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益，字君虞。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生于唐玄宗李隆基天宝五载（746）丙戌，卒于唐文宗李昂大和三年（829）己酉，终年八十四岁，是中国古代诗人中为数不多的长寿者之一。

李益生活经历丰富，但长期以来，由于文献不足之故，对其生平叙述各家不一，甚至不乏前后矛盾者。近年来，由于唐人崔郾所撰《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致仕上轻车都尉安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赠太子少师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李益墓志铭》）及李益为其夫人卢婣所撰《唐检校尚书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李君夫人范阳卢氏墓志铭》（下称《范阳卢氏墓志铭》）等重要出土文献的面世，加之近三十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积累和研究方法与视野的更新拓展等，李益研究中过去存在的问题可望得以解决。

天宝五载（746）丙戌，李益生于东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大历初，应进士试而不第，作《送同落第者东归》。大历四年（769），“进士登第，其年，联中超绝科”（《李益墓志铭》）。大历六年（771），应制科“主文谲谏”，“词藻清丽，入第三等，授河南府参军”（《李益墓志铭》），时年二十六岁。大历十年（775）转郑县主簿。建中元年（780）入鄜坊节度使崔宁幕，随崔宁“巡行朔野”，此乃首次从军渭北，时年三十五岁。建中三年（782），“为卢龙军观察支使”，朱滔叛唐，“辞不就命”。建中四年（783）“判入等第，为渭南县尉”。贞元元年（785）秋，罢秩，赴鄜坊节度使唐朝臣幕，是为其诗所称之“再赴渭北”。贞元二年（786）秋，转唐朝臣振武节度使幕。贞元六年（790），入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但“久之不调，而流辈皆居显位。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旧唐书·李益传》），贞元十六年（800）入幽州节度使刘济幕，贞元二十年（804）罢归。宪宗李纯元和元年（806），征拜都官郎中，时年六十一岁。元和三年（808）策贤良方正科举人，因科场纠纷，出为河南府少尹。元和七年（812）转官秘书少监，兼集贤殿学士。此后，历任太子左、右庶子，左、右散骑常侍。文宗李昂大和元年（827），以礼部尚书致仕，时年八十二岁。大和三年（829）己酉，卒于“东都宣教里之私宅，享寿八十四”（《李益墓志铭》）。总体来看，李益一生仕途蹭蹬。六十岁之前，或沉沦州县簿尉，或委身方镇军府，郁郁不得志。晚年为言语侍从之臣，“名重官闲”，屡次改官，颇为顺利。

李益“诗名早著”（《唐国史补》），其诗内容丰富，咏物、怀古、纪行、游仙、酬唱、赠答、边塞等均有涉及。整体来看，除酬唱赠答贯穿始终外，其诗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官场生涯的阶段性基本呈对应关系。李益官场生活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即大历六年（到贞元元年）的簿尉生涯，建中元年（到贞元二十年）的军府生涯和元和元年（到大和元年）的京官生涯。在其簿尉生涯的十余年间，与道士来往较多，求仙访道及游仙之作多集中于此时，诗歌中充溢着浓厚的宗教意味和隐逸情怀，可见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失望与无奈，转而在宗教世界中寻找平衡与出路，《华山南庙》、《入华山访隐者经仙人石坛》、《入南山至全师兰若》、《登天坛夜见海》、《同萧炼师宿太一庙》、《罢秩后入华山采茯苓逢道者》、《长社窦明府宅夜送王屋道士常究子》等皆作于这一阶段，“三考西岳下，官曹少休沐。久负青山诺，今还获所欲”；“鄙哉宦游子，身志俱降辱。再往不及期，劳歌叩山木”（《入华山访隐者经仙人石坛》）；“乃悲世上人，求醒终不醒”（《罢秩后入华山采茯苓逢道者》）等堪为这一时期作品思想内容代表。

