城为吉州。当时“尹瓘的部下林彦在芙州厅壁上题记尹瓘战功时明确记载他攻占曷懒甸，拓地为‘方三百里’”。王崇时还提出根据说：“曷懒甸之战后期，女真军包围吉州数月。守城高丽军‘死伤者众’，故高丽国王再次派吴延宠率军北上增援。吴延宠军‘行至公硷镇，贼遮路掩击，我师大败’，由此可见公硷镇当在吉州之南，所以稍晚些的朝鲜《大东地志》在吉州条内说，‘公硷镇当时在吉州’境是符合实际的。”[23]吉州在哪里，是否今天之吉州，宋健在文中注明：“吉州一弓汉依村，今洪原郡鹤泉面天鸡峰山城，设吉州防御使。”[24]高丽睿宗遣大将尹瓘北征女真之地，又筑9城，凯旋才不过一年之间，其北征所达到的地域仅能限在今咸兴周围。而李朝于太宗五年即明永乐三年向明朝进一步提出将庆源和镜城地域归其管辖，理由是这些地域皆在公硷镇迤南。这样公硷镇就从咸兴北移了，移到庆源、镜城之北。李朝提出的公硷镇位在哪里？王崇时根据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地理志》“庆源都护府”条内，将公硷镇推到了“越豆满江滩北去九十里，有吾童沙吾里站，其北六十里有河伊豆隐，其北一百里有英哥沙吾站，其北苏下江边有公硷镇，即尹瓘所置镇……”“其所谓之苏下江似为今绥芬河（但绥芬河不发源于白头山）”[25]，如果公硷镇在绥芬河畔，那么距高丽原有边界达千里之遥。尹瓘之军号十几万之众，又多为步军，与女真各部联军的激烈交战中，怎么可能在一年之内征讨到那么辽远之地？况且要翻山越岭穿过原始森林，越过图们江等大河，即使军队涉过，其由境内所迁之民五百余户男女老少怎么可能到达千里之外去“实边”？所以很容易得出结论，李朝太宗五年向明廷请给“公硷镇迤南镜城”和“公硷镇迤南庆源”地域，不过是将历史上出现的公硷镇（临时修建的简易小城）作为假托，扩其疆土是其实意。因为公硷镇是人为的短暂目标，在明朝又找不到任何史料审其可否。所以当朱棣训斥李朝使臣“朕夺汝土地，则请之可也，皇亲猛哥帖木儿，何关于汝乎”，不承认庆源、镜城为其境内时，李朝太宗心虚不敢坚持，不敢像末世高丽朝那样再三坚请铁岭为其境内。而是赶快表达愧悔之意：“予初不欲使李行计禀，帝已许东北面十一处人民矣，何颜更请此事。”[26]李朝太宗之所以心虚，因为这是他编造的理由，专以对抗明朝召抚女真之用。太宗四年四月（派使臣之前）“命领春秋馆事河仑，知春秋馆事权近，开史库考前朝睿宗实录。睿宗朝侍中尹瓘击东女真，立碑于境上。帝遣王可仁于女真，欲设建州卫，故欲据此对之”[27]。李朝世宗中期在图们江建立四镇以后“徙南道之民二千二百户以实之”。但是北迁之民不适应高寒气候，农业歉收头畜多毙，“疾疫流行死者甚众，新徙之民不安其居，思归故土或致亡命。因而造言者以新邑不可永建，朝夕当罢。至于一二大臣亦言，高丽时尚不能以豆满江为疆城，今以摩天岭为界亦可守也”[28]。迁徙之民与当朝大臣都对占领新疆土没有信心，朝臣建议以摩天岭为界也有根据，那是高丽朝借元末之机北征划定的新的界线。以摩天岭为界的主张不止一二大臣，是群臣的呼声，有大臣直接说：“咸镜道本非我国也。”偷梁换柱是李朝在外交上常用的方法。公硷镇不在图们江山外，而在会宁以南，其实际位置与初址会宁说相矛盾。
九 斡木河
与建州左卫初设时期有联系的河流是斡木河。《李朝实录》中说这是女真语的称谓，李朝称阿木河以示区别，但在其记载中并没有区别开来，而是两个称呼没有规律地交替使用。在这里需要将两个问题探讨清楚：一是斡木河是不是图们江；二是斡木河在今天的什么位置。
李朝称图们江为豆满江，在猛哥帖木儿活跃的30年中，斡木河或阿木河常伴其名出现在《李朝实录》中。到了建州左卫第二代首领凡察、童仓时，豆满江出现了，而且与阿木河两条河在此时期同时出现，又随着形势变化，豆满江出现的时候增多，斡木河出现减少。斡木河与豆满江在凡察作首领的前期同时出现，所以两名不是前后称谓的同一条河，是不相同的两条河。又见于李朝世宗十三年十月戊申条，“序班崔真……上引见于幄次曰：‘尔今往见斡木河，其势如何？’真曰：‘初至彼境，野人率妻子登山，只有四人候……”[29]李朝世宗十五年六月辛卯条：“宣慰使上护军池舍回自斡木河，复命曰：‘臣到彼境，猛哥帖木儿以兵仪延命，设宣慰宴……’”[30]在此两条记载中李朝君臣称斡木河为“彼境”，说明斡木河是女真人的地域，而非在李朝境内。