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贺雪峰

一

中国能在改革开放以后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变成世界工厂，离不开亿万农民工的贡献。当前中国大约有2.6亿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他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并在城市安居。大多数农民工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仍然在农村。这些农民工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龄大了、在城市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少时，他们很可能还要返回农村。农民工创造了城市的财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他们为之创造财富的城市却无法为他们提供安居之所。这样来看，如何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可以让他们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和基本保障，早当提上议事日程。

因为工业化和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过去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中国农民有了进城务工经商的机会。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并非全家进城，而是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获取非农收入，年老父母留村务农获取农业收入。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之前的农业收入没有减少，又增加了非农收入，这个农民家庭的经济处境因此好转。这就是农民愿意进城务工经商的原因，也是虽然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但农业仍然高效、农村仍然稳定及农民生活质量仍然比较高的原因。

同时，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是因为农业存在严重的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状况，但农民工并不一定能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与高额收入。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意味着中国只能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成为世界工厂。廉价劳动力的意思是，大多数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难以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机会与收入。不能在城市体面安居，又不能再退回农村，农民工就只能在城市不体面地生存，就可能沦落到城市贫民窟中。农民工若全家进城，失去农业收入，又要面对远高于农村的城市消费，日子就会很难过。

当前，中国进城农民工在农村仍然拥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他们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大都仍然留在农村。如果农民工运气好，进城后有了稳定就业和高额收入，他们就全家进城；如果运气不够好，进城失败，他们可以随时返乡。正是因为进城失败的农民工可以随时返乡，他们才不至于沦落到城市贫民窟中，才可以在进城失败后返回农村，在农家小院、熟人社会、蓝天白云下过“温饱有余”的生活。

二

研究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的逻辑和返乡的逻辑，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政策价值。当前学界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中，普遍将农民进城预设为单向、单次进城，而看不到农民工不断在城乡往返及农民工与农村之间复杂的多元联系。在农民单向进城的预设下开出的政策建议药方就很容易无的放矢，讨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话语就容易充满情绪。不以农民工本身的生活逻辑来理解农民工，就很容易出现对问题判断的错位，就很容易以充满批判和道德情绪的研究代替建设性的研究。

张世勇的《返乡农民工研究》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世勇通过对湖南省沅江镇80多位返乡农民工长达4个月的访谈，力图以生命历程视角来理解农民工进城务工和返乡的逻辑，从而提供与当前学界关于农民工研究的主流意见不同的视角。这一研究视角的不同有二：一是站在农民工家庭再生产角度讨论问题。世勇清醒地认识到，进城与返乡并非农民工个人的行为，那个与他们命运与共、收入与共、融为一体的家才是其进城与返乡的关键，世勇在书中提出的“家本位的打工模式”，正是对这方面发现的有益提炼。二是站在农民工返乡角度讨论问题。农民工返乡是十分中国式的问题，因为中国有农民进城失败后仍然可以返回家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现如今的土地制度是这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重要方面。正是这种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部分地消解了城市二元结构，使中国没有形成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大规模贫民窟，也正是这一制度安排使得中国农村存在一种应对农民工返乡的社会机制，世勇在书中将之归纳为“吐纳机制”。在这一研究视角的基础上，我们认识中国的农民流动，解决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应该有不一样的思路。至少我们在政策调整上，应当尽力减轻农民工流动过程的痛苦，而不是一味地从城市化角度讨论农民工问题。

研究返乡农民工，实质上是在研究农民流动。农民流动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对这一经验的关注，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讨。迄今为止，这一中国经验尚未得到很好的理解及理论阐释。世勇的研究也许还有待深入，但世勇对农民工研究新视角的开掘，是对农民流动研究的推进，这使他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政策价值。

三

世勇2004年来武汉读研究生，一直跟着我和华中村治研究团队读书、调查、做研究。我们团队强调研究生训练的“两经”，即硕士期间大量阅读社会科学经典，博士阶段做大量的农村调查以获得对社会的经验。读经典和做调查的目的都是训练人，是让他们在研究生期间打下扎实的理论和经验基础，既有理论的质感，又有经验的质感。世勇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训练模式下在武汉完成了7年的研究生学习，他也因此而具有扎实的学术基本功。尤其可贵的是，经过多年学术训练，世勇不仅有了扎实的学术基础，而且与我们团队的其他同人一样，对学术研究充满热情，怀着“顶天立地”的情怀做研究。希望他以此书的出版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经验，继续推进农民工的研究，做更有中国气派的中国研究。

过去华中村治研究团队研究的重点在农村，世勇研究农民工，尤其侧重返乡的农民工，虽然也涉及城市，但研究的重点还是在农村。我想，世勇既然已经开始研究农民工了，我们的农村研究也应该随农民工一起进城，开始研究城市、研究更加广泛的领域了吧！前不久，与世勇同届的吕德文连写两部著作，一部为《找回政治：基层治理转型中的群众路线》，一部为《街头政治：城市暴力的兴起》，其重点都已转入城市了；与世勇同届的田先红研究农民上访，也转入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同届的杨华由研究农民而研究宗教，再研究阶层，也已进城。我想，随着世勇他们这些人研究范围的拓展，将会有一个基础更扎实、调查更深入、视野更开阔的中国研究团队出现。

相信世勇和他的同学们及他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可以在建立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是为序。

2013年12月17日上午

于华中科技大学东七楼副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