进入军府后，诗人一度豪情满怀，诗歌多以写实手法反映和记录边地军旅生活情状和感受，表达强烈的功业意识和报恩思想，从多个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军旅生活风貌和边地独特的景致和风俗，《夜发军中》、《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塞下曲》、《赴邠宁留别》、《边思》、《观石将军舞》、《观骑射》、《城傍少年》、《送柳判官赴振武》、《送韩将军还边》、《从军有苦乐行》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今日边庭战，缘赏不缘名”（《夜发军中》）；“问我此何为，平生重一顾”，“去矣勿复言，所酬知音遇”（《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请书塞北阴山石，愿比燕然车骑功”（《塞下曲》）等是其功业思想的具体表现。但后期军府生活也让他认识到了军府生活的坎坷和戍边者的孤寂与艰辛，风格开始转向沉郁和哀伤，表现出对长期戍边的厌烦和急欲还归的乡思等诸多情绪，《献刘济》、《从军北征》、《军次阳城烽舍北流泉》、《暖川》、《上黄堆烽》、《回军行》、《五城道中》、《夜上受降城闻笛》、《夜上西城听凉州曲二首》等皆为此类，“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盐州道胡儿饮马泉》）；“汉庭议事先黄老，麟阁何人定战功”（《赴渭北宿石泉驿南望黄堆烽》）叹国无良策可定边、边无良将可却敌。“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士卒哭龙荒”（《回军行》）叹朝廷不恤戍边士卒，边兵抛尸荒野。“来远赏不行，锋交勋乃茂。未知朔方道，何年罢兵赋”（《五城道中》）厌倦征战，直言当权者赏罚不明。“金河戍客肠应断，更在秋风百尺台”（《夜上西城听凉州曲二首》）；“莫使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盐州道胡儿饮马泉》）；“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今朝望乡客，不饮北流泉”（《军次阳城烽舍北流泉》）；“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向月明看”（《从军北征》）等述征人思乡情绪，委婉表达反战之声。

仕入京城后，诗人“名重官闲”，生活日益闲适，创作以酬唱应答为主，尤其喜欢游戏性质很浓的联句之作，《红楼下联句》、《宣上人病中相寻联句》、《八月十五日夜宣上人独游安国寺山庭院步月李舍人十兄迟明将至因话昨宵乘兴联句》、《重阳夜集兰陵居与宣上人联句》、《与宣供奉携瘿尊归杏溪园联句》、《兰陵僻居联句》等皆集中于这一时期。诗歌内容逐步走向狭小逼仄境地，甚至沦为日常生活记录本，如《照镜》、《罢镜》、《立秋前一日览镜》、《下楼》、《书院无历日以诗代书问路侍御六月大小》、《答窦二曹长留酒还榼》、《答广宣供奉问兰陵居》、《喜入兰陵望紫阁峰呈宣上人》、《乞宽禅师瘿山罍呈宣供奉》等，皆关注日常生活中小感受、小乐趣，以极其家常细碎之事入诗，可见此时生活内容的狭窄和单调。

就内容而言，边塞之作无疑成就最高。李益边塞诗最大的贡献是全面突破魏晋南北朝以来赋咏乐府旧题或虚拟边塞意象以抒发建功立业、忠君报国等独特情感的固有模式，而在真实具体的边塞环境中描写或记录边塞生活的种种细节和多个侧面，在真实具体的边塞生活展现和景物描写中自然投射边人的独特情绪和感受。“胡风冻合鹈泉，牧马千群逐暖川。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暖川》）；“破讷沙头雁正飞，鹈泉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度破讷沙二首》之二）；“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生长边城傍，出身事弓马。少年有胆气，独猎阴山下”（《城傍少年》）等皆为前所未有的具体边塞生活场景和边地风情习俗展现，没有长期亲身体验，没有高超的艺术感悟采撷能力，很难创作出这样灵性飞扬、风貌独特的诗语，故清人张澍在其《李尚书诗集序》中说：“惟君虞以爽飒之气，写征戍之情，览关塞之胜，极辛苦之状，当朔风驱雁，荒月拜狐，抗声读之，恍见士卒踏冰而皲瘃，介马停秣而悲鸣，诅非才之所独至耶？”

