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周期率”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 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由之路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闻名遐迩,这一对话发人深省,探讨与论证了政权更迭的规律,令人深思。
黄炎培(1878.10.1—1965.12.21)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省川沙县人,我国近代爱国主义者,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等职。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七位民主人士应邀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访问,历时95个小时,与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多次会谈,他们对延安所见所闻感触甚多。当时抗日战争胜利在即,黄炎培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
他与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发自肺腑,高瞻远瞩,其内容如下。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1]
黄炎培的提问宏观人类历史发展,探求人类历史曲折前进的历史规律。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可能直线前进,必然经过曲折道路,反映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马克思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2]黄炎培所说的“周期率”,正是从辩证发展的视角体现了这一规律。
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经历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除短暂的历史时期外,较长的历史时期有夏、商、周、西汉、东汉、唐、宋、元、明、清。这些较长的历史朝代,大体上都经历了初期的繁荣,中期的曲折,晚期的衰败。
毛泽东针对黄炎培的提问,作出了切中要害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由之路,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二 我们党对“历史周期率”的深刻反思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取得了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也发生过严重错误。这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都与对民主建设的认识有密切关系。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共产党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3]在这里,他把民主作为新中国建设总目标的重要内容。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4]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恰当的,实际上降低了民主建设的重要地位,必然导致忽视民主建设的倾向。1958~1962年,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重点强调了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指出:“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5]那段时间,由于党内民主生活开展得比较好,充分听取党内外的批评意见,国民经济很快恢复,经济困难得以克服。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使党的民主制度建设遭到很大冲击。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未经中央集体讨论研究,一人发动、一人领导,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遭到极大破坏。这些经验教训,必须认真吸取。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6]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党中央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不动摇,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为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适时地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成功地实现了经济持续发展,民主法治加强,国内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党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承前启后,高屋建瓴,深刻总结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回顾改革开放14年来的伟大实践基础上,明确指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7]党的十四大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必须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基本路线不变,社会政治稳定,有了这两条,我们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8]同时,十五大报告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总结了“十条基本经验”:一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二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三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五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六是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七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八是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九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十是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9]
2007年,党的十七大总结了“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10]这“十个结合”,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总结提出了“八个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11]
这些宝贵经验,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些宝贵经验,有力地表明:我们党既善于理论思维,又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是一个政治上坚定、理论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军号。《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全会进一步总结出我国改革开放的四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12]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13]
2013年4月19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说:“我们都知道,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在回答黄炎培提出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中国历代王朝兴亡的历史周期率时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变色,不变质,就一定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他强调指出:“核心的问题是党要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我们必须下最大气力解决好消极腐败问题,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14]
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正高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