当李朝想借猛哥帖木儿死去部众无首的机会建城占疆，李朝边官咸吉道观察使金宗瑞于世宗十六年三月汇报说：“臣……等审定庆源、宁北镇两处城基布置条件，开写以闻：……一、斡木河则非唯壤地褊小，而薄田居半，间有膏腴之地皆为彼人之田。入居人民耕作之田数少，不可置其郡邑也……”[31]以此条可知斡木河不是流经开阔平原的大河，很可能是连绵的山脉中一块较宽阔的谷地。而在此前一年的十一月，李朝世宗就“召黄喜、孟思诚、权轸议宁北、庆源两镇移排条件，令知中枢尹淮制教旨下兵曹曰：……且斡木河直豆满江之南，在吾境内，土地沃饶，宜于耕牧……”[32]这一条资料证明斡木河与豆满江不是同一条河，斡木河的方位在豆满江之南。那么斡木河是不是猛哥帖木儿初被明廷招抚的滨海境城呢，从《李朝实录》记载看亦非为一地。李朝太宗末年猛哥帖木儿率部离开了镜城，十八年九月壬午条记咸吉道都巡问使柳思讷等报告：“猛哥帖木儿遣人欲率去镜城接李大生等五人。命守御官据此禁止。”[33]昔日为建州左卫之域的镜城，此时变成李朝疆界，不许猛哥帖木儿再来，不许接走滞留彼地的部众李大生等人。就在同年十一月，上护军朴楣在廷议中说“猛哥帖木儿既徙他处，宜于阿木河置镇，与庆源、镜城鼎峙”[34]。正当李朝未及在阿木河置镇时，猛哥帖木儿率众重回这一地区，镜城已不能回，回到了阿木河“蒙圣旨许令复还阿木河地面以居”[35]。当年十二月建州左卫之部众面临饥饿威胁，他们或三四十或四五十携妻带子结伙而“乞食于庆源、镜城民家”。虽然猛哥帖木儿是奉圣旨而还，但李朝对其还是大不欢迎，所以“命令边民入堡”，不让朝鲜百姓接济寒天冻地中的饥民，又为了防范其“作耗”，下令军队“整军防戍”，同时传谕猛哥帖木儿，施米粮于少数头领可以，人人接济不可能。[36]以此条看斡木河与镜城不是一个地方，而是近接的两个地方。李朝世宗趁猛哥帖木儿父子遇害，新首领凡察赴北京受职之时，在斡木河畔建宁北镇。凡察归来后向李朝边官提出质问：“今作镇于斡木河，仍率我以居乎？无乃黜我等乎？”李王说：“愿为之氓则何逐之，有若欲出则何拘之。”[37]李朝将建州左卫女真人赶出斡木河地区。而建州左卫之众在会宁地方也不安宁，又不得不让出会宁。凡察面对李朝世宗“良久不言”，最后憋出一句话“欲退居会宁三十里之外”[38]。建州女真人终被赶出图们江以南。斡木河是流淌在山谷间的河，因为猛哥帖木儿与他率领的建州左卫部众曾生活在这里，使这条河从许多山谷河流中脱出，成为当时多方面都关心的地理标记，成为留给后人的历史遗迹。
斡木河的准确位置在哪里呢？对于疆域广阔的大明朝来说，它同先期的镜城和后期的会宁在同一个方位上。而且明朝关心的是李朝“侍大致诚”的态度，和女真人相安无扰，不关心李朝与女真间的是非和女真人生活地域保障，所以在明朝人记载的史料中找不到斡木河的位置。笔者仍然借助他人研究成果来认识斡木河的位置。朝鲜科学院历史所著《朝鲜通史》第十五章关于“北方的开拓”中写道：“宁北镇是从江北向今天茂山地区入境的要地，1449年（李朝世宗三十一年即明朝正统十四年）在宁北镇的故址石幕地区新设了富宁郡，加强了对内地的保卫。这样，便完成了东北地区的开拓事业。”以此可知宁北镇是李朝世宗十五年所建，并建于阿木河畔。16年之后这里便成为故址，以此推断昔日的斡木河即在今日的富宁城地方，在今日镜城之北，会宁之南。斡木河不在会宁地方，是与初址会宁说相矛盾的。
十 关于《东国舆地胜览》
《东国舆地胜览》受到学界重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建州左卫初址会宁说的依据在此书中，为该书所记卷五十会宁都护府建置沿革条：“本高句丽旧地，胡言斡木河，本朝太宗朝斡朵里童猛哥帖木儿乘虚入居。”很明显此条与《李朝实录》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不相符。《东国舆地胜览》是朝鲜李朝官修地志。公元1481年李朝成宗十二年即明朝宪宗成化十七年成书，共55卷。1486年又参照《大明一统志》补正，修成《新撰舆地胜览》55卷出版。1499年再校订出版。1531年，李朝中宗二十六年命李荇等增补新记事修成《新增东国舆地胜览》55卷。壬辰卫国战争中册版散失，光海君时再加若干改订，于1661年即光海君三年再度出版发行，后世通行本即据此刊印。