二十馀年不同地域的边塞生活经历和“身承汉飞将”的“关西将家子”情结，以及独特个性气质，使其边塞诗虽处“风衰俗怨”的中唐时代，依然洋溢着盛唐人的慷慨激昂和豪放乐观情绪，“身承汉飞将，束发即言兵”，“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赴邠宁留别》）；“腰悬锦带佩吴钩，走马曾防玉塞秋。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边思》）；“昔时征战回应乐，今日从军乐未回”（《暮过回乐烽》）；“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塞下曲》）；“结发逐鸣鼙，连兵追谷蠡。山川搜伏虏，铠甲被重犀”（《再赴渭北使府留别》）等诗语，是其理想中个人边塞军旅生活形象的艺术写照，此种形象，此类豪情，一向被认为是盛唐气象的典型表现，很难想象能出自中唐人之手。

就体式而论，其绝句水平最高，明人胡应麟认为：“七言绝，开元以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可与太白、龙标竞爽。”（《诗薮·内编》）尤其七言边塞绝句，更为当时之冠，《夜上受降城闻笛》和《从军北征》最为后人推崇。胡应麟认为：“初唐绝，‘蒲桃美酒’为冠；盛唐绝，‘渭城朝雨’为冠；中唐绝，‘回雁峰前’为冠；晚唐绝，‘清江一曲’为冠。”（《诗薮·内编》）其所谓中唐绝句之冠“回雁峰前”实即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一诗，胡氏误以“回乐烽前”为“回雁峰前”。清人施补华亦云：“‘秦时明月’一首，‘黄河远上’一首，‘天山雪后’一首，‘回乐烽前’一首，皆边塞名作，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也。”（《岘佣说诗》）他所推称的四首边塞名作中，李益之作独占其二：“天山雪后”即其《从军北征》，“回乐烽前”即其《夜上受降城闻笛》。毛先舒也说：“七绝，李益、韩翃足称劲敌。李华逸稍逊君平，气骨过之，至《从军北征》，便不减盛唐高手。”（《诗辩坻》卷三）

高度的诗歌成就为其赢得广泛社会声誉，时人崔郾谓李益：“天才秀出，为文章之杰。尤以缘情绮靡、吟咏情性为意。自典谟绝，风雅缺，作者之制稍稍而变，公未尝不根六律，正五声，以古之比典，合今之律度，涵孕风骚，宪章颜谢，一赋一咏，必胜于众。”（《李益墓志铭》）其诗或为图画，或为歌曲，广为民众喜爱。唐人李肇云：“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又有云：‘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乐曲。”（《唐国史补》卷下）《旧唐书·李益传》云：“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新唐书·李益传》亦云：“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图绘。”其诗也为当时几代君主所爱，多次被诏征文集，藏于皇家书库：“德宗皇帝统临万方，注意六义，诏征公制述，令词臣编录，阅览终夕，精微动天，遂以副本藏于天禄石渠之署。”“元和中，因张广乐赏丽曲，问其所自，知公属词，又两征文集，一见别殿。”（《李益墓志铭》）国内如此，国外亦颇受重视，据《李益墓志铭》：“及制使马宇奉命东夷，又见公雅什为夷人所宝，则中华之内，断可知矣！”

正因如此，其诗歌结集较早。就目前材料看，最早结集当在贞元四年（788），皆为边塞之作，“时左补阙卢景亮见知于文者，令予辑录，遂成五十首赠之”（《从军诗并序》）。此次辑录的五十首“从军诗”在《全唐诗·李益集》和《李尚书诗集》中尚存四十七首。此次辑诗赠人可能不是单纯朋友情谊，而应有某种政治背景或上层指令，当为前述《李益墓志铭》所云德宗皇帝“令词臣编录”“以副本藏于天禄石渠之署”事，卢景亮很可能是奉德宗之命而令李益辑录其从军诗，以供御览。

第二次结集当在元和十年（815）前后，即前述《李益墓志铭》所云宪宗皇帝“两征文集，一见别殿”之事。令狐楚编订《御览诗》，李益独占三十六首，为诸家之首，或与此事有关。李益诗集成书应在此之前，因为《御览诗》所录《金吾子》、《鹧鸪词》、《立秋前一日览镜》、《代人乞花》、《上洛》、《扬州怀古》、《水宿闻雁》、《扬州早雁》、《下楼》、《逢归信偶寄》、《送客归振武》等十一首，不见于明清人刊刻或手抄之《李益集》和《李君虞诗集》，其他如《题太原落漠驿西堠》、《宿青山石楼》等诗题亦与别集不同。

