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一 选题的缘由
注重党内生活、严格党内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优势。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尤其是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一贯注重党内生活,在90余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中形成了一整套党内生活的科学理论、原则、制度和传统。这是党始终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是加强党的建设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的领袖们在党内生活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辛的理论创造和创新,留下了大量有关党内生活的论述,这些论述散见于他们的著作之中。但是,笔者在查阅了党的领袖著作和党的文件后发现,迄今为止党的文献没有就党内生活进行专门的系统的论述[1],也未曾给“党内生活”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的领导人继承了党的历史上关于党内生活的优良传统,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了新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但仍没有就党内生活作专门论述,也没有给“党内生活”作出明确界定。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件首次向全党发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和“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并就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该文件第七部分号召全党“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其中第四项提出“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在这里,该文件明确提出对党内生活的要求,即“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和实效性,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逢迎讨好、相互吹捧,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并对此作出了一些具体部署。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任务和要求。2012年11月8日,他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专门就“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需要贯彻落实的八项任务作出部署,并提出了“增强党内生活原则性和透明度”的要求。
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毫无疑问需要进一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健全党内生活,严格党内生活,提高党内生活的质量,也就是要推进党内生活科学化。“党的建设科学化必定是一个长期推进和发展的过程,不会有固化的模式,它代表着行动的方向和坐标。”[2]然而迄今为止,在党的建设实践中和理论研究中,政界和学界对党内生活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党的文献从未对“党内生活”予以明确界定,学界和政界对其内涵缺乏准确认识和把握,有时将党内生活与党的组织生活混为一谈,有时又单独使用“党内政治生活”概念。而从理论上系统阐述党内生活和总结党内生活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研究,目前几乎是空白。显然,这种状况对健全党内生活、提高党内生活质量,由此提高党内生活科学化水平,都是不利的。无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党的建设实践看,“促进和保证健全、健康和生动活泼的党内生活就是贯穿党的建设始终的一项基本任务、一条主线。……没有党内生活科学化就没有党的建设科学化”[3]。因此,为进一步深化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弥补理论研究在党内生活方面的不足,笔者确定了这一选题。
二 选题的意义
1.拓展党建理论视野,力图有助于弥补理论空白点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要严格党内生活,党员要接受党内外监督,但却从未对“党内生活”(又称“党的生活”)给予明确定义。目前,这个方面只有一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党的组织生活概论》(它是1983年《党的组织生活》一书的修订版),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论述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生活的专著。但是,根据党内生活实践和理论界一致意见,我们知道“党的生活和党的组织生活,有联系又有区别。党的生活包括党的组织生活,而党的组织生活,不完全等于党的生活”[4]。《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八条在这个方面亦有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党员领导干部还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可见,党章既从党的组织生活对所有党员作出了规定,还另外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作出了单独规定。显然,这里的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与所有党员都要参加组织生活是有所区别的,但都是我们严格党内生活加强监督的要求,都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形式。
总之,迄今为止无论是党的建设实践,党的历代领导人,还是研究党的建设的理论界都没有对党内生活给予系统全面的研究,包括对“党内生活”“党的组织生活”“党内政治生活”等一些经常使用的概念及其区别都没有专门的阐述,没有完全厘清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博士论文中亦未曾见到有以党内生活为研究对象的。健全党内生活,造成生动活泼的党内政治局面,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这一切当然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本书将论述党内生活科学化基本含义,梳理、总结和阐述中国共产党推进党内生活科学化的历史经验,并对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进党内生活科学化作出自己的思考。将党内生活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这是适应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时代要求,以期进一步拓展党建研究的理论视野,有助于弥补目前党建理论上的空白点。
2.为进一步推进党内生活科学化提供参考和指导价值
“党内生活科学化”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党的建设科学化思想的最早萌芽。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党内生活科学化”命题,要求“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5]。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政治化,科学化”,就是要教育党员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科学分析政治形势和阶级力量,加强调查研究,克服主观主义,党内生活要克服主观武断和批评的庸俗化。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此使用“党内生活科学化”的表述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党内生活科学化的基本任务,那就是克服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
但是,此后“党内生活科学化”很难在党的领导人著作、党的文件中见到,理论界也几乎没有这样的表述。通常来讲,科学化一般指的是党要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就目前笔者所知,有两本书曾经在党内生活意义上使用过“科学化”表述。一本是潘立魁、唐晓清主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该书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我们党科学认识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积累了不靠政治运动而靠正面教育和正确批评来反对党内各种“左”右的错误倾向,促使党内斗争步入正确轨道,“保持了党内外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的思想建设更加科学化”。其后又明确使用了“党内生活科学化”表述。该书提出:“党内生活科学化,主要是指在党内生活中应遵循科学的原则和方法,要实行科学的管理和建立科学的制度。”[6]另一本是王长江所著的《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该书提出:“执政党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和任务的要求,努力建立科学的党内运行机制,使党的活动科学化。”[7]这两本书虽然从党内生活角度使用了“科学化”,但未对其基本内涵和如何推进党内生活科学化作进一步探讨。直到2009年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命题和任务,仍未使用“党内生活科学化”。
当然,党的文献没有再使用“党内生活科学化”的提法,并不等于我们党在长期党内生活中没有推进这项工作。前面已提及,没有党内生活的科学化就没有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当前,为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总结党内生活科学化经验教训,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党内生活科学化,促进党内生活的健康运行,造成生动活泼的党内政治局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时代课题。这个方面的研究必定对进一步推进党内生活科学化实践产生促进作用。
3.推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理论创新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是毛泽东对加强党的建设的一大突出贡献,也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中国共产党历来是一个高度注重学习、注重思想理论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党的实际相结合,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使党不断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在不断推进党的事业进程中同时加强和改进了党的自身建设,保持了党的团结统一和旺盛的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生命力。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加强自身建设,形成了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又与时俱进的党建理论,不断推进党建理论创新,有力地指导和推动党的建设科学化和党内生活科学化。2009年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如下要求:“加强党建工作调查研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全面认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推进党建理论创新,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提供科学指导。”[8]当前,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和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已经就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任务要求作出部署,因此,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化对党的建设科学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推进党建理论创新,这是理论界责无旁贷的一项重要使命。本书以科学化为线索,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自身建设中推进党内生活科学化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基本历史经验,并思考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党内生活科学化的路径和对策,因而对党建理论创新可以起到积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