该书共经5个版本，一次校订，一次改订，一次补正，一次增补，前后历李朝成宗、燕山君、中宗、仁宗、明宗、宣祖、光海君共7个朝代，历180年才成定版，足见此书为李朝地理要籍。李朝成宗时为什么修纂此书呢？据初版徐居正序中所说：在李朝之前疆域之志只粗见于《三国》、《高丽》二史书，历史地域分裂不一，而到李朝不仅统一疆土，而且“封疆日辟”。直言之为开疆辟地前所未有的功业而修撰地理志书。于李朝成宗十四年正月由资宪大夫南原君梁诚之进献所纂《八道地志》，弘文馆、艺文馆大提学知经臣徐居正等进献《东文选》。在此基础上成宗命宣城府院君卢思慎宰诸臣用3年之功，于成宗十七年四月修成《东国舆地胜览》。以此观之，这不仅是一部地理志，也是一部为李氏朝鲜“开拓北疆”歌功载绩之作。同在该书初版序文中写明：在成宗之前定其疆域为八道，“处四方之中曰京畿，西南曰忠清，东南曰庆尚，偏南曰全罗，正东曰江原，正西曰黄海，东北曰永安，西北曰平安，成宗始定十道”。足见“北疆开拓”取得了很大成就，增加了两道的疆土。这部书在记录地理沿革方面肯定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官书，但也正因为是官书，必须反映官方即李朝的意志，特别表现在增加的两个道疆土的合理合法上。不必说后来校补增改者，就是初撰人梁诚之，在“李朝大业”已完成后，出于对开拓北疆成就的颂扬才撰《八道地志》以献王室。李朝在扩大疆界之前及同时，已经制定好了扩疆的理由与根据，作为王室之臣，思维必然难以突破王室定音定调的局限。该书是后世追记，与《李朝实录》即时记录的史料价值不能相比，因而以该书为主要或唯一依据来确定建州左卫初址会宁说是让人疑虑的。
[1] 原载《清史论丛》2001年号。
[2] 王钟翰等：《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第243页。
[3] 《李朝太宗实录》卷9。
[4] 《李朝世宗实录》卷20。
[5] 《李朝世宗实录》卷65。
[6] 《李朝世宗实录》卷65。
[7] 《李朝世宗实录》卷77。
[8] 《李朝世宗实录》卷77。
[9] 《明太祖实录》卷187。
[10] 《高丽史》卷137，《辛禑》5。
[11] 《明太祖实录》卷190。
[12] 《明太祖实录》卷227。
[13] 《李朝太宗实录》卷7。
[14] 《李朝太宗实录》卷9。
[15] 《李朝太宗实录》卷10。
[16] 顾铭学译，载《朝鲜历史研究论丛》，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
[17] 《李朝太宗实录》卷19。
[18] 《李朝世宗实录》卷65。
[19] 《明太祖实录》卷187。
[20] 《明太祖实录》卷225。
[21] 孙与常：《李朝与明建州女真的关系》，载《中朝边界研究文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8年内部出版。
[22] 宋健：《女真完颜部的南下与九城的归复》，载《中朝边界研究文集》。
[23] 王崇时：《十九世纪前中朝东段边界的变迁》，载《中朝边界研究文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24] 宋健：《女真完颜部的南下与九城的归复》，载《中朝边界研究文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25] 《十九世纪前中朝东段边界的变迁》，载《中朝边界研究文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26] 《李朝太宗实录》卷10。
[27] 《李朝太宗实录》卷7。
[28] 《李朝世宗实录》卷77。
[29] 《李朝世宗实录》卷54。
[30] 《李朝世宗实录》卷60。
[31] 《李朝世宗实录》卷63。
[32] 《李朝世宗实录》卷62。
[33] 《李朝太宗实录》卷34。
[34] 《李朝世宗实录》卷2。
[35] 《李朝世宗实录》卷20。
[36] 《李朝世宗实录》卷22。
[37] 《李朝世宗实录》卷63。
[38] 《李朝世宗实录》卷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