目前所见李益诗集主要有明抄本《唐四十七家诗·李君虞诗集》、《唐四十四家诗·李君虞诗集》，清初钱谦贞竹深堂抄本《李君虞诗集》；明刊本《唐人诗·李益集》、朱警刊本《唐百家诗·李益集》、黄贯曾嘉靖甲寅刊本《唐二十六家诗·李益集》、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李益集》，清席启寓刊本《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全唐诗·李益集》、二酉堂刊本《李尚书诗集》等。上述版本可分为《李益集》、《李君虞诗集》两个系统，区别在于《李益集》按诗体编排，《李君虞诗集》则不以诗体编排；《李君虞诗集》比《李益集》多录《从军诗序》及六首联句诗。但若从诗歌排列方式等方面细加考察，则知《李君虞诗集》实由《李益集》而来，如《李君虞诗集》上卷五十七首诗按序收录了《李益集》上卷三十四首五言古诗中前二十八首，又在其中按序插入《李益集》上卷七言古诗，下卷七言绝句、拾遗、七言律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之前几首。

上述诗集中，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应该成书最早。此本无序，无目录，开门见山，分上下两卷，按体式编排。篇末有拾遗诗四首，《盐州过胡儿饮马泉》见于《御览诗》，《效古促促曲为河上思妇作》见于《乐府诗集》卷九十一，另外两首不知出处。由于《文苑英华》卷一百九十五、《乐府诗集》卷三十三之《从军有苦乐行》，《文苑英华》卷二百三十五之《与王楚同登青龙寺上方》、卷一百九十四之《汉宫少年行》，《乐府诗集》卷二十四之《紫骝马》，以及见于《御览诗》及《万首唐人绝句》卷十一、卷二十之《金吾子》、《鹧鸪词》等十一首诗不见于是书，则此集祖本可能成书于唐元和间，其刊刻当在宋初。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云：“古书自宋元版以来其最可信者，莫如铜板活字，盖所据皆旧本，刻亦在先。”邓邦述在其《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卷二“曹子建集”条下说：“京师书友谭笃生得唐人小集多种示余，云是宋活字本，其字体与此极仿佛。阮叔亦得多种，竟定为宋刻。”叶德辉在其《郋园读书志》卷七“韦苏州集”下定该本（《唐五十家诗集·韦苏州集》）为“北宋胶泥活字印本”。

《全唐诗·李益集》成书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分上下两卷，上卷录诗四十五首，下卷录诗一百二十首，残诗一首，凡一百六十六首。此书以《李益集》为底本，故不收《李君虞诗集》中所录《从军诗序》和八首联句诗。卷首据两《唐书》本传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增补了小传。尽管未沿用原书条目，但编排顺序遵从《李益集》旧制，仅作三处修改，又将广泛搜罗的所谓李益逸诗增补到原各类诗体首篇之前或末篇之后。

《李尚书诗集》乃道光间武威人张澍编选，一卷本。由于以《李君虞诗集》为底本，故保留《从军诗序》和《全唐诗·李益集》未收录的八首联句诗。排列亦遵从《李君虞诗集》框架，但是为了强调《从军诗序》所言“五十首从军诗”的整体性，将《李君虞诗集》下卷前置，以《从军诗序》开篇，从《夜发军中》到《石楼山见月》等十七首沿袭旧制，此后，按顺序挑选出其中《边思》、《送柳判官赴振武》等十六首“从军诗”，插入《李君虞诗集》上卷《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登长城》等九首“从军诗”及从《文苑英华》诸书辑出的《从军有苦乐行》、《五城道中》、《塞下曲》、《送客归振武》等十三首“从军诗”。并校以嘉靖刊本等明清版本，随文附于诗歌之中。

《李尚书诗集》的优点在于搜罗备毕，基本收录了迄今所能见到的所有李益诗。但美中不足的是，可能由于过分求全，所以也收入了韩翃、戎昱、李端、张潮、卢纶诸人诗十首。

今人对李益诗集整理成果有三种，即范之麟先生《李益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王亦军、裴豫先生《李益集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和郝润华先生《李益诗歌集评》（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对李益生平及行迹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卞孝萱先生《李益年谱稿》（《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8辑）和谭优学先生《唐诗人行年考·李益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上述成果对李益及其诗歌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对本书写作亦有启发和帮助。但由于文献不足和那个时代研究方法及视野限制，加之默认前提为李益乃甘肃诗人等诸多因素，白璧微瑕在所难免，这为本书的研究工作留置了很大空间。

《〈李尚书诗集〉编年校注》以张澍所编《李尚书诗集》为底本，首先是因为此书所收李益诗歌的“完备”，即使其为求全而误收韩翃诸人诗歌，也有其存在价值，可以借此次整理研究予以正式甄别剔除。其次是此集以《李君虞诗集》为底本，校以嘉靖刊本等多种版本，在诗句中所作校勘注文价值较高。

《〈李尚书诗集〉编年校注》主要包括以下项目。

一、诗歌来源考察。对照具有宋本渊源、成书较早的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李益集》和清初席启寓刊本《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指出每首诗的出处和来源，对形迹可疑者，予以详细说明，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亦可使研究者了解《李尚书诗集》和《全唐诗·李益集》编纂思路和采诗原则。

二、详细校勘。以二酉堂《李尚书诗集》为底本，校以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李益集》、嘉靖刊本《唐二十六家诗·李益集》、席启寓刊本《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和明抄本《唐四十四家诗·李君虞诗集》、清初钱谦贞竹深堂抄本《李君虞诗集》、扬州诗局本《全唐诗·李益集》等明清版本，以及《唐人选唐诗十种》之《御览诗》和《才调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1958）、《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3）、《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唐音》（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三体唐诗》（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唐诗鼓吹》（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双溪醉隐集》（商务印书馆，1971）、《诗宿》（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古俪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唐诗拾遗》（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唐诗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石仓历代诗选》（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山堂肆考》（艺文印书馆，1970）、《唐诗镜》（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古今诗删》（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渊鉴类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骈字类编》（中国书店，1984）、《佩文韵府》（上海书店，1983）、《佩文斋咏物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全唐诗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甘肃通志》（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等，力求全面。较明显的失误，校勘记中直接校改，其他情况一般只列出在某书中的具体情况，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

三、注释。对诗歌出现的人物姓名、职官、地名、风俗、用典及生僻字词等，予以详细注解，尽量注明出处或典故来源，对化用或借用前人诗句情况，也予以简要考证，以便读者和研究者了解李益诗歌渊源及特色。

四、集评。将历代各类人物对每首诗歌的评语汇集于该诗之后，便于读者和研究者参阅。

五、辨析。对长期以来解读李益诗歌中的地名、人物、制度、诗题等多方面的误解，予以专文辨析，以明是非。

六、后人借用或化用李益诗歌情况考察。将后人创作中借用或化用李益诗歌或诗句情况予以考察，以明后人对李益诗歌接受概况。

七、编年。对能确认为李益之作者予以编年。

八、附录。附录中有三部分内容：

其一为近年出土或发现的对李益研究至关重要的三篇墓志铭：崔郾所撰《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致仕上轻车都尉安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赠太子少师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李益墓志铭》）、李益所撰《唐检校尚书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李君夫人范阳卢氏墓志铭》（《范阳卢氏墓志铭》）和崔融所撰《周故给事中太子中允李府君墓志铭并序》（李益祖父母《李亶夫妇墓志铭》）。

其二为从《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三《艺文》中辑出的李益《游栖岩寺》一首。

其三为新编《李益年谱》，以近年出土或面世的李益夫妇及其祖父母李亶夫妇墓志铭为基础，结合李益及其与时人交往唱和的诗歌，两《唐书》本传等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广泛吸纳近三十年来李益及其诗歌研究成果，对李益行迹予以详细考察，从李益生年、籍贯、仕历及家庭生活诸多方面提出大量新观点，使人们对以薄情和负心而闻名于世的唐诗人李益有全新认识，亦纠正、补充和完善前人研究中积累的许许多多疑难问题。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吸纳了卞孝萱先生、谭优学先生、范之麟先生和王军先生等前辈研究成果，一般都在文中有专注说明，没有说明者，在书后列参考文献，在此一并致谢。

尽管此书材料准备和写作前后花费十年时间，但由于水平有限，失误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